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一张张工人体育场被拆除的照片广为流传，老北京人看到都不免留恋。尽管大家知道废墟上将会出现一座具备国际顶尖水准的专业足球场，比老工体更漂亮更现代，但毕竟一个时代的记忆带走了，新的体育场面目皆非了。
　　按人的年龄算法，北京工人体育场已经过了一个花甲，按体育场建筑年轮还不算老，这次拆去重来，可以说是涅槃重生。

十大建筑之一

　　北京工人体育场与它毗邻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都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为了迎接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北京这座古城矗起了十大建筑。工人体育场便是其中之一，与人民大会堂这些国家标志性建筑一同引为那个年代的骄傲。
　　工体位于北京东郊，那里原来是一座废窑厂，大部分地面是苇塘和窑坑。在35岁的建筑师欧阳骖先生主持下，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设计。工体占地35公顷，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包括主赛场和外篮排球场、足球场、游泳场以及人工湖。1959年8月31日竣工，不到一年就建成了。落成時，工体的四周还没有围栏，东西南北大门各有四根水泥方柱，每根柱子是上下两层小屋子，东大门和西大门设传达室，东大门有四个大字“自力更生”，西大门四个大字“勤俭建国”。

　　说“勤俭”，那真是处处体现，曾经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陈君远先生生前回忆：“工作的条件和设备极其简陋，拿体育场场地来说，那时候一没汽辗子，二没剪草机，压场地完全是人工，工具是市政公司修马路淘汰下来的大钢圈似的石辗子，四五个人在前边拉着，后边一个人用木杠子拄着，掌握方向，工人穿着破衣烂衫，比今天的民工差远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每人每月都是凭粮票定量供应，干的活儿又累，很容易饿。有一年冬天，场地筛土，还没到中午，场地工马绪荣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到东北角篮球场去撅平房房檐儿下的冰柱充饥。他和我说起这事儿时，眼里满是泪水，我听后心里一阵阵酸楚……”几年前，这位向我讲述当年工体故事的老人因心脏病离世。
　　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迎接第一届全运会，两年后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则是为了迎接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性单项大赛——第26届世乒赛。
　　工体落成不久，迎来了中国体育第一个气势恢宏的盛会。不管人们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全运会曾经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情结。遥想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坐在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全国人民都为这个盛会感到骄傲和自豪。在那之前几年，拥有当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中国人正是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有为数众多的优秀运动员，有能力办好大型运动会，还有气势恢宏的体育场。按当时全运会的规模与气势，不要说韩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难望其项背，连日本也感到惊叹。巨大的8万人工体在中国人民心中早已超出一个运动场所的范畴，它代表着中国人绝不屈服的精神和凛然不可侵犯的志气。

体育场姓“工”

　　上世纪50年代，工人的地位至高无上，不仅是宣传上，也是实际意义上的“领导阶级”、“国家主人”。当时的国家体育场以“工人”命名，是与时代主旋律同步的。北京十大建筑给这座处处存留着古都风貌的城市平添了现代化的色彩。
　　工人体育场的管辖单位是北京市总工会，既然以“工人”命名，当然要全心全意地为工人服务。五六十年代，很多工厂的工人在这里进行比赛，除去天然草皮内场，周边所有的足球场、篮球场都向市民开放。每到星期天，就是各个工厂的联赛。那时，群众体育的普及程度很高，那些还带着翻身做主人感觉的“老大哥”自豪地说：“旧社会咱们工人哪儿能到这么好的体育场来啊！”工体非常照顾工人看高水平比赛，凭工会会员证可以优惠购票，进工体的球票是2角、4角、6角，可当时人们的感觉好像比今天掏50块钱都艰难，一般青年工人每月的工资才四五十元，5角钱可以买到一斤螃蟹。
　　当年在建材局工作的何树林师傅曾到工人体育场打北京工人联赛。体育场建成不久，他听说要到工人体育场比赛，简直不敢相信。他记得联赛开始，还有北京市总工会的一位领导讲话，非常亲切地说：“欢迎工人同志来工人体育场比赛。工人体育场只有多为工人服务，才算名副其实啊！”那几周的比赛，让他对工人体育场有种“回家”的感觉。多少年来，何师傅对工人体育场一直有深厚的感情，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让儿子开车送他到当年打球的篮球场看看。他有些骄傲也有些伤感地对儿子说：“你爸爸当年在这里打球，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那喝彩声真叫提气。”何师傅有些怀念地说：“当年我在工人体育场打球，1分钱都不收，每场球还补助我4毛钱呢！那时的群众体育多热火啊！”

球迷的乐园，运动员的战场

　　工体建成后一直热闹非凡，无论是在全民族陷入虚幻的大跃进年代，还是受到重创的困难时期，比赛从没有断过。尽管工体在今天已经是北京的黄金地带，但当时在老北京城里的人都觉得路挺远，主要是公交车太少，更没有地铁，临近的地方还有土路，给人到了近郊区的感觉。一些小孩儿个子比自行车都高不了多少，常常将腿掏在自行车车挡里，摇摇晃晃地骑车去工体。在崭新的体育场里，北京观众曾如醉如痴地看了当时是世界强队的苏联和匈牙利队比赛，他们是为新中国十年大庆被邀请到北京的。工体第一场国际足球比赛是中国队对苏联队，双方差距很大，开场刚一分钟，中国队就被攻进一球，但中国队密集防守，把比分维持到终场。
　　北京工人体育场留下了几代运动员的奋斗足迹。1960年10月31日，中国队在与苏联白俄罗斯队比赛时，主力中锋年维泗插到门前右侧抢点射门。对方守门员在紧急中不择手段地从侧后方狠命扑来，那虎背熊腰加上高速助跑，力量之大可想而知。事后有人说，在场外听到“咔”的一声，仿佛树干折断的声音，年维泗的腿顿时动不了了。他坐在地上看自己的伤腿，左脚脚跟折到小腿边，腿骨已经裸在皮外了，从此他告别了运动员生涯。但他不后悔，一个运动员在赛场就如同在战场，如果总顾及个人的安危，怎么打胜仗呢？如果明明有得分的可能，因为怕伤就畏缩不上，怎么能当好一名足球运动员呢？后来当了教练和足协主席，他都用这种精神来教育运动员。 　　八一队运动员姜杰祥也多次在工体比赛。他骁勇善战，身上多处受伤，被誉为“拼命三郎”。晚年，他一直纠结没能冲进世界杯，不幸在一次手术中突发心脏病，在手术台上离世。他生前曾有遗言，要把骨灰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左后卫位置上，永远为中国队当第12名队员，要看着中国队冲进世界杯。他的遗愿直到2001年中国队首次冲击世界杯成功后实现，经工体同意，他的儿子把父亲的骨灰撒在左后卫的位置上。

球迷把兴奋扩散

　　工体第二次红火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全国足球界和球迷已经把目光转向中国队冲击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重要战役。几年前，国际足联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时隔24年，中国队再度参加世界杯外围赛，主场依然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了全国球迷向往的地方。
　　最难忘的是中国队对积分领先的科威特，当容志行为中国队顶进第一球時，整座看台都在球迷的蹦跳中有晃动的感觉。央视解说员宋世雄直播时高呼“容志行，祖国感谢你，人民感谢你”，此言成为一时的流行语。但不久中国队禁区犯规被判点球，全场愕然，只见守门员李富胜如灵猫死死抱住对方射来的球，全场再度沸腾。3比0大胜，球迷觉得不过瘾，还要抒发一下心中的快慰。在工体北门，不知谁喊了一声：“走，到天安门庆祝去！”大家齐呼：“走！”先富起来的球迷启动摩托，不少自行车跟在后面，每辆自行车后都驼着人。走到长安街附近，已经聚集了几千人了，大家齐呼“中国万岁”、“容志行好样的”、“李富胜，好样的”、“沈祥福，好样的”，在广场上转了十几圈。

“5·19”让球迷变得成熟

　　1985年5月19日，发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5·19”事件已经载入中国的足球史和球迷史。批评指责也好，为它辩护也好，它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回避的。
　　中国足球失败无数次，让人们能清晰记住的日子首推“5·19”，它带来愤懑、不解、恨铁不成钢……球迷不会是为双方均等鼓掌的群体，足球给人们带来欢乐，也存在暴力风险。
　　当晚，占尽优势的中国队出人意料地败给了香港队。全场观众不由自主地站在工体看台上，心像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沙哑的嗓子哽塞了，手中的旗帜卷缩着，人们直愣愣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痛苦地接受着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现实。四年的期待瞬间毁灭，怎不让人痛心疾首！
　　场外一阵哗啦啦的响声，有人将误认为是中国队乘坐的大轿车车窗玻璃砸得粉碎。马路边的几十个垃圾筒在一阵叫骂声中被踹倒，东倒西歪翻倒在马路旁……
　　“5·19”的意义在于第一次让中国人认识到足球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竞技体育中以弱胜强是很普遍的。从这之后三十几年，北京的球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球迷逐渐成熟。“5·19”第一次把球迷推向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舞台，后来中国足球经历更多的失败，再也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

北京人牵肠挂肚的地方

　　1986年，工体首次大修，历时三年，以满足北京举办亚运会之需。2006年，工体再次大修，迎接北京奥运会。按当初的设计，工体的使用年限为50年。从开始建设到举办奥运会的时刻，工体经历了半个世纪。除两次大规模整修外，还陆续安装了塑胶跑道、草坪加热、大型电子屏幕等设施，仅最近二十多年中就经历了三次结构加固和一次设施改造。初建时的看台只将长木条固定在台阶上，后来加装了望钢座椅，容量也从8万人减至6万人。场外则开辟了轮滑场地。
　　上个世纪90年代，足球有过几年的红火。国安迁到工体，这里成为多少北京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国安永远争第一”的高亢歌声伴随着球迷的呼喊，成为北京一景，曾经“工体不败”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随着职业联赛的兴起，AC米兰、英格兰、阿根廷等球队以及马拉多纳、古力特、罗马里奥、齐达内、贝克汉姆出场，工体迎来绿茵场上最高贵的客人。
　　承办亚运会和奥运会，工体发挥体育场的主要功能。原来计划北京奥运会足球决赛放在工体，后来决定转到鸟巢。但女足决赛以及男足半决赛都安排在工体。工体花费几年时间大兴土木，虽然迎来的仅是奥运会的几场比赛，但使人想起一句老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体育场的属性本来应该是“体”字当先，但工体不是专业足球场，它的体量庞大，使经营者觉得只有全面开拓市场才有生路，一大群歌星相继到此折腾，出租房屋，出租场地，工体成了娱乐工体、经济工体。在很多体育场馆经营困难的时候，工体全然没有这种苦恼。位于二环路边上，北边是有名的三里屯酒吧区，南边是商厦林立的朝外大街，西边毗邻保利大厦、亚洲大酒店，东边是经济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夹在中间的工体如鱼得水。这是北京工人体育场一次实实在在的变革，体育场在重大赛事后的有效利用是世界性难题，工人体育场似乎正走出这种尴尬。在一次体育经济研讨会上，有人指出工体是体育场赚钱的样板，为很少有不亏损的公共体育场作了示范。
　　多年来，北京工体的造型图案先后出现在各种宣传海报、纪念币和信封、明信片、邮票等邮品上，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北京最大的“四合院”

　　在北京这样一座大都市，球迷是非常计较成绩的。2009年，北京国安夺得第一个顶级联赛冠军，被称为“十六年的等待”。
　　比赛前五六天，工体售票处已经有人支起帐篷排队，就是想目睹这一历史时刻。
　　10月31日，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我们是冠军”的呼唤响彻工体上空。北京球迷等得太久了，16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中年人已经变老，会不会再让他们等待？对手杭州绿城如果输掉就要降级，求生欲望是很强的。当两队走向赛场，片刻的宁静瞬间被震耳欲聋的声音淹没。观众席上，有人在跳跃，也有人紧张得瑟瑟发抖。
　　4比0，终场哨吹响，整个北京城为此沸腾。球员们鞠躬感谢球迷，把主教练洪元硕抛了起来。国安的冠军路既漫长又惊险，北京球迷最终在工体收获了来之不易的幸福。
　　看台上，很多球迷从父辈就开始看球，从来没有动摇过对足球的热爱。从此之后，北京再也没有出现过球迷大幅度下滑。
　　买工体球票的演变实际是热度的晴雨表，主场比赛一票难求，不得不采用抽签方式。为了中签，球迷们全家动员，十几岁的学生和50多岁的中老年人都参与。如此市场渴求让很多俱乐部羡慕，但是，多有多的难处，几万张单场球票在工体和几个代销店出售，不仅手续繁琐，售票秩序与治安等都很麻烦。销售时都在初春，北京天气有些寒冷，站上几小时也很受罪。俱乐部决定利用网络方式销售，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摇号相对公平，还避免了排长龙付出的时间。网购抽签买工体球票也成为中国体育竞技产业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
　　工体球迷为了方便看球和出行，自发成立了不少组织。每当国安的主场比赛时，在24下看台有一群年轻人，着装整齐，整场唱着助威歌曲，喊着助威口号。几经努力争取，离球门最近的24下成为他们专属的看台，也让欧洲足坛盛行的“球门后文化”在北京实现。他们在工体风雨无阻，全场都站立在跳跃中助威。
　　球迷中还有以“传承北京精神、弘扬球迷文化”为己任的“绿色旗帜”，已經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成拥有200多名会员的中型球迷组织，受到球迷及媒体的关注。他们始终响应号召，在净化赛场环境、提升首都球迷形象等方面保持领先。
　　以退休人员为主体的“北京三大球助威团”异军突起，平均年龄超过60岁，虽然没有年轻人富有和时尚，但时间充裕，热情很高。2017年3月31日，俱乐部让老年球迷享受了一次难得的荣誉，球员进场时和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球迷一起合影，其中近一半来自北京三大球助威团。他们支持北京足球一辈子，俱乐部用这种方式给他们报答。
　　工体常常会让素不相识的人成为朋友。一位叫郑贵兰的公务员是国安的铁杆球迷，每场自制标语、小旗，还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下岗职工球迷买票。英格兰队来比赛，200元一张的票她买了20张，还资助生活困难的球迷到异地看球。她就是盼着国安拿冠军。上世纪90年代末，她不幸得了癌症，一批工体的球迷朋友闻讯去看望她，在医院帮着守护。她去世前两天，要求球迷抬着她与工体告别，球迷们都哭了。2009年国安夺冠的那场比赛，球迷们带着她的照片去工体，让她在天上看到了北京国安获得她盼望已久的冠军。
　　工体里的国安已经成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老北京人的城市归属感与新北京人的城市认同感在工体得到了真切的体现，在人声鼎沸、呐喊盈天的工体，能体验到海纳百川的气势，体验到一个热爱自己城市的群体。说工体是北京城的一个坐标毫不夸张，因为它给几代北京人带来了那么多快乐。
　　新的球场拔地而起的时候，工体也将迎来新的辉煌。
　　责编 陶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