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神秘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几乎不为人知。
　　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当年没有公开报道、发布公报的问题,有人作出了如下推测: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工委副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
　　这次会议是否存在泄密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内,但实际上即使没有泄密问题,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当时也是不会进行报道、发表公报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它与第一次和第三次庐山会议的性质不同。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开会惯例,中央工作会议一般不公开报道。如1962年初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不对外宣传。此次会议情况是在后来的有关报道中逐步被透露出来的,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直到1978年7月1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但第二次庐山会议也并非30年来没有被公开披露过。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人们还是知道的。“四人帮”倒台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到了这次会议。
　　第一次庐山会议与第三次庐山会议都是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大势的重大事件,由此成为了党史研究中的热点、焦点。相较而言,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重要文件,但严格说来,这些文件的通过,只是通过这次会议履行一个程序。因为在此之前,对于这几个文件,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已经基本成型。由于前期工作得力,才使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在会议上得以通过,也使得第二次庐山会议成为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普通的会议,所以在党史研究中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和关注比较少,也就属于正常现象。
　　(摘自《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李庆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