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里没有旗
　　2015年4月初，欧阳春艳来到北京，寄希望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与中日友好交流协会（以下简称中日友协）——前者有直接证据关联，后者按常理推断应有联系。
　　可是，旗面显示的送旗时间是1954～1956年，那时中日友协还没成立。
　　全总倒是很热情，但走程序需要时间，欧阳春艳他们等不起。
　　所幸，其中五面旗的受旗者是个人，“李德全女史”，即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红十字会负责人、首任卫生部长。
　　中国红十字会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证实，应日本红十字会邀请，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顾问的廖承志率团访日，这是二战后第一个正式访日的中国代表团。
　　但李德全与女儿冯理达已先后去世，在海军总医院前副院长冯理达的纪念馆中，蒋太旭见到了冯的儿子罗悠真。
　　《瞭望东方周刊》向罗悠真确认，当时代表团访日希望“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残留孤儿32000人及乙级丙级战犯的回日问题”。在双边未建交的情况下，红十字会成为重要纽带。
　　上述孤儿及战犯问题，中国政府始终很关注。1950年，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在摩纳哥开会时，时任日本红十字会会长的岛津听闻中国方面的意向后“十分震动”，感叹“中国有大国风度”，回国后连忙筹划此事。
　　彼时，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没占到便宜”，加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效令人瞩目，与同期众多日俘被扣在苏联服劳役相比，相当多的日本人，为中国提出的“日侨归国”而感动。
　　可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却不给中国代表团发放签证。
　　在“草根的呼吁下”，日本众议院参议院形成议案，希望促成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罗悠真说，这些议案“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1954年底，中国代表团抵达日本。
　　他记得，姥姥曾说，代表团带着一份约1000多人的乙级、丙级战犯名单，告知日本要“提前释放”。这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人非常感动”。
　　李德全等人在日本受到款待，“参众两院议长设宴欢迎，数万听众听取报告”，日本皇室成员特意会见了李德全——目前旅居日本的罗悠真对本刊记者称，如此规格，在日本历史上很少见。
　　很快，各种各样的代表团都过去了，如农业代表团、妇女代表团，等等。
　　但是，这些激动人心的回忆里却没有旗。欧阳春艳很失望，“当时有点不想做了。”
　　可刘敏不这么认为，他催着欧阳春艳：“还有日本方面呢！”
　　组织在，人不在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李德全的访问，才有了后来日本人赠给“李德全女史（女士）”的旗。
　　欧阳春艳找到旅日作家蒋丰，恳请对方帮忙找线索。蒋丰答应了，但双方并未确定时间。2015年8月初，刘敏说：“8月15日之前再不出稿子，就没有去的必要了。”于是欧阳春艳迅疾去了日本。
　　但此时蒋丰却拒绝提供帮助。“日本人很严谨，如果不提前一两个月预约，采访就无法进行。”欧阳春艳说。
　　身在东京，欧阳春艳和同事“都傻了，没跟任何组织联系，语言又不通”。
　　在107面旗中，有一面署名“全印总连”的红色旗。“全印总连”全称是“全国印刷出版产业劳动组合总连合会”，是日本印刷出版产业工人的工会组织。
　　寻找当年在旗上落款的民间组织，并不麻烦。在东京文京区的一栋小楼里，“全印总连”的工作人员正忙于安排“反对战争”的“国民平和大行进”活动。
　　见到旗，“全印总连”的人“很激动”，拉着中国来客与旗子合影。“他们说旗上落款的人是他们的前辈，他们现在也通过诸如反对‘教科书’之类的活动反战。”欧阳春艳说。
　　可惜，当年送旗的人据说已不在世。68岁的“全印总连”负责人加藤丰虽然不是当事人，但“还记得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并听说过前辈们当年将旗寄到中国的事情。
　　“全印总连”的人告诉中国客人：“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我们日本国民同样对那场侵略战争感到愤怒，日本应该学习德国，向中国道歉并且赔偿。” 　　赠旗者还有“全劳联”——“全国劳动组合总连合会”，目前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之一，旗上署名的很多工会组织，包括“全印总连”都隶属于它。
　　面对中国记者带去的旗子，“全劳连”事务局次长渡边正道极为惊讶，表示没想到这些东西能保留至今。
　　但渡边不认识旗上署名的任何人。
　　夜晚，繁华的东京街头，“全劳连”的宣传车穿梭巡行，组织工人们为劳动权益而游行，很是热闹。
　　循迹而来的欧阳春艳，在辗转了两个工会组织后，眼看着希望渐渐沉落——工会组织就在眼前，但人不在，或者说，没有她要找的人。
　　102岁的杉浦正男
　　欧阳春艳不得不寄希望于另一家并没有出现在旗上的工会组织“连合东京”，这是一家全日本诸多小型工会的联合体。
　　在东京都港区芝浦的“连合东京”办公室，事务局长杉浦贤次与总务企画局局长山本明对着旗反复回忆，想起了一个叫杉浦正男的人。
　　102岁的杉浦正男还在世，虽然旗上没有他的名字，但他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
　　20世纪50年代，杉浦正男恰好在日本印刷行业工会工作。
　　8月7日，欧阳春艳和蒋太旭从东京出发，来到千叶县，辗转找到了杉浦正男。欧阳春艳记得，他的院子里贴着有日本共产党字样的宣传标语。
　　日本侵华期间，印刷工人杉浦正男因反战而入狱数年，出狱后他发现，妻子死在了1945年美军猛烈的空袭中。
　　后来，杉浦正男重组家庭，同是做工会运动的妻子，前夫也因战争丧生。
　　战后，杉浦正男出任日本“全国印刷出版产业劳动组织总连合会”负责人。
　　通过翻译，欧阳春艳大致明白了杉浦正男的表达——1954年至1956年，日本民间先后有数百名代表前往中国送旗，谴责日本侵华战争，盼望中日两国尽快建交，还有更多旗直接从日本寄往中国。
　　“他说，那时距日本战败十年左右，人们对那场侵略战争感受真切，在旗上签名的人，很多都是他的朋友，他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欧阳春艳告诉本刊记者。
　　上世纪50年代，杉浦正男处境尴尬，在不坐牢的日子里，为了摆脱政府限制，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他，要不停地变换组织的名字。
　　当年，寄出旗后，日本工人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回音。杉浦正男说，当时中国官方告诉日本工人们，你们不能总是寄旗，要来人。
　　可东躲西藏的杉浦正男拿不到签证，无法去中国。
　　1954年，李德全等人访日，杉浦正男也参与了接待。多年后他对欧阳春艳说，那时候大家对李德全很尊敬，“对她抱有很大希望，因为她的地位比较高。”
　　直至1956年，日本与苏联实现邦交正常化，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来往密切起来。
　　杉浦正男带了东凑西借的40万日元，到达北京。
　　在北京，他与同伴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还去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初到中国的他热情高涨，觉得来到了社会主义运动大家庭，如果不是借来的钱快用光了，他还希望到更多的地方参观。
　　那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335名在押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
　　反战是肯定的
　　学界对当时的背景有着更为恰当的描述——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刘建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隔绝，但“两国共产党有联系”。通过党际关系，一些日共所属企业开始了对华贸易，也促动了日侨归国等事宜。很快，非日共的企业家们也纷纷搭上了这条船。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得到最广泛的认可。按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学者吕耀东对本刊的表述，当时很在意发展与各国工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意图，随着鸠山一郎在1954年、1955年两次组阁，逐步形成了某种呼应。1955年鸠山第二次组阁后，美国觉得“日本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扩充，将导致‘政治的关系’（日美不睦或日苏日中亲近）”。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欧阳春艳查到了1955年4月29日的《朝日新闻》，在该报大阪地方版的朝刊1版右下角，有一则百余字的消息，大意是：为了参加中国“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日本的劳动组合代表一行26人，于4月28日夜11时30分，在羽田机场乘坐日航飞机出发，前往北京。
　　而1955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也提及此事。题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五一”前夕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的报道记载，全总在1955年4月30日晚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400多名各国工会代表，日本工人访华代表团团长高野实在宴会上致词说：日本工会代表愿意和各国工会代表一起为亚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为亚洲真正的独立而努力。
　　来华访问的这批人，持有正式护照。在吕耀东看来，这意味着“当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欧阳春艳不得不再次抱憾——虽然杉浦正男发现，旗的落款人中“有几个人是他以前的朋友”，可是他们都已过世。
　　欧阳春艳希望她遇到的日本老人们谈谈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们众口一词：“中日和平、中日友好。”
　　有那么一瞬间，欧阳春艳觉得这一趟寻旗之旅，就像是一部电影，转折起伏，而结尾敞开，并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