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必须加强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4月30日上午，习近平出席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事实上，在今年的3月，总书记业已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他说，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旗帜鲜明地、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拼搏终身的有用人才。在提到思政课改革创新时，习近平重点论述了“思想性”：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一百年前，那些年轻的脸庞上，恰闪耀着一种“思”和“政”的光，通亮、灼人。
　　总体而论，五四运动是复杂现象，由许多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组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科学、民主、爱国、进步。
　　这“主流”的背后，是一个个大写的新青年，挺立在风口浪尖，无惧燃烧满腔热血烈焰。当年参与“五四”、见证“五四”的骄子，很多都是189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求知图存;相隔一个世纪，黄河依旧绕青山，梦魂依旧系故土，今天，1990后出生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自立自强，为成为“国之栋梁”而努力着。“90后”与90后跨越时空的“对谈”，穿过狼烟烽火，穿过激荡岁月，穿过天翻地覆，终将延续遥远的回响。
　　“五四”不老，青春万岁。

100年前：“启蒙”与“救亡”的他们

　　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连串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它事件，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替这时代的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
　　就五四运动的广义而言，其要闻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和会作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在这样的群众情绪的支持下，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发起抗日活动，及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冀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他们最着重提倡的，乃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观念;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史哲系统和政治制度，皆遭受猛烈攻击。至5月4日的抗议示威，实是发展到了运动注定高光的转捩点。新起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都对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逼使当局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
　　五四运动的影响之深远，在于前所未有的大联合所获得的胜利，为投身者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展了一条看得见前景的道路。它促使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抬头;党派的改组、诞生及其余政治、社会集团的问世;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民众舆论的力量，亦颇有进展。此外，运动无疑还加速了旧家庭体系的没落和女权的兴起。
　　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规戒信条受到至巨的冲击。如今，人们基本同意，五四运动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不是单一一天的运动，而是古老中国接触了近现代西洋文化后，逐渐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5月4日，是历程中的一个纪念性指标。
　　让我们从头再审视——
　　面对“二十一条”，那时是留美学生所办刊物、学生联合会的喉舌《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国内通讯版编辑的胡适（1891年生），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里，呼吁“清醒的爱国主义”：……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
　　在他看來，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比武力装备更要深刻的措施。1915年2月21日，胡适于日记里写下：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这是由底层做起”。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陆续传来外交失利的消息，打破了国人的自强迷梦，整个中国如同一个被引爆的火药桶，群情激奋，躁动不安。正当此时，胡适的“美国师傅”、知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来华访问，并迅速掀起一阵思想旋风。
　　原本只打算作短暂停留的杜威，被眼前这个力图睁开睡眼的新生国家深深吸引，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他并未安坐书斋，而是踏遍了中国的11个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民主和教育观念。在孙中山、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精英眼里，年届六旬的杜威如同“D先生”与“S先生”的化身，尽管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更像是一个带着自己思想工具的旁观者，但人们还是迫切地想从他那儿找到诸多疑难杂症的答案。
　　而作为胡适的学生兼新潮社同仁，傅斯年（1896年生）、罗家伦（1897年生）也的确显示了更关注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兴趣不甚浓烈的倾向。虽然，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里洋洋洒洒：“……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然，在创刊号里，罗家伦仿佛更加热情洋溢：“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志希觉得，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
　　与傅、罗二人及段锡朋（1896年生）、杨振声（1890年生）等人一样，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1890年生），亦被视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彼时，许君“高龄”29岁，北大那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的学制，使得这年成了他在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面临“到哪里去”的前程抉择。总的来说，这些青年才俊，性情各异，路线有别，曾为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所凝合，然一旦达成共识的向心力退潮，不少“战友”的分歧也暴露了出来。 　　出生于江西永新的段锡朋，尊崇魏晋风骨，人称“段总理”;可生在江西的浙江人罗家伦，却予人“熊爪”、“爱炫”的印象，观之形貌粗鲁;山东人傅斯年一派学者风度，其同乡杨振声的气质，则是“急躁的激进分子”。相比那些不曾走出书斋的北大同学，许德珩大概老成多了——他是做过“革命军人”的，辛亥之后，曾在江西九江投笔从戎，参加了宪兵队，还做过九江都督李烈钧的秘书。“五四”期间，许德珩的《北京学界天安门大会宣言》，与罗家伦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般掷地金声，广为人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由罗提出，响亮精准;许的宣言以文言写就，实际却比白话新体更“狂”：“不得之，毋宁死”，“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据陶希圣（1899年生）记录，许德珩“讲演时手舞足蹈”：“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两脚直跳，两手捶桌子，说得那样起劲，但是听众不知所云。”许大炮是一介纯粹的爱国者，如斯疾呼，倒恰可印证其纯度。从开大会、起草宣言、写标语，再到“五四”当日走上街头，最后成为32名被捕学生中的一员，许德珩始终无比积极。囚禁之夜，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即兴赋诗，嘴硬骨头也硬：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五四”游行示威筹备会的两位主席傅斯年和段锡朋，本想让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但当学生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无法控制局势，内心渐趋有所保留。“五四”游行之后，傅斯年很快急流勇退，罗家伦自我反思，最后转而认同以学术研究为途径来谋求救国。对此，许德珩极为不满;可以说，包括他在内的北大较为激进的教师、学生，与胡适等人的对立，在“五四”后愈显尖锐。
　　谈及许大炮的偶像，当仁不让，李大钊是也，虽说二人年龄只差一岁。李大钊是北大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十月革命之后，其断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发出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在1918年10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李大釗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许德珩直以“卓越”赞之。许、李二人常在办公室聚谈，情谊介乎师友之间，“五四”前夕，也正是李大钊从中运作，协调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通力合作。
　　因为不满当时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许德珩抱怨，“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为此，他将学生爱国会改为了学生救国会，并筹办了全国性刊物《国民》杂志。杂志社的一百多位社员，后来成了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中，又可分为陈中凡等保守派，易克嶷（1894年前后生）等调和派，以及张国焘（1897年生）等激进派。这本杂志的第五期，还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最早译本。
　　“五四”前后，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团体不断涌现，比如平民教育演讲团，比如李大钊1918年联合各方青年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自然了，“积极分子”许德珩这两个社团都参与了;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893年生）当年也加入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和少年中国学会，二人因此结识，变成“老熟人”。
　　正如不少学者公认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从“五四”之中开始萌芽的。促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兴起的关键点，亦是因为中国青年一方面看到杜威、罗素、芮恩施（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等著名西方学者支持这场现代化运动;另一方面，多数西方在华经济利益的代表，却决意保住中国朽烂的统治势力，以便他们在攫取利润时享有最大的特权，既反自由且反民主，令人失望至极。与此同时，苏维埃竟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租界”——对比彰显可贵，这样的表态，让运动中的进步分子、左翼分子、民族主义者，不由自主地重新调整了思想及行为方向——对任何试图解释中国后来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态度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将因果联系起来，辩证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多为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譬如从枯寂中逐渐苏醒，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充当“谋主”的瞿秋白（1899年生）。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代表会议，决定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起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并与中等以上各校联系。这时，俄文专修馆学生会正式参加学生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与耿济之（1899年生）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成为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在京城形势严峻的时刻，瞿秋白与好友郑振铎（1898年生）等始终坚持斗争，机警无畏。
　　1919年夏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准备以其附属的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杂志，邀来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做编辑;同年11月1日，《新社会》旬刊创刊。瞿秋白笔耕不辍，而在《新社会》第18期发表《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两文的同时，加入李大钊等在北大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秋，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邀请，准备任该报特派记者到苏俄采访。其时，俄国遭遇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号称“饿乡”。亲友劝阻，不愿瞿秋白陷入“穷党”治下的绝地，他力排众议，认定那里有使人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宁死亦当一行”。
　　心之所向，素履所往。被五四运动唤醒的“同志”，岂独秋白一人。1917年春，《新青年》收到了署名“二十八画生”的文言文投稿《体育之研究》——“毛澤東”，繁字体共28画;“五四”前后之时节，正当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春年华。
　　自1913年至1918年，润之同学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一时期初的几年，除正统中国史书外，他还阅读了一些由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著作，如亚当·斯密《国富论》、达尔文《物种起源》、约翰·穆勒《逻辑学》、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著作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作品等。不久，受《新青年》杂志吸引，他放弃了早期的观念。1917年夏，《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发出，开头引用了《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句，其后是“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特别提出“要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 　　在杨昌济等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下，毛泽东、蔡和森（1895年生）、萧子升（1894年生）等学生经过反复讨论，深感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新民学会成立了。1918年，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大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和罗学瓒（1893年生）等20多人动身。此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段落：毛被推荐去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毛的工作室紧靠李的办公室。
　　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立即和长沙市的学生们参加了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活动。从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到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可谓因“五四”而发轫。《湘江评论》甚至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傅认为，“这家杂志是可以和《新青年》、《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并列的全国最好的五六家杂志之一。”毛澤东在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这期《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因支持“五四事件”，更被罗家伦誉为“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准确解释”。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或许就是受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五四运动理解的影响，从而形成的。
　　1939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期上，刊登了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而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1950年代，周策纵草写英文《五四运动史》——周教授曾经就读的高中，也是“毛泽东毕业离开了的同一个校址”。

100年后：“改变”与“沉思”的我们

　　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及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一百年之后呢？
　　历史的细节，在前辈的光辉岁月里得以复原，指引着后来人行进的足迹。复兴的号角，由新世纪里的90后渐次吹响，呼应着奔腾年代的主旋律。他们或创业奋进，或热衷公益，或钻研学术……多元的发展，呈现积极丰富的面貌，无愧接下了“90后新青年”的名号，达成了跨时空意义的心灵对话。
　　李建国，1992年生，内蒙古人。
　　本科在校期间，他参加并主导了多项国家级、省级项目研发，带领团队多次获得省级以及国家级机器人比赛大奖，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及经历。2015年，他组建了8人校园创业团队，主要研发一款帮助残疾人和老年人自主站立、生活自理的智能机器人。
　　“我有一位很亲近的堂哥，一次意外矿伤后，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最终，长期的卧床导致他因褥疮感染的并发症去世了。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受触动，最后选择了医疗方向的机器人研发，就是为了帮助和我堂哥一样受限于生活的人。”李建国说。
　　最早，团队“在一个地下室里没日没夜地忙着”;2015年7月底，他们开发出了自家的第一代产品。与医生、患者进行沟通，经过大量临床试验后，至2016年，产品开发基本成熟。2016年7月，创业团队落户上海松江，注册上海邦邦机器人有限公司;年底，公司获得980万元天使轮融资。2018年3月，公司推出的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产品，斩获德国红点奖最佳设计奖（Red Dot： Best of the Best）;6月底，公司完成3400万元的PRE-A轮融资。
　　“邦邦”，谐音“帮帮”，专注于助残、助老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我们旨在为失能人群提供站立转移、独立自理、智能康复、安全舒适等一站式解决方案，所属领域涉及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在李建国看来，将产品推向市场是一个目标;让失能人群减轻依赖、增强身体机能、重归社会，最重要的，是“体悟重新生活的质感”，更是一个目标;把专业性的高科技运用到社区、家庭，也是一个目标。
　　他很感谢国家、政府的支持。“我们做的是民生行业，所以科技部、工信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共青团、松江区政府，包括残联等等，一直都有帮忙。对能参加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共同举办的‘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开发计划’培训，我是感到很荣幸的。”作为企业的领头人，他的“野心”，是汇集各方的合力，让“邦邦”成为中国的“奥托博克”，让全世界有需要的客户，都能使用“中国制造”的、性价比高的智能机器人或辅助设备。
　　念书的时候，李建国喜欢运动;如今，他虽忙于创业，每年却也会定期抽出时间静修一番，并和小圈子里的朋友们一起演讲、读书、交流。于他而言，当下的“赛先生”，须帮助人类实现更好的生活。“我觉得，现代科技，既帮人们更好地享受，也帮人们更好地突破旧往的边界与极限，从而更长远地生存。”
　　华旻磊，1994年生，上海人。
　　他是上海大学第五批（西部计划全国第十九批）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学校春运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曾任上大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上大学生会主席。自中学至今，他一直参与并带领同学们开展各类公益实践活动。
　　连续6年，他服务铁路春运志愿者工作不歇，服务“特殊、重点旅客”近百名。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他带领支教团赴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志愿服务近2万小时，建立“梦想基金”助养帮扶十余名贫困留守儿童，累计募集逾50万码洋书籍成立“蔚蓝”图书馆，组建乡村学校少年宫振兴“美育”。
　　他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自己接受了“小白菜”的服务，此外，每回看到新闻里志愿者播撒爱的故事，总是备受鼓舞。“我本能地觉得，如果能像他们一样，那该多好。所以后来，但凡我有时间、有能力，就坚持多做志愿者工作，传递正能量。”
　　大学期间，他成为春运暖冬行动的“小甜橙”志愿者。六载光阴，助取票、帮进站、答问询……这颗甜橙掌握了许多服务细节，积累了许多志愿经验，俨然“等于大半个正式工作人员了”。印象最深的，则是这座城市的暖：出租司机会主动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乘客上下车，公益组织会把身患腿疾的农村儿童接到医学中心进行治疗，迎来送往的乘客里，好多人都为上海点赞——“我当然很高兴啊，我也是帮助链上的一环，特别有意义。” 　　去贵州支教前，华旻磊对于“上海和西部落后地区到底差距多大”，其实并没有深刻的认知。“国家出台了各项扶贫政策，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加上我初到贵阳接受培训，觉得这儿挺现代化的，心里还想着——贵州不错呢，我要去的地方，究竟会有多贫瘠？”很快，他的疑问得到了解答。“我们志愿服务线上沿途的小村庄，的确非常贫困，和上海怎么比？没法子的。”
　　他在一个希望小学里教了一年的书，当数学老师，是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班级里有52个孩子，“这不算多的，人数最多的一个班级，有70多个学生。”当地教育资源之匮乏、留守儿童比例之高，令初来乍到的他颇觉意外。“我班上有个孩子的家庭情况‘最可怕’，她排行老二，妈妈生了9个孩子，一直生到是男孩才不生了。我们做了一些家访，发现重男轻女的思想，落后地区依然存在。另外，我们调研时看见，一些留守儿童父母都外出打工，祖辈年老体弱，孩子们既要读书，还要照顾爷爷奶奶，很不容易。其中品学兼优者，我们尝试联系社会上的公益组织进行募集活动，以对其给予助养帮扶。”
　　支教团的老师心疼孩子们。一年的时光里，他们除了在教育上做好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授课，还开展了很多德育、心理/生理健康的课程，让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我们研究生支教团一共去了5人，在一所学校，大家齐心协力。就在上个月，5个人又去贵州再看了看孩子们。门一开，他们冲向我们，那一刻，谁都忍不了眼泪。双方都很珍惜这段情缘，现在，孩子们还跟我们保持着联系，向我们倾诉成长的烦恼。”
　　华旻磊表示，未来，还是会“朝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选择人生追求”;而力所能及地做志愿服务，大抵是一辈子的事。
　　王晨，1997年生，来自浙江温州。
　　她是上海杉达学院2015级新闻系传媒经营方向一班学生，目前任校团委副书记，班长。
　　2018年6月，她参与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的队伍中，岗位在团市委志愿者服务组。在这一场全球瞩目的国际盛会中，她累计服务工作150余天，持续服务至当年年底;志愿工作包括参与5000余名志愿者的招募、选拔、培训、配岗、岗前实训、正式上岗及管理，同时涉及志愿者的交通、餐饮、服装、保险等后勤保障工作。
　　她的笑容很甜，尤带几分少年感的纯稚，话语却坚定：“参加进博会的经历，使我加深了对责任意识的了解。一是，人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二是，老师们信任我，将一部分工作交付给我，我绝对不能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到位，影响到身边的人。”
　　本着精益求精、不容错误的态度，她经受了工作量超大，工作时间超长的考验。“虽然熬了很多夜，到晚上一两点才能休息，但现下回想，却不觉得多么辛苦了。相反，躬逢其盛，团队协作，与有荣焉;我在奉献，我在收获——这是双向的。”
　　当看到已经毕业、工作忙碌的青年人们，自愿加入进博会志愿者队伍;当看到高校学生神采飞扬、充满自信地服务贵宾，甚至接待国家元首，为其提供翻译;当看到身边90后的朋友们开始承担责任、展现自我;王晨感觉“能够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非常骄傲”。
　　平素喜爱摄影、手账的她，计划留校。“90后会给社会带来更多惊喜的。”她相信。
　　马栋予，1992年生，来自甘肃天水。
　　他尚是華东师范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不过，已然明确了“将来是要做学术的”“若为师者，可能比较想开‘中国当代小说批评’课程”。
　　“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思想、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学科，它向内挖掘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向外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国际社会甚至科学技术勾连。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我自己作为历史产物所置身的空间。从青春期萌动的‘文学创作’到标志着我进入‘成年’社会的高考作文，再到我的学术初试啼声……我的成长过程伴随着这一学科，我也以自己的生命参与其中，我将继续接受这一复杂学科的挑战，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丰富它未来的遗产。”
　　这是一个青年学子的学术自白。
　　虽然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儿郎，但马栋予对女作家，对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具备女性主义视野的文本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关注。“我比较欣赏王安忆，她认真，而‘认真’在当代文学界并不多见。还有铁凝，她真正优秀的作品，常常被其政治身份和文学史批评家的误解所埋没。”“抛开主义不谈，女作家至少更容易以坦诚的态度来写作，男作家似乎总被文以载道‘荼毒’……”“文以载道易变成政治投机，直抒性灵最差也是精神科的病例报告，还有点药用价值;后者，相对而言易出‘好’的文学——当然这话说得可能也偏颇了。”
　　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确也需要天然的反思与批判精神。
　　他正试图在个人生活和学术体制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有机会的话，亦希望动笔创作一部属于自己的小说。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包括吸猫，“向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编著《猫啊，猫》）老师学习吧。”他笑。
　　李建国、华旻磊、王晨、马栋予……天南地北客，五湖四海人，生命选择不尽相同，但都有青春那张不仓惶的脸。21世纪的“新青年”应该是怎样的？李建国直言，“我不像祖辈、父辈那样，有很大的生活压力;我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给社会、国家带来改变。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因为我所带来的一份‘不同’，得到幸福。我热爱我的工作，身边很多志同道合的90后朋友，同样不计利益，为甘愿付出的事业，全情投入。”华旻磊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信念，有责任感。所谓理想信念，即坚持不懈做你所钟爱的事。所谓责任感，即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勿浅尝辄止，勿精致利己，一定要踏实。”马栋予思考，“现在的青年，仍当像鲁迅说的——直面鲜血，直面惨淡。要关注外在世界，也勇于反省自我。”
　　是以，从1919到2019，这一首清亮透彻的青春之歌，其实余音不绝。

跨越百年，“五四”精神不死

　　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之前，3月18日，习近平已在京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思政课关涉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及方法论的问题，目的是“立德树人”;因此，教师须上好思政课，方能引导、栽培当下的“新青年”们，怀揣中国心、心藏中国情、情牵中国味。而关于思政课能够讲些什么，习近平提了“三个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回顾历史，关照现实，放眼未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高校的思政课不断变化，用心设计，越来越贴近年轻人，收效明显。一些学校的思政课老师，如复旦大学的陈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徐川等，还成了网红，备受同学欢迎。陈果称：“当代青年面对教师更加敢于表达、乐于沟通，这给了我们更多机会倾听学生在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同的需求、期待及人生困惑。在教学方法上，便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加强教学语言的运用，在不断思想启发和释疑解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同样是思政课青年教师，嘉兴学院的李云波虽非网红，可他主讲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也得到了学生们由衷的肯定。“思政课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同学带着预设上课，自认课程与个人专业干系不大，在课堂上兴致缺缺。二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老师至关重要——只有具备相当的理论功底，你才有资格让听的人服气。”
　　李云波的一个策略是“讲故事”。“在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首节课的时候，我便告诉学生，这门课是思政课，而基础是历史，我将通过还原历史事件、描摹历史人物，让他们先自行体会个中真义。当然，主题我也会点出，可我不会用大而空的理论搞狂轰滥炸。以故事引理论，更容易让学生感兴趣，有助于课程内容的吸收、消化。在讲解时，我会尽量向他们的兴趣点靠拢，从而提升他们的注意力;但一味地迎合，是切切不可的。”
　　没有学生在他的思政课上梦周公，更有学生课后积极反馈、踊跃交流，乃至萌发了考历史系研究生的念头。作为一个本身也是85后的“新青年”，李云波自始至终认为：“思政课是有用的，历史课是有用的。”“为人处世，你要用它来指导自己，就看你会不会用。”
　　在李老师看来，很多大学生没有完全成熟，容易为一些新鲜的、猎奇的东西所左右，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所以，老师要把正确的价值观、方法论传授给学生。大体上，我对当代青年学生寄托希望，他们可塑性强。而多年之后，当他们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回首往事，也许会蓦地恍然大悟，学校曾经的课程，原来早早就做出了提醒、给出了方向啊！”
　　4月30日，李云波将返沪参加青年代表座谈会，响应当天习近平关于“五四”的谈话。
　　100年前“五四时代”那个绝大的主要前提，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用理知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此“思”之创举。可当时略显清浅的“真知第一”，如果没有结合救国运动的热忱，就不能造成巨大潮流——此“政”之催化。自然了，群众运动无可避免地自带“正、负面集一身”的体质，故蔡元培后作“洪水”语，亦可理解。
　　后世学者也直陈过“五四”时期改革的一般性缺陷：在批判中国旧传统时，很少有改革者对它进行过公正的或同情的思考。他们认为，几千年来社会的停滞给进步和改革留下了许多障碍。为扫清障碍，棒喝惰性满满的民族，过分攻击整个传统且低估传统价值，不失为可行之法。另一方面，新式知识分子过于轻信来自外国的新思想。批判性研究只停留在口头，而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他们空泛地谈论“主义”，却对其内容没有认真细致地思考。第三个中国改革者的不足之处，可能是太过自信。他们在处理大量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缺乏耐心和恒心。一个涉及国家诸多方面的文化社会变革，范畴如此之大，需要进行长期的和持久的建设性工作，指望一蹴而就，与幻想何异？
　　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绝非易事。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交互关系，虽为构成这类重大事件的主要因素;其它的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心态、领袖人物和参与运动者，以及看来微小却也许寓意深远的偶发事件，凡此种种，都对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人视“五四”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有人斥之为“中国的大灾难”;更官方的阐释，是“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那个过渡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行为、立场，有时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所以，后人们追索前尘，亦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異辞”。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无论如何，慷慨激昂的“五四”学生们，确实让很多政治家前所未有地觉悟到，在任何奋斗中，青年人必须被承认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此乃铁的事实。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它的精神，将一代一代传承。科学、民主、爱国、进步，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迭奏八音，雅乐迎宾。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忽忽百年，沉吟至今。1919，2019，启蒙不殆，爱国不灭;重归“五四”，吾往矣，吾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