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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需要媒体监督的参与,究其实质,就在于其他治理机制仍存在诸多不足,而这些缺位或空白恰可由媒体进行弥补
公司治理由于牵涉太多“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多方力量共同博弈的集合体,因此,其治理机制也从内到外不断延伸,从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到高管层,再到外部的政府监管、法律规章制度,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社区治理”理论。当然,尽管有着如此众多的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也没有任何企业敢宣称自己的公司治理已臻完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公司治理机制逐步体现出“外部化”的特征,且不说证监会、工商管理等部门的深度关注,企业内部比如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数量不断增加、财务数据的外部审计等都体现了这种趋势,究其个中缘由,最主要的当然是为了追求好的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监督这种外部治理机制的光芒伴随着财经媒体的迅速崛起而日渐耀眼。公司治理需要媒体监督的参与,究其实质,就在于其他治理机制仍存在诸多不足,而这些缺位或空白恰可由媒体进行弥补。
媒体中立:监督管理者
企业管理者可能损害企业价值。日常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应当对企业尽到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和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然而做到这两点并非易事,有时候,管理者受自身能力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影响,不能实现预期企业价值,此为“欲而不能”;有时候则是管理者还存在管理腐败行为,所谓“能而不欲”,比如参与关联交易为自己及亲友牟取各种便利及不正当利益,收受回扣、礼金、中介费等,又如做会计假账、签订虚假合同、谎报业绩,从而骗取股东信任,再如滥用权力进行幕后操作、赏罚不明等,或玩忽职守,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管理腐败不仅缘于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包含其他因由,如由于现代经理人市场的高度流动特征,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基本都与其任期内企业的业绩表现直接相关,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采取一些不顾企业长期利益追求的措施来降低企业成本,比如降低研发、宣传等费用而专注短期促销,从而达到一种看上去貌似上佳的经营业绩。而为图规避责任,管理者在被问责之时必然趋向于千方百计掩盖事实、制造假象或者推卸责任、转嫁他人。董事会、股东诚然可以用手或脚投票,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管理者的辩解、游说或多或少将对董事会及股东的决策产生影响。而作为外部监督主体之一的媒体在对相关问题的评价和判断上就明显要比董事会、股东甚至政府监管部门都更趋中立、客观,且媒体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独立董事、政府部门少,更重要的是,这种独立意见对于提升市场信心显然更有裨益。
股东也需要监督
股东可能妨害企业价值。公司治理作为一个结构化的整体,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将注意力聚焦于管理者身上,尽管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尽管企业管理者可能经常会欺诈股东。假设企业股东都系“善意”,具备高度法律与道德自觉,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股东仍然存在由于种种原因而“冤枉” 管理者的可能。管理者由于其占有最为充分的信息,同时拥有巨大的决策执行权,容易招致各种目光的注意与怀疑,而实际上股东由于同管理者相比存在极大的“信息沟壑”,因此可能会对管理者行为产生误解,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行为则可能不仅对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活动产生干扰阻碍,甚至会严重损害公司价值。尽管现代企业中存在伯利和米恩斯所指出的“所有权—经营权” 的分离,但是投资者还是可以在企业内部监督管理者的一切行为并使其合乎规则,然而,监督过度却会阻碍管理者创造才能的发挥、降低其决策效率且不利于把握市场机会等等。而管理者也可能趁机偷懒,并将不称职责任完全归于监督过度的束缚。且即使监督过度不会导致企业决策效率损耗,其本身对企业而言亦意味着极高的成本。正因此,股东便由监督管理者转向激励管理者,比如通过股权奖励计划等将企业价值与管理者价值进行捆绑。但激励机制设计有效及适当与否,同样有待检验。否则,同样可能会不利于企业价值成长。而媒体却正可避免此类问题,凭借其天生的“监督” 禀赋,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起着较好的监督效果,尽管这种监督不能做到事无巨细。
资本市场的先天短板
资本市场的自身调节作用存在天然不足。众所周知,资本市场具有两大基本功能,其一为“投融资”,其二为“定价”。人们普遍认为,资本市场通过这两种功能能够自动且有效地协调企业各方主体为实现价值追求而齐心协力,从而锻造出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形态。但很显然,尽管“定价”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却必须依赖于“投融资”行为的发生,或者说是投资者的参与。众所周知,即便具备卓越的投资专业素养亦不能保证可以规避所有风险并获得投资收益,更何况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远未完善的情势下,大部分投资者实际上都并不具备良好的投资专业素养。尽管如此,不能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诚然,资本市场上经常存在凯恩斯所说的“兽性的冲动”,但若仅仅依据此类非理性行为抑或风险偏好及投机心理等非常态行为来对潜在投资者参与市场进行解释,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特别是在内幕交易、欺诈、操纵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的今天。因此,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支撑因素当数投资者的参与信心。由此可见,资本市场本身存在先天不足。
外部治理措施亟待完善
政府监管、法律规制等外部治理措施亦不尽完善。尽管资本市场能够以巨大的财富容量诱惑“顾客”,但真正驱动“顾客”走进资本市场的并非这些财富,而是“顾客”对能否占有并在多大程度上占有这些财富的心理预期——投资者信心。而这种信心的来源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朴素的公平正义信念,反映在资本市场上便是一系列的体现公平公正的参与规则,以及诸多保障这些规则得以维持巩固的各种力量,如行政、法律、媒体等。这就涉及到陈志武所谈的监管分工问题。具体而言,政府部门(证监、工商管理等)的监管以及强制信息披露等皆属于事前性质行为,而法院裁判执行等都属于事后性质行为,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而正是在这个中间的空白地带滋生了太多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加强对这个空白地带的监管显然毋庸置疑,而媒体恰可在此一展身手、大有作为。
总之,无论是相较于管理者、股东等智力手段,还是相较于政府、法院的监管,媒体监督都因其客观独立的立场与独有的优势,通过对目标对象的深度关注、解读、分析并将信息广泛传播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将各方利益主体整合进动态实践之中,并衔接起诸种事前与事后性质的监管机制,实现了对企业的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性治理。应当承认,尽管中国的媒体尚不具备彻底独立性,且自身亦存在诸多不足(如媒体社会责任担当等),但在眼下远未发育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相较于政府监管、司法审判执行等维持规则的诸多力量,最值得信任的实际上就数媒体,所谓媒体是社会最后的良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媒体监督应当也必将会在公司治理的天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法学院
公司治理由于牵涉太多“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多方力量共同博弈的集合体,因此,其治理机制也从内到外不断延伸,从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到高管层,再到外部的政府监管、法律规章制度,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社区治理”理论。当然,尽管有着如此众多的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也没有任何企业敢宣称自己的公司治理已臻完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公司治理机制逐步体现出“外部化”的特征,且不说证监会、工商管理等部门的深度关注,企业内部比如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数量不断增加、财务数据的外部审计等都体现了这种趋势,究其个中缘由,最主要的当然是为了追求好的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监督这种外部治理机制的光芒伴随着财经媒体的迅速崛起而日渐耀眼。公司治理需要媒体监督的参与,究其实质,就在于其他治理机制仍存在诸多不足,而这些缺位或空白恰可由媒体进行弥补。
媒体中立:监督管理者
企业管理者可能损害企业价值。日常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应当对企业尽到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和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然而做到这两点并非易事,有时候,管理者受自身能力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影响,不能实现预期企业价值,此为“欲而不能”;有时候则是管理者还存在管理腐败行为,所谓“能而不欲”,比如参与关联交易为自己及亲友牟取各种便利及不正当利益,收受回扣、礼金、中介费等,又如做会计假账、签订虚假合同、谎报业绩,从而骗取股东信任,再如滥用权力进行幕后操作、赏罚不明等,或玩忽职守,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管理腐败不仅缘于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包含其他因由,如由于现代经理人市场的高度流动特征,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基本都与其任期内企业的业绩表现直接相关,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采取一些不顾企业长期利益追求的措施来降低企业成本,比如降低研发、宣传等费用而专注短期促销,从而达到一种看上去貌似上佳的经营业绩。而为图规避责任,管理者在被问责之时必然趋向于千方百计掩盖事实、制造假象或者推卸责任、转嫁他人。董事会、股东诚然可以用手或脚投票,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管理者的辩解、游说或多或少将对董事会及股东的决策产生影响。而作为外部监督主体之一的媒体在对相关问题的评价和判断上就明显要比董事会、股东甚至政府监管部门都更趋中立、客观,且媒体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独立董事、政府部门少,更重要的是,这种独立意见对于提升市场信心显然更有裨益。
股东也需要监督
股东可能妨害企业价值。公司治理作为一个结构化的整体,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将注意力聚焦于管理者身上,尽管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尽管企业管理者可能经常会欺诈股东。假设企业股东都系“善意”,具备高度法律与道德自觉,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股东仍然存在由于种种原因而“冤枉” 管理者的可能。管理者由于其占有最为充分的信息,同时拥有巨大的决策执行权,容易招致各种目光的注意与怀疑,而实际上股东由于同管理者相比存在极大的“信息沟壑”,因此可能会对管理者行为产生误解,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行为则可能不仅对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活动产生干扰阻碍,甚至会严重损害公司价值。尽管现代企业中存在伯利和米恩斯所指出的“所有权—经营权” 的分离,但是投资者还是可以在企业内部监督管理者的一切行为并使其合乎规则,然而,监督过度却会阻碍管理者创造才能的发挥、降低其决策效率且不利于把握市场机会等等。而管理者也可能趁机偷懒,并将不称职责任完全归于监督过度的束缚。且即使监督过度不会导致企业决策效率损耗,其本身对企业而言亦意味着极高的成本。正因此,股东便由监督管理者转向激励管理者,比如通过股权奖励计划等将企业价值与管理者价值进行捆绑。但激励机制设计有效及适当与否,同样有待检验。否则,同样可能会不利于企业价值成长。而媒体却正可避免此类问题,凭借其天生的“监督” 禀赋,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起着较好的监督效果,尽管这种监督不能做到事无巨细。
资本市场的先天短板
资本市场的自身调节作用存在天然不足。众所周知,资本市场具有两大基本功能,其一为“投融资”,其二为“定价”。人们普遍认为,资本市场通过这两种功能能够自动且有效地协调企业各方主体为实现价值追求而齐心协力,从而锻造出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形态。但很显然,尽管“定价”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却必须依赖于“投融资”行为的发生,或者说是投资者的参与。众所周知,即便具备卓越的投资专业素养亦不能保证可以规避所有风险并获得投资收益,更何况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远未完善的情势下,大部分投资者实际上都并不具备良好的投资专业素养。尽管如此,不能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诚然,资本市场上经常存在凯恩斯所说的“兽性的冲动”,但若仅仅依据此类非理性行为抑或风险偏好及投机心理等非常态行为来对潜在投资者参与市场进行解释,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特别是在内幕交易、欺诈、操纵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的今天。因此,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支撑因素当数投资者的参与信心。由此可见,资本市场本身存在先天不足。
外部治理措施亟待完善
政府监管、法律规制等外部治理措施亦不尽完善。尽管资本市场能够以巨大的财富容量诱惑“顾客”,但真正驱动“顾客”走进资本市场的并非这些财富,而是“顾客”对能否占有并在多大程度上占有这些财富的心理预期——投资者信心。而这种信心的来源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朴素的公平正义信念,反映在资本市场上便是一系列的体现公平公正的参与规则,以及诸多保障这些规则得以维持巩固的各种力量,如行政、法律、媒体等。这就涉及到陈志武所谈的监管分工问题。具体而言,政府部门(证监、工商管理等)的监管以及强制信息披露等皆属于事前性质行为,而法院裁判执行等都属于事后性质行为,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而正是在这个中间的空白地带滋生了太多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加强对这个空白地带的监管显然毋庸置疑,而媒体恰可在此一展身手、大有作为。
总之,无论是相较于管理者、股东等智力手段,还是相较于政府、法院的监管,媒体监督都因其客观独立的立场与独有的优势,通过对目标对象的深度关注、解读、分析并将信息广泛传播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将各方利益主体整合进动态实践之中,并衔接起诸种事前与事后性质的监管机制,实现了对企业的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性治理。应当承认,尽管中国的媒体尚不具备彻底独立性,且自身亦存在诸多不足(如媒体社会责任担当等),但在眼下远未发育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相较于政府监管、司法审判执行等维持规则的诸多力量,最值得信任的实际上就数媒体,所谓媒体是社会最后的良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媒体监督应当也必将会在公司治理的天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