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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按照阴历计算，辛亥年还剩有五天，但这却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个冬日了。这一天里，北京城南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一处普通的宅院内，安静地坐着一位“肌肉匀满”“肩膀少宽”、两臂舒长、颜色腴润的老者。
这位老者名叫梁济，已经53岁，在清廷民政部任职，虽“间日一入署”，但已基本处于悠闲无事的状态。平日里，梁济“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猥鄙杂遝，终不一履其地”（梁焕鼐、梁焕鼎《梁济年谱谱后记》）。因为长久以来庄敬严谨的生活习惯，梁济虽已年迈，精神体力依然不衰，“耳目不失于聪明”。每日必早起，日夕为札记，字迹或小于蝇头，行列厘然，出门游散，往往徒步，不假车舆。然而，在辛亥年底的时候，梁济却再难以在这样平淡清静的生活里，继续维持一副从容的心态了。武昌起义数月以来，各地纷纷独立，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他不免忧心忡忡起来。
在2月12日那天，即便位高如皇上太后、亲贵皇族们，在历史面前也都束手无策了。身份低微的梁济，更是丝毫无法影响这个王朝的走向。相反，从这一天起，变荡的世界却开始裹挟着他卑微的命运一步步走向绝路。
殉国
如果说，在那一天，国家覆亡的事实，给梁济带来的冲击，还须静待时日才能完全显露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对时局反应的结果却早已显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百多天以来，已有太多“忠义”的人，因黍离之痛的沉重打击而殉了性命。
武昌起义后，长江下游为之大震，九江首当其冲，随即南昌新军继之。10月3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新军欲推举最后一任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宣告独立，被冯汝骙严词拒绝。由于冯在任上颇有声望，士民多存感激，便不再强人所难，护送冯汝骙离开，然而冯汝骙到九江后，自念去官不守，又无处求援，以图恢复，便服毒自尽，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在湖南，1912年10月22日，长沙被起义新军占领后，衡永郴桂道通令各地输款平乱，当时嘉禾知县钟麟听闻革命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即集结该县士绅说：“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众人相顾错愕。11月11日，革命军包围县衙时，钟麟端坐堂上，吞金自尽。
清廷得知湖北起事后，急调派海军前往镇压，前去支援者共有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当时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但发炮多不命中。未几，以煤罄为由，相率驶离。1911年11月11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13日抵九江。当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独立，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知海军也已起义，便邀帮带吉升一同逃走，吉升潸然涕下，说：“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说完发愤投江而死。
在四川成都，已经80岁的奎荣，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曾先后在峨眉、犍为、彭水、庆符诸县做过知县，这时以老告休已有十余年。当铁路事发时，总督赵尔丰处理过急，奎荣就曾叹息说：“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11月24日，绅民到总督府逼迫赵尔丰交出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奎荣遂托疾不食。有人相劝，年已老迈，毋过自苦，奎荣慨然说：“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不久饿死。
南方各省纷纷革命的消息，令朝野震恐。在北京自亲贵达官而下，每日都汲汲于转移家人到外人租界居住，全不念收拾挽回之计。一位在宗人府当差的诸生张传楷，见此情景，甚为愤慨，便亲到都察院上呈说帖，请代为转奏。可此时，院内官员已都不在，他便在院门外等候，连哭三日，也未见一官。旋即逊位诏书下，张闻后遂拔所带佩刀自戕而死，刀上自铭十六个字：“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避乱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笃信儒家道德教义的梁济而言，我们丝毫不必怀疑其以身殉国的勇气，但2月12日还不是梁济最为绝望的时候，至少他还并不知道清帝当日逊位的消息。
尽管如此，在那一天，梁济还是被一种忧愤的心境所围困着。不仅是那一天，也不仅仅是梁济，那段日子里，整个京城，大清的官员士人们都笼罩在一种悲观的心境里。虽然那时的革命之火主要还在南方各省，但骚动却已令人们终日惶惶起来，许多朝官已开始纷纷避走他处。
武昌起义仅仅五日之后，京城便陷入了一片恐慌。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钱余。讹言廿八有变，居民出京者相继，火车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载。出城，过叔伊（陈衍）、琴南（林纾），琴南亦欲送眷暂避于天津租界。”
那时，本来作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奉命要回湖南稳定局势，但船行到塘沽时，郑孝胥便接连得到来自湖南的噩耗：岳州税务司有电至京，言“长沙失守，余抚台已逃去”；又传言余抚台被乱党拘禁；长沙新军已叛变，萧协统自杀等等。那时，郑孝胥感到湖南已是危险之地，便决定到上海“租屋移住以避其锋”（《郑孝胥日记》）。
到上海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北京朝事危机，外省则……乱者四起，无干净土。而余独袖手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至北京，在北京则驱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人生种因得果，类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楼，遂适为避世之地，此岂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每一个遗老的生活会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身上，或许都摆脱不掉这种失落惆怅的情绪。
几乎同时，离京避乱的还有严复。1911年10月14日，严复在日记中写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到了11月，一连数日风声甚恶，那个时候，江浙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在京资政院民选议员如鸟兽散，严复也随之出京赴津。到天津租界后，严复见到前来避难的人们如此众多，以至于连借宿的去处也难找到了。除了暂避在天津租界外，由天津乘船逃亡青岛、上海的人也络绎不绝。那时，天津码头早已熙熙攘攘，自天津到上海，黑市船票的票价甚至高出去日本的数倍。
而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在清廷学部做参事的罗振玉，受到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的劝告和邀请，也匆匆整理好自己辛勤收罗的书籍，从天津乘船去往日本避居。与之同行的则是当时在学部图书馆做编译员的王国维。
有趣的是，这些纷纷出走的“遗老”们，在此之前还都曾是西方文化的积极追求者，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是新思想的先锋，然而，在革命的大势面前，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样的转变无疑反映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旦径言兵乱，则纲常隳坏，社会失序，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祸患，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他们也绝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是当主张全变、速变、暴变的“激进派”出现时，这些主张渐变、缓变的人物相对而言变成“保守派”而已。
反对革命
与这些遗老一样，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梁济的思想历程也几乎是同样的节奏与脉络。虽然从小便受到儒学的严格训练，但梁济绝非是一位冬烘先生，反倒是一位眼光突出、不为时局所囿的人物。
事实上，早在甲午之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并决心研习西学。那时，西学“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但梁济却在1892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1898年，梁济当时仅是一位内阁中书，但却积极赞成维新运动，为此，他曾草拟了千余言的奏章，主张传播新知识，变法图强。然而稿成还未呈上，政变即已发生。虽然如此，但他依然将维新的主张化为了自己的行动。就在当年，离清朝废除科举还有7年时间，梁济便已决定不要儿辈准备举业。
同年，梁济次子梁漱溟5岁开蒙读书，梁济便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以了解世界大势。梁漱溟8岁时，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成了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首批入学的学生之一。
1902年，为了启迪民智，梁济赞助朋友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这是在北京发行的最早的白话报纸。由于过于新奇的缘故，北京的居民常以“洋报”呼之。
林毓生在《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中评论说：“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
在梁济的熏陶下，他的次子梁漱溟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不重书本学问而有志于事功，爱读梁启超《新民丛刊》《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这些都与梁济年轻时的志趣所为极为相似，因而，梁济还为梁漱溟取了个名字叫“肖吾”。
梁济喜欢与儿辈议论，往往任人直言，一无所禁，而梁漱溟也好论时事，于是父子两常常讨论“大局政治”“新旧风俗”的话题。讨论时，梁漱溟手拿《新民丛报》或《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与父亲的观点也颇为相合。
然而，到了1911年，梁漱溟在中学堂即要毕业的时候，结交了一些革命党的朋友，每日讨论“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开始梁漱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见到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也“跟着朋友跑革命了”。
于是，父子间的争论也多了起来。梁济向来厌薄革命党人，而梁漱溟却极为袒护。梁济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梁漱溟则力护国会，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梁漱溟在《思亲记》中写道：“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晏寝矣，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漫，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
那时汪精卫被清廷释放后，在东单二条胡同暗中组织起京津同盟会，是北方最大的革命团体，梁漱溟也参加其中，“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另外，当时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也都出于这一组织。
梁济知道此事后，便告诫儿子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不难看出，对于国家的前途，梁济更为赞成渐进改革的道路。
观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正式向外颁布，而此时，在缨子胡同的梁宅内，也许梁济与儿子梁漱溟依然在为“革命与立宪”的话题，争执不下。他们还不知道，大清朝已经不存在了。
2月13日，清晨，梁济一如既往地早早起来，他敏感地觉察出北京城内有一些异样的气氛。原来，今天北京的各大报纸毫无例外地全文登载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刚刚上市的报纸很快便被一抢而空，北京城内一片沸腾。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后纷纷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商家们也树起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街巷楼阁、酒馆茶肆一片彩旗飘展，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剪辫子，被剪掉的辫子则被丢弃一地。
在热闹喜庆的欢腾声里，梁济突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他拿到报纸，上面即是分毫不假的逊位诏书，当读到“以政权还诸国民，长受国民优礼”一句时，梁济无比悲凉地说：“诚得如此，亦是好事，然来日大难，负荷伊谁？”
那一天，与清朝的覆亡相比，令梁济感到更为绝望的，则是中国千年以来道德精神的全面崩溃。在他所见，辛亥、壬子之间，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大官小官臣庶人等，竟无一因清亡而死者。他说：“辛亥革命未及百日，共和之理人多未明，清国之亡，无一殉者，此非人不殉清之征，而实中国立国之道将绝于人心之征也。”“立国之道”的断绝，实是当日“国将不国之大因”。
清帝逊位后，为覆亡的前朝自尽的意念即已盘踞在梁济的心中，然而，对于新的民国的幻想，令他推迟了自己的死期。在梁济看来，没有比道德精神的重振与复兴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君主退位，国体改更之际，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奇事，若乘此机会，彻底澄清，必将“使吾国人心奋发，跻跃于上等强国”。
因而，自2月13日那天起，梁济便深藏起心中深切的不安，开始“忍死以待国会之开”。到时，他将“以最苦心事愬之全国代表”“求全国最贤明之人齐心挽救民生民德，铲除世上不公不平，使吾国跻于高尚优美。”
那时的梁济，脑海里想象出一幅美好的幻景：“共和国势力最大者莫过于国会，贤才之最盛者亦莫过于国会。昔日有苦欲言，则伏阙上书，诉之于君，求吾君设法；今有苦心欲言，则泣血请愿，诉之于国会，求国会主持。”他说，“国会为吾国数千年未有之旷典，五六年来请求国会之声喧阗洋溢。今既实现有期，不可不旁听三次”。待参观盛举后，然后便可死而无憾了。
绝望
转眼，新一年的春节已过，梁济频频向儿子们询问国会究竟何时召开，皆说癸丑年（1914年）三四月间必开。不料国会一开，梁济的幻想便彻底破灭了。议员们“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凡吾国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辈之所贱视”，而且“私欲迷心，躁嚣悖谬，除党争兼纵欲外，一无所知”。几乎举国上下都对议员大失所望。
不仅如此，梁济在民国所有的日子几乎都是令他失望的。在清季，人人以官员为诟病，到了民国，各部虽重新组织，但风气依然没有挽回。官员“不以品谊节概为衡，依然煦煦噢咻，惟位置私人是计”，“以为千年旧弊可以习而安之，大局危险，漠不关心，个人私图，骤萌奢望。”
令人感到痛心的，还有道德沦丧、秩序崩溃。梁济说：开国以来，“人心纵恣，从恶如崩，竟有一泻千里之势”。他在《遗笔汇存》中写道：“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据现今人民现况，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当时，民德民生糟到极点，至此，眼前的世界再无值得梁济所留恋的。
但一次次的绝望之后，死亡被梁济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他常常自念岂可白白死去，“当看明世局弊害，遗留言语”，以希望自己的死能够警醒世人。
1912年6月，梁济参加粤西老馆同乡团拜，在关帝、文昌两殿及先贤位前行礼，在自己父亲的灵位前，梁济再一次默默坚定了自己的殉清之心：“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同年，他辞去了在政府内务部的职务，从此退隐在家，“对于民国诸事，时时挦扯杂记”。
1913年，儿女们觉察到梁济的异常，开始对其时时防察。为了躲避儿女们的防范，避免亲朋打扰，梁济在城北隅积水潭购置两间旧屋作为书斋，以“构思遗笔”。甚至，看戏的时候，梁济也都在戏园的节目单上写着自己的“遗书”。他说：“人见我出入戏园，以为我优游无事，真个寻乐也，岂知我如小学生之忙功课，须将国家变幻情态逐条写出，俟完竣而后，瞑目以去。”
“不料世事纷纭，愈出愈奇，应接不暇，万写不完。”等梁济将自己的遗言全部说尽，已是1918年11月，这时他已经总共写出了六七本杂记，而距清亡已过了近七年。
1918年11月7日，梁济告诉儿女要到积水潭彭翼仲先生家小住三五日便回。临行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完便离开了家。
一到积水潭彭宅，梁济就紧闭门窗握笔疾书，彭有时中夜见屋内灯光不息，亦不知所为。9日晚，梁济留给朋友、儿女的遗书都已写完，因为净湖主人（彭翼仲）将宅院重门紧闭，不得外出，只好坐等着天明。10日寅刻，一夜未睡的梁济，呵出一口热气，将砚台中凝结的墨汁融解开，又草草写了几行临死再告世人的话，然后以“巨川末笔”四字作了终结。天一亮，梁济便出门，到积水潭大柳根一带投水自尽。此时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三天。
在书案上，梁济留下了十七封遗言和近几年写的所有的札记稿册。在遗稿中，梁济第一次向包括亲友在内的世人坦白了自己的心思。他说：“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他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在梁济去世九年后，另一位遗老王国维也在昆明湖投水自尽。其实，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杀，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毋宁说是对于民国的失望，是对文化中国的殉葬。
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按照阴历计算，辛亥年还剩有五天，但这却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个冬日了。这一天里，北京城南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一处普通的宅院内，安静地坐着一位“肌肉匀满”“肩膀少宽”、两臂舒长、颜色腴润的老者。
这位老者名叫梁济，已经53岁，在清廷民政部任职，虽“间日一入署”，但已基本处于悠闲无事的状态。平日里，梁济“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猥鄙杂遝，终不一履其地”（梁焕鼐、梁焕鼎《梁济年谱谱后记》）。因为长久以来庄敬严谨的生活习惯，梁济虽已年迈，精神体力依然不衰，“耳目不失于聪明”。每日必早起，日夕为札记，字迹或小于蝇头，行列厘然，出门游散，往往徒步，不假车舆。然而，在辛亥年底的时候，梁济却再难以在这样平淡清静的生活里，继续维持一副从容的心态了。武昌起义数月以来，各地纷纷独立，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他不免忧心忡忡起来。
在2月12日那天，即便位高如皇上太后、亲贵皇族们，在历史面前也都束手无策了。身份低微的梁济，更是丝毫无法影响这个王朝的走向。相反，从这一天起，变荡的世界却开始裹挟着他卑微的命运一步步走向绝路。
殉国
如果说，在那一天，国家覆亡的事实，给梁济带来的冲击，还须静待时日才能完全显露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对时局反应的结果却早已显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百多天以来，已有太多“忠义”的人，因黍离之痛的沉重打击而殉了性命。
武昌起义后，长江下游为之大震，九江首当其冲，随即南昌新军继之。10月3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新军欲推举最后一任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宣告独立，被冯汝骙严词拒绝。由于冯在任上颇有声望，士民多存感激，便不再强人所难，护送冯汝骙离开，然而冯汝骙到九江后，自念去官不守，又无处求援，以图恢复，便服毒自尽，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在湖南，1912年10月22日，长沙被起义新军占领后，衡永郴桂道通令各地输款平乱，当时嘉禾知县钟麟听闻革命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即集结该县士绅说：“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众人相顾错愕。11月11日，革命军包围县衙时，钟麟端坐堂上，吞金自尽。
清廷得知湖北起事后，急调派海军前往镇压，前去支援者共有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当时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但发炮多不命中。未几，以煤罄为由，相率驶离。1911年11月11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13日抵九江。当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独立，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知海军也已起义，便邀帮带吉升一同逃走，吉升潸然涕下，说：“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说完发愤投江而死。
在四川成都，已经80岁的奎荣，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曾先后在峨眉、犍为、彭水、庆符诸县做过知县，这时以老告休已有十余年。当铁路事发时，总督赵尔丰处理过急，奎荣就曾叹息说：“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11月24日，绅民到总督府逼迫赵尔丰交出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奎荣遂托疾不食。有人相劝，年已老迈，毋过自苦，奎荣慨然说：“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不久饿死。
南方各省纷纷革命的消息，令朝野震恐。在北京自亲贵达官而下，每日都汲汲于转移家人到外人租界居住，全不念收拾挽回之计。一位在宗人府当差的诸生张传楷，见此情景，甚为愤慨，便亲到都察院上呈说帖，请代为转奏。可此时，院内官员已都不在，他便在院门外等候，连哭三日，也未见一官。旋即逊位诏书下，张闻后遂拔所带佩刀自戕而死，刀上自铭十六个字：“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避乱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笃信儒家道德教义的梁济而言，我们丝毫不必怀疑其以身殉国的勇气，但2月12日还不是梁济最为绝望的时候，至少他还并不知道清帝当日逊位的消息。
尽管如此，在那一天，梁济还是被一种忧愤的心境所围困着。不仅是那一天，也不仅仅是梁济，那段日子里，整个京城，大清的官员士人们都笼罩在一种悲观的心境里。虽然那时的革命之火主要还在南方各省，但骚动却已令人们终日惶惶起来，许多朝官已开始纷纷避走他处。
武昌起义仅仅五日之后，京城便陷入了一片恐慌。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钱余。讹言廿八有变，居民出京者相继，火车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载。出城，过叔伊（陈衍）、琴南（林纾），琴南亦欲送眷暂避于天津租界。”
那时，本来作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奉命要回湖南稳定局势，但船行到塘沽时，郑孝胥便接连得到来自湖南的噩耗：岳州税务司有电至京，言“长沙失守，余抚台已逃去”；又传言余抚台被乱党拘禁；长沙新军已叛变，萧协统自杀等等。那时，郑孝胥感到湖南已是危险之地，便决定到上海“租屋移住以避其锋”（《郑孝胥日记》）。
到上海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北京朝事危机，外省则……乱者四起，无干净土。而余独袖手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至北京，在北京则驱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人生种因得果，类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楼，遂适为避世之地，此岂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每一个遗老的生活会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身上，或许都摆脱不掉这种失落惆怅的情绪。
几乎同时，离京避乱的还有严复。1911年10月14日，严复在日记中写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到了11月，一连数日风声甚恶，那个时候，江浙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在京资政院民选议员如鸟兽散，严复也随之出京赴津。到天津租界后，严复见到前来避难的人们如此众多，以至于连借宿的去处也难找到了。除了暂避在天津租界外，由天津乘船逃亡青岛、上海的人也络绎不绝。那时，天津码头早已熙熙攘攘，自天津到上海，黑市船票的票价甚至高出去日本的数倍。
而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在清廷学部做参事的罗振玉，受到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的劝告和邀请，也匆匆整理好自己辛勤收罗的书籍，从天津乘船去往日本避居。与之同行的则是当时在学部图书馆做编译员的王国维。
有趣的是，这些纷纷出走的“遗老”们，在此之前还都曾是西方文化的积极追求者，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是新思想的先锋，然而，在革命的大势面前，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样的转变无疑反映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旦径言兵乱，则纲常隳坏，社会失序，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祸患，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他们也绝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是当主张全变、速变、暴变的“激进派”出现时，这些主张渐变、缓变的人物相对而言变成“保守派”而已。
反对革命
与这些遗老一样，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梁济的思想历程也几乎是同样的节奏与脉络。虽然从小便受到儒学的严格训练，但梁济绝非是一位冬烘先生，反倒是一位眼光突出、不为时局所囿的人物。
事实上，早在甲午之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并决心研习西学。那时，西学“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但梁济却在1892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1898年，梁济当时仅是一位内阁中书，但却积极赞成维新运动，为此，他曾草拟了千余言的奏章，主张传播新知识，变法图强。然而稿成还未呈上，政变即已发生。虽然如此，但他依然将维新的主张化为了自己的行动。就在当年，离清朝废除科举还有7年时间，梁济便已决定不要儿辈准备举业。
同年，梁济次子梁漱溟5岁开蒙读书，梁济便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以了解世界大势。梁漱溟8岁时，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成了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首批入学的学生之一。
1902年，为了启迪民智，梁济赞助朋友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这是在北京发行的最早的白话报纸。由于过于新奇的缘故，北京的居民常以“洋报”呼之。
林毓生在《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中评论说：“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
在梁济的熏陶下，他的次子梁漱溟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不重书本学问而有志于事功，爱读梁启超《新民丛刊》《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这些都与梁济年轻时的志趣所为极为相似，因而，梁济还为梁漱溟取了个名字叫“肖吾”。
梁济喜欢与儿辈议论，往往任人直言，一无所禁，而梁漱溟也好论时事，于是父子两常常讨论“大局政治”“新旧风俗”的话题。讨论时，梁漱溟手拿《新民丛报》或《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与父亲的观点也颇为相合。
然而，到了1911年，梁漱溟在中学堂即要毕业的时候，结交了一些革命党的朋友，每日讨论“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开始梁漱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见到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也“跟着朋友跑革命了”。
于是，父子间的争论也多了起来。梁济向来厌薄革命党人，而梁漱溟却极为袒护。梁济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梁漱溟则力护国会，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梁漱溟在《思亲记》中写道：“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晏寝矣，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漫，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
那时汪精卫被清廷释放后，在东单二条胡同暗中组织起京津同盟会，是北方最大的革命团体，梁漱溟也参加其中，“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另外，当时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也都出于这一组织。
梁济知道此事后，便告诫儿子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不难看出，对于国家的前途，梁济更为赞成渐进改革的道路。
观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正式向外颁布，而此时，在缨子胡同的梁宅内，也许梁济与儿子梁漱溟依然在为“革命与立宪”的话题，争执不下。他们还不知道，大清朝已经不存在了。
2月13日，清晨，梁济一如既往地早早起来，他敏感地觉察出北京城内有一些异样的气氛。原来，今天北京的各大报纸毫无例外地全文登载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刚刚上市的报纸很快便被一抢而空，北京城内一片沸腾。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后纷纷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商家们也树起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街巷楼阁、酒馆茶肆一片彩旗飘展，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剪辫子，被剪掉的辫子则被丢弃一地。
在热闹喜庆的欢腾声里，梁济突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他拿到报纸，上面即是分毫不假的逊位诏书，当读到“以政权还诸国民，长受国民优礼”一句时，梁济无比悲凉地说：“诚得如此，亦是好事，然来日大难，负荷伊谁？”
那一天，与清朝的覆亡相比，令梁济感到更为绝望的，则是中国千年以来道德精神的全面崩溃。在他所见，辛亥、壬子之间，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大官小官臣庶人等，竟无一因清亡而死者。他说：“辛亥革命未及百日，共和之理人多未明，清国之亡，无一殉者，此非人不殉清之征，而实中国立国之道将绝于人心之征也。”“立国之道”的断绝，实是当日“国将不国之大因”。
清帝逊位后，为覆亡的前朝自尽的意念即已盘踞在梁济的心中，然而，对于新的民国的幻想，令他推迟了自己的死期。在梁济看来，没有比道德精神的重振与复兴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君主退位，国体改更之际，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奇事，若乘此机会，彻底澄清，必将“使吾国人心奋发，跻跃于上等强国”。
因而，自2月13日那天起，梁济便深藏起心中深切的不安，开始“忍死以待国会之开”。到时，他将“以最苦心事愬之全国代表”“求全国最贤明之人齐心挽救民生民德，铲除世上不公不平，使吾国跻于高尚优美。”
那时的梁济，脑海里想象出一幅美好的幻景：“共和国势力最大者莫过于国会，贤才之最盛者亦莫过于国会。昔日有苦欲言，则伏阙上书，诉之于君，求吾君设法；今有苦心欲言，则泣血请愿，诉之于国会，求国会主持。”他说，“国会为吾国数千年未有之旷典，五六年来请求国会之声喧阗洋溢。今既实现有期，不可不旁听三次”。待参观盛举后，然后便可死而无憾了。
绝望
转眼，新一年的春节已过，梁济频频向儿子们询问国会究竟何时召开，皆说癸丑年（1914年）三四月间必开。不料国会一开，梁济的幻想便彻底破灭了。议员们“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凡吾国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辈之所贱视”，而且“私欲迷心，躁嚣悖谬，除党争兼纵欲外，一无所知”。几乎举国上下都对议员大失所望。
不仅如此，梁济在民国所有的日子几乎都是令他失望的。在清季，人人以官员为诟病，到了民国，各部虽重新组织，但风气依然没有挽回。官员“不以品谊节概为衡，依然煦煦噢咻，惟位置私人是计”，“以为千年旧弊可以习而安之，大局危险，漠不关心，个人私图，骤萌奢望。”
令人感到痛心的，还有道德沦丧、秩序崩溃。梁济说：开国以来，“人心纵恣，从恶如崩，竟有一泻千里之势”。他在《遗笔汇存》中写道：“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据现今人民现况，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当时，民德民生糟到极点，至此，眼前的世界再无值得梁济所留恋的。
但一次次的绝望之后，死亡被梁济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他常常自念岂可白白死去，“当看明世局弊害，遗留言语”，以希望自己的死能够警醒世人。
1912年6月，梁济参加粤西老馆同乡团拜，在关帝、文昌两殿及先贤位前行礼，在自己父亲的灵位前，梁济再一次默默坚定了自己的殉清之心：“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同年，他辞去了在政府内务部的职务，从此退隐在家，“对于民国诸事，时时挦扯杂记”。
1913年，儿女们觉察到梁济的异常，开始对其时时防察。为了躲避儿女们的防范，避免亲朋打扰，梁济在城北隅积水潭购置两间旧屋作为书斋，以“构思遗笔”。甚至，看戏的时候，梁济也都在戏园的节目单上写着自己的“遗书”。他说：“人见我出入戏园，以为我优游无事，真个寻乐也，岂知我如小学生之忙功课，须将国家变幻情态逐条写出，俟完竣而后，瞑目以去。”
“不料世事纷纭，愈出愈奇，应接不暇，万写不完。”等梁济将自己的遗言全部说尽，已是1918年11月，这时他已经总共写出了六七本杂记，而距清亡已过了近七年。
1918年11月7日，梁济告诉儿女要到积水潭彭翼仲先生家小住三五日便回。临行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完便离开了家。
一到积水潭彭宅，梁济就紧闭门窗握笔疾书，彭有时中夜见屋内灯光不息，亦不知所为。9日晚，梁济留给朋友、儿女的遗书都已写完，因为净湖主人（彭翼仲）将宅院重门紧闭，不得外出，只好坐等着天明。10日寅刻，一夜未睡的梁济，呵出一口热气，将砚台中凝结的墨汁融解开，又草草写了几行临死再告世人的话，然后以“巨川末笔”四字作了终结。天一亮，梁济便出门，到积水潭大柳根一带投水自尽。此时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三天。
在书案上，梁济留下了十七封遗言和近几年写的所有的札记稿册。在遗稿中，梁济第一次向包括亲友在内的世人坦白了自己的心思。他说：“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他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在梁济去世九年后，另一位遗老王国维也在昆明湖投水自尽。其实，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杀，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毋宁说是对于民国的失望，是对文化中国的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