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语文课堂总会提到田园、南山、隐士，尤其是对《归园田居》的讲解，每位教师几乎都在围绕陶公的归隐大做文章。但由于我们在备课的过程中对教参过多地依赖，忽视了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使得语文课堂中的陶渊明逐渐远离了灵动的生活，转而成为一个“与世俗决裂之心异常坚定的隐士”。殊不知，在这看似华丽的转身之后，那个诗歌中总有飞鸟相伴的自由诗人已褪尽了他真实的色彩。
　　引发笔者思考的机缘来自之前一个学生的发问，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渊明当然不能免俗，我们却在课堂上忘乎所以称道他“归”的田园之乐，忽视了他在“归”与“仕”之间抉择的痛苦和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我们该怎样去评价陶渊明呢？
　　面对这样的提问，那些年在教学中唯教参是瞻、空谈理论的我竟然无法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直到当我再次翻开那篇《归园田居》，低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时，我想，应当放下手中那些无用的杂务，来为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找找答案了。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都很难走出“仕”这座围城。“以天下为己任”这个道理，作为家境“先前也曾经阔绰过”的陶渊明不会不清楚。其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八州都督，“媵妾数十，家童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可谓昌极一时。其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其父虽不济，也做过安城太守，其母孟氏，是曾做过大将军桓温参军的东晋大文人孟嘉之女。只是这样显赫的家世也有月亏之时，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说自己和从弟敬远同在8岁时遭丧父之难，“相及龆齿，并罹偏咎”，幼年即家道中落。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摆脱生存困境的出路无一例外都在仕宦之途，与统治阶级合作，转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只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和东晋一样的时代。一方面，门阀观念重，士族当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身处其时，怎能不耳濡目染？更何况彼时他已是士族和寒族之间的一个边缘人，强烈的归属感不允许他弃家族振兴于不顾而与官场决裂。另一方面，当时玄学盛行，清谈风气日炽，这种心态改变了东晋文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更多地体现在个人情感的体验与满足中，更多地倾向于玄言和山水。
　　陶渊明的思想受儒、道二家影响颇深，如果说陶渊明的“归”是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那么他的“仕”就是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体现。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这样写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公在他的诗中频繁出现荆轲这样一位义士应该不是偶然，而他更是在《读山海经》中吟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里的“猛志”，应当是他年轻时“大济苍生”的目标与诉求。不然，一个内心恬淡寡欲的人，何来“猛志”一说？
　　此外，挣几口养家糊口的柴米钱也是他出仕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陶公深知“归”亦有道，穿衣吃饭才是根本。“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这个“微”字用得实在，可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实在不是稼穑的好手。他一生育有五子，供养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并非易事。“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当这个男人面对家庭的重担力不从心之时该如何呢？孟子给出了答案——“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这一点在他出任彭泽县令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好一个“贵其真也”！我们真正敬渊明、爱渊明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他喊出了惊世骇俗的口号，表明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观，更在于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浮躁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简单的一个“真”呢？所以笔者认为，陶渊明“归”的意义，借鉴多于评价。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新课标在确定语文学科工具性的同时，强调了它由单一性（工具性）向双重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转变，暗示了中学语文教学对人文精神回归的呼唤。如果语文教学不能“以课本为本”，而是“以教参为本”，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这样僵化的语文课必会把学生仅存的一点探究知识的欲望销蚀，这也与新课标“以人为本”的理念相悖。
　　顾随先生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变成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義与生命。”我想先生的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语文教师的叮咛与嘱托。上自己的语文课，上有见地的语文课，让人文思想流淌在语文课堂，让学生在充满诗意与灵动的语文课堂上自由呼吸，这应该是每一个爱语文、敬语文的人最大的愿望。
　　（责任编辑 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