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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到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名字、身份、躯体、定位、姿态，都有变化，而魂魄的不变，让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转世”
“转世”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这一企业基金会名称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身份独立的“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改变的不只是名称，还有新的身份和形态，新的理事会和执行团队，新的宗旨表达与项目内容，以及未来新的资金来源。
沃启基金会主要由两班人马合作组成，一部分来自原万通基金会，另一部分则曾供职于中国发展简报。2017年7月25日，离过年还远，但对于置身于这次变更事件中的两方来说，无疑是最适合用“辞旧迎新”来定义的大日子。
当事方及时公布消息，及时到還没来得及组织系统全面对外宣传，甚至没有召开发布会。紧随其后，公益行业内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猜测和描述。是万通基金会的消极谢幕？是沃启基金会的积极启新？是双方偶然邂逅的一场惊喜拥抱？是公益界一次措手不及的借壳上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词汇色彩，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即便是原万通基金会理事长李劲，暂时也无法简单直接地以只言片语定论。他认为情况复杂，而“谢幕”过于简单粗暴。
“是涅吧？投到火里面烧一圈，出来一个新的东西。但这个词又有些大了。”他对《中国慈善家》说，“我比较倾向于‘重生’。”
对于原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陈一梅来说，她更习惯称之为“转型”。
“此前我们跟同事们有一个沟通，我们觉得不能用‘终结’这个词，从组织结构上来讲，其实是一次转型。”
“重生”，或是“转型”，两个词汇交集明确，一定不是一个主体的断然终结和另一个主体的独立新生，也并非两个毫不相干的主体仅仅交接了一个席位资格，而是先后两个主体之间存在某些重要到关乎精神内核、目标追求的承续。李劲和陈一梅都认为，此次多重变化之中的不变，是对推动“专业公益”的根本诉求，这也是此次“结合”最重要的前提。
“专业公益”曾让万通基金会实践探索了9年，未来，沃启基金会也将以此为主要工作内容，希望能在公益行业扮演“知识支持者”角色，推动“有效公益”。
新名字，新身份，新躯体，新任务，新姿态，不变的是魂魄和目的—事实上，这一切看上去更像是一次“转世”。
固守再无意义
作为企业基金会，万通基金会2008年注册，发起人是原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原始注册资金共计400万元。自创立到变更，资金来源主要为万通地产及万通控股每年捐出固定比例收益，冯仑个人每年也会出资支持。
2009年，万通基金会将注册资金缩减至200万元。捐赠收入方面，自2010年攀上1200万元高峰后，2011年，则突然下跌至402万元。自此，来自万通企业的捐赠总额呈现逐年递减趋势。到2014年，万通基金会净资产已缩减至238.46万元，年捐赠总收入206万元，其中，万通控股公司捐赠缺席。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如同临时替补，以100万元的捐赠金额出现在当年捐赠名单中，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是冯仑。
到2015年，房地产业仍处于“寒冬”中，万通企业营收愈见乏力。上市公司万通地产虽继续提供捐赠，但万通控股方面的捐赠却迟迟不能到账。至年底，万通基金会方面不得不出函“催款”，捐赠款方才到位。
到2016年，状况显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企业运营艰难—这关系到企业基金会的生存状态，但似乎还不至于严重到让企业基金会脱胎换骨般地更名转型。
发起人在企业中的进退，也是决定企业基金会命运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企业经济收益，这或许更为重要。
2013年开始，万通企业便传出掌门人冯仑将出售万通股份的消息。2014年，“冯仑以减持方式转让部分万通股权”正式见于公开报道。2015年10月，万通地产发布公告称，收到冯仑和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来的说明函，双方达成通过转让万通控股股权的交易形式，实现持有万通地产权益变动的明确意向。《冯仑退出，万通地产易主》之类的标题随之冲上媒体头条。冯仑虽仍为万通控股的董事长和重要股东，但已经不再是控制人了。
几乎与此同步，万通基金会也在“去冯仑化”。2013年4月，第一届理事会任期结束，冯仑卸去万通基金会副理事长职务。截至当时，冯仑个人已为万通基金会捐赠近1500万元。同年，秘书长李劲任理事长一职，冯仑在基金会内直接施加影响的机会减少，一些对外捐赠提议会直接被理事会否决。“把他的意愿放在制度框架内来推动，是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李劲说，当时冯仑事实上也已经不再是万通基金会的控制人。“你不能说冯先生不影响理事会。他是发起人，是最大捐赠个人，希望通过理事会来影响机构这很正常的。”
对于当时万通基金会的“去冯仑化”，冯仑本人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曾以福特基金会做类比，“我们研究过福特基金会的模式，虽然它带有‘福特’二字，其实跟创始人福特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一个独立、专业、公益的基金会。”
事实上，从创立开始，万通基金会一直在与万通的商业活动保持距离。李劲介绍，万通企业方面开发小区，基金会方面做生态社区，双方在项目领域上相关，这让基金会进入一些社区时有着天然的便利性，但具体业务层面，万通基金会跟万通企业并没有直接关联。“万通基金会只有极少的项目在万通企业的地盘上做过试点。我们叫‘貌离神合’。”李劲说，“很多人不理解，你们为什么叫独立运营的企业基金会？这不矛盾么？我们的独立运营指的是企业只管给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管。”
万通基金会避免与万通企业关系过分紧密，目的是专业化，但如此一来，企业能否有充足的动力为基金会输血，紧要处，便在于冯仑个人。万通基金会不需要冯仑插手基金会管理，但却尤为需要这位创始人能在商业上左右大局，进而影响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显然，随着冯仑在万通企业中失去权柄，对于企业是否要继续支持他所发起的这家与企业活动无甚瓜葛的企业基金会，冯仑已不再具有主导权。 对于万通企业方面的变动和复杂内因，各方都不愿详谈，包括李劲，包括原万通基金会理事陈一梅，也包括原万通基金会秘书长陈键。辞去基金会秘书长职务后，陈键仍在万通企业任职。2016年，在资金量严重吃紧的情况下，以陈键为首的秘书处三人团队仍为万通基金会拿到了4A评级，但对此次机构变更相关话题，她拒绝接受采访。
无论如何，在这一情态中，一切试图“挽回”大局以延续万通基金会这一机构名称的努力都不再有意义。
死去？活来！
万通基金会之所以“重生”为沃启基金会，在李劲看来，是多重因素综合而出的结果，其中有必然，也有偶然。
无论是宗教还是民俗传说，对“转世”的描述大体相同，无非是一个生命体死而不亡，灵魂出窍觅得新肉身，精神得以延续。这一过程中，有遵从生命体客观条件的必然，至于哪个新躯体及时出现被选中，在凡人看来则神奇得可谓巧合。
同样，在客观条件下，万通基金会已不再是一个适合灵魂寄存的躯体，选择无非有两个，一是灵随肉亡，彻底终结；否则，必然要转变为一个新的机构。至于沃启基金会的出现，则多了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机缘。比如在陈一梅看来，此次借机“结合”则完全是一个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巧合。
2015年，在馮仑失去万通掌控人身份后，万通基金会便开始面临存亡之困。李劲说，冯仑一方面希望基金会能延续下去，一方面又不愿给新的大股东过多压力，在当时，大股东显然也没有想好，以至于拖到2016年底，才明确表态“不做了”。
理事们商议召开最后一次理事会，讨论将万通基金会注销。然而，这“最后的会议”却意外促生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企业基金会注销，业内难寻先例，“特别是主动注销。所以我们请了监事，还请了社会组织管理局的两位处长参会，相当于旁听。”李劲说，“包括会议纪要、投票、如何描述等等事项，可能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请政府的人来帮我们，也是为了确保合法且专业地进行。”
2016年12月30日，理事会召开，会议过半，万通基金会介绍了财务情况以及面临的困境。“会上请政府的领导说话。一般来说，到年底净资产不够注册资金，那就违规了，我们差了不到100万。两位领导表态说，要是资产过不了年检，限期可做适当宽延。”
政府给的限期一再延长，最终限定到2017年10月份。政府方面表态，希望万通基金会方面能“再努努力”，另外，也支持万通基金会脱离企业，变更为独立的基金会。
李劲觉得，仅仅要应对年检的话，填补100万上下的筹款差额还算不上艰难。限期既然宽延，万通基金会便借机寻找其他的出路。
另一方面，陈一梅与一班人马带着项目离开发展简报，初期想要注册民非，但因相关新条例还未出台，市里暂时停办相关业务。2016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便策划用“迎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以参与的形式成立新机构。临近春节时，陈一梅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劲，并提出是否可以借此契机，将团队注入万通基金会，共同组成新机构。
李劲当时觉得万通基金会或许还会有其他选择，并未对陈一梅的提议做过多考虑。但是春节过后，李劲改了主意。“我们想继续做专业公益，而陈一梅的团队是从发展简报出来的，也是做公益专业化建设的。所谓‘发展’，事实上就是专业化建设。价值观可以是多元的，但是方法论应该是扎实的。所以我们讨论还是要打这个专业牌。”
冯仑是万通基金会的发起人，也是最大资助个人，若变更成新的基金会，冯仑也可能是未来的支持者。李劲与冯仑交流这一想法，冯仑也表示赞同。
2017年3月，万通基金会变更为独立基金会的策划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变更与承续
万通基金会成立之初，希望能致力于环保、节能、教育、社会扶贫等公益领域的交流、宣传、研究、资助及相关公益事业。在此后的发展中，其业务则主要聚焦在生态环保领域。
变更为沃启基金会后，宗旨使命有所调整，定位变为公益行业的知识生产与支持，做高效卓越公益的智慧源泉。致力于赋能社会组织，促进公益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是为“沃若民生、启迪公益”。同时，将恢复2008年万通基金会登记注册时所列的业务范围。而业务重点，则倾向于公益知识积累、梳理和传播；公益导航研究和生态圈建设；公益人才赋能与发展等。
李劲认为，单纯从项目上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两家机构”。而陈一梅则认为，转型带来的业务范围调整不仅是“回归”，也是一次升级。
由于战略方向上的变化，原万通基金会的相关业务开始归结和收尾。陈一梅介绍说，对于一些目前还在执行中的合作协议以及相关项目，沃启基金会会履行支持义务到项目在既定周期完成。对于2016年向万通公益基金会递交的生态社区项目，将不再进行资助。
相关善后工作所缺资金，仍由冯仑个人筹措100万进行补足。
因为有着不同于过去的资源禀赋和治理框架，运作模式上，也由此前的资助型转变为操作型。
万通基金会得以变更为沃启基金会，大致由来自四方面的因素促成。首先是北京市民政局方面的支持，其次是原万通基金会发起人冯仑的意愿，第三是万通企业方面的态度，还有就是李劲、陈一梅等诸多公益专业人士的选择。
能在诸多必然因素中遭遇“巧合”，前提条件是“专业化”。
万通基金会创立之初，冯仑便说，“专业性和独立性是万通基金会运作上的最大特点。”他之所以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挖来李劲，也正是出于“专业化”考虑。
“专业化”是李劲口中常念的三个字，这不但是他的意愿和目标，事实上也是他的长项。加入万通基金会后，李劲曾和冯仑推动改造理事会。2014年起，理事会成员调整，从此前的多元构成，变为专业人士为主、企业占三席的“二元化”理事会。“代表万通企业方面的理事人选也有调整，调整后，企业席位也更加倾向于支持基金会独立运作。”李劲说。 陈一梅跟李劲同样具备“国际背景”。她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曾供职福特基金会，任国际美慈组织中国主任、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投身公益行业二十载，一直致力于专业公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除冯仑继续任名誉理事长外，沃启基金会理事会共六人，有三人来自原万通基金会，其中李劲继续担任理事长，陈一梅和万通地产品牌与公关部总经理张志喜留任理事。
原发展简报主编付涛，原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卫国，以及原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基金会中心网常务副总裁耿和荪三位是新理事。付涛任沃启基金会首任秘书长。
沃启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在公益界都早已树立了个人品牌，新的执行团队也以原中国发展简报的核心编辑及研究团队为主力，并融匯原万通基金会的专业人员。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两个字，专业。”李劲说，“沃启的理事会完全是专业性理事会，没有所谓的社会理事、大企业家，也没有什么社会知名人士。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一个这样纯粹的理事会了。”
陈一梅视沃启为推动专业公益的“豪华阵容”。“我们不觉得我们几个是发起人或是什么，整个理事团队跟执行团队其实都是创业者。”
方历死劫
陈一梅对沃启基金会的未来信心满满，但她必须要面对目前的资金难题。
项目规模方面，虽然基金会业务刚刚变更，项目还未全面开展，但陈一梅认为未来的沃启基金会不会是一个低运作成本的机构。“现在我们有一些发展方向，需要争取一些非限定性资助，未来甚至可能比万通基金会的资金规模更大。”
即便沃启基金会执行团队的原有项目已能覆盖成本，未来也会向公益机构甚至企业、政府提供相应服务，从而获得一些服务收入。但陈一梅也清楚，这并不会成为支撑机构未来发展的资金来源主体。
沃启基金会的团队比原万通基金会大，人力成本也更大。人才配置方面，执行团队也需要相应的薪酬保障，若竞争力不足，将直接导致现阶段的人才流失。
“我们项目团队里面有四个机构秘书长级别的人，很容易就会被人挖走了。”李劲说。
受限于相关法律法规，在万通基金会时期，基金会员工的薪资待遇甚至办公地址一直由企业提供相应保障。如今，沃启基金会彻底独立，人才流失问题恐怕已不仅限于“可能性”层面了。
这也是陈一梅所担忧的。对于个体和行业发展，她认为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但从机构自身发展考虑，她说，“还是会舍不得。”
同时，基金会变更后还亟待一笔注册资金来稳固基础。
筹款，是沃启基金会目前需要抓紧推动解决的问题。他们在考虑各种可行的筹资方式，比如新理事带资加盟。
除资金外，李劲还有额外的担心。在专业能力上，沃启基金会目前的人员配置与业务方向较为匹配，但无论是来自企业基金会的员工，还是原发展简报的专业团队，都是“脚上有泥的书生”。万通基金会阶段，因为资金来源相对固定，团队营销能力的建设并不充分；而原发展简报的团队长期贴近草根组织，长于学术研究和专业的传播，营销能力方面也面临新挑战。
治理层面，李劲希望强化秘书处职能，陈一梅说要打造理事会、秘书处“双强”的治理生态，但这都还是设想。理事会未来能否给予足够投入，又能否与执行团队打好配合，暂时看来，还需要画上一个问号。
沃启基金会相信，他们所能提供的，也正是中国公益行业所需要的。但在现阶段，万通基金会“转世”为沃启，还只能算是刚刚历过死劫，新的躯体能否顺利长大，能否在精神的驱使下修成正果，前路或许还没有明朗到叫人额手称庆。
“转世”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这一企业基金会名称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身份独立的“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改变的不只是名称，还有新的身份和形态，新的理事会和执行团队，新的宗旨表达与项目内容，以及未来新的资金来源。
沃启基金会主要由两班人马合作组成，一部分来自原万通基金会，另一部分则曾供职于中国发展简报。2017年7月25日，离过年还远，但对于置身于这次变更事件中的两方来说，无疑是最适合用“辞旧迎新”来定义的大日子。
当事方及时公布消息，及时到還没来得及组织系统全面对外宣传，甚至没有召开发布会。紧随其后，公益行业内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猜测和描述。是万通基金会的消极谢幕？是沃启基金会的积极启新？是双方偶然邂逅的一场惊喜拥抱？是公益界一次措手不及的借壳上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词汇色彩，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即便是原万通基金会理事长李劲，暂时也无法简单直接地以只言片语定论。他认为情况复杂，而“谢幕”过于简单粗暴。
“是涅吧？投到火里面烧一圈，出来一个新的东西。但这个词又有些大了。”他对《中国慈善家》说，“我比较倾向于‘重生’。”
对于原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陈一梅来说，她更习惯称之为“转型”。
“此前我们跟同事们有一个沟通，我们觉得不能用‘终结’这个词，从组织结构上来讲，其实是一次转型。”
“重生”，或是“转型”，两个词汇交集明确，一定不是一个主体的断然终结和另一个主体的独立新生，也并非两个毫不相干的主体仅仅交接了一个席位资格，而是先后两个主体之间存在某些重要到关乎精神内核、目标追求的承续。李劲和陈一梅都认为，此次多重变化之中的不变，是对推动“专业公益”的根本诉求，这也是此次“结合”最重要的前提。
“专业公益”曾让万通基金会实践探索了9年，未来，沃启基金会也将以此为主要工作内容，希望能在公益行业扮演“知识支持者”角色，推动“有效公益”。
新名字，新身份，新躯体，新任务，新姿态，不变的是魂魄和目的—事实上，这一切看上去更像是一次“转世”。
固守再无意义
作为企业基金会，万通基金会2008年注册，发起人是原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原始注册资金共计400万元。自创立到变更，资金来源主要为万通地产及万通控股每年捐出固定比例收益，冯仑个人每年也会出资支持。
2009年，万通基金会将注册资金缩减至200万元。捐赠收入方面，自2010年攀上1200万元高峰后，2011年，则突然下跌至402万元。自此，来自万通企业的捐赠总额呈现逐年递减趋势。到2014年，万通基金会净资产已缩减至238.46万元，年捐赠总收入206万元，其中，万通控股公司捐赠缺席。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如同临时替补，以100万元的捐赠金额出现在当年捐赠名单中，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是冯仑。
到2015年，房地产业仍处于“寒冬”中，万通企业营收愈见乏力。上市公司万通地产虽继续提供捐赠，但万通控股方面的捐赠却迟迟不能到账。至年底，万通基金会方面不得不出函“催款”，捐赠款方才到位。
到2016年，状况显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企业运营艰难—这关系到企业基金会的生存状态，但似乎还不至于严重到让企业基金会脱胎换骨般地更名转型。
发起人在企业中的进退，也是决定企业基金会命运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企业经济收益，这或许更为重要。
2013年开始，万通企业便传出掌门人冯仑将出售万通股份的消息。2014年，“冯仑以减持方式转让部分万通股权”正式见于公开报道。2015年10月，万通地产发布公告称，收到冯仑和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来的说明函，双方达成通过转让万通控股股权的交易形式，实现持有万通地产权益变动的明确意向。《冯仑退出，万通地产易主》之类的标题随之冲上媒体头条。冯仑虽仍为万通控股的董事长和重要股东，但已经不再是控制人了。
几乎与此同步，万通基金会也在“去冯仑化”。2013年4月，第一届理事会任期结束，冯仑卸去万通基金会副理事长职务。截至当时，冯仑个人已为万通基金会捐赠近1500万元。同年，秘书长李劲任理事长一职，冯仑在基金会内直接施加影响的机会减少，一些对外捐赠提议会直接被理事会否决。“把他的意愿放在制度框架内来推动，是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李劲说，当时冯仑事实上也已经不再是万通基金会的控制人。“你不能说冯先生不影响理事会。他是发起人，是最大捐赠个人，希望通过理事会来影响机构这很正常的。”
对于当时万通基金会的“去冯仑化”，冯仑本人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曾以福特基金会做类比，“我们研究过福特基金会的模式，虽然它带有‘福特’二字，其实跟创始人福特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一个独立、专业、公益的基金会。”
事实上，从创立开始，万通基金会一直在与万通的商业活动保持距离。李劲介绍，万通企业方面开发小区，基金会方面做生态社区，双方在项目领域上相关，这让基金会进入一些社区时有着天然的便利性，但具体业务层面，万通基金会跟万通企业并没有直接关联。“万通基金会只有极少的项目在万通企业的地盘上做过试点。我们叫‘貌离神合’。”李劲说，“很多人不理解，你们为什么叫独立运营的企业基金会？这不矛盾么？我们的独立运营指的是企业只管给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管。”
万通基金会避免与万通企业关系过分紧密，目的是专业化，但如此一来，企业能否有充足的动力为基金会输血，紧要处，便在于冯仑个人。万通基金会不需要冯仑插手基金会管理，但却尤为需要这位创始人能在商业上左右大局，进而影响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显然，随着冯仑在万通企业中失去权柄，对于企业是否要继续支持他所发起的这家与企业活动无甚瓜葛的企业基金会，冯仑已不再具有主导权。 对于万通企业方面的变动和复杂内因，各方都不愿详谈，包括李劲，包括原万通基金会理事陈一梅，也包括原万通基金会秘书长陈键。辞去基金会秘书长职务后，陈键仍在万通企业任职。2016年，在资金量严重吃紧的情况下，以陈键为首的秘书处三人团队仍为万通基金会拿到了4A评级，但对此次机构变更相关话题，她拒绝接受采访。
无论如何，在这一情态中，一切试图“挽回”大局以延续万通基金会这一机构名称的努力都不再有意义。
死去？活来！
万通基金会之所以“重生”为沃启基金会，在李劲看来，是多重因素综合而出的结果，其中有必然，也有偶然。
无论是宗教还是民俗传说，对“转世”的描述大体相同，无非是一个生命体死而不亡，灵魂出窍觅得新肉身，精神得以延续。这一过程中，有遵从生命体客观条件的必然，至于哪个新躯体及时出现被选中，在凡人看来则神奇得可谓巧合。
同样，在客观条件下，万通基金会已不再是一个适合灵魂寄存的躯体，选择无非有两个，一是灵随肉亡，彻底终结；否则，必然要转变为一个新的机构。至于沃启基金会的出现，则多了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机缘。比如在陈一梅看来，此次借机“结合”则完全是一个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巧合。
2015年，在馮仑失去万通掌控人身份后，万通基金会便开始面临存亡之困。李劲说，冯仑一方面希望基金会能延续下去，一方面又不愿给新的大股东过多压力，在当时，大股东显然也没有想好，以至于拖到2016年底，才明确表态“不做了”。
理事们商议召开最后一次理事会，讨论将万通基金会注销。然而，这“最后的会议”却意外促生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企业基金会注销，业内难寻先例，“特别是主动注销。所以我们请了监事，还请了社会组织管理局的两位处长参会，相当于旁听。”李劲说，“包括会议纪要、投票、如何描述等等事项，可能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请政府的人来帮我们，也是为了确保合法且专业地进行。”
2016年12月30日，理事会召开，会议过半，万通基金会介绍了财务情况以及面临的困境。“会上请政府的领导说话。一般来说，到年底净资产不够注册资金，那就违规了，我们差了不到100万。两位领导表态说，要是资产过不了年检，限期可做适当宽延。”
政府给的限期一再延长，最终限定到2017年10月份。政府方面表态，希望万通基金会方面能“再努努力”，另外，也支持万通基金会脱离企业，变更为独立的基金会。
李劲觉得，仅仅要应对年检的话，填补100万上下的筹款差额还算不上艰难。限期既然宽延，万通基金会便借机寻找其他的出路。
另一方面，陈一梅与一班人马带着项目离开发展简报，初期想要注册民非，但因相关新条例还未出台，市里暂时停办相关业务。2016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便策划用“迎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以参与的形式成立新机构。临近春节时，陈一梅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劲，并提出是否可以借此契机，将团队注入万通基金会，共同组成新机构。
李劲当时觉得万通基金会或许还会有其他选择，并未对陈一梅的提议做过多考虑。但是春节过后，李劲改了主意。“我们想继续做专业公益，而陈一梅的团队是从发展简报出来的，也是做公益专业化建设的。所谓‘发展’，事实上就是专业化建设。价值观可以是多元的，但是方法论应该是扎实的。所以我们讨论还是要打这个专业牌。”
冯仑是万通基金会的发起人，也是最大资助个人，若变更成新的基金会，冯仑也可能是未来的支持者。李劲与冯仑交流这一想法，冯仑也表示赞同。
2017年3月，万通基金会变更为独立基金会的策划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变更与承续
万通基金会成立之初，希望能致力于环保、节能、教育、社会扶贫等公益领域的交流、宣传、研究、资助及相关公益事业。在此后的发展中，其业务则主要聚焦在生态环保领域。
变更为沃启基金会后，宗旨使命有所调整，定位变为公益行业的知识生产与支持，做高效卓越公益的智慧源泉。致力于赋能社会组织，促进公益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是为“沃若民生、启迪公益”。同时，将恢复2008年万通基金会登记注册时所列的业务范围。而业务重点，则倾向于公益知识积累、梳理和传播；公益导航研究和生态圈建设；公益人才赋能与发展等。
李劲认为，单纯从项目上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两家机构”。而陈一梅则认为，转型带来的业务范围调整不仅是“回归”，也是一次升级。
由于战略方向上的变化，原万通基金会的相关业务开始归结和收尾。陈一梅介绍说，对于一些目前还在执行中的合作协议以及相关项目，沃启基金会会履行支持义务到项目在既定周期完成。对于2016年向万通公益基金会递交的生态社区项目，将不再进行资助。
相关善后工作所缺资金，仍由冯仑个人筹措100万进行补足。
因为有着不同于过去的资源禀赋和治理框架，运作模式上，也由此前的资助型转变为操作型。
万通基金会得以变更为沃启基金会，大致由来自四方面的因素促成。首先是北京市民政局方面的支持，其次是原万通基金会发起人冯仑的意愿，第三是万通企业方面的态度，还有就是李劲、陈一梅等诸多公益专业人士的选择。
能在诸多必然因素中遭遇“巧合”，前提条件是“专业化”。
万通基金会创立之初，冯仑便说，“专业性和独立性是万通基金会运作上的最大特点。”他之所以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挖来李劲，也正是出于“专业化”考虑。
“专业化”是李劲口中常念的三个字，这不但是他的意愿和目标，事实上也是他的长项。加入万通基金会后，李劲曾和冯仑推动改造理事会。2014年起，理事会成员调整，从此前的多元构成，变为专业人士为主、企业占三席的“二元化”理事会。“代表万通企业方面的理事人选也有调整，调整后，企业席位也更加倾向于支持基金会独立运作。”李劲说。 陈一梅跟李劲同样具备“国际背景”。她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曾供职福特基金会，任国际美慈组织中国主任、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投身公益行业二十载，一直致力于专业公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除冯仑继续任名誉理事长外，沃启基金会理事会共六人，有三人来自原万通基金会，其中李劲继续担任理事长，陈一梅和万通地产品牌与公关部总经理张志喜留任理事。
原发展简报主编付涛，原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卫国，以及原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基金会中心网常务副总裁耿和荪三位是新理事。付涛任沃启基金会首任秘书长。
沃启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在公益界都早已树立了个人品牌，新的执行团队也以原中国发展简报的核心编辑及研究团队为主力，并融匯原万通基金会的专业人员。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两个字，专业。”李劲说，“沃启的理事会完全是专业性理事会，没有所谓的社会理事、大企业家，也没有什么社会知名人士。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一个这样纯粹的理事会了。”
陈一梅视沃启为推动专业公益的“豪华阵容”。“我们不觉得我们几个是发起人或是什么，整个理事团队跟执行团队其实都是创业者。”
方历死劫
陈一梅对沃启基金会的未来信心满满，但她必须要面对目前的资金难题。
项目规模方面，虽然基金会业务刚刚变更，项目还未全面开展，但陈一梅认为未来的沃启基金会不会是一个低运作成本的机构。“现在我们有一些发展方向，需要争取一些非限定性资助，未来甚至可能比万通基金会的资金规模更大。”
即便沃启基金会执行团队的原有项目已能覆盖成本，未来也会向公益机构甚至企业、政府提供相应服务，从而获得一些服务收入。但陈一梅也清楚，这并不会成为支撑机构未来发展的资金来源主体。
沃启基金会的团队比原万通基金会大，人力成本也更大。人才配置方面，执行团队也需要相应的薪酬保障，若竞争力不足，将直接导致现阶段的人才流失。
“我们项目团队里面有四个机构秘书长级别的人，很容易就会被人挖走了。”李劲说。
受限于相关法律法规，在万通基金会时期，基金会员工的薪资待遇甚至办公地址一直由企业提供相应保障。如今，沃启基金会彻底独立，人才流失问题恐怕已不仅限于“可能性”层面了。
这也是陈一梅所担忧的。对于个体和行业发展，她认为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但从机构自身发展考虑，她说，“还是会舍不得。”
同时，基金会变更后还亟待一笔注册资金来稳固基础。
筹款，是沃启基金会目前需要抓紧推动解决的问题。他们在考虑各种可行的筹资方式，比如新理事带资加盟。
除资金外，李劲还有额外的担心。在专业能力上，沃启基金会目前的人员配置与业务方向较为匹配，但无论是来自企业基金会的员工，还是原发展简报的专业团队，都是“脚上有泥的书生”。万通基金会阶段，因为资金来源相对固定，团队营销能力的建设并不充分；而原发展简报的团队长期贴近草根组织，长于学术研究和专业的传播，营销能力方面也面临新挑战。
治理层面，李劲希望强化秘书处职能，陈一梅说要打造理事会、秘书处“双强”的治理生态，但这都还是设想。理事会未来能否给予足够投入，又能否与执行团队打好配合，暂时看来，还需要画上一个问号。
沃启基金会相信，他们所能提供的，也正是中国公益行业所需要的。但在现阶段，万通基金会“转世”为沃启，还只能算是刚刚历过死劫，新的躯体能否顺利长大，能否在精神的驱使下修成正果，前路或许还没有明朗到叫人额手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