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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民族国家的统治、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思维方式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必然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产生微妙影响。中国独特的文化本原催生出了整体、法象、价值等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深刻影响着冷战后中国外交的认知方式与分析视角，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外交理念与分析范式。通过探究冷战后中国外交背后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把握中国外交的轨迹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 文化本原 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王巍，湖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38-02
一、整体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由于与西方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中国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系统整体观虽然不能说是中国所特有，但它确实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个典型、突出的特征。事实上，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思维方式就明显带有纯粹的强烈的整体倾向。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谈及中西哲学差异时就明确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豍中国倾向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与认识对象。“中国人认为世界自产生之日开始便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有许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与部分，它们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若想认识世界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最适宜的视角是用联系的、整体的观念看待问题。”
整体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影响外交理念的建构视角
例如中国提出“谋求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中国不只谋求一国之和平，也谋求世界之和平，中国不只促进一家之发展，也促进各国之发展。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国并非从一国的视角出发，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世界整体着眼，从宏观角度思考世界政治问题。正是整体思维方式，塑造了中国一系列饱含世界尺度与世界眼光的外交理念。
（二）影响外交政策目标的选择顺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的保证。中国以世界眼光来考量属于世界的利益、价值和责任。“世界——国家”的目标选择顺序鲜明地体现了整体优先的思考方式。
（三）影响对国际事件的分析与归因角度
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纷争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共同利益为重，采取克制态度，本着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分歧。受此影响，中国对国际事件更倾向于从国际体系、国际权力结构、经济社会环境、民族宗教等宏观层面进行归因。
二、法象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法象思维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思维方式，早在古代典籍中就已经有明显的体现。《尚书》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章的意义构成了以下三条意义链或意义丛：
水、 火、 木、 金、 土。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
咸、 苦、 酸、 辛、 甘。
“五行”这一意义域由三条意义链或意义丛构成，组成意义域的意义单元不是单个的意义片断，而是意义链条，并且每条意义链都是对人们熟悉的事和熟悉的人的描述。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意指或指示关系。这种思维路径显然不同于西方求知型的思维方式，求知的思维方式将会在一条意义丛中进行思索与求证，而中国的意义丛却将这种求索的紧张传递到相邻的意义链或意义丛，试图通过这样的传递来缓解认知的冲动。这就好比意义像蛇一样延伸向波光粼粼的意义水面，它没有潜下水底，只是在水面上做五彩缤纷的衍射。这种意义链或意义丛相互指向的关系就是一种法象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意义丛或意义链这些“道”的“法象”来体悟蕴藏于其中的“道”。
法象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影响特定外交理念的阐释方式
“和谐世界”理念的阐释就是以法象思维方式进行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由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4月的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同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首先，上述五个方面，每个方面都不是单独的意义片断，而是一条意义链或意义丛。其次，意义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义指向或指示关系。也就是说，这五条意义链的核心意义内涵存在着呼应或指向关系。就意义链本身而言，它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会把意义指向相邻的意义链条。“和谐世界”理念的整体意义由意义链复合而成，由此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意义域。而“和谐世界”又与“和谐社会”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结合，由此构成了更高一级的意义空间。 （二）影响外交战略的解释路径
冷战后，中国积极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多次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和平手段实现发展，用合作的方式获取共赢，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适应当前世界的发展氛围。但中国也明确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依照西方线性逻辑思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主要目的就是谋求国内的和平与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必要时会放弃部分正当权益，甚至牺牲核心利益来换取国内的和平发展。正是基于此，近年来日本、菲律宾等一些国家才会在美国的暗中默许纵容之下无所顾忌地在中国东海、南海频频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但事实证明，他们都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战略预判。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思维并不是在一条意义链中思索与求证，而是把认知冲动向相邻意义链传递。在中国看来，通过一时的隐忍与克制的确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安全收益的消极举措，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获得善意的回应，甚至变本加厉，不仅使自身的核心利益持续受损，而且获得安全收益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保持一个持续和平稳定的局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反而不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相反，放弃核心利益的和平发展不是和平发展的真正要义。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两者在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中国的思考方式并不是沿着一条意义链线性展开，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意义链之间的意指而达成意义的理解。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中国在对自身战略的认识与分析上带有明显的“非线性”与“辩证”特征。
（三）价值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优先考虑“价值”的判断而非优先考虑“事实”的判断，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更倾向先从价值层面而非事实层面评判人与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进行事实判断。相比之下，西方人则更倾向优先考虑事实判断，以事实判断来统摄价值判断。
中国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奠定了价值判断优先思维的根基。因此，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目的是求“善”，而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本体论是以“是”为核心的逻辑推演系统，其内在目的则是求“知”、求“真”。既然中国哲学是求“善”的哲学，那么“善”无疑成为思维的轴心，一切思维过程均围绕这一轴心而展开，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基于自身需求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与价值标准。因此看待对象时，所关注的并不是对象“是什么”，而是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与主体的价值观念、价值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而做出价值评判。
价值判断优先思维促使中国对国际事件倾向于从价值层面去思考，更侧重于对应然关系的分析与判断。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就明确表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尽快开启政治对话，就制定政治过渡路线图、组建过渡管理机构等问题，找到能充分反映叙人民意愿、为叙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对于缅甸问题，中国也多次表示“国际社会应发挥建设性努力，推动缅甸局势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都表露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并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应然”之策。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开放、自信，积极融入世界，中国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进一步提高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但是价值判断一旦泛化，则有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当下，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许多网友往往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但在一些国际事件的评论中，有些网友罔顾事实，把对某一特定对象的价值评价推广到所有对象之上，流露出明显的价值判断泛化倾向（如把日本“极右翼”的负面评价无条件地推广到所有日本人身上）。后经由匿名网络的暗示、感染与模仿，很容易形成极端偏执、狭隘、非理性的群体心态。可以说，一旦这种民间舆论形成，中国对外政策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避免价值判断泛化，积极与对方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角色的需要。
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原始基质，在思维方式中就已经沉积出了这个民族思想未来走向的路基。这些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理念的建构视角与阐释方式，而且也制约着中国对国际事件与自身战略的分析和解释路径。虽然当下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侵蚀”，包括思维方式也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有力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华民族绵绵文化底蕴之上孕育出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依然从深层次上指引着中国的外交方向，甚至建构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也是中华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
注释：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337.
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22.
关键词 文化本原 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王巍，湖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38-02
一、整体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由于与西方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中国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系统整体观虽然不能说是中国所特有，但它确实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个典型、突出的特征。事实上，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思维方式就明显带有纯粹的强烈的整体倾向。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谈及中西哲学差异时就明确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豍中国倾向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与认识对象。“中国人认为世界自产生之日开始便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有许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与部分，它们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若想认识世界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最适宜的视角是用联系的、整体的观念看待问题。”
整体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影响外交理念的建构视角
例如中国提出“谋求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中国不只谋求一国之和平，也谋求世界之和平，中国不只促进一家之发展，也促进各国之发展。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国并非从一国的视角出发，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世界整体着眼，从宏观角度思考世界政治问题。正是整体思维方式，塑造了中国一系列饱含世界尺度与世界眼光的外交理念。
（二）影响外交政策目标的选择顺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的保证。中国以世界眼光来考量属于世界的利益、价值和责任。“世界——国家”的目标选择顺序鲜明地体现了整体优先的思考方式。
（三）影响对国际事件的分析与归因角度
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纷争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共同利益为重，采取克制态度，本着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分歧。受此影响，中国对国际事件更倾向于从国际体系、国际权力结构、经济社会环境、民族宗教等宏观层面进行归因。
二、法象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法象思维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思维方式，早在古代典籍中就已经有明显的体现。《尚书》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一章的意义构成了以下三条意义链或意义丛：
水、 火、 木、 金、 土。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
咸、 苦、 酸、 辛、 甘。
“五行”这一意义域由三条意义链或意义丛构成，组成意义域的意义单元不是单个的意义片断，而是意义链条，并且每条意义链都是对人们熟悉的事和熟悉的人的描述。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意指或指示关系。这种思维路径显然不同于西方求知型的思维方式，求知的思维方式将会在一条意义丛中进行思索与求证，而中国的意义丛却将这种求索的紧张传递到相邻的意义链或意义丛，试图通过这样的传递来缓解认知的冲动。这就好比意义像蛇一样延伸向波光粼粼的意义水面，它没有潜下水底，只是在水面上做五彩缤纷的衍射。这种意义链或意义丛相互指向的关系就是一种法象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意义丛或意义链这些“道”的“法象”来体悟蕴藏于其中的“道”。
法象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影响特定外交理念的阐释方式
“和谐世界”理念的阐释就是以法象思维方式进行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由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4月的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同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首先，上述五个方面，每个方面都不是单独的意义片断，而是一条意义链或意义丛。其次，意义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义指向或指示关系。也就是说，这五条意义链的核心意义内涵存在着呼应或指向关系。就意义链本身而言，它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会把意义指向相邻的意义链条。“和谐世界”理念的整体意义由意义链复合而成，由此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意义域。而“和谐世界”又与“和谐社会”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结合，由此构成了更高一级的意义空间。 （二）影响外交战略的解释路径
冷战后，中国积极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多次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和平手段实现发展，用合作的方式获取共赢，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适应当前世界的发展氛围。但中国也明确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依照西方线性逻辑思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主要目的就是谋求国内的和平与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必要时会放弃部分正当权益，甚至牺牲核心利益来换取国内的和平发展。正是基于此，近年来日本、菲律宾等一些国家才会在美国的暗中默许纵容之下无所顾忌地在中国东海、南海频频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但事实证明，他们都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战略预判。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思维并不是在一条意义链中思索与求证，而是把认知冲动向相邻意义链传递。在中国看来，通过一时的隐忍与克制的确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安全收益的消极举措，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获得善意的回应，甚至变本加厉，不仅使自身的核心利益持续受损，而且获得安全收益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保持一个持续和平稳定的局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反而不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相反，放弃核心利益的和平发展不是和平发展的真正要义。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两者在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中国的思考方式并不是沿着一条意义链线性展开，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意义链之间的意指而达成意义的理解。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中国在对自身战略的认识与分析上带有明显的“非线性”与“辩证”特征。
（三）价值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优先考虑“价值”的判断而非优先考虑“事实”的判断，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更倾向先从价值层面而非事实层面评判人与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进行事实判断。相比之下，西方人则更倾向优先考虑事实判断，以事实判断来统摄价值判断。
中国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奠定了价值判断优先思维的根基。因此，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目的是求“善”，而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本体论是以“是”为核心的逻辑推演系统，其内在目的则是求“知”、求“真”。既然中国哲学是求“善”的哲学，那么“善”无疑成为思维的轴心，一切思维过程均围绕这一轴心而展开，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基于自身需求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与价值标准。因此看待对象时，所关注的并不是对象“是什么”，而是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与主体的价值观念、价值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而做出价值评判。
价值判断优先思维促使中国对国际事件倾向于从价值层面去思考，更侧重于对应然关系的分析与判断。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就明确表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尽快开启政治对话，就制定政治过渡路线图、组建过渡管理机构等问题，找到能充分反映叙人民意愿、为叙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对于缅甸问题，中国也多次表示“国际社会应发挥建设性努力，推动缅甸局势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都表露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并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应然”之策。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开放、自信，积极融入世界，中国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进一步提高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但是价值判断一旦泛化，则有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当下，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许多网友往往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但在一些国际事件的评论中，有些网友罔顾事实，把对某一特定对象的价值评价推广到所有对象之上，流露出明显的价值判断泛化倾向（如把日本“极右翼”的负面评价无条件地推广到所有日本人身上）。后经由匿名网络的暗示、感染与模仿，很容易形成极端偏执、狭隘、非理性的群体心态。可以说，一旦这种民间舆论形成，中国对外政策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避免价值判断泛化，积极与对方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角色的需要。
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原始基质，在思维方式中就已经沉积出了这个民族思想未来走向的路基。这些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理念的建构视角与阐释方式，而且也制约着中国对国际事件与自身战略的分析和解释路径。虽然当下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侵蚀”，包括思维方式也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有力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华民族绵绵文化底蕴之上孕育出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依然从深层次上指引着中国的外交方向，甚至建构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也是中华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
注释：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337.
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