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未富先老”的社会，这使得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显得较为脆弱，再加上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
　　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考验着政府规划养老的能力。传统上，中国采取家庭养老模式来应对老龄化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传统的养老模式日益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尽管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但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适应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较大，比如，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但城镇其他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做到全覆盖，机关事业单位仍执行退休养老制，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探索之中；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不高，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实行省级统筹，一些地方仍然市县统筹，影响了养老保险基金统筹效果的发挥；养老保险待遇转移接续办法不健全，城乡居民之间、城镇不同人群之间养老保险关系不能正常转移接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让中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依然任重道远。
　　为了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对养老机制进行审慎合理的设计和选择，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养老体制建设的经验。虽然说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其经验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历经百年之久，有着较为成熟的养老体制和有效地应对老龄问题的办法。当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与中国相同的问题，其经验和教训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在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中国实施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模式，现已逐步走向成熟。与中国不同，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其他国家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投保资助型(也叫传统型)养老保险、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也称公积金模式)和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
　　瑞士建立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制度。由政府对老人、遗属和残伤人支付的基本养老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以及个人投资养老保险构成。这三者互相补充，共同形成了瑞士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独具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本则实行基础养老金制度。1961年建立了基础养老金制度，规定20岁以上的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基础养老金，日本从此实现了“全民皆有养老金”。后来，日本又在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企业薪职人员为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和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养老金。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保险费的征收是强制性的。国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财政预算，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资金则由个人和企业对半分担。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采用“后代人扶养前代人”的社会保险方式，由国家统一管理，所以又称为公共养老金。
　　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很多国家在建立完善社会养老制度之外，仍旧强调和重视家庭保障和家庭养老传统，并重新审视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东南亚地区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从制度立法、家庭经济资助、居住安排、文化教育等方面强化家庭文化及家庭保障作用。东南亚各国的家庭保障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重视，有效抑制了这一地区老年人自杀率上升的发展势头。联合国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特别提倡子女赡养父母，强调从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倡导家庭养老文化的制度建设。这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是主要的养老形式，如何把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相融合而不是简单地取代，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这包括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养老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
　　西方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及体系有着高度社会化的特征，对其经验的分析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才能对中国养老体系的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