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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起草。发改委有关人士称,该方案涉及内容包括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经济观察报》的这条新闻甫一曝出,媒体马上以“工资将大范围上涨”之类的标题大幅转载;更有经济学者指出,是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知道这是我第多少次看到这个美好的名词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名词太过美好,我总忍不住要对它报以怀疑:国民收入究竟该怎么进行倍增?政府又该如何大范围提高我们的工资呢?工资真是政府说涨就能涨的吗?还有,不拿工资的农民是否包含在“国民”的范围之内?诸如提高个税起征点之类的政策,能给农民和那些收入原本就在起征点以下的穷人带去什么好处?此外,这种倍增是平均的倍增还是有差别的倍增,倘若是平均的倍增,那岂不是让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吗?而如果是有差别的倍增,又会是弱者受益更多还是强者受益更多?
确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非常具有诱惑力,很多地方政府为此蠢蠢欲动,日本政府曾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例子更是被多次提及。可是,我们需要研究和借鉴的不只是一个取其字面意义的美丽名词。如果只是要借用人家一个名称的话,只能说明我们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词汇太缺乏想象力了。
事实上,中国能够依靠政府决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收入倍增”的,惟有公务员和垄断国企职工两个群体。对其他群体而言,无非是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类。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局面之下,工资收入如何能违背经济规律实现倍增?农民朋友更不用说了,原本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金融风暴最先冲击到他们身上,要么找不到工作从城市返乡,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而留守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其下跌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更是惊人。
我觉得,与其出台最切合实际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如制定克尽政府职责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因为越是经济困难的时期,国民越是需要政府的福利兜底。即便只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意义上,道理同样如此。公众表现出来的“不乐意消费”,其实质是很多人没钱消费,很多人不敢消费,还有颇具中国特色的不忍心消费(消费即意味着对“劫贫济富”的顺应)。倘若能够出台公平有效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至少可望有效改观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的现状。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连续3年的调查发现:在城镇地区,社会保障在不同职业群体间呈现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分化趋势,66.5%的下岗失业人员表示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障,其基本生活保障难以满足(11月23日《信息时报》);而在农村,除了“十一五”期间刚开始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外,农村社保体系几乎一片空白。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消费始终不能启动,提振全国消费的短板始终不能补齐,所谓“消费者革命”又将如何发起?
所以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固然很美好很诱惑,但我们更需要的却是很基本很务实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知道这是我第多少次看到这个美好的名词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名词太过美好,我总忍不住要对它报以怀疑:国民收入究竟该怎么进行倍增?政府又该如何大范围提高我们的工资呢?工资真是政府说涨就能涨的吗?还有,不拿工资的农民是否包含在“国民”的范围之内?诸如提高个税起征点之类的政策,能给农民和那些收入原本就在起征点以下的穷人带去什么好处?此外,这种倍增是平均的倍增还是有差别的倍增,倘若是平均的倍增,那岂不是让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吗?而如果是有差别的倍增,又会是弱者受益更多还是强者受益更多?
确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非常具有诱惑力,很多地方政府为此蠢蠢欲动,日本政府曾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例子更是被多次提及。可是,我们需要研究和借鉴的不只是一个取其字面意义的美丽名词。如果只是要借用人家一个名称的话,只能说明我们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词汇太缺乏想象力了。
事实上,中国能够依靠政府决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收入倍增”的,惟有公务员和垄断国企职工两个群体。对其他群体而言,无非是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类。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局面之下,工资收入如何能违背经济规律实现倍增?农民朋友更不用说了,原本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金融风暴最先冲击到他们身上,要么找不到工作从城市返乡,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而留守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其下跌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更是惊人。
我觉得,与其出台最切合实际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如制定克尽政府职责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因为越是经济困难的时期,国民越是需要政府的福利兜底。即便只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意义上,道理同样如此。公众表现出来的“不乐意消费”,其实质是很多人没钱消费,很多人不敢消费,还有颇具中国特色的不忍心消费(消费即意味着对“劫贫济富”的顺应)。倘若能够出台公平有效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至少可望有效改观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的现状。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连续3年的调查发现:在城镇地区,社会保障在不同职业群体间呈现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分化趋势,66.5%的下岗失业人员表示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障,其基本生活保障难以满足(11月23日《信息时报》);而在农村,除了“十一五”期间刚开始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以外,农村社保体系几乎一片空白。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消费始终不能启动,提振全国消费的短板始终不能补齐,所谓“消费者革命”又将如何发起?
所以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固然很美好很诱惑,但我们更需要的却是很基本很务实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