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多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北航听完卢周来先生的讲座后陪他走出校门，向他讨要一本《穷人经济学》。他说这本书他手头早没有了。但他很认真地让我留下了地址，说他一本新书马上出版，出版后会给我寄过来。说心里话，尽管我留下了地址，但并没有太当真。因为我与卢周来先生交往并不多。
　　不久后我真收到了卢先生寄过来的新书《边缘的言说》，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三年前，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到一家很不景气的部门报纸当见习记者。报社布置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一些经济学家，谈谈对某一项新出台产业政策的看法。我手头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的资料，只好找一位在一家名刊当记者的师姐要来了几位经济学家的联系方式。当我诚惶诚恐地拨通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电话后，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对方极其粗暴地说：“你那个什么报纸我没有看过，我也不愿意接受采访”。然后就撂下了电话。我硬着头皮拨了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电话后，遭遇同样的“礼遇”，对方吐出四个字“我没有空”之后，电话中就是忙音。
　　我又气又急，不知如何办，报纸这个栏目明天早上就要拼版，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否则可能饭碗不保。情急之下我再找师姐帮忙。她沉默了一会说：“你找卢周来吧。尽管他不是搞产业的，但他说出的想法总是有他的道理。最主要的他不会摆架子。”
　　我那时已经看过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一书以及其他一些文章，在我的脑子里，他是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而当时“非主流经济学家”尽管在社会上影响不小，但在学界圈内似乎并不讨人喜欢。我在课堂上就听过一位“海归”先生批他们是“民粹主义”，说他们不讲学术规范云云。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了，还是拨了卢周来先生的电话。由于前两次的遭遇，我心中很有些忐忑。电话接通后，卢先生先是很耐心地听完了我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陈述，后来很亲切但却是很坚决地说：“对不起。我不懂产业，我是搞经济思想史的，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否则会说外行话。”
　　我急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事后想想大概是卢先生的平和的声音使我比较放松，颇有些无理地对卢先生说：“你一定要帮帮我。否则我今天完成不了任务。”他听了很奇怪，问我理由。我说我是一个实习期记者，很发愁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已经遭遇了两次拒绝，而明天一早就要发稿。卢先生听完后笑了笑让我留下电子邮箱地址，说他愿意帮忙，但对这个问题毫无研究不能随口乱说，要先加班研究一下相关材料，然后再将回答了的问题发给我，最晚第二天早上可以收到。
　　第二天我果然收到了卢先生的邮件。卢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受到编辑部上下一致的肯定。在发稿时，因为激动与感谢，我坚持在卢先生名字前面加上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头。两天后，看到报纸的卢先生给我来电话，极其严肃地说：“我从来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我一向认为我仅仅是个经济学者!”
　　当时，“非主流经济学家”中不少人在争经济学界话语权、为自己“是不是经济学家”而急眼，我便有些奇怪卢先生为何反而不高兴。直到这次翻阅《边缘的盲说》的“后记”，我才对卢先生的旨趣有所了解。卢先生在后记中这样写道：“说自己是‘边缘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诚然，学术是冷性的，但其实当下中国的‘学术圈’未必‘冷性’，也是十分热闹：相互‘抬轿’与相互‘砍杀’的现象比比皆是。更十分搞笑的是，这个圈子中甚至总有人带着他们的‘弟子’在为‘什么人算经济学家，什么人不算经济学家’这样幼稚的问题上刀光剑影，并发出‘清理学术门户’这样的叫嚷声。所以，过去的一年中，我尽量主动保持与各式各样的圈子、场所、聚会、沙龙等等的距离，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思考与写作。因此，在同样是‘人来人往、鸟来鸟去’的‘学术江湖’，我也是一个无门无派的边缘人。”
　　那次与卢先生交往过后，我很长时间没有与他再联系。后来一次与媒体朋友聚会，一个朋友为我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请卢周来写随笔专栏!朋友认为经济学随笔很“火”，而学界有三个人随笔写得好：梁小民擅长以讲故事的方式使经济学原理通俗化，汪丁丁擅长经济学哲学，而卢周来的随笔则充满了人文关怀。后来主编同意了这个主意。我又与卢先生联系，他非常忙，只答应有空会给我们报纸写，但不要开专栏。事后，他陆续给过我几篇稿子。其中有一篇关于社会公正方面的稿子发表后，一个重庆某国企老工人还来电话要卢先生的地址。
　　后来在我下决心离开那家报纸时，我给卢先生去了一封信，说了一些关于认识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很苦闷的话。他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这封邮件我至今保存着。他开导我说：一定要学会平常心看待一些社会现象，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实际已走过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史。这点一定要看到。不要误会真正的新“左”派与“非主流”只是一味批评，他们其实是看到我们社会面临的矛盾仍然是马克思当年揭示的矛盾：为了获得生产力发展，你必然要经历“用人头骨当酒杯”的残酷而痛苦的过程。而新“左”派与“非主流”以边缘的状态出现，其实就是想尽个人极其有限的力量，试图减轻或延缓被历史车轮碾轧的弱者的苦难，并提醒这个社会的强者应该有所忌惮。
　　也是在这封信中，他说他力求做一个边缘人。《边缘的言说》“后记”中有一段话，在他给我的邮件中写过：“学者要使自己的思想清醒、并使其学术能被证明更具生命力，最好是保持与纷繁喧嚣的现实世界的距离，做一个边缘人。”除此之外，他还给出了另外一条很“经济学”的理由。他说：“制度变迁是从边际上改起，所有人推动社会朝着善的方向的努力也只能从边际上做起，所以我认为我的言说的价值也体现在边缘上：从小事情说起。”
　　在做“自由小商人”的两年中，我一直关注着卢周来先生的文字。在我网上建立的“博客”中，将他的文字放在一起。我的确感到他经济学随笔的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来自于他的知识，还来源于他与别的“非主流”不一样的现代经济学精神，和他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这两年我也在业余写一些文字，其中，有很多直接引用他的观点或看法。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在网络而是在纸质媒体，我肯定是侵权了。
　　我真正见到卢周来先生，是去年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当时我正与一位朋友在一家宾馆谈“生意”，碰巧见到过去一位媒体朋友，这位朋友很神秘地说，二楼正有一个高层次的会议，集中了中国学界的最顶尖“牛人”，但可惜不让采访。我跟着他到二楼会议室，果然被拦在门外。于是朋友与工作人员“套词”，试图得到一些信息。他的收获是看到了“签名册”：与会者大概二十人左右，其中，经济学家中有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汪丁丁、温铁军，还有卢周来。我在一楼一直等到会议结束，主要就是想见一下卢周来先生。尽管我知道他是1970年代的人，但因为他的文字给我的印象过于老成，所以见到他还是很惊讶于他的年轻。
　　最近的交往就是这次“书缘”。在他北航演讲的提问阶段，我问了一个问题：“最近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舒尔茨的话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三年前你就写了一本《穷人的经济学》，当时还有人还攻击你。现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淡然地说：“温总理讲的穷人经济学，是针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感而发的。如果说一定要找关系，我只是很高兴于‘穷人经济学’这个说法可能因此获得了‘合法性’，不会再有人找学术讨论以外的岔子。”
　　几天后，我在《经济日报》《北京日报》上看到了他对于温总理“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提法的解读；看到了他发表在《环球》上那篇被各大门户网站、媒体广泛转载的文字：《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首先不能歧视穷人》；后来又看到了《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文章转载的他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关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我很兴奋地打电话给他，他说知道了，接着有点奇怪地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时我想起他说过的“我是一个边缘人”。
　　收到《边缘的言说》后，我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他说这本书很薄，内容也不够丰富，但是他做得最满意的一本。而满意的原因正在于书名。他说，其实他去年出版的那本随笔集，就想用《边缘的言说》作书名，但编辑出于别的考虑让他改名，于是改成了《游戏着经济学》。今年编辑这本髓笔集，与编辑的合作特别愉快，编辑不仅让他使用了《边缘的言说》这个名字，而且非常尊重他本人对这本书的定位：绝不仅仅是想使深奥的经济学道理通俗化——这件事已经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在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强调在转型期中国，经济学者不仅仅要以知识贡献，更要以清醒的道德良知参与社会建设。
　　我笑他可能有逻辑上的毛病：作一个边缘人，却要参与社会建设，似乎是想回归主流。他想了一会儿让我注意书中“后记”中另外一段话，即他承认他也曾经受到各种诱惑，一度想走出书斋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但他最终还是确认了在这个分工和被分工所异化了的世界上自己的位置：安心作一个边缘位置的学者。他说：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个很无能为力的人。
　　这使我想起北航那次演讲后，我陪他走出校园，晚十点多，一位盲人还在过街天桥上拉着把破琴乞讨。卢先生到街道的对面，说是要找一家商店，我陪他沿着街道走了许久，找到一家正准备关门的小店。他买了几袋方便面、饼干还有几瓶矿泉水，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然后折回天桥，放在盲人手中。离开乞讨的盲人后他对我连说了几句“真不好意思”。说他刚才做这件事情其实很虚伪，坐出租车回去的费用足够这个盲人吃一天饭；说他对这个世界很无力，惟一能聊以自慰的大概就是他还具备这种反省能力；但他也不知道这种能力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没有用。
　　应该是有用的。今天我像写一个熟悉的兄长一样把我与卢先生交往的一些事写下来，就是我已经感到他的言说是有价值的。我还想，如果当年作为刚接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实习财经记者的我，没有遭到那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大腕的冷遇，而是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像卢先生给我的那样的帮助和对待，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注意卢先生的文字，从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因为成了“弱势”之后，我才知道卢先生思想的价值——因为它的确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弱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