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都是在舞台上一晃而过的小坏蛋，连演鸠山都不够格。
　　随着1976年的社会转折，当地县"宣传队"解散，辛玉田得干点实在活了，他来到汽车修配厂当工人。技术工种车、钳、铇他都干了，最终挑选当了炊事员。我颇为诧异地问，中国话说，一技在身，走到哪儿都有饭吃，你怎么甘愿烟熏火燎地去做伙夫?辛玉田回答非常现实：那年头吃不饱，在单位食堂里干，先喂自己的肚子，"饿怕了呀"。
　　小三十的辛玉田结婚了，娶的是同属"县二轻局系统"综合厂的女工，图的是"两口子都开工资"。辛玉田乐呵呵地回忆：我结婚可风光场面了，"院戏院舞，我在剧团干过，就把那些老熟人老朋友找来，在自家院子里边演"。我说，在上海那叫堂会，是有钱人才叫得起的。
　　说话不遮不掩的辛玉田，做起事情来也有着一股子愣劲。1984年还是"个体户非常稀罕的年头"，可他两口子商量着开饭店，说停薪留职就停薪留职。在食堂干活的辛玉田，心里头自有一番算计：厂子里伙食差劲，我就租厂里的街面房子，开个小店，专卖山西人爱吃的面食，顾客就是厂子职工，肯定能红火。我说，厂子食堂里"伙食差劲"，还不都是你们这些职业炊事员干出来的。辛玉田回答：那是我一个人能干好的事么?
　　当年工厂职工的薪水，也就是每月30来元人民币。辛玉田说，我的店就叫"玉兰餐馆"，面条两毛钱一碗，"还真赚了"。
　　辛玉田从1986年开始上桌玩麻将耍钱。我问，你刚开两年小店，挣了多大本钱，就烧包敢上阵耍钱了?辛玉田大言不惭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那时候讲万元户，我两年小店，挣的钱不到一万元，也就大几千吧。
　　口袋里鼓鼓的大几千人民币，把辛玉田的体温抬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当地人当年的眼睛里，他已是个不得了的有钱人。这个位于中国山西一小县城城乡接合部的不得了的有钱人，就此开始了"不得了"的赌博生涯。
　　
　　"冲出山西，赌遍华北，面向全国"
　　
　　辛玉田一赌就是9年。
　　问到辛玉田赌博的缘由，他略有迟疑，欲言又止。一会儿，他说道：
　　作为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非常敬重的。有些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今天我就来给你说几件。一个是，我家五个孩子，有俩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我排中间。家里穷，也不分个男女，我小时候穿的，都是两个姐姐穿剩下的衣服裤子。我淘，一天父亲气极了，按住我，朝我屁股上就是一巴掌，结果裤子烂成了条条。除了在地里掏弄点收成，碗里锅里都没啥剩的。也不知有多少日子了，我的兜里存住了三分钱。现在我也忘记这三分钱是咋存下的。被我母亲发现了，死命地要我说出这三分钱是从哪儿来的。我又说不清楚。又是一顿打呀。三分钱被母亲没收了。我妈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小三兜里的三分钱，究竟是个什么来路?咱们人穷志不穷，偷鸡摸狗的事绝不能做。
　　其实，现在想想，偷拿人家的钱，哪有只拿三分钱的?
　　我们那儿，从来就没啥娱乐，那年月没电视，也买不起收音机，就是乡里乡亲的在一起耍个钱玩。那时候麻将还没有"开放"，就是那种窄条的纸牌。我父亲是生产队小队长，耍钱地点就在我们家。数目字很小，一盘也就是一分钱的。只是，父母耍钱，他们不避我，我在一边看，也不撵我。十来岁的年纪，牌桌上的花样，我看了个底里透亮。
　　
　　辛玉田这番从未对别人提过的往事，表达着前几十年，中国中西部县城城乡接合地区人们的生存状况。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困顿，一个字：穷；其次是精神层面的原则：再穷也不能做丢人的事。只是，当面对赌博这样既立足于物质基础，更涉及到上层建筑的"复杂"事情时，此地简单生活着的人们便"糊涂"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赌博耍钱是打发漫长岁月的日常游戏。也是，公家社会，地是公家的，房是公家的，人都是公家的，就兜里几分钱是自己的，就是耍钱了，就是有输赢了，事情还能"宏大"到哪里去?在辛玉田父母的概念里边，耍钱和违法，即使"与公安方面有点小冲撞"，但也无甚要紧，谁管呢，怎么管，管得着么?
　　上辈人这般度日，小孩子辛玉田也就这般"成长"。辛玉田欣逢改革开放，朴实性格中多少有点剽悍细胞的他，以能够先吃饭、吃饱饭为原则，主动上食堂，率先开饭店，在比工资要多得多的花花绿绿钞票进入口袋的时候，几多新名词也闯进他有着"七年级"文化底子的脑子里。
　　1999年的辛玉田是这样对崔永元说的，2007年对着我这个记者他也是如此表述的：
　　这年头变了，社会允许竞争了，人跟人可以进行比赛了。说到比赛，那就是用自己的强项跟人家的弱项比，没有拿自己的弱项跟人家强项比的。过去是比谁种地行，现在是比谁挣钱多。现在大力宣传科学家、艺术家什么的了，这个强项的最高标准，就是要达到"家"的水平。如今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我也要争取先富起来呀，牌桌的花样我底里透，这耍钱我是强项呀，我干吗就不能当个赌博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