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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季鸾与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对于张季鸾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的研究却凤毛麟角。本文研究了张季鸾主持新记《大公报》期间对中共的态度流变。文章认为，张季鸾言论主张均以国家利益民族权益至上为最高原则，他不赞同中共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理念，但随着形势发展及中共的崛起，张季鸾对于共产党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由反对到尊重不拥护，其言论对中共有褒也有贬。
关键词： 张季鸾 共产党 态度
作为近代报界的一代宗师，张季鸾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文人论政”的思想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是被着力描绘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前，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国士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季鸾已被扣上了“拥蒋反共”的政治帽子，并与政学系关系密切，此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奠定了新闻史研究对张氏政治评价的基调。20世纪50年代，受政治空气的影响和刺激，以德山为代表的人物对张季鸾的评价更趋负面，指出张氏拥护蒋介石已达保皇党程度。60年代，在王芸生、曹谷冰《文史资料选辑》一书认为张氏为“反动报人”，直接参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和降日活动。直至80年代后，学界对张季鸾的评价才渐趋正面。以夏晓林、牛济、李纯青、方汉奇等学者开始以客观态度反思张季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各项作为，着墨重心由“反共亲蒋”转向其所主张的“国家中心论”，强调张氏在民族危亡中承担的角色。2000年以来，随着张季鸾参与内政外交档案的曝光，王润泽、刘宪阁、俞凡等一批学者更开始全方位深入细致呈现张季鸾人物的复杂性，由此衍生出“蒋介石秘使说”。无论是“国士说”、“报恩主义说”还是“蒋介石秘使说”均只反映了其与蒋政府关系的一隅，张季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未得到深入挖掘。考察张季鸾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可以管窥民国民营报人对政局的认知及其对其他党派的主张，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加客观公正地衡量《大公报》“不党”的原则方针，探索国民党弱势独裁背景下民营报纸的生存策略。本文利用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中文献及张氏主政《大公报》各阶段言论作一考察，试图揭示不同时期张季鸾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一、反赤反苏，支持剿共（1927—1935）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在天津复刊以来号称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续刊伊始，张氏奉行“不党”原则，“不主张共产主义，亦不主张大资本主义”①，态度中立，两不相帮。此时《大公报》还未能在天津日租界站稳脚跟，其言论谨慎的特征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1928年国民党从形式上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开始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张氏亦如此，“苏俄者，共产赤化之大本此时营”②，“赤化运动之不宜于中国”③，“绝不望赤化者之增加矣”④。故对蒋介石的清党运动，除去对于清党手段的暴力血腥及对国力损害的痛惜，张季鸾是肯定其用意的。
自1930年始，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剿匪军事行动。国民党下令各报对苏区红军一律冠以“匪称”，《大公报》也未能例外。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仅11月1日至12月30日两月期间，该报竟有49篇事关剿共的消息和通讯。翻开该报原件，常常可见“匪共”、“朱毛共匪”、“赣匪”等称谓，“逃窜”、“肃清”、“痛剿”等动词也随处可见。张季鸾曾就“剿共”问题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撰写了多篇关于剿共的文章，指出国家首要任务是平定内乱，稳定政权，改进经济建设，救人民于水火。1935年6月23日，他致电好友杨永泰⑤为国军剿匪提供情报出谋划策，“陕北局势日危，延绥两属糜烂，高桂滋师损失日重，榆林数县较安，但高师不支亡后，井师亦难独存，请特陈委员长，速遣援兵由晋陕二路救援延绥，迟恐不及”⑥。
6月29日，杨在覆电中告知张“陕北匪事经转陈，介公已另定部署”⑦。不难发现，张季鸾在1935年之前始终赞成国民党反赤剿匪政策，且承担起谋士角色。
在张氏主政《大公报》前期，无论是《大公报》的言论立场抑或其本人的私下政治活动，均反映出其反赤倾向。《大公报》同人刊物《国闻周报》曾在1933-1934年间发表多篇反映苏区社会状况的文章，内容涵盖工业、商业、农业、财政、婚姻制度等多方面，向世人较为全面揭示“神秘”的苏区生活现状，语气颇多讽刺，态度倾向较为明显。例如《赤区中的男女关系》便指出共党中央执委会婚姻条例的虚假性。由此推断，《大公报》姊妹报刊《国闻周报》刊发此类文章，一定程度代表了《大公报》负责人的态度。不宁唯是，甚或《国闻周报》的存在恰好为《大公报》的言说挡去了诸多不便和不妥。
二、正视共党，坚守底线（1935-1937）
随着中日矛盾逐渐尖锐，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张季鸾和《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停止“匪”称，正视共党。
1935年9月13日起，《大公报》连续报道范长江西北之行。据学者研究，在17日《短评》一文中开始改变“匪”称：“所谓匪众，都是农民，因环境养成。除病象易，论病根难。”⑧从“共匪”到“中国共产党”称谓的转变，显示出《大公报》对待共产党日益尊重的态度。原因其一，张季鸾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反对党派间的武力冲突。他认为当前国家重在加强国内经济建设以备战时之需，党派斗争无异于自掘坟墓。其二，起初共产军力量薄弱不成气候，故张氏赞成蒋氏速速剿匪尽快转移国家重心；但日军侵华的现实及两国实力之悬殊迫使张氏对共产党反对态度出现松动，开始考虑与其合作，言论中反复声称“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两党团结，才有可能战胜敌人”。因此，是年8月3日社评提出“共祸根本上非问题”，“今日中国之最紧要者，宜莫若保持国家之统一独立，不失土，不丧权，此非为防共而然”⑨。力劝国民党转移视线，正视中共。
（二）辞退范长江。 1935年7月起《大公报》发表范长江一系列陕北通讯，中外震动。这一“胆大”行为成为不少学者为《大公报》“小骂大帮忙”辩诬的证据。客观而言，陕北系列通讯的发表及此后范氏离开《大公报》绝非表面上如此简单。在范氏考察陕北之前，张就曾亲赴西北，指出“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⑩，国民政府需要了解陕北真实情况，不排除范长江西北之行毫无政治用意，如此说来，陕北通讯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共产党的作用，但便于国民政府了解时局以备决策。更有证据显示，张对范的文章会作进一步处理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据范本人回忆，胡政之对其通讯向来一字不改原文发表，而张却会将其文章的议论部分全都删去。缘何张、胡二人处理有异，恐怕不能仅以避免报馆触犯政治红线来解释，或许张氏不愿意范长江的情感倾向影响读者为中共做宣传。
再者，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馆，学界普遍有三种说法{11}，经搜集支持此三种观点的证据，又得知经范长江介绍进大公报馆者如陆诒、孟秋江、邱溪映等人均随之一同离馆。思及陈纪滢先生曾撰文回忆范氏离开报馆前还策反徐盈、子冈及陈本人一同离馆{12}。笔者揣测，极有可能因范氏的行为作风和品性问题触及到张氏的底线才被扫地出门，否则一向惜才容人的《大公报》馆绝不会恩将仇报辞退为其带来极大荣耀的范长江。张季鸾绝不允许报馆中有政治小团体的存在，不会任由范氏素日的言行为报馆带来政治麻烦，也不会纵容任何人给“四不”方针抹黑。故正视中共是一回事，是否为其鼓噪任其在报馆中发展组织则是另一回事。
王造时曾指出张氏只承认国民政府的中心地位，而蒋介石是这个“中心的中心”。这是张氏一方面逐渐正视中共，另一方面又辞退范长江这看似矛盾之举的原因。
三、“合作不容生二心”（1937-1941）
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面基本开始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这是张季鸾乐于看到的局面，在本质上，他不希望国共内斗损伤国力，也不希望共产党坐大。陕变之后，他曾函电蒋介石，劝其慎重考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议对中共：“停战而不容”“一切交涉徐徐行之”{13}。
（一）停战不容，反对赤化。
虽然张氏此前对中共的认识已愈加全面，但仍有其阶级局限性。作为与蒋介石交好的报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色彩。西安事变后，他深知蒋介石心中的屈辱，委婉提出对中共“停战不容”的建议。“停战”是出于国家利益，“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不容”则表明他既洞察蒋氏与共产党积怨难消的事实又透露出其自身对共产党夺权可能性的担忧。“不容”主要局限于心理层面。张季鸾始终不信奉共产主义理论，坚信赤化宣传于时局不宜。1937年元旦社评中明确提到：“言论出版之事，其所宜禁者，只触犯军机，与宣传赤化之两点，此外概宜宽宏。”{14}2月，再次强调“反赤化，反分裂，现已成为确定之国是，而中国又本无右党，无资本阶级，同时则不容赤化”{15}。语气强硬，措辞激烈，态度可见一斑。
（二）警告中共只有一个中心。
张对共产党的态度始终是复杂的。政治上，他只肯定国民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明确提出只有一个国家中心的主张，绝不容许中共再建一个中心{16}。虽肯定中共组织的特色性，但他始终认为中共存在分裂国家的嫌疑，有反动色彩：“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图以武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这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特色，然其当时行动，违背统一建国的民族利益，有分裂糜烂的危险。”{17}显然，张氏对中共的政治认知仍以负面为主，嗔怪中共的武力行为。从《大公报》关于皖南事变及其后晋南战役的社评中不难看出，张氏对中共都存有一定偏见。
结语
张季鸾从力主剿共到正视共产党、倡导合作的态度变化，实质上是时局胁迫与中共实力成熟的产物。在国民政府当政的时代背景下，他将救国希望寄托于蒋氏政府，力图创造“三民主义”理念下的民主自由社会。他始终不信奉共产主义，但对中共的努力壮大，红军及边区民众的淳朴和活力，促其更愤恨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若因此便给张季鸾扣上一顶“反动”的帽子，则实不可取。李纯青曾言：“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大公报老板阶层是左袒国民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18}但退一步来说，“《大公报》在蒋管区办报，大骂国民党是不能生存的。一家私营报纸，在没有民主的独裁统治下，不可能公然反对当权在势的政府”。“左袒国民党”不应当成为“反共”的证据，张虽不“亲共”但也不至于“反共”，他不过从国家利益出发，依据时局做出在他看来最明智之选。合作也好，反赤也罢，都符合一定时期的特殊需要。不过，张季鸾一直强调在现政权统治下的统一与稳固，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与当权领袖蒋介石视为一体，确实反映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待张季鸾这样一个“忠君爱国”的旧式文人，其“不党”是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背景下的“不党”，而非超越所有党派的“不党”，或许这才是“不党”的真正奥秘。
注释：
①军阀与党阀.大公报，1926-9-23.
②联俄与反共.大公报，1927-7-8.
③日本所谓东方会议.大公报，1927-6-21.
④今后之京师治安.大公报，1926-9-30.
⑤杨永泰，字畅卿.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是蒋介石身边的智囊之一，与张季鸾为好友.
⑥匪情报告.1935年6月23日张季鸾致杨永泰关于陕北匪事电文.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5-00003-003.
⑦匪情报告.1935年6月29日杨永泰覆张季鸾电文.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5-00003-003.
⑧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04.
⑨如何根本消弱共祸.大公报，1935-8-3.
⑩西北纪行.大公报，1935.7-30.
{11}一是范长江因不愿上夜班与张季鸾发生争吵被张氏辞退；其二是张范二人政治立场的差异导致范氏离开；其三是范长江因为对刘汝明敲竹杠被张氏所知后认为其品性不端借故辞退。
{12}陈纪滢.范长江与大公报.传记文学，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0卷第6期.
{13}《国交调整（二）》，1937年2月4日陈布雷呈蒋中正转张季鸾对日外交意见函，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3-00004-006。摘录部分原档如下：“一、日人多数信蒋公人格之坚卓、主义之不变，蒋公此种信望，为维系大局掩护国难之主要因素，万不可毁损，是以对共党问题须极端慎重。弟常云：国策转变，须如轮船离岸状况，虽转向而不感知。二、但陕变之打击太大，军阀割据之野心复活，幼稚无聊之政客又太多，其中惟共党是内行，所有‘实时抗战’一套议论，皆彼等所主动，故对共党政策，实际上又不容不考虑。三、弟意，第一步是否能办到停战而不‘容’，如此或与国家最利，因政府主张，并不改变，只实际上不战斗，一切交涉徐徐行之。”
{14}祝岁之辞.大公报，1937-1-1.
{15}冒勉党国当局.大公报，1937-2-23.
{16}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一文中，张季鸾写道：“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
{17}民国三十年岁首献词.大公报，1941年1月1日。
{18}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武汉新闻史料.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第6辑第87页。
本文为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新记<大公报>与国共两党关系历史流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YLX_0687。中国海洋大学俞凡老师提供了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档案”相关原件摘抄，南京师范大学刘继忠老师对此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关键词： 张季鸾 共产党 态度
作为近代报界的一代宗师，张季鸾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文人论政”的思想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是被着力描绘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前，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国士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季鸾已被扣上了“拥蒋反共”的政治帽子，并与政学系关系密切，此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奠定了新闻史研究对张氏政治评价的基调。20世纪50年代，受政治空气的影响和刺激，以德山为代表的人物对张季鸾的评价更趋负面，指出张氏拥护蒋介石已达保皇党程度。60年代，在王芸生、曹谷冰《文史资料选辑》一书认为张氏为“反动报人”，直接参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和降日活动。直至80年代后，学界对张季鸾的评价才渐趋正面。以夏晓林、牛济、李纯青、方汉奇等学者开始以客观态度反思张季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各项作为，着墨重心由“反共亲蒋”转向其所主张的“国家中心论”，强调张氏在民族危亡中承担的角色。2000年以来，随着张季鸾参与内政外交档案的曝光，王润泽、刘宪阁、俞凡等一批学者更开始全方位深入细致呈现张季鸾人物的复杂性，由此衍生出“蒋介石秘使说”。无论是“国士说”、“报恩主义说”还是“蒋介石秘使说”均只反映了其与蒋政府关系的一隅，张季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未得到深入挖掘。考察张季鸾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可以管窥民国民营报人对政局的认知及其对其他党派的主张，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加客观公正地衡量《大公报》“不党”的原则方针，探索国民党弱势独裁背景下民营报纸的生存策略。本文利用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中文献及张氏主政《大公报》各阶段言论作一考察，试图揭示不同时期张季鸾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一、反赤反苏，支持剿共（1927—1935）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在天津复刊以来号称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续刊伊始，张氏奉行“不党”原则，“不主张共产主义，亦不主张大资本主义”①，态度中立，两不相帮。此时《大公报》还未能在天津日租界站稳脚跟，其言论谨慎的特征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1928年国民党从形式上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开始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张氏亦如此，“苏俄者，共产赤化之大本此时营”②，“赤化运动之不宜于中国”③，“绝不望赤化者之增加矣”④。故对蒋介石的清党运动，除去对于清党手段的暴力血腥及对国力损害的痛惜，张季鸾是肯定其用意的。
自1930年始，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剿匪军事行动。国民党下令各报对苏区红军一律冠以“匪称”，《大公报》也未能例外。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仅11月1日至12月30日两月期间，该报竟有49篇事关剿共的消息和通讯。翻开该报原件，常常可见“匪共”、“朱毛共匪”、“赣匪”等称谓，“逃窜”、“肃清”、“痛剿”等动词也随处可见。张季鸾曾就“剿共”问题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撰写了多篇关于剿共的文章，指出国家首要任务是平定内乱，稳定政权，改进经济建设，救人民于水火。1935年6月23日，他致电好友杨永泰⑤为国军剿匪提供情报出谋划策，“陕北局势日危，延绥两属糜烂，高桂滋师损失日重，榆林数县较安，但高师不支亡后，井师亦难独存，请特陈委员长，速遣援兵由晋陕二路救援延绥，迟恐不及”⑥。
6月29日，杨在覆电中告知张“陕北匪事经转陈，介公已另定部署”⑦。不难发现，张季鸾在1935年之前始终赞成国民党反赤剿匪政策，且承担起谋士角色。
在张氏主政《大公报》前期，无论是《大公报》的言论立场抑或其本人的私下政治活动，均反映出其反赤倾向。《大公报》同人刊物《国闻周报》曾在1933-1934年间发表多篇反映苏区社会状况的文章，内容涵盖工业、商业、农业、财政、婚姻制度等多方面，向世人较为全面揭示“神秘”的苏区生活现状，语气颇多讽刺，态度倾向较为明显。例如《赤区中的男女关系》便指出共党中央执委会婚姻条例的虚假性。由此推断，《大公报》姊妹报刊《国闻周报》刊发此类文章，一定程度代表了《大公报》负责人的态度。不宁唯是，甚或《国闻周报》的存在恰好为《大公报》的言说挡去了诸多不便和不妥。
二、正视共党，坚守底线（1935-1937）
随着中日矛盾逐渐尖锐，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张季鸾和《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停止“匪”称，正视共党。
1935年9月13日起，《大公报》连续报道范长江西北之行。据学者研究，在17日《短评》一文中开始改变“匪”称：“所谓匪众，都是农民，因环境养成。除病象易，论病根难。”⑧从“共匪”到“中国共产党”称谓的转变，显示出《大公报》对待共产党日益尊重的态度。原因其一，张季鸾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反对党派间的武力冲突。他认为当前国家重在加强国内经济建设以备战时之需，党派斗争无异于自掘坟墓。其二，起初共产军力量薄弱不成气候，故张氏赞成蒋氏速速剿匪尽快转移国家重心；但日军侵华的现实及两国实力之悬殊迫使张氏对共产党反对态度出现松动，开始考虑与其合作，言论中反复声称“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两党团结，才有可能战胜敌人”。因此，是年8月3日社评提出“共祸根本上非问题”，“今日中国之最紧要者，宜莫若保持国家之统一独立，不失土，不丧权，此非为防共而然”⑨。力劝国民党转移视线，正视中共。
（二）辞退范长江。 1935年7月起《大公报》发表范长江一系列陕北通讯，中外震动。这一“胆大”行为成为不少学者为《大公报》“小骂大帮忙”辩诬的证据。客观而言，陕北系列通讯的发表及此后范氏离开《大公报》绝非表面上如此简单。在范氏考察陕北之前，张就曾亲赴西北，指出“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⑩，国民政府需要了解陕北真实情况，不排除范长江西北之行毫无政治用意，如此说来，陕北通讯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共产党的作用，但便于国民政府了解时局以备决策。更有证据显示，张对范的文章会作进一步处理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据范本人回忆，胡政之对其通讯向来一字不改原文发表，而张却会将其文章的议论部分全都删去。缘何张、胡二人处理有异，恐怕不能仅以避免报馆触犯政治红线来解释，或许张氏不愿意范长江的情感倾向影响读者为中共做宣传。
再者，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馆，学界普遍有三种说法{11}，经搜集支持此三种观点的证据，又得知经范长江介绍进大公报馆者如陆诒、孟秋江、邱溪映等人均随之一同离馆。思及陈纪滢先生曾撰文回忆范氏离开报馆前还策反徐盈、子冈及陈本人一同离馆{12}。笔者揣测，极有可能因范氏的行为作风和品性问题触及到张氏的底线才被扫地出门，否则一向惜才容人的《大公报》馆绝不会恩将仇报辞退为其带来极大荣耀的范长江。张季鸾绝不允许报馆中有政治小团体的存在，不会任由范氏素日的言行为报馆带来政治麻烦，也不会纵容任何人给“四不”方针抹黑。故正视中共是一回事，是否为其鼓噪任其在报馆中发展组织则是另一回事。
王造时曾指出张氏只承认国民政府的中心地位，而蒋介石是这个“中心的中心”。这是张氏一方面逐渐正视中共，另一方面又辞退范长江这看似矛盾之举的原因。
三、“合作不容生二心”（1937-1941）
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面基本开始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这是张季鸾乐于看到的局面，在本质上，他不希望国共内斗损伤国力，也不希望共产党坐大。陕变之后，他曾函电蒋介石，劝其慎重考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议对中共：“停战而不容”“一切交涉徐徐行之”{13}。
（一）停战不容，反对赤化。
虽然张氏此前对中共的认识已愈加全面，但仍有其阶级局限性。作为与蒋介石交好的报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色彩。西安事变后，他深知蒋介石心中的屈辱，委婉提出对中共“停战不容”的建议。“停战”是出于国家利益，“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不容”则表明他既洞察蒋氏与共产党积怨难消的事实又透露出其自身对共产党夺权可能性的担忧。“不容”主要局限于心理层面。张季鸾始终不信奉共产主义理论，坚信赤化宣传于时局不宜。1937年元旦社评中明确提到：“言论出版之事，其所宜禁者，只触犯军机，与宣传赤化之两点，此外概宜宽宏。”{14}2月，再次强调“反赤化，反分裂，现已成为确定之国是，而中国又本无右党，无资本阶级，同时则不容赤化”{15}。语气强硬，措辞激烈，态度可见一斑。
（二）警告中共只有一个中心。
张对共产党的态度始终是复杂的。政治上，他只肯定国民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明确提出只有一个国家中心的主张，绝不容许中共再建一个中心{16}。虽肯定中共组织的特色性，但他始终认为中共存在分裂国家的嫌疑，有反动色彩：“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图以武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这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特色，然其当时行动，违背统一建国的民族利益，有分裂糜烂的危险。”{17}显然，张氏对中共的政治认知仍以负面为主，嗔怪中共的武力行为。从《大公报》关于皖南事变及其后晋南战役的社评中不难看出，张氏对中共都存有一定偏见。
结语
张季鸾从力主剿共到正视共产党、倡导合作的态度变化，实质上是时局胁迫与中共实力成熟的产物。在国民政府当政的时代背景下，他将救国希望寄托于蒋氏政府，力图创造“三民主义”理念下的民主自由社会。他始终不信奉共产主义，但对中共的努力壮大，红军及边区民众的淳朴和活力，促其更愤恨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若因此便给张季鸾扣上一顶“反动”的帽子，则实不可取。李纯青曾言：“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大公报老板阶层是左袒国民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18}但退一步来说，“《大公报》在蒋管区办报，大骂国民党是不能生存的。一家私营报纸，在没有民主的独裁统治下，不可能公然反对当权在势的政府”。“左袒国民党”不应当成为“反共”的证据，张虽不“亲共”但也不至于“反共”，他不过从国家利益出发，依据时局做出在他看来最明智之选。合作也好，反赤也罢，都符合一定时期的特殊需要。不过，张季鸾一直强调在现政权统治下的统一与稳固，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与当权领袖蒋介石视为一体，确实反映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待张季鸾这样一个“忠君爱国”的旧式文人，其“不党”是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背景下的“不党”，而非超越所有党派的“不党”，或许这才是“不党”的真正奥秘。
注释：
①军阀与党阀.大公报，1926-9-23.
②联俄与反共.大公报，1927-7-8.
③日本所谓东方会议.大公报，1927-6-21.
④今后之京师治安.大公报，1926-9-30.
⑤杨永泰，字畅卿.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是蒋介石身边的智囊之一，与张季鸾为好友.
⑥匪情报告.1935年6月23日张季鸾致杨永泰关于陕北匪事电文.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5-00003-003.
⑦匪情报告.1935年6月29日杨永泰覆张季鸾电文.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5-00003-003.
⑧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04.
⑨如何根本消弱共祸.大公报，1935-8-3.
⑩西北纪行.大公报，1935.7-30.
{11}一是范长江因不愿上夜班与张季鸾发生争吵被张氏辞退；其二是张范二人政治立场的差异导致范氏离开；其三是范长江因为对刘汝明敲竹杠被张氏所知后认为其品性不端借故辞退。
{12}陈纪滢.范长江与大公报.传记文学，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0卷第6期.
{13}《国交调整（二）》，1937年2月4日陈布雷呈蒋中正转张季鸾对日外交意见函，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3-00004-006。摘录部分原档如下：“一、日人多数信蒋公人格之坚卓、主义之不变，蒋公此种信望，为维系大局掩护国难之主要因素，万不可毁损，是以对共党问题须极端慎重。弟常云：国策转变，须如轮船离岸状况，虽转向而不感知。二、但陕变之打击太大，军阀割据之野心复活，幼稚无聊之政客又太多，其中惟共党是内行，所有‘实时抗战’一套议论，皆彼等所主动，故对共党政策，实际上又不容不考虑。三、弟意，第一步是否能办到停战而不‘容’，如此或与国家最利，因政府主张，并不改变，只实际上不战斗，一切交涉徐徐行之。”
{14}祝岁之辞.大公报，1937-1-1.
{15}冒勉党国当局.大公报，1937-2-23.
{16}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一文中，张季鸾写道：“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
{17}民国三十年岁首献词.大公报，1941年1月1日。
{18}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武汉新闻史料.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第6辑第87页。
本文为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新记<大公报>与国共两党关系历史流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YLX_0687。中国海洋大学俞凡老师提供了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档案”相关原件摘抄，南京师范大学刘继忠老师对此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