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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的发展，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推动了社会改革，以保障宪法规定的人的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施，使社会更加公平
现代公益不仅仅是为了扶贫或者是暂时缓解社会的矛盾，而是要在实际上对推动社会改革起作用。真正的改革，似乎外界看见的多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政策决定的，但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公民社会，改革的真正动力发自民间。改革一定是多数人觉悟到有需求，并且逐步创建出一种可行的方式才能实现，而且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分化，开始有贫富差距之后，就有了慈善行为，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这源于人性善的一面——自己享受到好的生活，看到很多人还在吃苦，总要伸出援手。例如中国古话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把它称为“前工业社会的慈善事业”。这种形式的慈善和社会改革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做的一些事情。
改变不公平的竞争机制
公益事业和社会改革开始发生关系，是从工业化以后开始的。现在我们熟知的公益基金会，基本上都起步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财富高度集中，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此时应运而生的慈善公益事业才开始和社会改革有了关系。在美国，它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有关联，也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发生的那一场改革，内容之一就是针对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改变丛林法则。新的观念开始承认，贫富不均并不完全是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此前，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是自然选择，穷人之所以穷是又笨又懒，富的人则是又聪明又勤奋，所以才能够致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源于英国，但是一度盛行于美国。因为美国第一代移民很多是白手起家。
进步主义运动中的社会精英，包括第一批现代化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开始认识到，美国虽然倡导机会平等，但是事实上当时竞争的条件并不完全是平等的，有不公平的因素，所以必须加以改进。他们提出，“向贫困的根源开战”。但是这和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贫困根源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贫困的根源，但卡内基等认为，资本主义好得不得了，这个社会体系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完善。
首先是教育。为什么不够公平？因为穷人的孩子接受不到很好的教育。第一代人在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但到了第二代就不公平了，富人的孩子进了很好的学校，得到很好的教育，而穷人的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那时义务教育制度还没有出台）。第二代人之所以还是穷人，不是因为他本身又笨又懒，而是在于他起点就不平等。所以从那时起大多数慈善公益基金会最重要的项目，或者项目之一，就是教育，目的在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让竞争更公平。
另一个重要的公益项目是医疗。因为穷人看不起病，生一场病，身体垮了就无法和人竞争，再聪明、再勤奋也是白搭。
所以，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当时大的基金会最重要的扶持领域，其主要出发点是改善公平竞争的条件，这就和社会改革联系了起来。因为有一些刚性需求不能完全用市场调节来加以解决，包括医疗、教育、科研以及一些文化事业等等。比如古典音乐事业，它不能靠票房来养活，就要倚仗基金会的捐助和补贴;又比如某种科研暂时不能赚钱，不能够大规模生产，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出成果，也需要基金会的资助。
这些问题，在市场法则之下解决不了，就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在没有公益事业之前，因为没有公平竞争的条件，这些事情发展不了。因此 ，公益事业的发展，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就推动社会改革，以保障宪法规定的人的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施，使社会更加公平。
“资本主义演变”
与观念的创新
我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介绍一百年来美国工业化社会产生的公益基金会，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公益事业，那主要是讲前面所说的美国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公益事业。这本书出了几次增订版，到第四版时候，题目改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这里面就包括了现在的新公益的内容。从社会改革角度来看，新公益正在促成资本主义演变。
“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而是西方政商学以及公益精英、最顶尖的一批人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总是要与时俱进地变化的，演变这个词是自动词而不是他动词，是evolve，不是be evolved，是自身自动演变，是内因促使它必须演变，这个过程是和平的。如果不是“和平演变”，那么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就要发生暴力革命了。
2015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与会人士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世界银行总裁、各个大国银行总裁、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等等政商精英。在会议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受他们委托，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研究发现，从7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越是繁荣，收入的分化就越严重。更致命的是，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枣核型社会里，中间那一层是中产阶级，他们最稳定、最守法、受教育程度最高，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最大。但在最近的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这个阶层正在慢慢萎缩、分化，变成了所谓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上层的少数人进入特别富有的阶级，下层则慢慢沦落出中产的行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样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所以，那批精英们在伦敦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发展“包容性的资本主义”，意思就是说，不能只讓少数人发财，应该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发财，应该要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事实上，这个概念也不是伦敦会议最早提出来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就开始提出这一观念创新，然后逐渐经过各种实践，直至引起了关注。
新公益的特点
在新公益出现之前，原来的公益慈善项目多是无偿捐赠，即有人捐出一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项目，在项目框架内进行无偿捐赠，依法享受免税。但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便是像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几百亿美元体量的基金会，面对海量的社会需求也是不够的。所以，公益组织必须自己造血，否则难以为继。 新公益的特点之一是要有规模效应。不能只是“小而美”，把一个模式做得非常精致，但是没法推广，只能用在很小的圈子里。新公益要满足巨大的需求，可以推广，所以称为“影响力投资”，或者是“规模效应的投资”——投资一个项目，必须让它能够推广，涉及的面要广，受益人很多。
新公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合作伙伴多样化。过去，一个大企业或者一位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来，然后成立一个基金会让大家来申请项目，这个主体是单一的。而新公益的主体有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发起人，他不一定是出钱的人，也许他这手连着出钱的人，那手连着需要的人，他就是一个中介。主体也可以是投资人，可以是专家，可以是研究这个事的机构，可以是社区，也可以是媒体，大家合作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工业化过程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而当前的数字化经济和互联网社会，其趋势是综合化，也就是说，每一部类都感到难以独自应付巨大的社会问题和需求。仅靠一个专业做一件事情是不够的，一件事情里可能包含很多专业，做成一件事情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所以，新公益事业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参与进来。通俗地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有权力的出权力（即政府给予支持，包括社区政府、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政、商、学加上NGO各方面的力量，都是公益事业的主体，这是新公益和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新公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国际化转变为全球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区别，就在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国际的，不光是要改良美国社会，而且要关怀全世界，开展的项目具有国际性，但行为主体是他一家。而新公益全球化的涵义，就是行为的主体是各国联合起来形成的。像气候问题、大规模传染病，比如现在发生的疫情等等，仅靠单个国家的组织是不能解决的，需要国际合作，公益主体也随之实现全球化。
义利并举的新公益
新公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可以营利。过去法律规定享受免税的公益组织都属于“非营利”组织（NPO）。而新公益组织可以营利，自己造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暂时还不享受免税待遇。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共益企业”“社会企业”等等。渐渐集中归结起来，形成现在比较普遍的称谓是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成为全球新公益领域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模式，经过正式认证后称为B-Corp。
过去，企业在挣了钱之后捐钱做好事，而他们用什么手法赚的钱并不重要。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其前期获取财富的过程是相当不光彩的，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被记者暴露，成为当时“扒粪文学”的著名作品。但是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做了很多好事，对社会改革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以前的模式，而在社会企业的新模式中，从一开始企业就要对社会负责，包括其积累财富的过程也要符合社会价值，所以叫“负责任的投资”——要在赚钱之前就先想好企业对社会要实现什么目标，而不是只管先赚钱，赚了钱之后再做好事。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这个改革颠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即公司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股东利润最大化。社会企业的模式顛覆了这个目的，公司的首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每办一个公司，得先确定这个公司的社会目标是什么，这个公司首先要满足这个社会目标。这是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加以改变。
“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说法因此应运而生。2006年，美国人卡索伊连同几位伙伴成立了共益实验室（B-Lab），定出一套标准，专门论证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成为“共益企业”。他们宣称，创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动机，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企业的发展是需要资本的，但是要设法建立一种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资本，而不仅仅是为少数股东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在他们的创新模式之下，原来为股东（shareholder），现在为“stakeholder”，即“利益攸关者”服务。企业要为所有利益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股东。
几十年来，已经产生了很多共益企业，而且也经过了认证。2019年，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00个顶级大企业的领袖在一年一度的“商业圆桌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们的企业从为股东的利益服务，改变成为利益攸关者服务。声明还规定了所谓的利益攸关者是哪些人：首先是客户，要满足客户的需求，让产品物有所值（例如杜绝假冒伪劣，这是我的理解）;第二是自己的员工，不仅要保证员工的薪酬、福利、尊严和地位，还要保证他们的前途，不断给他们培训，让他们跟上社会的发展;第三是供应商和其他相关公司，要公平对待，要符合道德规范，要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例如杜绝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第四是所在的社区，要保护所在社区的环境，尊重居民的诉求，不能侵犯居民的权利;第五是股东，当然企业还是要为投资者赚钱的，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保证透明和有效。而对于股东而言，投资这样的企业完全是自愿的，完全明白其目标和运作规则，不会要求每年都利润最大化，而是要兼顾以上的社会价值。
这项行动的发起人是摩根大通公司的总裁戴蒙。提出这项建议之后，他推举强生公司的总裁戈尔斯基起草相关决议。戈尔斯基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神圣，他说感到自己像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说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性的举动，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变。这些大公司掌握最多的财富，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他们是真正左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群人。有这么多的跨国公司要进行这样一场改革，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他们的声明最终能不能真实落地，说话算不算数，还要静观后效。可以想见，实现这些愿景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至少已经有这样的作为，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这个声明发表之后，一周之内得到了另外33家企业的响应。
当前，美国已经有37个州专门为这种新的企业通过了新的《公司法》。 一个企业如果要转变为公益公司，要遵守这个法律程序，比如要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公告，同时需要三分之二的股东通过等等，因时间所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新公益领域，2019年还发生了另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就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扶贫专家。过去，扶贫方面的奖项主要归在诺贝尔和平奖，奖励对和平社会改良作出贡献的人。可是，这一年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扶贫专家，意义重大。
颁奖方把他们的研究归入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始创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因为有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出现，特别是非洲国家，于是就出现了发展经济学，旨在为那些新独立的国家设计发展道路。原来的发展经济学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现在这三位获奖人的研究是以人群为单位。以一个个贫困地区的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特点，他们为什么受穷，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其方法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也结合行为学科，因为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方式往往是使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的原因，做很细致的调查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出可以普及的发展模式。
学者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可控”的试验。他们针对一个特别贫困的地方，把那里的人分为两组人，分别采用不同的扶贫办法，用结果来证明哪种办法更有效，有点像新药上市前的“双盲试验”。在大量的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模式和理论，并且已经建立了大批实验室，培养出许多自愿参加的年轻人，说明可以大规模推广，由此得到了诺贝尔奖。
新公益领域发生的第三件重大的事情，就是教育领域的变革。二三十年前，哈佛大学就首先创办了一个“社会企业创业中心”，强调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理念从商学院开始，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商学院不是首先教学生怎么样赚钱，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在创业开始就为社会服务。除了哈佛外，还有一些大学如杜克大学、西北大学、英国的牛津等都率先设立了贯穿这一理念的课程，逐渐推广到其他大学。后来，从商学院推广到计算机学科，覆盖面就越来越大了。
最近，有几个大基金会联合起来，资助21家高等院校的计算机专业，用于开设公共利益相关的课程。此前这21所院校成立了一个“公共利益技术大学网络”，其计算机课程结合了共益企业的理念，教育学生们从创业一开始就要想到如何为社会服务。现在有了基金会的资助，更加可以大踏步向前发展。老师在为学生做就业指导时，不是专门让他们到薪酬高的大企业，而是鼓励他们到更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或NGO。
但是，服务社会也不是只要义不要利，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公益组织会出钱扶持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如果他们去薪酬比较低的地方工作，基金会将帮助他们解决学费的贷款问题。在美国，许多大学生是靠贷款上的学，开始工作后，还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有基金会帮助他们还贷款，他们就更可能优先选择服务于社会的工作。
从同情到共情
新公益与过去的公益慈善相比，还有观念上的区别，这是一种从同情到共情的转变。过去凡是做好事，主要是出于同情心;而在新公益的观念之中，更多是要设身处地去为他人考虑，从帮助对象的切实需要出发，而不是替他们做决定，授受双方处在更加平等的位置上。
卡内基在一百年前撰写了《财富的福音》，是美国公益慈善领域的经典之作。卡内基提出，富人有责任帮助穷兄弟，要找出贫困的根源，对社会进行改良，这已经比传统的慈善观念进了一大步。但是，他的理念仍然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痕迹。他认为，富人之所以致富，是上帝给了智慧和能力，因此富人就应该用他赖以致富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上帝另外的子民改善生活。也就是他仍然认为他要凭自己优越的条件替穷人规划脱贫之道。
自从那以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比尔·盖茨虽然崇拜卡耐基，奉《财富的福音》为经典，但是可以说，盖茨的平等观念和卡内基时代的观念已经有了改变。盖茨到非洲做公益，是因为他认为全世界的孩子都有成长的平等的权利，可是非洲的孩子由于流行病而死亡率这么高，这是不应该的。一些传染病在美国已经杜绝了，但依然在非洲肆虐，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让非洲的孩子享有与美国孩子同样平等的生存权。这是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在非洲治理流行病的动力。
最近，福特基金会现任会长写了一本书，大力宣扬“共情”的观念。他说自己是个黑人，从很低微的贫苦环境走出来，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社会精英。他不认为自己比别的黑人更优秀，而是他有更好的机遇，进入了精英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享受了很多人没有的特权。他承认自己是有特殊优越条件的，而不是自己聪明得不得了。他也调查了很多的例子，说明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常常是因为缺乏机会。因此，想帮助弱势群体，就要站在他们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地以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于他们。
对新公益质疑的问题思考
新公益的出现，也带来了质疑。
第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设计者基本都是富豪，是社会上最顶尖的人。那么，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动力来改革社会？因为一般看法是，既得利益者要保持社会的现状，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真正想要改变社会的，应该是底层的老百姓。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改革的源动力发自底层，但几乎每一项真正的改革措施都是精英阶层设计、实现的。这些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动力去推动改革？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利益来自何方。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它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保持一个健全的市场，才能够保持既得的利益。而如果这个市场垮台了，既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没人买你的东西，你就赚不了钱，光是靠那千分之一在金字塔上的人来维持购买力，是绝对不够、不行的。所以，对那些富豪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购买力和健康的市場经济，才能够维持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因此，“利”和“义”是相互结合的。假如在一个社会中，既得利益者完全是靠超经济的权力攫取的特权而维持的，那么他们就要维护自己的特权，进而维护一个能够保有这种特权的制度，压制其他人，唯我独大。假如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既得利益就没有动力去实施改革。
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下的社会才有动力去改革，这是因为每个人和市场都有关系。这种改革不会推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几个根本的元素不改变。在这个前提下推行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演变。
另一个促发改革的因素是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如果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观念都不承认的话，社会进步也就没有什么动力，这个社会也就不是一个好社会。
在这方面，知识精英走在前面。总有一些人，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士”，应该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去考虑问题。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就是只有士能做到超越自己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奥巴马推进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上层精英告诉我，医疗改革后像他这样收入的人是要多付一些保险费的，在医保方面会比以前吃亏一点，但是他还是拥护这个方案。因为在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医疗覆盖面却太低了，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不能说他有多么的大公无私，但是至少他作为知识精英有这种觉悟和认识。巴菲特也说过，许多各行各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没有得到巨额报酬，而自己就凭对某些股票的判断赚了那么多钱是不太公平的，说明这个社会的机制有问题，需要改革。我认为，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普世价值的教育当中，是对逐利的一种平衡，并非人人都唯利是图。
质疑的第二问题，有人提出来，共益企业的主力是大的私人资本，这和政府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关系？且不说欧洲，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真正维持社会保障的主力还是政府。在现代的公益事业中，私人公益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如果过分强调它的作用，就是和政府抢资源。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公司整个都是为了社会，那么究竟政府的社会作用在哪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民主政府，即预算有监督，支出有监督，税收也有监督。在这个框架之下，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思考。
（本文为资中筠先生在《中国慈善家》改版发布暨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代公益不仅仅是为了扶贫或者是暂时缓解社会的矛盾，而是要在实际上对推动社会改革起作用。真正的改革，似乎外界看见的多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政策决定的，但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公民社会，改革的真正动力发自民间。改革一定是多数人觉悟到有需求，并且逐步创建出一种可行的方式才能实现，而且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分化，开始有贫富差距之后，就有了慈善行为，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这源于人性善的一面——自己享受到好的生活，看到很多人还在吃苦，总要伸出援手。例如中国古话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把它称为“前工业社会的慈善事业”。这种形式的慈善和社会改革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做的一些事情。
改变不公平的竞争机制
公益事业和社会改革开始发生关系，是从工业化以后开始的。现在我们熟知的公益基金会，基本上都起步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财富高度集中，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此时应运而生的慈善公益事业才开始和社会改革有了关系。在美国，它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有关联，也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发生的那一场改革，内容之一就是针对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改变丛林法则。新的观念开始承认，贫富不均并不完全是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此前，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是自然选择，穷人之所以穷是又笨又懒，富的人则是又聪明又勤奋，所以才能够致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源于英国，但是一度盛行于美国。因为美国第一代移民很多是白手起家。
进步主义运动中的社会精英，包括第一批现代化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开始认识到，美国虽然倡导机会平等，但是事实上当时竞争的条件并不完全是平等的，有不公平的因素，所以必须加以改进。他们提出，“向贫困的根源开战”。但是这和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贫困根源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贫困的根源，但卡内基等认为，资本主义好得不得了，这个社会体系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完善。
首先是教育。为什么不够公平？因为穷人的孩子接受不到很好的教育。第一代人在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但到了第二代就不公平了，富人的孩子进了很好的学校，得到很好的教育，而穷人的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那时义务教育制度还没有出台）。第二代人之所以还是穷人，不是因为他本身又笨又懒，而是在于他起点就不平等。所以从那时起大多数慈善公益基金会最重要的项目，或者项目之一，就是教育，目的在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让竞争更公平。
另一个重要的公益项目是医疗。因为穷人看不起病，生一场病，身体垮了就无法和人竞争，再聪明、再勤奋也是白搭。
所以，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当时大的基金会最重要的扶持领域，其主要出发点是改善公平竞争的条件，这就和社会改革联系了起来。因为有一些刚性需求不能完全用市场调节来加以解决，包括医疗、教育、科研以及一些文化事业等等。比如古典音乐事业，它不能靠票房来养活，就要倚仗基金会的捐助和补贴;又比如某种科研暂时不能赚钱，不能够大规模生产，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出成果，也需要基金会的资助。
这些问题，在市场法则之下解决不了，就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在没有公益事业之前，因为没有公平竞争的条件，这些事情发展不了。因此 ，公益事业的发展，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就推动社会改革，以保障宪法规定的人的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施，使社会更加公平。
“资本主义演变”
与观念的创新
我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介绍一百年来美国工业化社会产生的公益基金会，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公益事业，那主要是讲前面所说的美国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公益事业。这本书出了几次增订版，到第四版时候，题目改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这里面就包括了现在的新公益的内容。从社会改革角度来看，新公益正在促成资本主义演变。
“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而是西方政商学以及公益精英、最顶尖的一批人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总是要与时俱进地变化的，演变这个词是自动词而不是他动词，是evolve，不是be evolved，是自身自动演变，是内因促使它必须演变，这个过程是和平的。如果不是“和平演变”，那么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就要发生暴力革命了。
2015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与会人士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世界银行总裁、各个大国银行总裁、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等等政商精英。在会议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受他们委托，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美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研究发现，从7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越是繁荣，收入的分化就越严重。更致命的是，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枣核型社会里，中间那一层是中产阶级，他们最稳定、最守法、受教育程度最高，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最大。但在最近的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这个阶层正在慢慢萎缩、分化，变成了所谓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上层的少数人进入特别富有的阶级，下层则慢慢沦落出中产的行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样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所以，那批精英们在伦敦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发展“包容性的资本主义”，意思就是说，不能只讓少数人发财，应该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发财，应该要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事实上，这个概念也不是伦敦会议最早提出来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就开始提出这一观念创新，然后逐渐经过各种实践，直至引起了关注。
新公益的特点
在新公益出现之前，原来的公益慈善项目多是无偿捐赠，即有人捐出一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做项目，在项目框架内进行无偿捐赠，依法享受免税。但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便是像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几百亿美元体量的基金会，面对海量的社会需求也是不够的。所以，公益组织必须自己造血，否则难以为继。 新公益的特点之一是要有规模效应。不能只是“小而美”，把一个模式做得非常精致，但是没法推广，只能用在很小的圈子里。新公益要满足巨大的需求，可以推广，所以称为“影响力投资”，或者是“规模效应的投资”——投资一个项目，必须让它能够推广，涉及的面要广，受益人很多。
新公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合作伙伴多样化。过去，一个大企业或者一位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来，然后成立一个基金会让大家来申请项目，这个主体是单一的。而新公益的主体有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发起人，他不一定是出钱的人，也许他这手连着出钱的人，那手连着需要的人，他就是一个中介。主体也可以是投资人，可以是专家，可以是研究这个事的机构，可以是社区，也可以是媒体，大家合作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工业化过程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而当前的数字化经济和互联网社会，其趋势是综合化，也就是说，每一部类都感到难以独自应付巨大的社会问题和需求。仅靠一个专业做一件事情是不够的，一件事情里可能包含很多专业，做成一件事情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所以，新公益事业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参与进来。通俗地说，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有权力的出权力（即政府给予支持，包括社区政府、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政、商、学加上NGO各方面的力量，都是公益事业的主体，这是新公益和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新公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国际化转变为全球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区别，就在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国际的，不光是要改良美国社会，而且要关怀全世界，开展的项目具有国际性，但行为主体是他一家。而新公益全球化的涵义，就是行为的主体是各国联合起来形成的。像气候问题、大规模传染病，比如现在发生的疫情等等，仅靠单个国家的组织是不能解决的，需要国际合作，公益主体也随之实现全球化。
义利并举的新公益
新公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可以营利。过去法律规定享受免税的公益组织都属于“非营利”组织（NPO）。而新公益组织可以营利，自己造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暂时还不享受免税待遇。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共益企业”“社会企业”等等。渐渐集中归结起来，形成现在比较普遍的称谓是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成为全球新公益领域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模式，经过正式认证后称为B-Corp。
过去，企业在挣了钱之后捐钱做好事，而他们用什么手法赚的钱并不重要。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其前期获取财富的过程是相当不光彩的，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被记者暴露，成为当时“扒粪文学”的著名作品。但是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做了很多好事，对社会改革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以前的模式，而在社会企业的新模式中，从一开始企业就要对社会负责，包括其积累财富的过程也要符合社会价值，所以叫“负责任的投资”——要在赚钱之前就先想好企业对社会要实现什么目标，而不是只管先赚钱，赚了钱之后再做好事。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这个改革颠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即公司的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股东利润最大化。社会企业的模式顛覆了这个目的，公司的首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每办一个公司，得先确定这个公司的社会目标是什么，这个公司首先要满足这个社会目标。这是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加以改变。
“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说法因此应运而生。2006年，美国人卡索伊连同几位伙伴成立了共益实验室（B-Lab），定出一套标准，专门论证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成为“共益企业”。他们宣称，创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动机，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企业的发展是需要资本的，但是要设法建立一种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资本，而不仅仅是为少数股东的利益服务的资本。在他们的创新模式之下，原来为股东（shareholder），现在为“stakeholder”，即“利益攸关者”服务。企业要为所有利益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股东。
几十年来，已经产生了很多共益企业，而且也经过了认证。2019年，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00个顶级大企业的领袖在一年一度的“商业圆桌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们的企业从为股东的利益服务，改变成为利益攸关者服务。声明还规定了所谓的利益攸关者是哪些人：首先是客户，要满足客户的需求，让产品物有所值（例如杜绝假冒伪劣，这是我的理解）;第二是自己的员工，不仅要保证员工的薪酬、福利、尊严和地位，还要保证他们的前途，不断给他们培训，让他们跟上社会的发展;第三是供应商和其他相关公司，要公平对待，要符合道德规范，要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例如杜绝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第四是所在的社区，要保护所在社区的环境，尊重居民的诉求，不能侵犯居民的权利;第五是股东，当然企业还是要为投资者赚钱的，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保证透明和有效。而对于股东而言，投资这样的企业完全是自愿的，完全明白其目标和运作规则，不会要求每年都利润最大化，而是要兼顾以上的社会价值。
这项行动的发起人是摩根大通公司的总裁戴蒙。提出这项建议之后，他推举强生公司的总裁戈尔斯基起草相关决议。戈尔斯基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神圣，他说感到自己像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说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性的举动，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变。这些大公司掌握最多的财富，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他们是真正左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群人。有这么多的跨国公司要进行这样一场改革，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他们的声明最终能不能真实落地，说话算不算数，还要静观后效。可以想见，实现这些愿景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至少已经有这样的作为，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这个声明发表之后，一周之内得到了另外33家企业的响应。
当前，美国已经有37个州专门为这种新的企业通过了新的《公司法》。 一个企业如果要转变为公益公司，要遵守这个法律程序，比如要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公告，同时需要三分之二的股东通过等等，因时间所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新公益领域，2019年还发生了另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就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扶贫专家。过去，扶贫方面的奖项主要归在诺贝尔和平奖，奖励对和平社会改良作出贡献的人。可是，这一年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扶贫专家，意义重大。
颁奖方把他们的研究归入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始创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因为有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出现，特别是非洲国家，于是就出现了发展经济学，旨在为那些新独立的国家设计发展道路。原来的发展经济学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现在这三位获奖人的研究是以人群为单位。以一个个贫困地区的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特点，他们为什么受穷，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其方法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也结合行为学科，因为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方式往往是使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的原因，做很细致的调查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出可以普及的发展模式。
学者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可控”的试验。他们针对一个特别贫困的地方，把那里的人分为两组人，分别采用不同的扶贫办法，用结果来证明哪种办法更有效，有点像新药上市前的“双盲试验”。在大量的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模式和理论，并且已经建立了大批实验室，培养出许多自愿参加的年轻人，说明可以大规模推广，由此得到了诺贝尔奖。
新公益领域发生的第三件重大的事情，就是教育领域的变革。二三十年前，哈佛大学就首先创办了一个“社会企业创业中心”，强调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理念从商学院开始，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商学院不是首先教学生怎么样赚钱，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在创业开始就为社会服务。除了哈佛外，还有一些大学如杜克大学、西北大学、英国的牛津等都率先设立了贯穿这一理念的课程，逐渐推广到其他大学。后来，从商学院推广到计算机学科，覆盖面就越来越大了。
最近，有几个大基金会联合起来，资助21家高等院校的计算机专业，用于开设公共利益相关的课程。此前这21所院校成立了一个“公共利益技术大学网络”，其计算机课程结合了共益企业的理念，教育学生们从创业一开始就要想到如何为社会服务。现在有了基金会的资助，更加可以大踏步向前发展。老师在为学生做就业指导时，不是专门让他们到薪酬高的大企业，而是鼓励他们到更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或NGO。
但是，服务社会也不是只要义不要利，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公益组织会出钱扶持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如果他们去薪酬比较低的地方工作，基金会将帮助他们解决学费的贷款问题。在美国，许多大学生是靠贷款上的学，开始工作后，还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有基金会帮助他们还贷款，他们就更可能优先选择服务于社会的工作。
从同情到共情
新公益与过去的公益慈善相比，还有观念上的区别，这是一种从同情到共情的转变。过去凡是做好事，主要是出于同情心;而在新公益的观念之中，更多是要设身处地去为他人考虑，从帮助对象的切实需要出发，而不是替他们做决定，授受双方处在更加平等的位置上。
卡内基在一百年前撰写了《财富的福音》，是美国公益慈善领域的经典之作。卡内基提出，富人有责任帮助穷兄弟，要找出贫困的根源，对社会进行改良，这已经比传统的慈善观念进了一大步。但是，他的理念仍然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痕迹。他认为，富人之所以致富，是上帝给了智慧和能力，因此富人就应该用他赖以致富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上帝另外的子民改善生活。也就是他仍然认为他要凭自己优越的条件替穷人规划脱贫之道。
自从那以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比尔·盖茨虽然崇拜卡耐基，奉《财富的福音》为经典，但是可以说，盖茨的平等观念和卡内基时代的观念已经有了改变。盖茨到非洲做公益，是因为他认为全世界的孩子都有成长的平等的权利，可是非洲的孩子由于流行病而死亡率这么高，这是不应该的。一些传染病在美国已经杜绝了，但依然在非洲肆虐，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让非洲的孩子享有与美国孩子同样平等的生存权。这是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在非洲治理流行病的动力。
最近，福特基金会现任会长写了一本书，大力宣扬“共情”的观念。他说自己是个黑人，从很低微的贫苦环境走出来，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社会精英。他不认为自己比别的黑人更优秀，而是他有更好的机遇，进入了精英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享受了很多人没有的特权。他承认自己是有特殊优越条件的，而不是自己聪明得不得了。他也调查了很多的例子，说明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常常是因为缺乏机会。因此，想帮助弱势群体，就要站在他们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地以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于他们。
对新公益质疑的问题思考
新公益的出现，也带来了质疑。
第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设计者基本都是富豪，是社会上最顶尖的人。那么，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动力来改革社会？因为一般看法是，既得利益者要保持社会的现状，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真正想要改变社会的，应该是底层的老百姓。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改革的源动力发自底层，但几乎每一项真正的改革措施都是精英阶层设计、实现的。这些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动力去推动改革？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利益来自何方。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它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保持一个健全的市场，才能够保持既得的利益。而如果这个市场垮台了，既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没人买你的东西，你就赚不了钱，光是靠那千分之一在金字塔上的人来维持购买力，是绝对不够、不行的。所以，对那些富豪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购买力和健康的市場经济，才能够维持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因此，“利”和“义”是相互结合的。假如在一个社会中，既得利益者完全是靠超经济的权力攫取的特权而维持的，那么他们就要维护自己的特权，进而维护一个能够保有这种特权的制度，压制其他人，唯我独大。假如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既得利益就没有动力去实施改革。
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下的社会才有动力去改革，这是因为每个人和市场都有关系。这种改革不会推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几个根本的元素不改变。在这个前提下推行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演变。
另一个促发改革的因素是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如果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观念都不承认的话，社会进步也就没有什么动力，这个社会也就不是一个好社会。
在这方面，知识精英走在前面。总有一些人，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士”，应该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去考虑问题。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就是只有士能做到超越自己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奥巴马推进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上层精英告诉我，医疗改革后像他这样收入的人是要多付一些保险费的，在医保方面会比以前吃亏一点，但是他还是拥护这个方案。因为在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医疗覆盖面却太低了，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不能说他有多么的大公无私，但是至少他作为知识精英有这种觉悟和认识。巴菲特也说过，许多各行各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没有得到巨额报酬，而自己就凭对某些股票的判断赚了那么多钱是不太公平的，说明这个社会的机制有问题，需要改革。我认为，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普世价值的教育当中，是对逐利的一种平衡，并非人人都唯利是图。
质疑的第二问题，有人提出来，共益企业的主力是大的私人资本，这和政府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关系？且不说欧洲，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真正维持社会保障的主力还是政府。在现代的公益事业中，私人公益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如果过分强调它的作用，就是和政府抢资源。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公司整个都是为了社会，那么究竟政府的社会作用在哪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民主政府，即预算有监督，支出有监督，税收也有监督。在这个框架之下，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思考。
（本文为资中筠先生在《中国慈善家》改版发布暨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