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原为古希腊的词语，指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后来演变为一种艺术手法。在新批评理论中，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意义的改变，也就是“言非所指”。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绍贾宝玉，说贾宝玉是一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又引用古人《西江月》二词，批宝玉为“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是小说的上下文（语境）又“歪曲”了王夫人和《西江月》的“陈述语”。你看作者写宝玉出场，从肖像描写，到言谈举止，以及林黛玉的心理感受“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些都告诉我们宝玉是一个英俊潇洒、可亲可爱的青春少年。显然王夫人和《西江月》的陈述，是“言非所指”。作者于此处采用的方法，正可看作反讽手法。王夫人所言和引用《西江月》愈将宝玉批得一无是处，就愈能表现宝玉的叛逆性格。愈显得宝玉这一形象的光辉。同时，也就愈有力地揭示了僵化庸俗的封建世俗观念的荒谬：将一个被周汝昌先生称为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于一身的“真人”，视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不肖子弟”。小说从而构建了对宝玉所生存的环境及此环境中的庸俗观念的有力讽刺。
　　再来看《祝福》最后一段：“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综观全文，“我”“懒散而且舒适”，“天地圣众”“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都是“言非所指”，言此及彼，都有反面的命意。“我”之懒散舒适，正表现了“我”在鲁镇社会中的无可奈何。此种无可奈何，令隐藏着的作者，令我们读者于“我”之懒散舒适中感到无限哀痛、绝望之情绪；而“无限的幸福”，在祥林嫂悲剧命运面前，又是如此之荒唐，如此之可笑。反讽性的结尾，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和旧中国之象征的鲁镇的冷峻批判。
　　如果说以上两例反讽手法的运用是局部的，那么《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这篇小说可以说通篇运用了反讽的叙述手法。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叙述者“我”是一个１７岁的中学生，应征入伍，在前线受伤，最终失去了双臂和右腿。小说从“我”被抬到美术教室治伤开始叙述。在故事中，“我”作为一个叙述者，对自己的行为却是“无知”的，我不知战争的性质，不知自己生命的价值。作者将“我”处理为一个古希腊戏剧中的“无知者”，从而拉开了作者、读者与叙述者“我”的距离。作者和读者隐藏在故事之外，观看“我”的“无知”。比如“我”把纳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作希腊人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是一种“无知”。小说以“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这句铭文做标题，就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反讽基调。再如“我”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的反映是：“炮声均匀而有节奏……确实是图画书里打仗的模样……”“我”的这些感觉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在隐含的作者和读者听来，炮声是多么令人恐惧，令人厌恶，因为正是炮弹，毁坏了多少像“我”一样的青年的身体乃至生命，毁坏了多少人的家园。而“我”却觉得炮声是多么“优雅”，并“令人宽慰”，“令人惬意”。另外，小说中还多处写到“我”的“无知”表现，如写了“我”想到阵亡以后，“我”的名字将会刻在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阵亡。“我”作为一个叙述者，却对叙述的真实情况——包括大到战争的性质，小到自己的受伤情况——处于“不知”的状态。“我”做了纳粹分子的炮灰，却全然“不知”。隐藏的作者和读者与叙述者“我”之间的距离，建构了小说的反讽叙述的审美价值，作品从而辛辣地嘲讽了纳粹德国的欺骗教育，表达了对于战争痛定思痛的反思和批判。
　　反讽艺术在小说中的运用，使小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