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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3－0004－04
段文杰先生逝世后，《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研究员来电约稿，希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撰写纪念文章。我结识段先生较晚，对他的学术专长所知甚少，本来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既蒙编辑部同仁不弃，只能勉力为之。
3年前，我曾经在“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根据段先生自己的介绍和我初步的体会，段先生60年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40年代中－60年代初)，从临摹壁画入手，细心揣摩熔中原与西域、印度风格于一炉的敦煌艺术的高超技法与特色，在提高临摹水平的同时，迅速进入了“临摹学”的研究领域，既创作了一批可以传世的临摹精品，也为壁画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60年代初－80年代初)，从敦煌服饰研究入手，逐渐扩展研究视野，将壁画、彩塑形象与传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分时期研究石窟艺术的内容与风格，在逐渐积累并全面把握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敦煌艺术置于整个艺术史(尤其是中西艺术交流史)的长河中，进行理论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担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除继续撰写学术论文外，主要精力转到领导全院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上，在健全机构、培养人材、开展学术交流、增进中外合作、创办《敦煌研究》和推进洞窟保护与改善研究条件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因本人学识及会议发言时间所限，当时我未能就这三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做进一步的阐释。现在尝试就上述三个阶段段先生的贡献再谈谈自己的粗浅体会，以缅怀段先生并求教于方家。
一
段文杰先生曾坦言“在临摹实践中，我逐步进入了研究领域，但这仅仅是为临摹而作的研究工作”。我将临摹敦煌壁画列入“临摹学”领域，是想说明：临摹古代绘画珍品，自魏晋以来，虽代有名家大师，也积累了相当的学问和经验，但在20世纪莫高窟壁画“长廊”为现代艺术家大量临摹之前，恐怕都不免孤陋单薄，还未能形成真正的学术门类。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蹲守莫高窟临摹壁画，因有大艺术家之匠心、慧眼、手笔和名声，成果颇丰，影响巨大；但如从研究角度分析，他的重点在参照原画进行再创作，即“艺术之再现”，或日“临旧出新”、“推陈出新”，还不是临摹学的全部。张氏虽在敦煌“安营扎寨”两年零七个月，但从心态而言，他还是猎奇取艳的“匆匆过客”(乃至违背临摹原则，不惜剥离壁画而导致珍贵文物的毁损)；而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则是张大千所戏称的“判了无期徒刑”，是与莫高窟“生死相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护花主人”，拥有进入“临摹学”全领域的充裕时间和各种条件。在开始阶段的20年间，段先生是在常老的领导与指导下进行壁画临摹的；但相对于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的常老，段先生则有较充分的时间临摹壁画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因此，不仅他临摹的数百幅敦煌壁画颇多艺术精品，而且撰写了总结临摹经验与理论的学术论文，为当代临摹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上发表《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一文，十分明确地提出：临摹“是一项严肃细致的艺术劳动”，“必须对原作仔细地观察、体会和分析研究，才能忠实地表达原作的精神”；他最先对客观临摹(或日现状临摹，即临旧如旧)、旧色完整临摹(或日修复临摹，即临旧修旧)、复原临摹(即临旧复新)三种临摹方式做了合理的区分，也最具体细致地阐述了不同时代、不同载体壁画的线描技法运用特点(其中对“接力线绝招”的揭示为前所未闻)；至于布色敷彩技巧，则除了“必须仔细研究这一时代的色调、色种以及颜色的质量”外，还必须熟悉“布色的程序”和“掌握涂色规律”。更为要紧的是，段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临摹必须遵循“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兼顾神情、服饰，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以及坚持临摹与保护相互依存的原则。前两点，在即将出版的《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的《前言》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后一点，我想再结合段先生1982年初发表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上的著名论文《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来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以形写神”，是我国晋唐以来美术创作的核心命题，也关涉古典美学与现代临摹学的生命力。“形神兼备”，是千百年来无数美术家的苦心追求，也是敦煌壁画珍品的灵魂所在。笔者以前看相关论述，往往难免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或“空手论道”之感。段先生这篇论文则不同，由于成百上千幅壁画烂熟于心，因而不仅可以如数家珍、随手拈来典型画面做例证，而且切人肌理，深得三昧。他将壁画作品中人物的“灵魂”，归结为他们的神态、神色、神情和神气；将“传神”概括为“通过人物外部形象，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境界”。他将壁画人物的眼神，大致分为喜悦、沉思、慈祥、愤怒、哀愁五类并举例说明各类眼睛的具体描画方法，但是“每一种程式中又形成许多微妙的变化，显示出神态、性格的千差万别”。更重要的，他又通过画史故事与莫高窟第285窟菩萨画像的例子，精要地论述了眼神和整体五官面相及身姿、服饰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段先生这篇论文的另一创新之处，是首次总结了敦煌壁画人物形象(主要是神灵形象)传神的独特形式与手法，即：一、个体形象本身的传神；二、在人物互相关系中展现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三、佛、菩萨在观者“瞻仰”中传神；四、用相反相成手法传神。文中画例丰富，阐述简明，极具说服力。不仅如此，他通过对莫高窟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图》恢宏画面的诠释，提及了画作个体神情与整个意境的关系这样一个崭新的论题，这对探究中国古典绘画与诗词都具有启示意义。在论文中，段先生通过敦煌壁画中千变万化的人物形象，说明无论是宗教神灵还是世俗大众，都有外形塑造的多样性和内在精神表现的广泛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同时，又都“随着不同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审美理想而发生变化”，也“总是在前代传神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深入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得到提高和深化”，这就和单调、呆板、凝滞划清了界线，也是临摹之精髓所在。
段先生临摹敦煌壁画逾30年，恰如南朝宗炳(375—443)所云：“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故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想到这里，忽然有几句小诗吟出：
貌真求气韵，形神兼备难。
面壁数十载，画理动心弦。
挥笔临精品，成竹在胸间。
伟哉段夫子，典范在云端。
我认为，正是对敦煌壁画传神艺术的长期揣摩、感悟与研究，使得段先生在壁画临摹中擅笔独步、成果累累，创作出如《都督夫人礼佛图》这样的 传世精品和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整窟摹本这样的鸿篇巨制，为现代临摹学的实践与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临摹学这个学术园地是经众多园丁的浇灌才得以繁荣茂盛的。除常老、段公以外，敦煌研究院的史苇湘、欧阳琳、李其琼、霍熙亮、孙纪元等老一辈美术家和赵俊荣、娄婕等许多中青年美术工作者的辛勤创作和研究，都为临摹学学科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建立在临摹实践基础上的临摹学课题研究，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前辈筚路蓝缕，开辟蹊径在前；后人仍应继续拓展，奋力向前。
二
段先生对敦煌壁画中衣冠服饰的研究，对敦煌石窟艺术自十六国至晚唐时期各阶段内容、风格、特色的阐述和探析，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学界瞩目。根据段先生自述及我的学习体会，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大多围绕敦煌艺术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这个课题进行探索”，认为敦煌艺术是吸收了外来艺术营养而“形成了崭新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反映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审美理想、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传统强大的生命力和融合力”；而敦煌艺术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不同地区与民族的特色，又“丝毫不影响在大范围里统一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立足于文化交流融合，既重视外来影响，又强调统一的中国风格，这就与机械地将洞窟区分为“胡风”、“汉风”划清了界线。第二，善于利用数十年临摹壁画所获得的感性知识进行理论探讨，善于在谙熟局部、个案(微观)的基础上做精确的宏观把握与科学总结。看他的论述，仿佛是亲自置身于洞窟壁画前，在就线描、构图、敷彩跟一个个具体的画匠在作交流和探讨；又犹如跟着一位手捧敦煌石窟艺术全书的高明的讲解员，倾听他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解说。对洞窟彩塑、壁画及窟型制度整体把握和细节的熟悉恰恰是一般研究者最为欠缺的。第三，为研究敦煌服饰，段先生“通读二十四史《舆服志》”，“大量阅读服饰史论文”，“翻阅了近一百种资料，摘录了两千多张卡片”，又配以丰富、准确的图示，充分运用了壁画图像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与诗歌描写及乐舞资料相对照的“二重”乃至“多重”证据法；同时，又初步理出了中国衣冠服饰的发展概况，将敦煌服饰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中来考察。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能够形成总结性的专著，但从已发表的几篇论文看，无论是冠、巾、裙、襦、袍、裤，还是幞头、髻鬟、面饰，段先生都有相当细密周详的分析，不仅拓展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域，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实力和优势，而且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段先生接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尤其是1984年担任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主要精力转向带领所、院同志开展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有两件事值得回顾：其一，粉碎“四人帮”后，敦煌文物研究所也获得新生，从1979年起，段先生就开始带领所里研究人员撰写学术论文，这在敦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究所段文杰、史苇湘、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刘玉权、万庚育、孙纪元、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等十几位同志就撰写了13篇约26万字的高质量论文，结集为《敦煌研究文集》；段先生于1980年初担任第一副所长，是年8月1日即为此集撰写了充满热情的《前言》，赞许这种“重整旗鼓，埋头苦干”的“革命热情”，肯定这是“今后研究的起点”。该书于1982年初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行，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这应该是中国敦煌学界沉寂了十多年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犹如严冬过后震撼人心的第一声春雷，其在敦煌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为了扩大研究所作为“敦煌学故里”的学术影响，团结全国的敦煌学研究者，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段先生在1981年提出“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并写入研究所的《十年规划》之中。经上级部门批准，在全国敦煌学研究者的大力支持下，段先生领导了繁重的筹备工作，经多方努力，使这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会于1983年8月在兰州与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合并同时举行。参加此次会议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递交论文116篇，最后结集为4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不仅在国际敦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也鼓舞了全国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士气，诚如段先生所言：堪称“我国敦煌学史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嘲。
段先生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特别重视敦煌文化的宣传普及，也特别关注拥有四十多名研究人员的研究院“三级梯队”的建设。有两件我亲身经历与感受的事也值得在此一提。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向国内外宣传敦煌，我提议编辑出版《文史知识》杂志的“敦煌学专号”，在季羡林、段文杰、宁可先生和李侃总编的支持下，编辑部决定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合办这期专号。从1988年初开始设置栏目、拟定文章选题、确定组稿人选起，编刊工作就得到了段先生的大力支持。为了增加编辑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感性认识，方便与研究院的作者商议稿件的修改加工，1988年春末夏初，我带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住进了敦煌研究院的招待所。为了让我们参观洞窟有更多收获，记得段、樊二位院长不仅安排了最好的讲解员为我们讲解，而且亲自组织我们和研究院其他作者交流，在文字加工上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指导。考虑到这期专号应具备的权威性和普及面，我们提出：虽然一期专刊只有11万字的容量，但不仅涉及的内容要全面、作者要权威，而且文字要简明易读。段先生对此极为支持，不仅破天荒地亲自为这期专号撰写了三篇短文(《敦煌学回归故里》的专家笔谈和《敦煌艺术概观》、《飞天在人间》)，而且积极组织院里的研究人员写稿。我印象最深的是段先生的《飞天在人间》一文，把敦煌飞天的来龙去脉、时代特征、美学思想写得生动凝炼，十分精彩。考虑到普及敦煌文化知识的需求，段院长果断地拍板决定该期专号加印2万册，由研究院包销，以备在北京、香港等地举办敦煌展览等活动中使用。这是在《文史知识》各专号中加印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连同邮局发行的8万多册，这一期当时总印行数超过10万册，创下了敦煌学书刊单种印刷的新纪录。
另一件事，实际上也与此有关，正是在我们合作编辑“敦煌学专号”之时，段先生又作出了另外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决定：为了加强学术阵地，办好研究院正式创刊不久的《敦煌研究》杂志，派赵声良同志来我们编辑部进修。据我了解，在此之前中华书局的编辑部门从未接受过进修编辑业务的同志。经征得书局领导同意，赵声良从1988年末开始到《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了半年，和我们一同讨论选题、一同审读加工稿件、一同出差办专号，得到了锻炼提高编辑业务的机会。后来，声良又获得了去日本东京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研究院后担任了《敦煌研究》编辑部的主任职务，不仅负责学术书刊的编辑出版业务，而且撰写了多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成为敦煌学界的后起之秀。我知道，培养和扶植年轻的研究人员，是段先生担任院长后的工作重点，现在成为敦煌研究院学术骨干、中青年专家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几乎每一位在出国进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考察、出版学术著作上，都得到过段先生的支持、鼓励和指导。段先生逝世的第二天，敦煌研究院有位中年学者就在悼念文章里重点写及段先生对年轻人的关怀，提出：“爱才，是段院长作为院长的一个特点。”我相信，凡是得到过段先生扶植的学者都会在缅怀的文章中叙及他们的感念，无庸我在此赘述了。
行文至此，借用岑参《终南山双峰草堂作》诗句“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以作结束。段文杰先生已乘鹤西行，我们心目中一位“敦煌圣徒”的形象会越来越高大、清晰。同时，作为敦煌研究院杰出的领军人物，他在敦煌艺术研究和培养敦煌后学、宣传敦煌文化中的贡献也将永远铭刻在国际敦煌学史的丰碑上，鼓励人们继续奋力前行。
参考文献：
[1]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自序[G]//.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5
[2]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C]//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335
[3]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89－107
[4]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文集[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5]段文杰，我国敦煌学史的里程碑——代前言//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段文杰先生逝世后，《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研究员来电约稿，希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撰写纪念文章。我结识段先生较晚，对他的学术专长所知甚少，本来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既蒙编辑部同仁不弃，只能勉力为之。
3年前，我曾经在“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根据段先生自己的介绍和我初步的体会，段先生60年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40年代中－60年代初)，从临摹壁画入手，细心揣摩熔中原与西域、印度风格于一炉的敦煌艺术的高超技法与特色，在提高临摹水平的同时，迅速进入了“临摹学”的研究领域，既创作了一批可以传世的临摹精品，也为壁画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60年代初－80年代初)，从敦煌服饰研究入手，逐渐扩展研究视野，将壁画、彩塑形象与传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分时期研究石窟艺术的内容与风格，在逐渐积累并全面把握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敦煌艺术置于整个艺术史(尤其是中西艺术交流史)的长河中，进行理论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担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除继续撰写学术论文外，主要精力转到领导全院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上，在健全机构、培养人材、开展学术交流、增进中外合作、创办《敦煌研究》和推进洞窟保护与改善研究条件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因本人学识及会议发言时间所限，当时我未能就这三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做进一步的阐释。现在尝试就上述三个阶段段先生的贡献再谈谈自己的粗浅体会，以缅怀段先生并求教于方家。
一
段文杰先生曾坦言“在临摹实践中，我逐步进入了研究领域，但这仅仅是为临摹而作的研究工作”。我将临摹敦煌壁画列入“临摹学”领域，是想说明：临摹古代绘画珍品，自魏晋以来，虽代有名家大师，也积累了相当的学问和经验，但在20世纪莫高窟壁画“长廊”为现代艺术家大量临摹之前，恐怕都不免孤陋单薄，还未能形成真正的学术门类。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蹲守莫高窟临摹壁画，因有大艺术家之匠心、慧眼、手笔和名声，成果颇丰，影响巨大；但如从研究角度分析，他的重点在参照原画进行再创作，即“艺术之再现”，或日“临旧出新”、“推陈出新”，还不是临摹学的全部。张氏虽在敦煌“安营扎寨”两年零七个月，但从心态而言，他还是猎奇取艳的“匆匆过客”(乃至违背临摹原则，不惜剥离壁画而导致珍贵文物的毁损)；而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则是张大千所戏称的“判了无期徒刑”，是与莫高窟“生死相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护花主人”，拥有进入“临摹学”全领域的充裕时间和各种条件。在开始阶段的20年间，段先生是在常老的领导与指导下进行壁画临摹的；但相对于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的常老，段先生则有较充分的时间临摹壁画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因此，不仅他临摹的数百幅敦煌壁画颇多艺术精品，而且撰写了总结临摹经验与理论的学术论文，为当代临摹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上发表《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一文，十分明确地提出：临摹“是一项严肃细致的艺术劳动”，“必须对原作仔细地观察、体会和分析研究，才能忠实地表达原作的精神”；他最先对客观临摹(或日现状临摹，即临旧如旧)、旧色完整临摹(或日修复临摹，即临旧修旧)、复原临摹(即临旧复新)三种临摹方式做了合理的区分，也最具体细致地阐述了不同时代、不同载体壁画的线描技法运用特点(其中对“接力线绝招”的揭示为前所未闻)；至于布色敷彩技巧，则除了“必须仔细研究这一时代的色调、色种以及颜色的质量”外，还必须熟悉“布色的程序”和“掌握涂色规律”。更为要紧的是，段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临摹必须遵循“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兼顾神情、服饰，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以及坚持临摹与保护相互依存的原则。前两点，在即将出版的《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的《前言》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后一点，我想再结合段先生1982年初发表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上的著名论文《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来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以形写神”，是我国晋唐以来美术创作的核心命题，也关涉古典美学与现代临摹学的生命力。“形神兼备”，是千百年来无数美术家的苦心追求，也是敦煌壁画珍品的灵魂所在。笔者以前看相关论述，往往难免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或“空手论道”之感。段先生这篇论文则不同，由于成百上千幅壁画烂熟于心，因而不仅可以如数家珍、随手拈来典型画面做例证，而且切人肌理，深得三昧。他将壁画作品中人物的“灵魂”，归结为他们的神态、神色、神情和神气；将“传神”概括为“通过人物外部形象，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境界”。他将壁画人物的眼神，大致分为喜悦、沉思、慈祥、愤怒、哀愁五类并举例说明各类眼睛的具体描画方法，但是“每一种程式中又形成许多微妙的变化，显示出神态、性格的千差万别”。更重要的，他又通过画史故事与莫高窟第285窟菩萨画像的例子，精要地论述了眼神和整体五官面相及身姿、服饰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段先生这篇论文的另一创新之处，是首次总结了敦煌壁画人物形象(主要是神灵形象)传神的独特形式与手法，即：一、个体形象本身的传神；二、在人物互相关系中展现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三、佛、菩萨在观者“瞻仰”中传神；四、用相反相成手法传神。文中画例丰富，阐述简明，极具说服力。不仅如此，他通过对莫高窟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图》恢宏画面的诠释，提及了画作个体神情与整个意境的关系这样一个崭新的论题，这对探究中国古典绘画与诗词都具有启示意义。在论文中，段先生通过敦煌壁画中千变万化的人物形象，说明无论是宗教神灵还是世俗大众，都有外形塑造的多样性和内在精神表现的广泛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同时，又都“随着不同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审美理想而发生变化”，也“总是在前代传神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深入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得到提高和深化”，这就和单调、呆板、凝滞划清了界线，也是临摹之精髓所在。
段先生临摹敦煌壁画逾30年，恰如南朝宗炳(375—443)所云：“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故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想到这里，忽然有几句小诗吟出：
貌真求气韵，形神兼备难。
面壁数十载，画理动心弦。
挥笔临精品，成竹在胸间。
伟哉段夫子，典范在云端。
我认为，正是对敦煌壁画传神艺术的长期揣摩、感悟与研究，使得段先生在壁画临摹中擅笔独步、成果累累，创作出如《都督夫人礼佛图》这样的 传世精品和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整窟摹本这样的鸿篇巨制，为现代临摹学的实践与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临摹学这个学术园地是经众多园丁的浇灌才得以繁荣茂盛的。除常老、段公以外，敦煌研究院的史苇湘、欧阳琳、李其琼、霍熙亮、孙纪元等老一辈美术家和赵俊荣、娄婕等许多中青年美术工作者的辛勤创作和研究，都为临摹学学科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建立在临摹实践基础上的临摹学课题研究，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前辈筚路蓝缕，开辟蹊径在前；后人仍应继续拓展，奋力向前。
二
段先生对敦煌壁画中衣冠服饰的研究，对敦煌石窟艺术自十六国至晚唐时期各阶段内容、风格、特色的阐述和探析，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学界瞩目。根据段先生自述及我的学习体会，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大多围绕敦煌艺术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这个课题进行探索”，认为敦煌艺术是吸收了外来艺术营养而“形成了崭新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反映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审美理想、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传统强大的生命力和融合力”；而敦煌艺术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不同地区与民族的特色，又“丝毫不影响在大范围里统一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立足于文化交流融合，既重视外来影响，又强调统一的中国风格，这就与机械地将洞窟区分为“胡风”、“汉风”划清了界线。第二，善于利用数十年临摹壁画所获得的感性知识进行理论探讨，善于在谙熟局部、个案(微观)的基础上做精确的宏观把握与科学总结。看他的论述，仿佛是亲自置身于洞窟壁画前，在就线描、构图、敷彩跟一个个具体的画匠在作交流和探讨；又犹如跟着一位手捧敦煌石窟艺术全书的高明的讲解员，倾听他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解说。对洞窟彩塑、壁画及窟型制度整体把握和细节的熟悉恰恰是一般研究者最为欠缺的。第三，为研究敦煌服饰，段先生“通读二十四史《舆服志》”，“大量阅读服饰史论文”，“翻阅了近一百种资料，摘录了两千多张卡片”，又配以丰富、准确的图示，充分运用了壁画图像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与诗歌描写及乐舞资料相对照的“二重”乃至“多重”证据法；同时，又初步理出了中国衣冠服饰的发展概况，将敦煌服饰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中来考察。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能够形成总结性的专著，但从已发表的几篇论文看，无论是冠、巾、裙、襦、袍、裤，还是幞头、髻鬟、面饰，段先生都有相当细密周详的分析，不仅拓展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域，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实力和优势，而且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段先生接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尤其是1984年担任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主要精力转向带领所、院同志开展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有两件事值得回顾：其一，粉碎“四人帮”后，敦煌文物研究所也获得新生，从1979年起，段先生就开始带领所里研究人员撰写学术论文，这在敦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研究所段文杰、史苇湘、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刘玉权、万庚育、孙纪元、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等十几位同志就撰写了13篇约26万字的高质量论文，结集为《敦煌研究文集》；段先生于1980年初担任第一副所长，是年8月1日即为此集撰写了充满热情的《前言》，赞许这种“重整旗鼓，埋头苦干”的“革命热情”，肯定这是“今后研究的起点”。该书于1982年初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行，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这应该是中国敦煌学界沉寂了十多年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犹如严冬过后震撼人心的第一声春雷，其在敦煌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为了扩大研究所作为“敦煌学故里”的学术影响，团结全国的敦煌学研究者，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段先生在1981年提出“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并写入研究所的《十年规划》之中。经上级部门批准，在全国敦煌学研究者的大力支持下，段先生领导了繁重的筹备工作，经多方努力，使这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会于1983年8月在兰州与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合并同时举行。参加此次会议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递交论文116篇，最后结集为4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不仅在国际敦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也鼓舞了全国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士气，诚如段先生所言：堪称“我国敦煌学史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嘲。
段先生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特别重视敦煌文化的宣传普及，也特别关注拥有四十多名研究人员的研究院“三级梯队”的建设。有两件我亲身经历与感受的事也值得在此一提。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向国内外宣传敦煌，我提议编辑出版《文史知识》杂志的“敦煌学专号”，在季羡林、段文杰、宁可先生和李侃总编的支持下，编辑部决定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合办这期专号。从1988年初开始设置栏目、拟定文章选题、确定组稿人选起，编刊工作就得到了段先生的大力支持。为了增加编辑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感性认识，方便与研究院的作者商议稿件的修改加工，1988年春末夏初，我带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住进了敦煌研究院的招待所。为了让我们参观洞窟有更多收获，记得段、樊二位院长不仅安排了最好的讲解员为我们讲解，而且亲自组织我们和研究院其他作者交流，在文字加工上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指导。考虑到这期专号应具备的权威性和普及面，我们提出：虽然一期专刊只有11万字的容量，但不仅涉及的内容要全面、作者要权威，而且文字要简明易读。段先生对此极为支持，不仅破天荒地亲自为这期专号撰写了三篇短文(《敦煌学回归故里》的专家笔谈和《敦煌艺术概观》、《飞天在人间》)，而且积极组织院里的研究人员写稿。我印象最深的是段先生的《飞天在人间》一文，把敦煌飞天的来龙去脉、时代特征、美学思想写得生动凝炼，十分精彩。考虑到普及敦煌文化知识的需求，段院长果断地拍板决定该期专号加印2万册，由研究院包销，以备在北京、香港等地举办敦煌展览等活动中使用。这是在《文史知识》各专号中加印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连同邮局发行的8万多册，这一期当时总印行数超过10万册，创下了敦煌学书刊单种印刷的新纪录。
另一件事，实际上也与此有关，正是在我们合作编辑“敦煌学专号”之时，段先生又作出了另外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决定：为了加强学术阵地，办好研究院正式创刊不久的《敦煌研究》杂志，派赵声良同志来我们编辑部进修。据我了解，在此之前中华书局的编辑部门从未接受过进修编辑业务的同志。经征得书局领导同意，赵声良从1988年末开始到《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了半年，和我们一同讨论选题、一同审读加工稿件、一同出差办专号，得到了锻炼提高编辑业务的机会。后来，声良又获得了去日本东京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研究院后担任了《敦煌研究》编辑部的主任职务，不仅负责学术书刊的编辑出版业务，而且撰写了多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成为敦煌学界的后起之秀。我知道，培养和扶植年轻的研究人员，是段先生担任院长后的工作重点，现在成为敦煌研究院学术骨干、中青年专家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几乎每一位在出国进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考察、出版学术著作上，都得到过段先生的支持、鼓励和指导。段先生逝世的第二天，敦煌研究院有位中年学者就在悼念文章里重点写及段先生对年轻人的关怀，提出：“爱才，是段院长作为院长的一个特点。”我相信，凡是得到过段先生扶植的学者都会在缅怀的文章中叙及他们的感念，无庸我在此赘述了。
行文至此，借用岑参《终南山双峰草堂作》诗句“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以作结束。段文杰先生已乘鹤西行，我们心目中一位“敦煌圣徒”的形象会越来越高大、清晰。同时，作为敦煌研究院杰出的领军人物，他在敦煌艺术研究和培养敦煌后学、宣传敦煌文化中的贡献也将永远铭刻在国际敦煌学史的丰碑上，鼓励人们继续奋力前行。
参考文献：
[1]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自序[G]//.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5
[2]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C]//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335
[3]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89－107
[4]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文集[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5]段文杰，我国敦煌学史的里程碑——代前言//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