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人曾调侃，城市化是最有效的避孕药，归根到底就是城市生活经济压力大。
中国的生育率问题，正不断引起社会的讨论和关注。
不久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作出判断：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什么叫关键转折期？警戒线又是多少？
世界主流观点是，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平稳。而中国现在各地区的生育率普遍低于被认为是警戒线的1.5。而若这个趋势得不到逆转，则会掉入“低生育陷阱”，低生育意愿会不断自我强化，导致人口不断萎缩。
眼下的事实是，即便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生育大市，新生儿数量也逐年递减。加上性别失衡、房价高企等问题的互相影响，逆转生育趋势并不容易。
“生育大市”生不动
谈到出生率，在中国有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性别。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79年，在1980年代逐步贯彻落实，但实际情况是农村普遍实施困难。为了应对实际情况，19个省的农村地区采取的是“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是女孩的夫妻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这些没有严格实施“一孩”政策的地区，往往重男轻女观念较重，一胎不是男孩，往往会继续生。附近城市受到农村风气影响，即使罚款也要生，使得不少城市都是生育大市。其中，广东潮汕地区、浙江温州、江西、安徽都属于这种情况。
以2017年的出生率为例，合肥19.76‰，潮州16.9‰，温州15.1‰，南昌13.64‰，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到了2019年，合肥的出生率是12.65‰，潮州11.72‰，温州11.9‰，南昌12.59‰，普遍出现明显滑落。
为何有着重男轻女风气的城市也不愿生了，这里除了育龄妇女减少、育儿成本上升、两孩政策影响消退、房价高昂等原因，性别严重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重灾区是：安徽（131.07）、海南（129.43）、广东（129.49）、江西（128.27）、河南（127.64）。在人口统计学上，男女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在102至105之间。超过120的数字，已严重超出正常比例。
男性过多，女性过少，意味着一部分男性注定打光棍。特别是性别失衡的农村地区，经济状况较差的男性往往难以寻得配偶，这类人就成为了出生率的分母。
此外，不少地区的婚姻中有着男方要向女方家庭支付高昂彩礼的风俗。性别越是失衡，这样的风俗越可能得到强化。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普通家庭的多生欲望。
山东省也是中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育大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言论依然在孔孟之乡有着深远影响。
以2017年的出生率为例，日照市25.07‰，滨州市20.42‰，济南市17.83‰，枣庄市16.6‰，德州市15.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截。
但两年后的出生率发生了变化，日照市11.53‰，滨州市10.48‰，济南市12.86‰，枣庄市9.77‰，德州市10.45‰。
生育大市也生不动了，是全国生育率萎靡的最明显特征。
需要悲观吗？
导致适龄夫妇不愿生孩子的理由很多，其中经济层面的原因最为突出。有人曾调侃，城市化是最有效的避孕药，归根到底就是城市生活经济压力大。
居住面积不够、教育成本高昂、无人看管、生育导致的丧失机会成本都影响了国人的生育意愿。强行生育不但影响自身生活水平，也难以给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和物质保障。
这类问题不是中国仅有的城市病。东亚乃至世界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都有著大同小异的生育难倾向。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2020年，韩国全国的新生儿数量只有28万，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10%。而且死亡率首次超过了出生率，首现人口负增长。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核心城市的住房资源和教育资源天然抢手，其价格难以自然回归到正常水平。只有进行人为性的政策干预，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增强生育意愿。因此，不少人士呼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
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是在人口问题领域呼声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认为，随着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中国的生育率大概率会跌至世界最低水平。
梁建章建议政府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包括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增加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增加教育供给，特别是社区托儿所的建设。
恒大研究院在去年年末发布了一份《中国人口报告2020》。报告预测，中国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针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报告的撰写者任泽平给出了几点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建议开放三胎政策;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保持房价长期稳定;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多数专家表示了人口减少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担忧，但一些学者也表示了不同观点。比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彭希哲教授就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与未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不必过于悲观。他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继兴起，正在改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未来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减弱。
彭希哲表示，不少人士的观点还是有一种“工具理性”，即把生育当作是一种工具功能来看待，而并非人的个人自由意愿。他希望还是应该把生育孩子的权利交给育龄夫妻自己来把握，毕竟人口的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中国的生育率问题，正不断引起社会的讨论和关注。
不久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作出判断：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什么叫关键转折期？警戒线又是多少？
世界主流观点是，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平稳。而中国现在各地区的生育率普遍低于被认为是警戒线的1.5。而若这个趋势得不到逆转，则会掉入“低生育陷阱”，低生育意愿会不断自我强化，导致人口不断萎缩。
眼下的事实是，即便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生育大市，新生儿数量也逐年递减。加上性别失衡、房价高企等问题的互相影响，逆转生育趋势并不容易。
“生育大市”生不动
谈到出生率，在中国有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性别。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79年，在1980年代逐步贯彻落实，但实际情况是农村普遍实施困难。为了应对实际情况，19个省的农村地区采取的是“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是女孩的夫妻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这些没有严格实施“一孩”政策的地区，往往重男轻女观念较重，一胎不是男孩，往往会继续生。附近城市受到农村风气影响，即使罚款也要生，使得不少城市都是生育大市。其中，广东潮汕地区、浙江温州、江西、安徽都属于这种情况。
以2017年的出生率为例，合肥19.76‰，潮州16.9‰，温州15.1‰，南昌13.64‰，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到了2019年，合肥的出生率是12.65‰，潮州11.72‰，温州11.9‰，南昌12.59‰，普遍出现明显滑落。
为何有着重男轻女风气的城市也不愿生了，这里除了育龄妇女减少、育儿成本上升、两孩政策影响消退、房价高昂等原因，性别严重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重灾区是：安徽（131.07）、海南（129.43）、广东（129.49）、江西（128.27）、河南（127.64）。在人口统计学上，男女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在102至105之间。超过120的数字，已严重超出正常比例。
男性过多，女性过少，意味着一部分男性注定打光棍。特别是性别失衡的农村地区，经济状况较差的男性往往难以寻得配偶，这类人就成为了出生率的分母。
此外，不少地区的婚姻中有着男方要向女方家庭支付高昂彩礼的风俗。性别越是失衡，这样的风俗越可能得到强化。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普通家庭的多生欲望。
山东省也是中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育大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言论依然在孔孟之乡有着深远影响。
以2017年的出生率为例，日照市25.07‰，滨州市20.42‰，济南市17.83‰，枣庄市16.6‰，德州市15.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截。
但两年后的出生率发生了变化，日照市11.53‰，滨州市10.48‰，济南市12.86‰，枣庄市9.77‰，德州市10.45‰。
生育大市也生不动了，是全国生育率萎靡的最明显特征。
需要悲观吗？
导致适龄夫妇不愿生孩子的理由很多，其中经济层面的原因最为突出。有人曾调侃，城市化是最有效的避孕药，归根到底就是城市生活经济压力大。
居住面积不够、教育成本高昂、无人看管、生育导致的丧失机会成本都影响了国人的生育意愿。强行生育不但影响自身生活水平，也难以给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和物质保障。
这类问题不是中国仅有的城市病。东亚乃至世界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都有著大同小异的生育难倾向。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2020年，韩国全国的新生儿数量只有28万，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10%。而且死亡率首次超过了出生率，首现人口负增长。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核心城市的住房资源和教育资源天然抢手，其价格难以自然回归到正常水平。只有进行人为性的政策干预，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增强生育意愿。因此，不少人士呼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
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是在人口问题领域呼声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认为，随着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中国的生育率大概率会跌至世界最低水平。
梁建章建议政府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包括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增加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增加教育供给，特别是社区托儿所的建设。
恒大研究院在去年年末发布了一份《中国人口报告2020》。报告预测，中国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针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报告的撰写者任泽平给出了几点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建议开放三胎政策;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保持房价长期稳定;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多数专家表示了人口减少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担忧，但一些学者也表示了不同观点。比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彭希哲教授就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与未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不必过于悲观。他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继兴起，正在改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未来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减弱。
彭希哲表示，不少人士的观点还是有一种“工具理性”，即把生育当作是一种工具功能来看待，而并非人的个人自由意愿。他希望还是应该把生育孩子的权利交给育龄夫妻自己来把握，毕竟人口的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