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庆长假，从长沙到汨罗的高速公路被封了其中一段，改由国道开去，平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延长到三个多小时。开车来参加老同学聚会的韩少功不得不留在长沙过夜，第二天他还要接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他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把见面地点定在了烈士公园的东门，那是这座他从小生长的城市里，为数不多他依然感到熟悉的地标了。
　　之前央视董卿主持的《朗读者》找他去北京录制节目，苦推不掉，最后他答应他们，到他隐居的汨罗八景村，录一段他读书的视频。就读《山南水北》，写的就是他在乡下的生活，倒也应景。央视的车子浩浩荡荡地开来，他吃了一惊：四辆大车，下来了三十来人。架起灯光，铺设轨道，泼水以调色度，放烟以造仙境，好容易等到斜阳、风向、狗叫声等等都搞定了，一个穿着对襟大褂的老头儿开始吟诵。读书变成了一场表演，类似行为艺术。毕竟这里是楚地的山水田园，屈原赋辞行吟之地，空气中都弥漫着巫灵与才情，一切想象和营造都是合理的，只是当年没有高清镜头和无人机来山里闹得鸡飞狗跳。
　　他们忙忙碌碌，十分敬业，拍了整整一天，最后播放出来的镜头也就一分多钟。
　　相形之下，读书多么简单啊。读书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本书。但是表现读书，渲染和鼓励读书，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群体性劳动。
　　“新的技术带来了整个文化生态的调整，现在读书成了一个要用非常之声势来动员的事情了。你看各地的有关机构，包括企业，都在办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日，看上去热闹得很，恐怕反而证明了现在读书是很不理想的状况。”
　　无书可读的时代和文学鼎盛的时代，韩少功统统赶上过：1966年6月停课时，他才读到初一。两年后，韩少功成为汨罗县天井公社的落户知青，在汨罗一待就是十年。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文化馆干事，农活繁重的时候，从早到黑地劳动，每天干完活回到茅屋，连抽七八支烟都缓不过来。80年代到90年代初，文学蒸蒸日上，诗人、作家的社会地位堪比明星，韩少功在海南主编的杂志《海南纪实》，每期发行量一百多万份，不但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社内员工福利也令人艳羡：吃住不要钱，医疗全报销，水果天天管够，给无房家庭分房，给业务骨干们发电话发摩托——包括进口的本田摩托！
　　此刻，他刚刚从一个老同学的聚会上离席，说是中学同学，其实都是汨罗附近一两个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是广义的校友，劳作的形态取代了班级的形态，成为他们共同的怀旧乡音。在今天聚齐的这三十多个人中，大约有三四个跟他一样，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其余的回城后大多去了工厂，也有一些生财有道，当上了老板或者律师。个别人在乡下有了“小芳”，结婚生子，留在了当地。这些人的人生境遇，起起落落，仿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切片标本。

　　“回城的也未必就混得好，在乡下也未见得就不好，乡村的环境反而逼着他早点出来做生意，有的后来找了别的工作，也算吃上国家粮了，反倒是那些去国企的，一开始很有优越感，挺让人羡慕，但是到了大改制时代，工厂停产，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

让一个人在小说里写这本小说

　　韩少功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写的就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在他们面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和各行各业亟待填补的空白。
　　在一张题词“麓山十二贤”的照片上，能看到韩少功和他们这一代大学生的风貌，他们个个清瘦，但是眼神灼灼。这是他们毕业那年的合影，当时“十二贤”曾在韩少功家聚会，并且相约，五年之后的同月同日，不论天南地北，大家都要到他家再度相聚。

　　这太像古代侠义小说里的约定了，现代社会罕有重然诺轻生死这回事。五年之后，12個人里面有11个早忘了当年的说笑，只有一个女生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赴约，敲开了韩少功的家门。主人无法掩饰的愕然，继而是抱歉和惭愧，恐怕都无法弥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头的失落，那是一种近乎被背叛的感觉。
　　韩少功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修改过程》。如果过程可以修改，他应该在那一天张罗一场热情而盛大的聚会。现实已经定论，但文学赋予了他修改的可能性，他索性把修改玩到极致：他在小说里虚拟了一个名叫肖鹏的中文系教授，他从事文学创作，但也怀疑文学的意义。肖鹏和他的同学们半生的命运，既在韩少功的笔下，也在肖鹏的笔下。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书中写另一本小说，两条线索必须影响，互相修改，在有些悬而未决的地方，干脆同时写出AB两个版本的情节，让读者自行选择。往深里说，这是哲学，类似《交叉小径的花园》一般无限循环的镜中镜像，或者是一个拓扑学里的“莫比乌斯纸环”。 往浅里说，这是游戏，网络角色游戏的电竞玩家一定不陌生这样的路径。

　　一代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虽然深刻，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难以驾驭的题材，很容易写成拍案惊奇和流水账本。二十多年前，韩少功就试图用小说写出自己这一代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写了八万字，不满意，就废掉了。
　　“一篇死了二十多年的小说了，但有些东西我还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小说的男主角，在我现在这篇小说里已经被彻底拿掉了。那个男主角是我理想中的时代先锋，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人物，但我后来发现，高大上的感觉过于自恋。”
　　恢复高考之前，韩少功在汨罗县的文化馆当干事，工作职责是编一本内部发行的杂志、给民歌填歌词、给剧团写脚本、给农民办培训班。培训班管吃管住，还给农民发误工补贴，每天五毛钱。农民拿了五毛钱回去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就给记上工分。
　　他还一度当过生产队长。当地有两家大姓，一个姓吴，一个姓王，两大家族闹矛盾，王姓的当队长，吴姓的就不服，吴姓的当队长，王姓的就不服。选来选去，选不出队长。干脆，找个第三方！让县文化馆来的驻村队员——那个姓韩的来当队长！

临时抱佛脚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队长最困难的不是撕扯两家纠纷，把碗端平，而是组织生产。如果生产队长不懂农业，瞎指挥，那是要出洋相遭村民耻笑的。韩少功的秘诀是临时抱佛脚，第二天要派什么活儿，前一天晚上就跑到邻队去，找个有经验的老同志问清楚，取经回来，现学现卖。
　　后来的复习迎考是另一种形式的临时抱佛脚。“文革”停课开始的时候他只读到初一，语文还好说，数学初中高中加起来十本教科书他只见过第一本。“后面的九本数学书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就一天读一本，用九天的时间读完。”
　　当时文、史、哲很时髦，是朝阳学科，数、理、化大家都很陌生，突然要补课也不现实，很多考生都有畏难情绪。韩少功数学考了97分，用的是当年文、理两科共用的同一张考卷，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后，数学系的老师还想去挖他。
　　但韩少功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在乡村务农，耕田、开荒之余也没忘了阅读，“文革”后期虽然很多书成了禁书，图书馆被封，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后来有一个说法，‘要利用一切反面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所以当时很多国外的和古典的文学名著，你在封面上写上一句‘此书必须彻底批判’，写完就安全了，就可以作为反面材料大张旗鼓开始研究了。”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贵贱强弱，一千多万曾被挡在大学门外的青年，突然拥挤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这些高龄或低龄的求知人，这些农夫或士兵，猪倌或铁匠，赤脚医生或钻井队员，共同遭遇了一个激情四射的故事。他们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头撞入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高校招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年龄差距特别明显，从十七八到三十郎当岁都有，27岁的韩少功在班上算年龄偏大的。这些学生的来源和知识结构也斑驳多样，有当过兵的，有当工人和农民的。有些乡村来的旧式才子会对楹联和写祭文，这些都是韩少功们不会的。他们如饥似渴，狼吞虎咽，甚至不加选择地读书，珍惜时间。虽然他们读的是师范，但实际上已经十年没有大学生毕业分配了，社会上各行各业需求缺口很大，学生们也心知肚明，他们中很多人注定要成为官员，走向仕途。《修改过程》中类似史迁、楼开富这样的人物，都不是无中生有。
　　《修改过程》对于韩少功来说，更像一个文本实验，虽然小说出版之后口碑两极，莫言却称它达到了“长篇小说很高的境界”，毕飞宇赞赏它“蓬勃的创造力”。但不管怎么样，作者自己写得很high，从过程中得到很大乐趣。这本《修改过程》和他五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日夜书》一起，被视为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人整体命运的梳理，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的一次深刻凝视。类似的两极反应在韩少功这里也常见，正如他此前的《爸爸爸》《马桥词典》进入了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且各有一大批境外译本，却总是与国内的评奖擦肩而过。

“广告？我们不要！”

　　他们设想的没错，“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所面临的机遇和舞台是不可复制的，他们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仅以韩少功来说，勤奋高产的他还没毕业就已经加入中国作协，并凭借《月兰》、《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等短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连续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奖。1985年，韩少功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正式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反响热烈，先后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境外发表或出版。两年后，他与姐姐合译的昆德拉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作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大军的一员，年仅35岁、毕业才4年的韩少功已经当选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
　　1988年的海南仿佛汪洋大海中的一块飞地，全国人民对这块充满机会的试验田都怀抱想象，很多人涌入海南闯荡，“下海”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从湖南到海南，那时还坐不了飞机，必须先坐一趟慢慢吞吞的火车，一路坐到广东湛江，然后换汽车，再换轮船……一路上景物轮替，渐渐有了热带风情，倒真有一种“下南洋”的别绪和雄心。
　　韩少功当时主持的《海南纪实》，虽然是拿着国家刊号的事业单位，但已经开始走文化产业化的路线，取消皇粮，自负盈亏。这本主打时事新闻和纪实文学的刊物一炮走红，第一期印刷量就是60万册，鼎盛时期要三家印刷厂同时开印，发行量高达一百多万。“杂志卖两块多钱一本，但是每本可以赚五毛钱，每个月利润就是六十多万，在当时是很高了，我们杂志社也就十几号人，人均利润率非常可观。” 　　老韩现在还能脱口报出当年杂志的成本账，《海南纪实》当时的稿费标准在同行中算是比较高的，高过了港台标准，但因为发行量太大，“平摊下来每期的稿费成本折合到每本杂志里，才一分钱。”
　　很多广告商追着他们要登广告，他们很牛气，一个也不接。
　　“因为发现登广告不划算。当时一页铜版纸的杂志彩印广告一般是5万块一个版面，我们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这点钱还不够铜版纸的纸张费呢。我们办了全部的广告执照，但最终一个广告都没做。我们不要广告，纯靠发行就够了。”
　　后来海南出来的房地产风云人物，比如冯仑、潘石屹等，当时还是小字辈，还在搞农业开发。“当时的海南，做好事也容易，做坏事也容易，自选动作的空间大，管理力度比较弱，很多政策也是模糊的，但我们还是非常谨慎。”杂志赚了钱，韩少功让单位出纳主动去税局交税，税务局不收。“说第一次有杂志社来交税，此前没有先例，该放在哪个科目，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回去吧。”

　　“当时出纳特别高兴，打电话给我说，太好了，钱不用交了。我说不行不行，你赶快交掉。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得先把钱交进去再说！因为我们怕出意外，当时我们杂志有各种风险，有各种竞争对手，一些民营书商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树大招风，一定要合法合规，格外小心。”第一次交税，两期杂志的税就是二十多万，《海南纪实》成了地方上的纳税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