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化名）是成都富士康的一名员工，去年硕士毕业后进厂从事行政工作。对于此次苹果邀请独立劳工组织前来调查、评估一事，陈源称：“和以前苹果公司或者中国政府方面的例行检查不太一样，这次他们进厂调查，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准备。他们每天都会约谈很多人进行匿名访谈，现在还在调查中。”
　　经过数天的调查后，2月13日开始对富士康进行调查的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首席执行官奥瑞特·凡·希尔登语出惊人，先是表示已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发现了“大量问题”，随即又开始表扬富士康，称富士康“设施一流”，且“富士康真的不是血汗工厂”。
　　2月18日，FLA调查小组已按计划向富士康管理层提交初步的调查结果。凡·希尔登称，FLA的30人调查小组将随机抽取能反映厂区员工年龄、性别以及技术水平等特征的工人作为询问对象，最终将共询问3.5万名富士康员工。作为调查过程的一部分，工人还会将答案提交到FLA相关的服务器上，以便制成表格。
　　凡·希尔登的言论立即遭到了数家其他劳工权利组织的批评，对FLA调查独立性的质疑也再次被激起。
　　不过是场历史的重演
　　FLA（公平劳工组织）成立于1999年，其成员包括括耐克、阿迪达斯在内的多家知名跨国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减少全球血汗工厂的数量。FLA是一家非赢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它配合国际劳工组织、各国政府及其劳资关系协调机构，敦促会员公司和经销商在其供应链工厂中遵守劳工标准和企业行为准则。
　　今年1月14日，FLA宣布苹果将加入该协会，并成为首家加入FLA的科技公司。做为交换条件，苹果加入FLA后将会允许该协会对其95%以上设备供应商进行监督检查，FLA将能够独立评估苹果相关供应链，并将评估结果公布在FLA网站供公开查询。
　　除了加入FLA、接受FLA对供应商的审查，苹果和FLA的合作还有一项内容：将与FLA合作向供应商推广“供应商员工教育与发展计划（SEED）”，其中包括对供应商员工进行健康、安全作业以及金融，计算机、英语等方面的相关培训，以保障员工的自身权利。
　　苹果表示，2011年对代工厂实施审计的次数为229次，同比增长80%。其中有近半数厂商是首次进行调查，也包括位于中国的14处代工工厂。面对调查结果，苹果方面坦然承认“在众多代工工厂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并表示“正积极与厂商协商来解决相关问题”。
　　“在业内，我们将其称为‘耐克时间’，”对于苹果面对的问题，属于FLA的审计检查员伊涅斯·凯姆福尔（Ines Kaempfer）称，“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当时耐克也面临很多的负面宣传，但那还不到最糟糕的时候。很可能就像苹果现在这样，并不一定是最糟糕的时刻，只是那种(负面)宣传正开始慢慢增加。在当时的那个时刻，耐克也开始做些事情，而我认为现在的苹果也是这样。”
　　FLA的建立和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颇有渊源。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些公司在韩国和台湾等地的工厂就被称 为“sweatshop（血汗工厂）”。上世纪90年代，耐克将代工工厂迁到了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印尼和中国大陆，而质疑他们为“血汗工厂”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1990年，耐克开始致力于对全世界工厂工作环境和条件的监督。随后，耐克开始每年花费1000万美元在全世界各个工厂对工作环境进行跟踪调查记录，并对防火安全、空气质量、最低用工年龄和加班限度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2000年左右，耐克雇佣了97人对全世界千余家代工工厂进行监督，并开始和FLA合作，赋予FLA调查和监督权。
　　在2002年和2004年之间，耐克共审计代工工厂600余次，大多数工厂被评级为B和C级别，说明这些工厂还存在一些问题。少数被评为D级别的工厂，被警告如果不迅速整改，便取消代工合同。
　　现在，苹果面临着与耐克一样的考验。
　　苹果的自我检查是否真诚？
　　富士康同样不缺乏“伙伴”。“2012年的寒假我在北京诺兰特度过，这是我大学第二个寒假，也是我第二次在这种电子制造业进行实践，虽然很无趣，但可以感受下北京这个城市。这个企业据说来自瑞典，生产电子配件。进厂后和普通工人干的活一样，都是流水线组装产品，真很枯燥，每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没有技术含量。宿舍也很破，脏乱差，这和亦庄工业园区整体风格很不相符。每天最期待吃饭的时候，可惜被外包的食堂不给力，这不是毁人家外企的名声吗？不过还是知足吧，比去年在深圳那家做代工的小厂强多了。只是线长为了产量会说不让下班恐吓人或动不动就训人什么的这个比较容易让人精神紧张。”
　　这是一个广东高校学生博客中记录的在北京诺兰特实习时的生活。
　　据了解，诺兰特公司于1938年创建于瑞典，是世界领先的聚合物（塑料）部件生产商。诺兰特公司在电信业务领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世界各知名手机制造商都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北京诺兰特2001年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与北京富士康隔街相望。
　　《世界博览》记者随机对几位诺兰特工人进行了采访，据悉，普通老员工工资每月在2700元左右，底薪是1300元，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以上。
　　“媒体眼里的富士康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被误解的，还有些就是中国的现实。“成都富士康的陈源告诉记者。
　　在短短3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国乃至全球闯出一条大路。
　　无论在沿海还是内陆，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工人拿着极低的工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没有劳动保护，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根本得不到有效保障。“血汗工厂”的存在，当然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无视劳工权益所致。以沃尔玛为例，如果它发现有哪家厂家供货比现有的供货商便宜，哪怕只有几分钱的价差，也会立即转移订单。这样，供货商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方法压低工资成本。
　　在一些发达国家，迫于消费者反对跨国公司购买血汗工厂产品的压力，很多跨国公司要求供货的制造商遵守一定的劳动标准，如劳动时间、劳动环境方面，并为其供应链内所有商业伙伴制定指导方针，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但由于社会责任标准并非强制性的，也没有国际统一标准，因此，当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责任有可能被跨国公司扔到一旁。
　　而对于供货商来说，一方面要应对跨国公司对其提高劳动标准，特别是增加工人工资和减少加班加点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应对跨国公司对其缩短交货时间并压低购货价格的要求。供货商们被逼得只好弄虚作假，甚至将投入的劳动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除此之外，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招商引资“政绩”，对侵犯工人权益的事情听之任之，甚至与资方合流。
　　陈源透露，成都富士康和成都、四川政府关系非常好。“本来四川就是人口大省，这种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非常充足，富士康来到了成都政府自然很欢迎，有的时候发生些负面的事，政府和富士康的关系也很微妙。”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发表文章评论说：第一，中国的代工工厂都在争相提高产能，而不是工人的安全设施和工作环境。第二，西方人认为做代工的国家应该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制定严格的用工法律，而不是中国这样，工资每年增长率和用工制度没有严格法规或者相关机构去监督。苹果应该向上世纪90年代的耐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