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孙中林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今后喝什么酒、酿什么酒？中国酒业的天平到底该倾向哪一方？这确实是一个干系重大的课题。欢迎读者来信来稿就此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
　　眼下我们说喝什么酒，不单指朋友们走进酒店餐厅聚会时的选择，也不单指节庆家宴时的挑选，而是泛指当今时代，中国人喝什么酒。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年，全国4.75亿人口，各种酒类总和人均年消费为0.4公斤；2003年统计，13亿人口各种酒类总和人均年消费量为25.5公斤。其中消费量依次为啤酒19.5公斤，白酒2.5公斤，黄酒1.15公斤，其他酒2.35公斤。
　　我国经济已经步入快速繁荣发展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今后酒类的消费必然与日俱增。那么究竟喝什么酒，酿什么酒，该不该核计核计呢？
　　就拿排在前两位的啤酒和白酒来说，啤酒已由改革开放起始时的1978年年产48万吨增长至2003年的2540万吨；白酒却由1997年年产800万吨降为2003年的600万吨。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其原因有“两说”，一说认为酿造白酒“浪费粮食”，另一说则认为“白酒酒精浓度高，容易让人喝醉，对人体健康不利”，因此倡导国人朝着“最终用啤酒和葡萄酒代替白酒”的目标前进。按如此观点，关于喝什么酒的问题用不着讨论了，只要让酿造白酒的酒厂逐渐关闭，大力发展啤酒、葡萄酒，老百姓的餐桌上也好，酒店餐厅的酒谱上也好，甚至中国辞典上也好，压根就不再有“白酒”二字，不就是完事大吉了吗？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取消白酒，只喝啤酒、葡萄酒，中国的酒民是否认同，中国的国情是否认同，科学道理是否认同，是关键的关键。
　　中国人喝了几千年的酒，眼下白酒仍然是主流，所谓无酒不成席，主要是指白酒。其实，所谓“浪费粮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把农产品粮食用来酿酒，粮食就成了工业原料，生产出的酒和酒糟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价值，而随之带动相关产业，如制瓶、制盒、广告、酒店服务创造的附加值相当可观，怎么说是浪费粮食呢？那么，白酒“酒精浓度高容易让人喝醉”是怎么回事呢？最近美国内布拉斯州林肯大学学者纽曼专门对中国的北京、上海、呼和浩特三市的青少年饮酒进行抽样调查，发现青少年喝醉酒的酒种依次为啤酒、果酒和白酒。据我们对社会醉酒者抽样调查，结果与纽曼的结论基本相同。那么，啤酒的酒精度只有三四度，而低度白酒酒精度也有38度，为什么喝啤酒反倒醉得更多呢？其实，喝醉与否主要在人而不在酒。白酒因为酒精度数高，人们警觉性也高，往往适可而止。而对啤酒，因其酒精度低，精神上不设防，不知不觉就喝高了。特别是豪饮者，喝起啤酒来，动辄数瓶甚至一箱，一醉方休。如此看来，容易喝醉的罪名也该为白酒洗清了。
　　也许有人会说，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啤酒产业会带来更大益处，当然应该支持鼓励。其实，近十多年来，全国20万吨以上的啤酒企业，80%中外合资了，形成中国的水、中国的设备、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市场，由外国资本控股，产品打外国品牌。主要的利润当然都装进国外酒商的腰包了。
　　如果拿白酒和啤酒生产经营中各种因素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白酒完全是民族酿造业，外国资本基本没有染指；而大型啤酒企业多数中外合资。白酒完全使用中国现有7亿农民生产的粮食为原料，而啤酒以2003年论，进口了170万吨外国大麦和啤酒花；中国白酒是全世界六大蒸馏酒中独树一帜的酒种，而啤酒是西方生产历史悠久的酒种。
　　据西方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的传统饮酒方式是：成年人吃饭时才喝酒，节庆时喝酒，朋友聚会时喝酒；而西方饮酒方式是：酒商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开发出男女老少都能喝的酒如啤酒，随时随地可以喝。因此，认为中国传统的饮酒方式造成酒害、酒祸的危险性小，而西方的饮酒方式危险性大，特别是中国在面临汽车越来越多的形势下，如果由传统饮酒方式逐渐转变为西方饮酒方式，其潜在的危险不是更大吗？
　　絮叨了半天，中国人到底喝什么酒呢？此事还是要国人经过认真思考之后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笔者决无对任何酒种褒贬抑扬之意，无非针对“代替论”大声呐喊，试图唤起警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