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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泰戈尔1924年首次访华期间，曾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一场激烈论争，与论争相伴生的是一系列怪异现象：新文化阵营严重分裂，文化界人士判然两别，对抗争论之激烈，影响波及之广泛世所罕见；反对、抵制派的中坚人物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等人又恰是我国最早翻译泰戈尔作品、推介泰戈尔思想、追踪泰戈尔行踪者；舆论阵地营垒分明，欢迎赞誉之词每见于文学类期刊，抵制批判文章多刊载在政治性杂志上；部分文章偏离实事，凭空杜撰，流风所及，贻害深远。对此一事件的后续研究多有舛误，将鲁迅置于旁观立场即为一例。本文将对上述内容进行实证梳理，辨正一些在该课题研究中习焉不察的误解误读。
[关键词]泰戈尔访华 文化论争 实证 误读
1913年11月，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4月，他接受讲学社邀请踏上心仪已久的中国领土，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泰戈尔的来访，在中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并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性文化论争。这场论争无论就规模之巨、卷入者之众、波及范围之广还是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空前绝后。
泰戈尔来访期间(也包括此前以及其后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界甚至政治领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卷入了欢迎抑或抵制这次访问的风潮之中，致使五四时期形成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严重分裂。欢迎者的队列中有蔡元培、胡适、梁启超、林长民、蒋梦麟、徐志摩、郑振铎、陈西滢、辜鸿铭、陈三立、王统照、冯友兰、梁漱溟、胡愈之、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甚至包括广州革命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北京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以及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持反对立场者则有陈独秀、沈雁冰、郭沫若、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有学者把鲁迅对泰戈尔的态度定位于“冷观”或“冷漠相向”，因为鲁迅的冷峻嘲讽无论怎样都无法在逻辑上归纳为欢迎。面对泰戈尔的来访，欢迎者笃诚热情，反对者执著坚定。在泰戈尔发表演讲之时，甚至有人在会场上打出“驱象党”的旗号，以喊口号、撒传单、飞行集会的方式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对抗；一些文化人翻云覆雨、声色俱厉，以其形象生动的行为为我国后续社会文化生活中动辄口诛笔伐、恶意中伤开了先例。
在迎神和驱傩同台共舞的喧闹中，呈现出剪理不断的错综乱象，而且不是个案孤证——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等反对泰戈尔访华的中坚人物却又每人都是率先译介、研究泰戈尔的先行者；在表述反对泰戈尔的立场和意见时，他们无例外地陷入了自我悖反的尴尬情境。笔者将在下文对上述三人对泰戈尔先恭后倨的过程稍事分析并探讨他们的不同动因。
首先，对泰戈尔反对最坚、攻讦最厉的陈独秀，恰是国内翻译泰戈尔诗作并在媒体上着力推介的第一位学人。1913年，泰戈尔以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他在为《青年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劝诫性地写道：“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人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他将泰戈尔与托尔斯泰等量齐观，评价不可谓不高。继之，在同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又以《赞歌》为题刊出了自己以五言体翻译的《吉檀迦利》中的4首诗。他在注释中写道：“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Gitanjali乃歌颂梵天之作。”这段介绍性的注文在宏观上把握了泰戈尔的文化地位和精神特征，使用“印度青年尊为先觉”这样的断语将泰戈尔进行了偶像化处理，行文中将“诺贝尔文学奖”写成“和平奖”的笔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时的陈独秀对于泰戈尔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了解和把握都有欠精准。
熊辉在论文《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青年)的译诗》中认为，“陈独秀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可以说开创了中国诗歌翻译的新局面，自此以后，印度诗歌(主要是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成了中国现代译诗史上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给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而正是这位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作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陈独秀，在1924年前后相继在《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刊物上发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太戈尔与梁启超》、《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太戈尔与北京》、《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反对泰戈尔便是过激》等系列文章，动用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全方位、多层次地发动了一场抵制、反对泰戈尔访问的政治运动，甚至以骂人话(《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作为文章的标题，有失学者风范地将泰戈尔比作人妖，文章品格让人不能恭维。泰戈尔访华之时，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发起人和领袖，早从北京大学辞去教职赶赴上海专事领导革命，世界观和思想意识与他在1915年和1916年初创《青年杂志》时期已是南辕北辙，加之与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负责接待泰戈尔的自由知识分子整体上处于分离、对立的状态，他率先撰文批判泰戈尔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主要从政治着眼，从1923年秋冬至泰戈尔离华前后，不长时间之内发表的批判文章约20篇。若陈独秀能将其几年前所写的译诗注释文字与批判文章对读一下，不知会作何感想。针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文艺刊物相继推出“欢迎泰戈尔专号”的情况，陈独秀曾致函胡适说：“《中国青年》将出特刊反对泰戈尔……我以为此段事颇与青年有关，吾兄有暇，最好能做一文章寄弟处。”陈独秀对泰戈尔既简单又粗暴的批判挞伐，事实上产生的是与其初始动机恰恰背反的效果，胡适对陈独秀约其写稿的书信未予响应即为例证。
茅盾是最早关注、报道泰戈尔行迹的杂志人，也是泰戈尔作品的一位早期翻译者。1922年以前，茅盾长期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笔。他所写的刊载于1921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的“国外文坛消息”专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署名沈雁冰)，系国内报刊上较早追踪报道和介绍泰戈尔活动情况的文章。
1920年1月，茅盾署名“雁冰”翻译的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在《东方杂志》17卷2期上刊载。另据《茅盾年谱》记载，1923年9月末，沈雁冰“与郑振铎选译太戈尔的《歧路》，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至此，茅盾写有泰戈尔综述一篇，翻译泰戈尔短篇小说两篇。
也是在1923年，茅盾因与商务印书馆总裁王云五发生抵牾，辞去了《小说月报》的主笔职务，专事政治活动。郑振铎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亲密合作伙伴接任《小说月报》的主笔，在当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9、第10 号连续刊发了上、下两期的“泰戈尔专号”，又在次年于该刊第15卷编发了“欢迎泰戈尔先生”的增刊。然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1924年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相继发表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对于太戈尔的希望》(1924.4.24)和《太戈尔与东方文化》(1924.5.16)，对泰戈尔到中国访问表示反对。此举显得格外突兀，更加令人费解的还有，发文刊物并非茅盾供职多年并长期担任主笔的文学性刊物《小说月报》，而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政治性媒体《民国日报》。
数十年之后，茅盾辞世之前出版了自传性的《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他在该书中披露：“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泰戈尔访问中国，我写了两篇短文。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他在书中还写道：“当时，就泰戈尔之来中国宣传‘东方文化’而表示反对者，有好多人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光是《觉悟》。这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于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茅盾还回顾说，“这一年(一九二四年)，我仍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我也写了几篇比较长的介绍外国文学和作家的文章，如《欧洲大战与文学》、《匈牙利文学史略》，以及与郑振铎合写的《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等，都登在《小说月报》或《文学》周报上。”茅盾当年将自己所写的那两篇反对泰戈尔的遵命文章刊登在政治性刊物上面，起码表明他在文章价值取向方面是非文学性的。
政治人物的文章自当见诸政治性刊物，非政治性人物的文章则刊登在非政治性刊物上面。1924年前后发生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表示欢迎、崇敬泰戈尔的文章往往出自自由知识分子手笔，多发表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学灯》这样的文学类报刊；反对、批判泰戈尔的文章一般由政治人物撰写并刊登在政治刊物上面。陈独秀、茅盾、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人当时均为政治人物，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高度集中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和《政治生活周报》。《民国日报》1916年1月在上海创刊，主持人为邵力子。它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是代表国民党政治立场的主要舆论工具，而《觉悟》则是它的综合性副刊。《新青年》、《中国青年》和《向导》都是中共在上海创办和出版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于1923年6月成为中央机关刊物，由瞿秋白担任主编；《中国青年》创刊于1923年10月，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主持者为恽代英；《向导》是理论性杂志，创刊于1923年11月1日。泰戈尔访华前后，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文的主要人物是陈独秀、恽代英、沈雁冰、吴稚晖、王舰、洪熙、天庐、定远、求实和化名为“尹”的人；在《中国青年》上撰写文章进行批判的人主要是陈独秀、沈泽民和瞿秋白；在《向导》上撰写文章的人主要是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政治生活周报》上撰写文章的人主要是吴稚晖和怀汀。这些文章多数并无学术含量，探讨的也并非文学问题，不少篇什属于概念先行的急就章，呈现出密度大、火力猛的特点。仅1924年4月18日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就刊登了沈泽民的《台戈尔与中国青年》、瞿秋白的《过去的人——台戈尔——家庭与世界》、实庵(即陈独秀)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三篇文章。陈独秀一人在5月28日的《向导》杂志上刊登了《太戈尔在北京》、《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两篇文章；6月4日又用同一署名刊登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和《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文章。吴稚晖也于4月27日出版的《政治生活周报》上刊出《婉告太戈尔》和《致太戈尔的一封公开信》两篇文章。短短几个月内，以这几个政治性杂志为阵地，发出了三十多篇声讨泰戈尔的檄文，仅陈独秀一人就以本名和笔名抛出了十多篇文章。查考中共党史，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认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选举出的委员长是陈独秀。1924年3月至5月，党史记载无重大活动。在组织起来批判泰戈尔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话题并无太多关注，政治刊物上与文学有关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早期共产党人在陈独秀授意、组织和领导下针对泰戈尔而发动的社会文化批判，事实上是一次整合思想凝聚力和显现团体战斗性的有组织行动。
1915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读到他的英文译诗顿时为之倾倒，以至“如饥似渴”地“简直成了太戈尔的崇拜者”，甚至曾选编《太戈尔诗选》以图生计。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沫若自传》写其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期然而然地”“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又说“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他接着还说：“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
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郭沫若再度提及自己接触泰戈尔诗歌的具体时间是在“民国四年的上半年”，那诗作“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爱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他在同一文章中还写道：“在民六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加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不用说，就连太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便碰了钉子。”作者还总结说，“总之，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太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
另外，郭沫若还在其1919年发表的长诗《匪徒颂》中以“一介学匪”自况，满怀激情地赞美政治、社会、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等各个领域的“匪徒们”，诗句中标举泰戈尔为“教育革命的匪徒”，将其置身于克伦威尔、华盛顿、罗素、列宁、佛陀、哥白尼、达尔文、尼采、托尔斯泰、卢梭等伟大人物之列。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态度为何前后变化幅度如此巨大，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在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激烈论争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学研究会成员大多对泰戈尔倾力推介，文学研究会操控的刊物《小说月报》又是译介泰戈尔作品、歌赞泰戈尔的核心阵地，郭沫若于是把胸中怨气撒向泰戈尔，正可视作他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同室操戈意气之争的延伸；其二，郭沫若当时正执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唯物史观的解读，对泰戈尔思想的评价当可视作其意识形态求索的文本实践，于此前痴迷执著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之时已是判然不同，对泰戈尔在感情上游离疏远乃至格格不入当系必然。
根据郭沫若本人回忆，1923年3月，他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由于“自己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因而决心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于当年4月2日返抵上海，与成仿吾、郁达夫一道筹办《创造周报》。他在1923年10月14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23号上发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一文，表明自己对泰戈尔来华演说的看法。他详述了自己接触泰戈尔作品的经过，对泰戈尔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太戈儿的思想的全部。”文章认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称泰戈尔思想中那“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这篇文章写成于泰戈尔来华访问之前约半年，后来被收入他的《文艺论集》，标志着郭沫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思想上向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倾斜和转变。
郭沫若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还说，因为卖诗不成而致使“我和太戈儿之间的精神联络从此便遭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里要算是僭分了。”究其实质，两件事情之间在客观上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正是郭沫若1923年10月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一文，在陈独秀等人尚未动作之际，首先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接下来，郭沫若于1924年2月托友人将妻儿四人送至福冈，其本人亦在泰戈尔抵达中国之前于4月1日离开上海，东渡日本，直至11月16日携带妻儿返回上海。整个泰戈尔访华期间，郭氏再没有撰文对此事发表过任何看法。
泰戈尔来访时，鲁迅尚未投身政治，因此既无陈独秀的内在自觉，也没有茅盾那样的被外力支配。他也不像前面三位那样基本上是在隔空叫阵(郭沫若远在日本，陈独秀和茅盾身在上海)。他就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主要的活动场所北平，当时发生的事体既有为其所目睹，亦有系其所亲历。例如《华盖集·“公理”的把戏》一文即留下了“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的记述。国内学术界向有独尊鲁迅的既成定势，以致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研究文章，大凡要对1924年泰戈尔访华问题进行研究、评价时，多将鲁迅的说法奉为圭臬，并且在寻章摘句时往往雷同于固定篇什，将《坟·论照相之类》、《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中的文句拼接组合，力证鲁迅的立场“正确”、认识“清醒”、态度“中肯”和话语“风趣”，凸显的核心内容则集中在鲁迅对泰戈尔访华一事以及当年那场论争“实质”把握的精准透彻，对于“复古派”、“玄学鬼”以及资产阶级右翼文人险恶祸心揭露、挞伐之“鞭辟入里”。
其实，克隆频率超高的“老四篇”被系统归纳和普遍推广多借力于1983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即《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后被编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和《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中)的预设模式，后在泰戈尔访华的研究论述中陈陈相因，历时近30年未曾出现太大变化，甚至在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里也都成了临摹的定本和模式。该篇范文引用的鲁迅语录与收入《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一书“鲁迅论泰戈尔”部分所摘录的文字均为前列文章的句段，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一书的“泰戈尔与中国”章节在述及1924年泰戈尔访华内容时表示，鲁迅作为“真正有良知的文人”，曾“不只在一处指出一些人对泰戈尔的盲目推崇或别有用心”。作者所搜求罗列的文例便依次出现“在写于1924年11月11日的《坟·论照相之类》中”、“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和“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顺序次第完全照搬前面那篇文章。即使近期见诸报刊的论文，亦时见对前述资料的原样复制。现举一例实证：《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在初次刊出和收入《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和《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时，均存在同样舛误，即都在注释鲁迅语录的出处时把文章题名《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错排成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华盖集续编》有三篇相互接续的文章，分别题署为《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和《马上日记之二》，并元《马上支日记之二》之名目，而论及“竺震旦”的一篇是《马上日记之二》。但在一部晚出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引文的随页脚注文字依旧是“见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
另一连带性的硬伤是该文在杂志上发表和收入书籍出版时，一刊两书共计四处都把《骂杀与捧杀》中的“银磬”错排成了“银磐”。笔者抽样查考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和诺贝尔文学奖较劲》一书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5期收载的一篇相关论文，两种文本竟然无不错为“磐”字。“磬”本为玉、石制成的打击乐器，佛教法事响器为铜质，状似钵铃。鲁迅用为“银磬”虽系修辞上的词义引伸，然语义是通的；而“磐”字义为厚且大的石头，既非响器质料更与金属无涉。《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文句如下——“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能摆置台上当当奏响的绝然不是厚大的“磐”石。将乐器“银磬”错为“银磐”当为20世纪80年代印刷行业手工排字时因“磬”、“磐”字形相近致使不明字义的工友误排了铅字，当然各路编辑也难辞其咎，而后续学者转引时不查原文，一再复制粘贴着这镊子头上夹出来的低级错误。可见，学术界浮躁之风，由来久矣。
其实，鲁迅以泰戈尔访华作为对象的论述绝非仅此四篇。查阅《鲁迅全集》，涉及泰戈尔的篇什计有14处之多：1卷《坟·论照相之类》；2卷《彷偟·伤逝》；3卷《华盖集·“公理”的把戏》、《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 《而已集·“辞”大义》；4卷《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概念》、《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5卷《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7卷《集外集·杂语》、《集外集·通讯(复张逢汉)》；10卷《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11卷《书信·致李秉中》；14卷《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形象生动、文辞犀利者绝不限于前举四篇，言语尖刻的亦复不少。《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即说，“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行文充分彰显了鲁迅对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知识界文士们的反感和抵触。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基准于气质、文化构成上的情感冲突称之为意气之争也许是合适的。下引文句出自《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笔者以为其语词杀伤力在所有14个篇目中独占鳌头，余者无出其右：
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被诅咒的是“印度诗圣泰戈尔”，连同全体印度人都用“他们”两字囊括进来，一律笼统地贬为“下流的奴隶”。有资料提到，“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关于这场“遭遇战”的具体情况，笔者目前受资料限制无从查考，但此一线索毕竟为我们理解鲁迅的泰戈尔判断提供了一个可能角度，因为鲁迅指认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的话语平台正是翻译爱罗先珂童话作品时所作的“译者附记”。
爱罗先珂为乌克兰诗人，因幼时患病而导致双目失明，习英文，会日语，擅长世界语，曾在印度、暹罗、缅甸、日本居住，先后遭到印度和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后受蔡元培约请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寄居在鲁迅家中一年有余。鲁迅“尤和他熟悉，往往长谈至夜半”，彼此关系甚为密切。鲁迅为他写有《爱罗先珂童话集·序》、《(狭的笼)译者附记》、《(池边)译者附记》、《(春夜的梦)译者附记》、《(鱼的悲哀)译者附记》、《(两个小小的死)译者附记》、《(小鸡的悲剧)译者附记》、《桃色的云·序》、《记剧中人物的译名》、《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以及《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集外集拾遗补篇》、《坟·春末闲谈》、《坟·杂忆》等一系列文字，总数有近20篇之多。用鲁迅胞弟周作人的话说就是“读鲁迅的文章，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还有一篇小说《鸭的喜剧》是说他的事的”。
《人间鲁迅》的后续行文还有如下评价，“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上述评价的根据是《(狭的笼)译者附记》的文本叙述，鲁迅的“胆识”及其对爱罗先珂的笃爱均无可置疑。但是，说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因之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此种指斥有无事实依据则是一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起码有两方面情况需要厘清和确证：一是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二是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鲁迅有没有条件了解到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所谓“撒提”，汉译又作“萨蒂”，系梵语“Sail”的音译，意为“有德的”、“贞洁的”或“好的”，得名于对印度教大神湿婆之妻萨蒂的信仰，后语义引申为表示忠诚专一而在丈夫火葬时一同殉身的节妇，演变成礼教性的寡妇殉夫陋习。对于“撒提”这种戕害妇女、虐杀人性的酷行，泰戈尔在不少文本中进行过无情揭露和深刻鞭挞，短篇小说《摩诃摩耶》可以作为佐证。阅读《泰戈尔全集》，笔者没能找到与赞美“撒提”相关的内容。另外，鲁迅写作《(狭的笼)译者附记》的时间是1921年8月18日，发表在当月的《新青年》上。笔者查考了1921年8月份之前的泰戈尔译介情况，大致梳理明细如下：1915年有：陈独秀译《赞歌》；1916年有：胡学愚译《印度名人台峨尔在日本之演说》；1917年有：天风、无我译《雏恋》、《卖果者言》、《盲妇》；1918年有：刘半农译《诗二章》、《海滨》；1919年有：凤生译《信托之产》、黄仲苏译《美的实现》；1920年有：郑振铎译《太戈尔的偈檀伽利诗集》、金明远译《天文家》、《诽谤》、凤生译《赋别》、王独清译《末尾》、黄仲苏译《太戈尔诗十七首》、黄仲苏译《太戈尔的诗》、《太戈尔的诗六首》、陈肃仪译《秋》、墨池、梅久译《山梯尼克登学校歌》、王靖译《太谷尔小说》、西神译《放假的日子到了》、惨腹译《回家》、雁冰译《骷髅》、王靖译《河阶》、敉玖译《胜利》、梅九译《胜利》、敉玖译《生或死》、许地山译《美底实感》、王靖译《在爱里的实现》、钱家骧译《恶的问题》、枕江译述译《印度泰莪尔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论》；1921年有：武陵译《太戈尔诗》、大白译《园丁集二首》、小蜂译《园丁集二首》、徐培德译《园丁集选译》、叶绍钧译《园丁集》、王靖译《迷途的鸟》、王独清译《“那时候”与为什么》、郑振铎译《译太戈尔诗》、《杂译太戈尔诗》、李祖荫、卢正伸译《新月集诗十六首》、万劳奴译《别离》、王独清译《云与波》、瞿世英译《齐德拉》、仲持译《归家》、邓演存译《为什么》、《是主人还是儿子》、邓演存、朱朴译《爱情的胜利》、一樵译《胜利》、王靖译《哑女》、许地山译《在加尔各答途中》、俞长源译《双死》、《神圣底夜》、邓演存译《玛莎》。除少量讲演词、介绍性文字之外，多为诗歌、短篇小说的译作，其中《哑女》、《盲女》、《河阶》、《卖果者言》等篇与童婚、种姓制度有所关联，余者亦均不涉及“撒提”问题。也就是说，通过阅读译作，鲁迅亦无从解读和指认泰戈尔赞美“撒提”。笔者曾思考过另一种可能，即鲁迅有关“撒提”的判断源出其本人不无褊狭的印度想象。鲁迅文学观的重心在于纠正文化偏执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往往倾向于诸如东北欧的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等“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然而，对于同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印度似乎抱有较深偏见，对其缺少热情。尽管其早年也曾自费刻印《百喻经》并书写过《痴华鬟·题记》，但在东京留学的“伍舍”时期，章太炎传话询问周氏兄弟是否乐意翻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和《印度教史略》，周树人便以这些宗教典籍于国民性的改造 未必有益而表示没有兴趣。后来，章太炎又以老师身份亲自致函约请周氏兄弟出席讲座研读佛经，再度遭到鲁迅的拒绝。1925年2月10日，鲁迅在其应《京报副刊》征求所作的《青年必读书》附注中就坦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显然，鲁迅是把印度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把印度精神同中国的奴性国民性相互参契作通同观的。在陪同泰戈尔访华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1883～1966)的画家，曾吸收借鉴日本绘画的色彩技法和构图元素于1907年创作过一幅主题为“Sati”的画作，不知此事是否与鲁迅误解泰戈尔赞美“撒提”一事存在关联。
行文至此，笔者恰好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刘建最近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而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题为《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的长文，其中一节题为“泰戈尔遭遇鲁迅”。他指出：“鲁迅对印度古代文学十分推崇，然而，对近代印度是悲观的，认为印度文明已彻底衰败，没有任何希望。近代趋于衰落而且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已经成为‘影国’，而它也不再产生足以‘流转异域’的伟大作家和作品。其实，历史一再证明，印度文明具有踣而复起的再生能力。在19世纪，从泰戈尔的故乡加尔各答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潮流涌动，波及整个印度，为印度赢得民族独立做了思想和人才准备。但由于资讯匮乏，鲁迅并不了解这一切。”他认为：“同鲁迅一样，泰戈尔是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泰戈尔的作品中涉及萨蒂制度的主要有三篇：短篇小说《摩诃摩耶》、叙事诗《丈夫的重获》、《婚礼》。虽然诗无达诂，但是从其创作中，我们还是很难得出泰戈尔在现实生活中是主张和维护萨蒂制度的。事实上，他是坚决反对萨蒂制度的。因此，鲁迅认为他赞美萨蒂制度，似乎失于偏颇。至于他将泰戈尔比喻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则未免有些言重。当时，他所能看到的泰戈尔的作品毕竟非常有限。”刘建研究员的结论是：“鲁迅在讲演和文章中提到泰戈尔的次数不少，而且几乎没有多少正面评价。所以如此，原因当然复杂。但是，在他那个时代，除了一些诗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译成中文，有关资料亦相当匮乏。因此，鲁迅很难对泰戈尔形成准确而全面的判断和评价。此外，他因为憎恶徐志摩及新月社而难有与泰戈尔沟通的机缘。然而，一条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鲁迅始终蔑视沦为‘影国’的印度，因而对来自‘影国’的泰戈尔颇不以为然。作为20世纪中国与印度最伟大作家的鲁迅与泰戈尔的隔膜这一事实说明，不同文明的沟通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见解不落俗套，切中肯綮，无疑是近年来泰戈尔研究领域中的一次突破。
泰戈尔访华距今逾时将近90个春秋，泰戈尔辞世亦已70年，而当年热闹论争的当事者均已作古。本文意在实证，笔者求证的全是过去时代的人和事，无论“誉人以败”还是“毁人反成”皆与事主无关。事实本来无需求证，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实证，但是面对着误解误读在文本中设置的话语陷阱又必须辨伪求真。
(编辑 刘建)
[关键词]泰戈尔访华 文化论争 实证 误读
1913年11月，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4月，他接受讲学社邀请踏上心仪已久的中国领土，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泰戈尔的来访，在中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并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性文化论争。这场论争无论就规模之巨、卷入者之众、波及范围之广还是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空前绝后。
泰戈尔来访期间(也包括此前以及其后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界甚至政治领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卷入了欢迎抑或抵制这次访问的风潮之中，致使五四时期形成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严重分裂。欢迎者的队列中有蔡元培、胡适、梁启超、林长民、蒋梦麟、徐志摩、郑振铎、陈西滢、辜鸿铭、陈三立、王统照、冯友兰、梁漱溟、胡愈之、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甚至包括广州革命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北京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以及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持反对立场者则有陈独秀、沈雁冰、郭沫若、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有学者把鲁迅对泰戈尔的态度定位于“冷观”或“冷漠相向”，因为鲁迅的冷峻嘲讽无论怎样都无法在逻辑上归纳为欢迎。面对泰戈尔的来访，欢迎者笃诚热情，反对者执著坚定。在泰戈尔发表演讲之时，甚至有人在会场上打出“驱象党”的旗号，以喊口号、撒传单、飞行集会的方式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对抗；一些文化人翻云覆雨、声色俱厉，以其形象生动的行为为我国后续社会文化生活中动辄口诛笔伐、恶意中伤开了先例。
在迎神和驱傩同台共舞的喧闹中，呈现出剪理不断的错综乱象，而且不是个案孤证——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等反对泰戈尔访华的中坚人物却又每人都是率先译介、研究泰戈尔的先行者；在表述反对泰戈尔的立场和意见时，他们无例外地陷入了自我悖反的尴尬情境。笔者将在下文对上述三人对泰戈尔先恭后倨的过程稍事分析并探讨他们的不同动因。
首先，对泰戈尔反对最坚、攻讦最厉的陈独秀，恰是国内翻译泰戈尔诗作并在媒体上着力推介的第一位学人。1913年，泰戈尔以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他在为《青年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劝诫性地写道：“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人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他将泰戈尔与托尔斯泰等量齐观，评价不可谓不高。继之，在同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又以《赞歌》为题刊出了自己以五言体翻译的《吉檀迦利》中的4首诗。他在注释中写道：“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Gitanjali乃歌颂梵天之作。”这段介绍性的注文在宏观上把握了泰戈尔的文化地位和精神特征，使用“印度青年尊为先觉”这样的断语将泰戈尔进行了偶像化处理，行文中将“诺贝尔文学奖”写成“和平奖”的笔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时的陈独秀对于泰戈尔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了解和把握都有欠精准。
熊辉在论文《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青年)的译诗》中认为，“陈独秀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可以说开创了中国诗歌翻译的新局面，自此以后，印度诗歌(主要是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成了中国现代译诗史上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给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而正是这位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作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陈独秀，在1924年前后相继在《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刊物上发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太戈尔与梁启超》、《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太戈尔与北京》、《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反对泰戈尔便是过激》等系列文章，动用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全方位、多层次地发动了一场抵制、反对泰戈尔访问的政治运动，甚至以骂人话(《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作为文章的标题，有失学者风范地将泰戈尔比作人妖，文章品格让人不能恭维。泰戈尔访华之时，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发起人和领袖，早从北京大学辞去教职赶赴上海专事领导革命，世界观和思想意识与他在1915年和1916年初创《青年杂志》时期已是南辕北辙，加之与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负责接待泰戈尔的自由知识分子整体上处于分离、对立的状态，他率先撰文批判泰戈尔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主要从政治着眼，从1923年秋冬至泰戈尔离华前后，不长时间之内发表的批判文章约20篇。若陈独秀能将其几年前所写的译诗注释文字与批判文章对读一下，不知会作何感想。针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文艺刊物相继推出“欢迎泰戈尔专号”的情况，陈独秀曾致函胡适说：“《中国青年》将出特刊反对泰戈尔……我以为此段事颇与青年有关，吾兄有暇，最好能做一文章寄弟处。”陈独秀对泰戈尔既简单又粗暴的批判挞伐，事实上产生的是与其初始动机恰恰背反的效果，胡适对陈独秀约其写稿的书信未予响应即为例证。
茅盾是最早关注、报道泰戈尔行迹的杂志人，也是泰戈尔作品的一位早期翻译者。1922年以前，茅盾长期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笔。他所写的刊载于1921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的“国外文坛消息”专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署名沈雁冰)，系国内报刊上较早追踪报道和介绍泰戈尔活动情况的文章。
1920年1月，茅盾署名“雁冰”翻译的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在《东方杂志》17卷2期上刊载。另据《茅盾年谱》记载，1923年9月末，沈雁冰“与郑振铎选译太戈尔的《歧路》，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至此，茅盾写有泰戈尔综述一篇，翻译泰戈尔短篇小说两篇。
也是在1923年，茅盾因与商务印书馆总裁王云五发生抵牾，辞去了《小说月报》的主笔职务，专事政治活动。郑振铎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亲密合作伙伴接任《小说月报》的主笔，在当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9、第10 号连续刊发了上、下两期的“泰戈尔专号”，又在次年于该刊第15卷编发了“欢迎泰戈尔先生”的增刊。然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1924年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相继发表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对于太戈尔的希望》(1924.4.24)和《太戈尔与东方文化》(1924.5.16)，对泰戈尔到中国访问表示反对。此举显得格外突兀，更加令人费解的还有，发文刊物并非茅盾供职多年并长期担任主笔的文学性刊物《小说月报》，而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政治性媒体《民国日报》。
数十年之后，茅盾辞世之前出版了自传性的《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他在该书中披露：“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泰戈尔访问中国，我写了两篇短文。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他在书中还写道：“当时，就泰戈尔之来中国宣传‘东方文化’而表示反对者，有好多人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光是《觉悟》。这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于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茅盾还回顾说，“这一年(一九二四年)，我仍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我也写了几篇比较长的介绍外国文学和作家的文章，如《欧洲大战与文学》、《匈牙利文学史略》，以及与郑振铎合写的《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等，都登在《小说月报》或《文学》周报上。”茅盾当年将自己所写的那两篇反对泰戈尔的遵命文章刊登在政治性刊物上面，起码表明他在文章价值取向方面是非文学性的。
政治人物的文章自当见诸政治性刊物，非政治性人物的文章则刊登在非政治性刊物上面。1924年前后发生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表示欢迎、崇敬泰戈尔的文章往往出自自由知识分子手笔，多发表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学灯》这样的文学类报刊；反对、批判泰戈尔的文章一般由政治人物撰写并刊登在政治刊物上面。陈独秀、茅盾、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人当时均为政治人物，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高度集中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和《政治生活周报》。《民国日报》1916年1月在上海创刊，主持人为邵力子。它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是代表国民党政治立场的主要舆论工具，而《觉悟》则是它的综合性副刊。《新青年》、《中国青年》和《向导》都是中共在上海创办和出版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于1923年6月成为中央机关刊物，由瞿秋白担任主编；《中国青年》创刊于1923年10月，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主持者为恽代英；《向导》是理论性杂志，创刊于1923年11月1日。泰戈尔访华前后，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文的主要人物是陈独秀、恽代英、沈雁冰、吴稚晖、王舰、洪熙、天庐、定远、求实和化名为“尹”的人；在《中国青年》上撰写文章进行批判的人主要是陈独秀、沈泽民和瞿秋白；在《向导》上撰写文章的人主要是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政治生活周报》上撰写文章的人主要是吴稚晖和怀汀。这些文章多数并无学术含量，探讨的也并非文学问题，不少篇什属于概念先行的急就章，呈现出密度大、火力猛的特点。仅1924年4月18日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就刊登了沈泽民的《台戈尔与中国青年》、瞿秋白的《过去的人——台戈尔——家庭与世界》、实庵(即陈独秀)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三篇文章。陈独秀一人在5月28日的《向导》杂志上刊登了《太戈尔在北京》、《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两篇文章；6月4日又用同一署名刊登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和《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文章。吴稚晖也于4月27日出版的《政治生活周报》上刊出《婉告太戈尔》和《致太戈尔的一封公开信》两篇文章。短短几个月内，以这几个政治性杂志为阵地，发出了三十多篇声讨泰戈尔的檄文，仅陈独秀一人就以本名和笔名抛出了十多篇文章。查考中共党史，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认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选举出的委员长是陈独秀。1924年3月至5月，党史记载无重大活动。在组织起来批判泰戈尔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话题并无太多关注，政治刊物上与文学有关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早期共产党人在陈独秀授意、组织和领导下针对泰戈尔而发动的社会文化批判，事实上是一次整合思想凝聚力和显现团体战斗性的有组织行动。
1915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读到他的英文译诗顿时为之倾倒，以至“如饥似渴”地“简直成了太戈尔的崇拜者”，甚至曾选编《太戈尔诗选》以图生计。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沫若自传》写其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期然而然地”“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又说“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他接着还说：“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
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郭沫若再度提及自己接触泰戈尔诗歌的具体时间是在“民国四年的上半年”，那诗作“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爱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他在同一文章中还写道：“在民六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加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不用说，就连太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便碰了钉子。”作者还总结说，“总之，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太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
另外，郭沫若还在其1919年发表的长诗《匪徒颂》中以“一介学匪”自况，满怀激情地赞美政治、社会、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等各个领域的“匪徒们”，诗句中标举泰戈尔为“教育革命的匪徒”，将其置身于克伦威尔、华盛顿、罗素、列宁、佛陀、哥白尼、达尔文、尼采、托尔斯泰、卢梭等伟大人物之列。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态度为何前后变化幅度如此巨大，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在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激烈论争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学研究会成员大多对泰戈尔倾力推介，文学研究会操控的刊物《小说月报》又是译介泰戈尔作品、歌赞泰戈尔的核心阵地，郭沫若于是把胸中怨气撒向泰戈尔，正可视作他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同室操戈意气之争的延伸；其二，郭沫若当时正执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唯物史观的解读，对泰戈尔思想的评价当可视作其意识形态求索的文本实践，于此前痴迷执著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之时已是判然不同，对泰戈尔在感情上游离疏远乃至格格不入当系必然。
根据郭沫若本人回忆，1923年3月，他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由于“自己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因而决心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于当年4月2日返抵上海，与成仿吾、郁达夫一道筹办《创造周报》。他在1923年10月14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23号上发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一文，表明自己对泰戈尔来华演说的看法。他详述了自己接触泰戈尔作品的经过，对泰戈尔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太戈儿的思想的全部。”文章认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称泰戈尔思想中那“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这篇文章写成于泰戈尔来华访问之前约半年，后来被收入他的《文艺论集》，标志着郭沫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思想上向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倾斜和转变。
郭沫若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还说，因为卖诗不成而致使“我和太戈儿之间的精神联络从此便遭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里要算是僭分了。”究其实质，两件事情之间在客观上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正是郭沫若1923年10月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一文，在陈独秀等人尚未动作之际，首先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接下来，郭沫若于1924年2月托友人将妻儿四人送至福冈，其本人亦在泰戈尔抵达中国之前于4月1日离开上海，东渡日本，直至11月16日携带妻儿返回上海。整个泰戈尔访华期间，郭氏再没有撰文对此事发表过任何看法。
泰戈尔来访时，鲁迅尚未投身政治，因此既无陈独秀的内在自觉，也没有茅盾那样的被外力支配。他也不像前面三位那样基本上是在隔空叫阵(郭沫若远在日本，陈独秀和茅盾身在上海)。他就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主要的活动场所北平，当时发生的事体既有为其所目睹，亦有系其所亲历。例如《华盖集·“公理”的把戏》一文即留下了“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的记述。国内学术界向有独尊鲁迅的既成定势，以致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研究文章，大凡要对1924年泰戈尔访华问题进行研究、评价时，多将鲁迅的说法奉为圭臬，并且在寻章摘句时往往雷同于固定篇什，将《坟·论照相之类》、《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中的文句拼接组合，力证鲁迅的立场“正确”、认识“清醒”、态度“中肯”和话语“风趣”，凸显的核心内容则集中在鲁迅对泰戈尔访华一事以及当年那场论争“实质”把握的精准透彻，对于“复古派”、“玄学鬼”以及资产阶级右翼文人险恶祸心揭露、挞伐之“鞭辟入里”。
其实，克隆频率超高的“老四篇”被系统归纳和普遍推广多借力于1983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即《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后被编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和《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中)的预设模式，后在泰戈尔访华的研究论述中陈陈相因，历时近30年未曾出现太大变化，甚至在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里也都成了临摹的定本和模式。该篇范文引用的鲁迅语录与收入《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一书“鲁迅论泰戈尔”部分所摘录的文字均为前列文章的句段，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一书的“泰戈尔与中国”章节在述及1924年泰戈尔访华内容时表示，鲁迅作为“真正有良知的文人”，曾“不只在一处指出一些人对泰戈尔的盲目推崇或别有用心”。作者所搜求罗列的文例便依次出现“在写于1924年11月11日的《坟·论照相之类》中”、“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和“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顺序次第完全照搬前面那篇文章。即使近期见诸报刊的论文，亦时见对前述资料的原样复制。现举一例实证：《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在初次刊出和收入《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和《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时，均存在同样舛误，即都在注释鲁迅语录的出处时把文章题名《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错排成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华盖集续编》有三篇相互接续的文章，分别题署为《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和《马上日记之二》，并元《马上支日记之二》之名目，而论及“竺震旦”的一篇是《马上日记之二》。但在一部晚出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引文的随页脚注文字依旧是“见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
另一连带性的硬伤是该文在杂志上发表和收入书籍出版时，一刊两书共计四处都把《骂杀与捧杀》中的“银磬”错排成了“银磐”。笔者抽样查考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和诺贝尔文学奖较劲》一书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5期收载的一篇相关论文，两种文本竟然无不错为“磐”字。“磬”本为玉、石制成的打击乐器，佛教法事响器为铜质，状似钵铃。鲁迅用为“银磬”虽系修辞上的词义引伸，然语义是通的；而“磐”字义为厚且大的石头，既非响器质料更与金属无涉。《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文句如下——“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能摆置台上当当奏响的绝然不是厚大的“磐”石。将乐器“银磬”错为“银磐”当为20世纪80年代印刷行业手工排字时因“磬”、“磐”字形相近致使不明字义的工友误排了铅字，当然各路编辑也难辞其咎，而后续学者转引时不查原文，一再复制粘贴着这镊子头上夹出来的低级错误。可见，学术界浮躁之风，由来久矣。
其实，鲁迅以泰戈尔访华作为对象的论述绝非仅此四篇。查阅《鲁迅全集》，涉及泰戈尔的篇什计有14处之多：1卷《坟·论照相之类》；2卷《彷偟·伤逝》；3卷《华盖集·“公理”的把戏》、《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 《而已集·“辞”大义》；4卷《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概念》、《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5卷《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7卷《集外集·杂语》、《集外集·通讯(复张逢汉)》；10卷《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11卷《书信·致李秉中》；14卷《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形象生动、文辞犀利者绝不限于前举四篇，言语尖刻的亦复不少。《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即说，“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行文充分彰显了鲁迅对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知识界文士们的反感和抵触。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基准于气质、文化构成上的情感冲突称之为意气之争也许是合适的。下引文句出自《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笔者以为其语词杀伤力在所有14个篇目中独占鳌头，余者无出其右：
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被诅咒的是“印度诗圣泰戈尔”，连同全体印度人都用“他们”两字囊括进来，一律笼统地贬为“下流的奴隶”。有资料提到，“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关于这场“遭遇战”的具体情况，笔者目前受资料限制无从查考，但此一线索毕竟为我们理解鲁迅的泰戈尔判断提供了一个可能角度，因为鲁迅指认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的话语平台正是翻译爱罗先珂童话作品时所作的“译者附记”。
爱罗先珂为乌克兰诗人，因幼时患病而导致双目失明，习英文，会日语，擅长世界语，曾在印度、暹罗、缅甸、日本居住，先后遭到印度和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后受蔡元培约请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寄居在鲁迅家中一年有余。鲁迅“尤和他熟悉，往往长谈至夜半”，彼此关系甚为密切。鲁迅为他写有《爱罗先珂童话集·序》、《(狭的笼)译者附记》、《(池边)译者附记》、《(春夜的梦)译者附记》、《(鱼的悲哀)译者附记》、《(两个小小的死)译者附记》、《(小鸡的悲剧)译者附记》、《桃色的云·序》、《记剧中人物的译名》、《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以及《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集外集拾遗补篇》、《坟·春末闲谈》、《坟·杂忆》等一系列文字，总数有近20篇之多。用鲁迅胞弟周作人的话说就是“读鲁迅的文章，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还有一篇小说《鸭的喜剧》是说他的事的”。
《人间鲁迅》的后续行文还有如下评价，“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上述评价的根据是《(狭的笼)译者附记》的文本叙述，鲁迅的“胆识”及其对爱罗先珂的笃爱均无可置疑。但是，说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因之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此种指斥有无事实依据则是一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起码有两方面情况需要厘清和确证：一是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二是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鲁迅有没有条件了解到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所谓“撒提”，汉译又作“萨蒂”，系梵语“Sail”的音译，意为“有德的”、“贞洁的”或“好的”，得名于对印度教大神湿婆之妻萨蒂的信仰，后语义引申为表示忠诚专一而在丈夫火葬时一同殉身的节妇，演变成礼教性的寡妇殉夫陋习。对于“撒提”这种戕害妇女、虐杀人性的酷行，泰戈尔在不少文本中进行过无情揭露和深刻鞭挞，短篇小说《摩诃摩耶》可以作为佐证。阅读《泰戈尔全集》，笔者没能找到与赞美“撒提”相关的内容。另外，鲁迅写作《(狭的笼)译者附记》的时间是1921年8月18日，发表在当月的《新青年》上。笔者查考了1921年8月份之前的泰戈尔译介情况，大致梳理明细如下：1915年有：陈独秀译《赞歌》；1916年有：胡学愚译《印度名人台峨尔在日本之演说》；1917年有：天风、无我译《雏恋》、《卖果者言》、《盲妇》；1918年有：刘半农译《诗二章》、《海滨》；1919年有：凤生译《信托之产》、黄仲苏译《美的实现》；1920年有：郑振铎译《太戈尔的偈檀伽利诗集》、金明远译《天文家》、《诽谤》、凤生译《赋别》、王独清译《末尾》、黄仲苏译《太戈尔诗十七首》、黄仲苏译《太戈尔的诗》、《太戈尔的诗六首》、陈肃仪译《秋》、墨池、梅久译《山梯尼克登学校歌》、王靖译《太谷尔小说》、西神译《放假的日子到了》、惨腹译《回家》、雁冰译《骷髅》、王靖译《河阶》、敉玖译《胜利》、梅九译《胜利》、敉玖译《生或死》、许地山译《美底实感》、王靖译《在爱里的实现》、钱家骧译《恶的问题》、枕江译述译《印度泰莪尔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论》；1921年有：武陵译《太戈尔诗》、大白译《园丁集二首》、小蜂译《园丁集二首》、徐培德译《园丁集选译》、叶绍钧译《园丁集》、王靖译《迷途的鸟》、王独清译《“那时候”与为什么》、郑振铎译《译太戈尔诗》、《杂译太戈尔诗》、李祖荫、卢正伸译《新月集诗十六首》、万劳奴译《别离》、王独清译《云与波》、瞿世英译《齐德拉》、仲持译《归家》、邓演存译《为什么》、《是主人还是儿子》、邓演存、朱朴译《爱情的胜利》、一樵译《胜利》、王靖译《哑女》、许地山译《在加尔各答途中》、俞长源译《双死》、《神圣底夜》、邓演存译《玛莎》。除少量讲演词、介绍性文字之外，多为诗歌、短篇小说的译作，其中《哑女》、《盲女》、《河阶》、《卖果者言》等篇与童婚、种姓制度有所关联，余者亦均不涉及“撒提”问题。也就是说，通过阅读译作，鲁迅亦无从解读和指认泰戈尔赞美“撒提”。笔者曾思考过另一种可能，即鲁迅有关“撒提”的判断源出其本人不无褊狭的印度想象。鲁迅文学观的重心在于纠正文化偏执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往往倾向于诸如东北欧的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等“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然而，对于同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印度似乎抱有较深偏见，对其缺少热情。尽管其早年也曾自费刻印《百喻经》并书写过《痴华鬟·题记》，但在东京留学的“伍舍”时期，章太炎传话询问周氏兄弟是否乐意翻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和《印度教史略》，周树人便以这些宗教典籍于国民性的改造 未必有益而表示没有兴趣。后来，章太炎又以老师身份亲自致函约请周氏兄弟出席讲座研读佛经，再度遭到鲁迅的拒绝。1925年2月10日，鲁迅在其应《京报副刊》征求所作的《青年必读书》附注中就坦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显然，鲁迅是把印度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把印度精神同中国的奴性国民性相互参契作通同观的。在陪同泰戈尔访华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1883～1966)的画家，曾吸收借鉴日本绘画的色彩技法和构图元素于1907年创作过一幅主题为“Sati”的画作，不知此事是否与鲁迅误解泰戈尔赞美“撒提”一事存在关联。
行文至此，笔者恰好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刘建最近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而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题为《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的长文，其中一节题为“泰戈尔遭遇鲁迅”。他指出：“鲁迅对印度古代文学十分推崇，然而，对近代印度是悲观的，认为印度文明已彻底衰败，没有任何希望。近代趋于衰落而且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已经成为‘影国’，而它也不再产生足以‘流转异域’的伟大作家和作品。其实，历史一再证明，印度文明具有踣而复起的再生能力。在19世纪，从泰戈尔的故乡加尔各答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潮流涌动，波及整个印度，为印度赢得民族独立做了思想和人才准备。但由于资讯匮乏，鲁迅并不了解这一切。”他认为：“同鲁迅一样，泰戈尔是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泰戈尔的作品中涉及萨蒂制度的主要有三篇：短篇小说《摩诃摩耶》、叙事诗《丈夫的重获》、《婚礼》。虽然诗无达诂，但是从其创作中，我们还是很难得出泰戈尔在现实生活中是主张和维护萨蒂制度的。事实上，他是坚决反对萨蒂制度的。因此，鲁迅认为他赞美萨蒂制度，似乎失于偏颇。至于他将泰戈尔比喻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则未免有些言重。当时，他所能看到的泰戈尔的作品毕竟非常有限。”刘建研究员的结论是：“鲁迅在讲演和文章中提到泰戈尔的次数不少，而且几乎没有多少正面评价。所以如此，原因当然复杂。但是，在他那个时代，除了一些诗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译成中文，有关资料亦相当匮乏。因此，鲁迅很难对泰戈尔形成准确而全面的判断和评价。此外，他因为憎恶徐志摩及新月社而难有与泰戈尔沟通的机缘。然而，一条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鲁迅始终蔑视沦为‘影国’的印度，因而对来自‘影国’的泰戈尔颇不以为然。作为20世纪中国与印度最伟大作家的鲁迅与泰戈尔的隔膜这一事实说明，不同文明的沟通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见解不落俗套，切中肯綮，无疑是近年来泰戈尔研究领域中的一次突破。
泰戈尔访华距今逾时将近90个春秋，泰戈尔辞世亦已70年，而当年热闹论争的当事者均已作古。本文意在实证，笔者求证的全是过去时代的人和事，无论“誉人以败”还是“毁人反成”皆与事主无关。事实本来无需求证，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实证，但是面对着误解误读在文本中设置的话语陷阱又必须辨伪求真。
(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