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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于1909年8月，家境贫苦，而且祖父母去世早，当时年仅5岁的叔叔就靠父亲养活。从10多岁开始，父亲就给地主家打长工，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后来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革命，叔叔参军南下到浙江一带，父亲在沂蒙山一带参加了八路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泰安战役、葛庄战役、解放沂水城等战役、战斗。父亲常说，我们并不是百战百胜，也有被敌人追得很惨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开阔的河岸边，敌人迫近，子弹从耳边嗖嗖地飞过，连长找到一个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机关枪刚架好准备射击时，枪手被敌人击中牺牲。还有一次，父亲所在的3人战斗小组在一个坟头后面刚刚商量完战斗计划，起身准备各自按计划行动时，其中一人被敌人打冷枪，当场牺牲。
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激战两天三夜，当时我方的粮食没有保障，老百姓的铁锅都已藏了起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盛粮食的瓮支起来，放上水和地瓜干，在下面烧火，等到快要烧开的时候，瓮却炸开了，只能捞一点半生不熟的地瓜干，吃一点继续战斗。吃了一点返回战斗岗位途中，由于天黑，再加上枪声连天，误走到敌人的阵地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吓得主动大呼“缴枪不杀”。我方在听到枪声已停，“缴枪不杀”的叫声时，随即吹起了冲锋号，一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百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父亲回忆说，当知道误走到了敌人阵地时，心想完了，送上门了！没想到敌人会主动缴械，也多亏了我方反应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过父亲的伤残证，上面记录着作战50次，三等甲级残疾。每次父亲讲到他的战斗经历时，他都心存怀疑地说：“你说子弹没眼吧，我打了一辈子仗，竟然子弹没打着我。”只是在前额头和左手中指留下了两块很小的弹片，当时上级给他评残，父亲坚决不要，拍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如果残废，那些缺胳膊断腿的怎么说？我不残我不要。”
小时候，按照农村习俗和父辈的约定，父亲过继给了我爷爷的亲兄弟（因为继爷爷没有孩子），到了而立之年，需要顶枝过日子，按习俗必须回家成亲结婚生子。父亲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于1952年由华东军区海军仓库主任位置复员回到了家乡，担任大社的社长、大队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卸任。
上世纪60年代，上级每年都分配下来招工指标，安排成国家正式工。因为多年都一直安排了别人，上级这次特别安排我姐姐到一个国营单位工作，上班两天后被父亲知道了，坚决要求撤回来，在母亲说情、大家反对的情况下，还是把姐姐的被子拿了回来，放弃了“铁饭碗”。他是这样说的：“先安排别人的孩子，等安排完了别人家的孩子之后，再安排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我们姐弟5人没有一个人安排工作。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会批斗时，要求全村人都给我父亲提意见，会议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给父亲提了一条意见，说他贪污了一棵树。父亲说：“我确实用过一棵树，夏天大风刮倒了，并且是已经死了的树，正好在我家菜窖边上，秋天培菜窖的时候就用上了，等明年春天菜窖拆了，就还给大队，我没有贪污，只是借用了一下，此事还和××支委说过。”一直到批斗会结束，再也没有人给父亲提出任何意见。
我小的时候很贪玩，大队有木工房，我凑近捡个刨花、拿块小木头都提心吊胆，如果让父亲看见，少不了挨一顿批评。公家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拿，在父亲看来这不是小事。还有一次，县水利局有一些修桥的模板放在我家南墙边上，我就爬到上边来回走动，顺手拿了一块30公分大小的木条。父亲看见了，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公家的东西不能动，赶紧离开。”夏天放学之后，同学们都到地里去拔猪草，而我却不能去，父亲说，别人可以去，咱们不能去，到地里会踩了集体的庄稼。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里很不宽敞，但经常有来客，连做饭的伙房里都有客人住，搞外调的、因公到我家附近炸药厂运炸药的，就连到县城赶集的都时常留宿。虽然没有好吃的，煎饼、开水，你得供吧，在当时大锅饭，没吃的、没烧的、没穿的情况下，已经是做到能帮尽帮了。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经常说儿子给她下药，三天两头找到父亲，说谁害她，谁骂她，唯独作为村书记的父亲是她最信任的人。他在自己家烧柴、吃饭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也得省出点给这位老人。多年来，我们家一直照顾这位老人，直到她走完了人生。
父亲在战争年代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可他天天忙于工作，坚持不到医院看病，一次因胃出血实在坚持不住了。医院得知父亲是参战老兵、老党员、老支书后，根据有关政策规定，主动跟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免除了住院费用。这件事父亲从心眼里感谢政府：“我住院，共产党花钱，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父亲眼光长远，他任大队书记期间，带领全村村民在村前房后、河边地头坚持栽树，几十年过去了，村周围绿树成荫。记忆中，一到夏天晚上，村民就到树林里捉知了，一晚能捉几百只。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树，村里人才有柴烧。后来这些大树也是村集体唯一的财富，大队的建设、发展，都是靠卖这些树木换取经济来源。
父亲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儿时父亲教我的。我时常在想，父亲一生没有给子女、家庭留一分钱的存折，但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人格魅力和一个抗战老兵、老共产党员、老支部书记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情、对集体那种无私精神。我时常在想，没有他们这样一代人的牺牲奋斗，就谈不上我们今天的幸福。
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泰安战役、葛庄战役、解放沂水城等战役、战斗。父亲常说，我们并不是百战百胜，也有被敌人追得很惨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开阔的河岸边，敌人迫近，子弹从耳边嗖嗖地飞过，连长找到一个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机关枪刚架好准备射击时，枪手被敌人击中牺牲。还有一次，父亲所在的3人战斗小组在一个坟头后面刚刚商量完战斗计划，起身准备各自按计划行动时，其中一人被敌人打冷枪，当场牺牲。
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激战两天三夜，当时我方的粮食没有保障，老百姓的铁锅都已藏了起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盛粮食的瓮支起来，放上水和地瓜干，在下面烧火，等到快要烧开的时候，瓮却炸开了，只能捞一点半生不熟的地瓜干，吃一点继续战斗。吃了一点返回战斗岗位途中，由于天黑，再加上枪声连天，误走到敌人的阵地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吓得主动大呼“缴枪不杀”。我方在听到枪声已停，“缴枪不杀”的叫声时，随即吹起了冲锋号，一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百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父亲回忆说，当知道误走到了敌人阵地时，心想完了，送上门了！没想到敌人会主动缴械，也多亏了我方反应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过父亲的伤残证，上面记录着作战50次，三等甲级残疾。每次父亲讲到他的战斗经历时，他都心存怀疑地说：“你说子弹没眼吧，我打了一辈子仗，竟然子弹没打着我。”只是在前额头和左手中指留下了两块很小的弹片，当时上级给他评残，父亲坚决不要，拍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如果残废，那些缺胳膊断腿的怎么说？我不残我不要。”
小时候，按照农村习俗和父辈的约定，父亲过继给了我爷爷的亲兄弟（因为继爷爷没有孩子），到了而立之年，需要顶枝过日子，按习俗必须回家成亲结婚生子。父亲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于1952年由华东军区海军仓库主任位置复员回到了家乡，担任大社的社长、大队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卸任。
上世纪60年代，上级每年都分配下来招工指标，安排成国家正式工。因为多年都一直安排了别人，上级这次特别安排我姐姐到一个国营单位工作，上班两天后被父亲知道了，坚决要求撤回来，在母亲说情、大家反对的情况下，还是把姐姐的被子拿了回来，放弃了“铁饭碗”。他是这样说的：“先安排别人的孩子，等安排完了别人家的孩子之后，再安排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我们姐弟5人没有一个人安排工作。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会批斗时，要求全村人都给我父亲提意见，会议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给父亲提了一条意见，说他贪污了一棵树。父亲说：“我确实用过一棵树，夏天大风刮倒了，并且是已经死了的树，正好在我家菜窖边上，秋天培菜窖的时候就用上了，等明年春天菜窖拆了，就还给大队，我没有贪污，只是借用了一下，此事还和××支委说过。”一直到批斗会结束，再也没有人给父亲提出任何意见。
我小的时候很贪玩，大队有木工房，我凑近捡个刨花、拿块小木头都提心吊胆，如果让父亲看见，少不了挨一顿批评。公家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拿，在父亲看来这不是小事。还有一次，县水利局有一些修桥的模板放在我家南墙边上，我就爬到上边来回走动，顺手拿了一块30公分大小的木条。父亲看见了，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公家的东西不能动，赶紧离开。”夏天放学之后，同学们都到地里去拔猪草，而我却不能去，父亲说，别人可以去，咱们不能去，到地里会踩了集体的庄稼。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里很不宽敞，但经常有来客，连做饭的伙房里都有客人住，搞外调的、因公到我家附近炸药厂运炸药的，就连到县城赶集的都时常留宿。虽然没有好吃的，煎饼、开水，你得供吧，在当时大锅饭，没吃的、没烧的、没穿的情况下，已经是做到能帮尽帮了。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经常说儿子给她下药，三天两头找到父亲，说谁害她，谁骂她，唯独作为村书记的父亲是她最信任的人。他在自己家烧柴、吃饭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也得省出点给这位老人。多年来，我们家一直照顾这位老人，直到她走完了人生。
父亲在战争年代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可他天天忙于工作，坚持不到医院看病，一次因胃出血实在坚持不住了。医院得知父亲是参战老兵、老党员、老支书后，根据有关政策规定，主动跟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免除了住院费用。这件事父亲从心眼里感谢政府：“我住院，共产党花钱，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父亲眼光长远，他任大队书记期间，带领全村村民在村前房后、河边地头坚持栽树，几十年过去了，村周围绿树成荫。记忆中，一到夏天晚上，村民就到树林里捉知了，一晚能捉几百只。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树，村里人才有柴烧。后来这些大树也是村集体唯一的财富，大队的建设、发展，都是靠卖这些树木换取经济来源。
父亲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儿时父亲教我的。我时常在想，父亲一生没有给子女、家庭留一分钱的存折，但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人格魅力和一个抗战老兵、老共产党员、老支部书记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情、对集体那种无私精神。我时常在想，没有他们这样一代人的牺牲奋斗，就谈不上我们今天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