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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感知和自动模仿，情绪共情能力是个体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基础性要素。在男女心理过程的发展中，两性在进入中小学发展阶段后，男女在对情绪表情的感知能力、情绪识别、情绪记忆和情绪易感性等情绪共情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进入学龄期阶段后，女性的情绪共情感知能力发展水平更高更快，显著高于男性，且这种性别差异在青春期最为显著。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一方面与个体的自身成熟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归因于社会性别角色认知。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文化交互作用，丰富对影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各项因素的多水平研究。
关键词：情绪共情 性别差异 性别角色 青春期
1 引言
情绪共情即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性分享及自动模仿，可使个体快速地感知他人的情绪，是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包括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感知和自动模仿两方面[1]。面部情绪表情能诱发个体对他人表情的自动模仿[2]和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感知，使个体产生情绪共情[3]。
情绪共情反应可以是指向他人的（称为共情关注），也可以是指向自己的（称为个人忧伤）。个体最早出现的情绪共情是个人忧伤。因为婴儿缺乏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所以对他人情绪产生的共鸣让婴儿认为就是自己本身有这种感受一样， 即情绪反应是聚焦于自己的。随着个体社会成熟水平的提高，个体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体验， 区分自我和他人的体验， 转而聚焦于他人，即是共情关注。在情绪共情的相关研究中常见的做法是呈现一些有关他人情绪情感体验的图片或文字材料，要求被试看完以后评定主观的情绪移情水平（自评情绪忧伤或共情关注的水平），或者记录被试的生理指标例如测量肌电的变化率和大脑神经系统反应指标来代表情绪移情的客观水平[4-6][1]。
基于国内外多数研究，学前期男女两性情绪共情能力没有显著差异，而进入学龄期后，研究发现普遍表明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及对情绪感知的敏感度显著高于男性[6]。并有研究指出发现，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前期两性个体没有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在儿童中期开始出现，从儿童中期到青春期共情的性别差异逐渐扩大，在青春期达到最高，成年期又稍有 下降。并且该研究认为，除学前期儿童外，情绪共情对共情性别差异的贡献量更大，测量工具的共情构念越偏向情绪共情越容易出现性别差异，女性对情绪刺激更加敏感，因此，在情绪反应上，女性可能更加具有优势[7]。
下文将从情绪共情的发展阶段出发，总结分析男女两性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主要归因和显著时期，并探讨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在两性成长过程中对情绪共情的影响差异，遵循发展性和客观性原则认识理解两性在心理过程发展中的差异，合理认识两性情绪共情差异背后的生理及社会文化多种影响因素。
2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及发展阶段
我们很容易能在平常生活中发现，在看同一部电影时，当男女两性观看着电影主人公演绎着悲怆的生离死别场景，女性时常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情绪体验例如轻轻抽泣伴随微微心绞痛，而男性则表现得较为平静情绪反应较为稳定。在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下，我会自然而然地合理推测，面对一些痛苦流露的倾诉对象，女性往往会比男性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情绪面部表现以及更为敏感强烈的情绪情感体验，也能更快地倾向倾诉对象与其情绪共情。
男女两性是否真实存在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是否长期存在于男女两性的心理发展过程和成长阶段？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一个最显著的成长特殊时期？下文将结合国内外研究从这几个问题深入探讨，进一步理解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
首先，基于多数情绪共情实验测量结果数据对比可发现，多数研究普遍认可成年男女两性存在显著的情绪共情能力差异，并且女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和移情敏感度高于男性，仅有少数研究结果发现没有性别差异[6]。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并非为男女两性从出生就所具有的情感反应鸿沟。在对学前儿童进行情绪共情能力测量时，由于新生儿尚未完全成熟，测量多采用观察法或父母评定法，例如编码分析一段婴儿面对其他婴儿哭泣场景的录像[8]。如果婴幼儿出现痛苦移情表现，则说明婴幼儿存在情绪共情能力，而这种情绪共情能力很可能是天生具有的。而多个研究追踪婴幼儿发展阶段，并呈现痛苦情景观察其情绪共情反应，均无发现明显的性别差异现象，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在学前阶段的婴幼儿不存在显著的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6]。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并非长期存在于男女两性的心理发展过程和成长阶段，而普遍认为发生始于学龄阶段，并且从这一阶段起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较高于男性[9]。国内外多数研究表明，通过问卷法和追踪观察法可发现，男女两性在情绪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上有显著体现，女性的共情能力在青春期后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并且比男性的情緒共情发展速度更快，同时这种情绪共情能力的女性性别优势在成年阶段依然显著，同时这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6]。
最后，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存在一个最为显著的时期即青春期。依据大量被试的情绪共情能力问卷数据元分析，相关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青春期，共情和性别的相关最强，其次是成年期、儿童中期和学前期。共情的性别差异并非是生而有之，从学前期到青春期随着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加强，在由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期时，共情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开始降低。而现有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是个体在生理水平上产生巨变的一个时期，是个体发育的另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青春期这一阶段男女两性的第二性征凸显，性激素激增，雌性体内所分泌的催产素能够增强个体的共情反应，雄性体内的睾丸酮则会减弱个体的共情反应，从生理因素上推测，青春期可能是情绪共情差异最为显著的时期[7]。同时从社会环境角度考虑，青春期是男女两性认识性别角色的最为重要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倾向于女性社会角色的个体往往会展露出更为丰富的情绪共情反应和情绪移情表现，社会文化更倾向于推动青春期个体感知女性的情绪共情优势。 总体而言，情绪共情普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及情绪共情发展水平速度对比男性均具有优势。但这种性别差异多认为从学龄期伊始，并随着年龄和性别交互作用影响发展，青春期可能是情绪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发展最为可能的一个个体心理过程发展阶段。
3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主要归因
由于情绪共情测量工具量表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测量结果可能更倾向于女性优势。但有研究在分析记录正常男女两性完成一系列与共情有关的情绪性判断任务时的脑部活动情况，并且在事后测量自陈共情水平。研究发现女性的杏仁核激活程度显著高于男性，由于杏仁核是主管情绪反应的脑区之一，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情绪反应性[6]。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了情绪共情水平的性别差异并非主观臆想，而有其一定的生理基础。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显然不能单一归因，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水平既有其先天生理差异基础，又受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对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主要归因的研究應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上展开，并努力探寻其他因素的可能性。
首先，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有其一定的生理基础及生物学因素，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可能存在先天上的差异。有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发现，睾丸酮水平与认知共情有负相关， 催产素水平与情绪共情有正相关，雌激素水平低的男性比雌激素水平高的男性有更高的情绪共情。还有的研究通过催产素滴鼻的方法操纵男 性被试的催产素水平，并且观测记录这些被试在观看情绪性情境图片后的感受自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了催产素的使用显著提高了情绪共情水平。这些研究结果都可以推测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的一些性别差异是由荷尔蒙影响的。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荷尔蒙水平显著增加，使得这一阶段可能成为情绪共情性别差异最显著的时期。除荷尔蒙的影响之外，男女两性的大脑在情绪加工方面存在的一定差异也可能成为影响男女两性情绪共情水平的差异[6]。
其次，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受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女性情感更为细腻体贴，更容易与他人共情。而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也往往会影响青少年的职业生涯规划，社会将更倾向于女性从事护理幼教等更侧重于情绪共情能力的职业，青少年在成长受教育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被社会化，努力适应自身被赋予的性别角色，从而出现男女两性情绪共情差异现象。性别角色倾向（gender-role orientation），即性别社会化[6]。许多父母在教育培养子女时，会更多地鼓励男性理性分析和尝试实操性任务，而更多地鼓励女性学会包容与共情关注，这样的教育既折射出了社会化影响，又使男女两性在心理成长进程中被社会化推动，从而展现出情绪共情的差异。
但目前研究尚未能完全分析男女两性对个体的情绪反应差异是否归因于生理因素基础亦或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女性较男性具有更高的情绪共情水平这一普遍现象的归因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4 总结与展望
情绪共情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从现有研究来看，女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及发展速度均高于男性，面对负性情绪女性有更加敏感的情绪表情注意感觉，能更加展露出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研究也获得了丰硕成果，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性别差异现象将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但这种情绪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学前期儿童的情绪共情能力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现象，而到了学龄期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优势才开始得到凸显。同时，由于荷尔蒙及性激素影响，青春期的男女两性快速成长，出现第二性征，而伴随着生理与社会化的交互影响，这一阶段的男女两性可能存在情绪共情性别差异的最显著时期。
依据现有研究发现，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有一定的生理遗传基础。男女两性的荷尔蒙激素分泌差异及大脑工作模式差异都可能是影响男女两性情绪共情能力性别差异的因素。但同时，社会与文化因素也不可忽略，男女两性在心理成长进程中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更多地被要求鼓励情绪表达与共情关注从而适应社会性别角色，而男性则更多被侧重于培养理性思辨及实践操作能力。男女两性在受教育及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选择形成性别角色意思，女性主观上会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情绪表达体验及情绪共情能力优势。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性别差异现象既有着先天的生理因素基础，有同时被社会及文化环境因素所影响。
尽管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现象研究已有了大量进展，普遍承认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优于男性，但关于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归因及情绪共情测量工具的客观性依然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首先，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归因的生理基础只具有一定的推测性，现阶段的研究并未能够实现探索男女两性的某一或某些生理因素与情绪共情存在直接关系，这些生理因素可能以多维度模式影响着情绪共情模式。因此，探寻这种多维度影响模式是今后的研究值得关注及跟进的地方。其次，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别角色归因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男女两性的培养模式受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影响，而这又很大程度造成性别偏见现象，女性因社会性别角色要求展露出更加优越的情绪共情能力。但这种情绪共情能力的获得是否是影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唯一因素依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情绪共情的测量工具多为情绪自评量表或观察法，这些工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测量工具的差异可能导致情绪共情能力测量的偏差。在后期的研究中，情绪共情的测量工具量表依然值得更进一步的更新与改进，探寻更为客观的测量模式。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研究在取得现阶段成果的基础上，未来应以多维度地归因模式探寻情绪共情能力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深入挖掘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文化交互作用，丰富对影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各项因素的多水平研究。
参考文献
[1]马伟娜，朱蓓蓓.孤独症儿童的情绪共情能力及情绪表情注意方式[J].心理学报，2014，46（04）：528-539.
[2]Dimberg，U.，Thunberg，M.，& Elmehed，K.（2000）.Unconscious facial reactions to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1）， 86–89.
[3]Stel， M.， van den Heuvel， C.， & Smeets， R. C. （2008）. Facial feedback mechanisms in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38（7）， 1250–1258.
[4]Bandstra，N.F.，Chambers，C.T.，McGrath， P. J.， & Moore， C. （2011）. The behavioural expression of empathy to others' pain versus others' sadness in young children. Pain， 152， 1074–1082.
[5]Roth-Hanania， R.， Davidov， M.， & Zahn-Waxler， C. （2011）. Empathy development from 8 to 16 months： Early signs of concern for other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34（3）， 447–458.
[6]陳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共情的性别差异[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9）：1423-1434.
[7]颜志强，苏彦捷.共情的性别差异：来自元分析的证据[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02）：129-136.
[8]Geangu， E.， Benga， O.， Stahl， D.， & Striano， T. （201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fants' emotional resonance to a peer in distress： Self-other awarenes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20（3）， 450–470.
[9]Mestre， M. V.， Samper Garcia， P.， Frias， M. D.， & Tur， A. M. （2009）. Are women more empathetic than men？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dolescence.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1）， 76–83.
关键词：情绪共情 性别差异 性别角色 青春期
1 引言
情绪共情即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性分享及自动模仿，可使个体快速地感知他人的情绪，是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包括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感知和自动模仿两方面[1]。面部情绪表情能诱发个体对他人表情的自动模仿[2]和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感知，使个体产生情绪共情[3]。
情绪共情反应可以是指向他人的（称为共情关注），也可以是指向自己的（称为个人忧伤）。个体最早出现的情绪共情是个人忧伤。因为婴儿缺乏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所以对他人情绪产生的共鸣让婴儿认为就是自己本身有这种感受一样， 即情绪反应是聚焦于自己的。随着个体社会成熟水平的提高，个体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体验， 区分自我和他人的体验， 转而聚焦于他人，即是共情关注。在情绪共情的相关研究中常见的做法是呈现一些有关他人情绪情感体验的图片或文字材料，要求被试看完以后评定主观的情绪移情水平（自评情绪忧伤或共情关注的水平），或者记录被试的生理指标例如测量肌电的变化率和大脑神经系统反应指标来代表情绪移情的客观水平[4-6][1]。
基于国内外多数研究，学前期男女两性情绪共情能力没有显著差异，而进入学龄期后，研究发现普遍表明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及对情绪感知的敏感度显著高于男性[6]。并有研究指出发现，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前期两性个体没有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在儿童中期开始出现，从儿童中期到青春期共情的性别差异逐渐扩大，在青春期达到最高，成年期又稍有 下降。并且该研究认为，除学前期儿童外，情绪共情对共情性别差异的贡献量更大，测量工具的共情构念越偏向情绪共情越容易出现性别差异，女性对情绪刺激更加敏感，因此，在情绪反应上，女性可能更加具有优势[7]。
下文将从情绪共情的发展阶段出发，总结分析男女两性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主要归因和显著时期，并探讨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在两性成长过程中对情绪共情的影响差异，遵循发展性和客观性原则认识理解两性在心理过程发展中的差异，合理认识两性情绪共情差异背后的生理及社会文化多种影响因素。
2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及发展阶段
我们很容易能在平常生活中发现，在看同一部电影时，当男女两性观看着电影主人公演绎着悲怆的生离死别场景，女性时常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情绪体验例如轻轻抽泣伴随微微心绞痛，而男性则表现得较为平静情绪反应较为稳定。在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下，我会自然而然地合理推测，面对一些痛苦流露的倾诉对象，女性往往会比男性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情绪面部表现以及更为敏感强烈的情绪情感体验，也能更快地倾向倾诉对象与其情绪共情。
男女两性是否真实存在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是否长期存在于男女两性的心理发展过程和成长阶段？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一个最显著的成长特殊时期？下文将结合国内外研究从这几个问题深入探讨，进一步理解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
首先，基于多数情绪共情实验测量结果数据对比可发现，多数研究普遍认可成年男女两性存在显著的情绪共情能力差异，并且女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和移情敏感度高于男性，仅有少数研究结果发现没有性别差异[6]。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并非为男女两性从出生就所具有的情感反应鸿沟。在对学前儿童进行情绪共情能力测量时，由于新生儿尚未完全成熟，测量多采用观察法或父母评定法，例如编码分析一段婴儿面对其他婴儿哭泣场景的录像[8]。如果婴幼儿出现痛苦移情表现，则说明婴幼儿存在情绪共情能力，而这种情绪共情能力很可能是天生具有的。而多个研究追踪婴幼儿发展阶段，并呈现痛苦情景观察其情绪共情反应，均无发现明显的性别差异现象，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在学前阶段的婴幼儿不存在显著的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6]。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并非长期存在于男女两性的心理发展过程和成长阶段，而普遍认为发生始于学龄阶段，并且从这一阶段起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较高于男性[9]。国内外多数研究表明，通过问卷法和追踪观察法可发现，男女两性在情绪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上有显著体现，女性的共情能力在青春期后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并且比男性的情緒共情发展速度更快，同时这种情绪共情能力的女性性别优势在成年阶段依然显著，同时这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6]。
最后，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存在一个最为显著的时期即青春期。依据大量被试的情绪共情能力问卷数据元分析，相关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青春期，共情和性别的相关最强，其次是成年期、儿童中期和学前期。共情的性别差异并非是生而有之，从学前期到青春期随着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加强，在由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期时，共情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开始降低。而现有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是个体在生理水平上产生巨变的一个时期，是个体发育的另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青春期这一阶段男女两性的第二性征凸显，性激素激增，雌性体内所分泌的催产素能够增强个体的共情反应，雄性体内的睾丸酮则会减弱个体的共情反应，从生理因素上推测，青春期可能是情绪共情差异最为显著的时期[7]。同时从社会环境角度考虑，青春期是男女两性认识性别角色的最为重要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倾向于女性社会角色的个体往往会展露出更为丰富的情绪共情反应和情绪移情表现，社会文化更倾向于推动青春期个体感知女性的情绪共情优势。 总体而言，情绪共情普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及情绪共情发展水平速度对比男性均具有优势。但这种性别差异多认为从学龄期伊始，并随着年龄和性别交互作用影响发展，青春期可能是情绪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发展最为可能的一个个体心理过程发展阶段。
3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主要归因
由于情绪共情测量工具量表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测量结果可能更倾向于女性优势。但有研究在分析记录正常男女两性完成一系列与共情有关的情绪性判断任务时的脑部活动情况，并且在事后测量自陈共情水平。研究发现女性的杏仁核激活程度显著高于男性，由于杏仁核是主管情绪反应的脑区之一，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情绪反应性[6]。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了情绪共情水平的性别差异并非主观臆想，而有其一定的生理基础。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显然不能单一归因，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水平既有其先天生理差异基础，又受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对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主要归因的研究應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上展开，并努力探寻其他因素的可能性。
首先，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有其一定的生理基础及生物学因素，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可能存在先天上的差异。有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发现，睾丸酮水平与认知共情有负相关， 催产素水平与情绪共情有正相关，雌激素水平低的男性比雌激素水平高的男性有更高的情绪共情。还有的研究通过催产素滴鼻的方法操纵男 性被试的催产素水平，并且观测记录这些被试在观看情绪性情境图片后的感受自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了催产素的使用显著提高了情绪共情水平。这些研究结果都可以推测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的一些性别差异是由荷尔蒙影响的。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荷尔蒙水平显著增加，使得这一阶段可能成为情绪共情性别差异最显著的时期。除荷尔蒙的影响之外，男女两性的大脑在情绪加工方面存在的一定差异也可能成为影响男女两性情绪共情水平的差异[6]。
其次，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受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女性情感更为细腻体贴，更容易与他人共情。而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也往往会影响青少年的职业生涯规划，社会将更倾向于女性从事护理幼教等更侧重于情绪共情能力的职业，青少年在成长受教育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被社会化，努力适应自身被赋予的性别角色，从而出现男女两性情绪共情差异现象。性别角色倾向（gender-role orientation），即性别社会化[6]。许多父母在教育培养子女时，会更多地鼓励男性理性分析和尝试实操性任务，而更多地鼓励女性学会包容与共情关注，这样的教育既折射出了社会化影响，又使男女两性在心理成长进程中被社会化推动，从而展现出情绪共情的差异。
但目前研究尚未能完全分析男女两性对个体的情绪反应差异是否归因于生理因素基础亦或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女性较男性具有更高的情绪共情水平这一普遍现象的归因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4 总结与展望
情绪共情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从现有研究来看，女性的情绪共情水平及发展速度均高于男性，面对负性情绪女性有更加敏感的情绪表情注意感觉，能更加展露出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研究也获得了丰硕成果，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性别差异现象将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但这种情绪共情能力的性别差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学前期儿童的情绪共情能力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现象，而到了学龄期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优势才开始得到凸显。同时，由于荷尔蒙及性激素影响，青春期的男女两性快速成长，出现第二性征，而伴随着生理与社会化的交互影响，这一阶段的男女两性可能存在情绪共情性别差异的最显著时期。
依据现有研究发现，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有一定的生理遗传基础。男女两性的荷尔蒙激素分泌差异及大脑工作模式差异都可能是影响男女两性情绪共情能力性别差异的因素。但同时，社会与文化因素也不可忽略，男女两性在心理成长进程中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更多地被要求鼓励情绪表达与共情关注从而适应社会性别角色，而男性则更多被侧重于培养理性思辨及实践操作能力。男女两性在受教育及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选择形成性别角色意思，女性主观上会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情绪表达体验及情绪共情能力优势。男女两性的情绪共情性别差异现象既有着先天的生理因素基础，有同时被社会及文化环境因素所影响。
尽管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现象研究已有了大量进展，普遍承认女性的情绪共情能力优于男性，但关于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归因及情绪共情测量工具的客观性依然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首先，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归因的生理基础只具有一定的推测性，现阶段的研究并未能够实现探索男女两性的某一或某些生理因素与情绪共情存在直接关系，这些生理因素可能以多维度模式影响着情绪共情模式。因此，探寻这种多维度影响模式是今后的研究值得关注及跟进的地方。其次，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别角色归因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男女两性的培养模式受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影响，而这又很大程度造成性别偏见现象，女性因社会性别角色要求展露出更加优越的情绪共情能力。但这种情绪共情能力的获得是否是影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唯一因素依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情绪共情的测量工具多为情绪自评量表或观察法，这些工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测量工具的差异可能导致情绪共情能力测量的偏差。在后期的研究中，情绪共情的测量工具量表依然值得更进一步的更新与改进，探寻更为客观的测量模式。
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研究在取得现阶段成果的基础上，未来应以多维度地归因模式探寻情绪共情能力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深入挖掘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文化交互作用，丰富对影响情绪共情的性别差异的各项因素的多水平研究。
参考文献
[1]马伟娜，朱蓓蓓.孤独症儿童的情绪共情能力及情绪表情注意方式[J].心理学报，2014，46（04）：528-539.
[2]Dimberg，U.，Thunberg，M.，& Elmehed，K.（2000）.Unconscious facial reactions to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1）， 86–89.
[3]Stel， M.， van den Heuvel， C.， & Smeets， R. C. （2008）. Facial feedback mechanisms in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38（7）， 1250–1258.
[4]Bandstra，N.F.，Chambers，C.T.，McGrath， P. J.， & Moore， C. （2011）. The behavioural expression of empathy to others' pain versus others' sadness in young children. Pain， 152， 1074–1082.
[5]Roth-Hanania， R.， Davidov， M.， & Zahn-Waxler， C. （2011）. Empathy development from 8 to 16 months： Early signs of concern for other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34（3）， 447–458.
[6]陳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共情的性别差异[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9）：1423-1434.
[7]颜志强，苏彦捷.共情的性别差异：来自元分析的证据[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02）：129-136.
[8]Geangu， E.， Benga， O.， Stahl， D.， & Striano， T. （201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fants' emotional resonance to a peer in distress： Self-other awarenes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20（3）， 450–470.
[9]Mestre， M. V.， Samper Garcia， P.， Frias， M. D.， & Tur， A. M. （2009）. Are women more empathetic than men？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dolescence.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1）， 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