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藏友来找我，从锦盒中拿出一方10公分见方的玉印，说：“蔡老师，您帮我看看这方玉玺，有两位专家都断它为新仿！”
　　“理由呢？”我笑笑问。
　　“都说边款的铭文自左至右书写，显然是现代书写方式，故其余都不用再看了！”他说时，我拿起玉玺看了下四边的铭文，原来镌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文”，的确是从左至右排列。
　　我笑笑，没有立即告诉他心中的想法。其实，从殷商开始到大清朝，都有从左至右的书写形式，而且，最早还是在上层人士中流行，后逐渐混用，尤其是书经文，自左至右颇常见。敦煌研究院院长杨森在《从敦煌文献看中国古代从左到右的书写格式》一文中曾专门论述此事。说明持否定论的两位专家没有就此形式作过认真的考证，犯了只知其一而否定全盘的错误。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应邀为北京孔庙题写匾额的风波，也因为他题的“乾隆石经”四字从左至右书写，匾额一挂出，引来颇多质疑声，其中最为被某学者斥责的也是“自左至右书写”的格式，认为犯了古法炮制之大忌，是常识错误。莫言至今禁声，未作反驳。我想，莫言可能不想点破。识者自有人在！
　　“能放在我这里几天吗？”为了慎重起见，我征询那位藏友意见，其实，当我捧起这方玉玺，扫了一遍四边的铭文以及印文，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它是一方出自造办处之手的御用玉玺！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想作认真仔细的考证。
　　“太好了，蔡老师！东西就留在您这里！”言语中，他仿佛已对此物完全失去了希望。
　　我们判断一方玉玺是新抑或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断：材质、雕工、印文和边款上作考证。首先看它材质，是否和田籽料，如非上等和田籽料，那基本可否定它属御用的性质，试想，在至高无上的皇权时代，为皇帝专用的玉玺必挑顶级的和田籽料用之，绝不可能找块山料充数的。其次，再看玉玺的雕工。为皇上雕刻玉玺，必找全国顶尖琢玉大师动刀。因此，无论是玉玺上的纽，还是边款、印文等，一定规正、精美，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来仔细对照这方玉玺，看看它究竟是否符合以上所设的几个条件：
　　第一，先看材质。此玉玺为上等和田籽料无疑，质地紧密、细腻、油润，皮売因岁月的自然氧化形成了玻璃般的包浆，指头轻轻一摸，似油脂不停地在外溢。
　　第二，再品印纽雕工。印纽雕的是一尊蹲龙：龙头含首吐珠，矫健的四腿蹲伏着，作即将冲腾状，显示着无限的力。圆雕、透雕、镂雕等高难手法全用了，造型生動逼真，非造办处一流琢玉高手达不到此效果。
　　第三，再看四边经文的字。别说是在坚硬的和田玉上镌刻的，就是让当今顶级书法家拿笔写纸上，也达不到如此精美的程度，字字点划分明，笔笔伸缩自如，左右衔合，上下呼应，刚柔相济，坚硬的玉在镌刻者刀下，成了柔软的物体，完全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第四，再看印面的剔地阳文“敬天勤民之宝”的右汉文和左蒙文。布局严谨，疏密有致，字体规范，线条流畅有力，边缘内凹处呈优美的弧线，显然是手工琢成。综合所有的细节，此玉玺绝对是御用之物！
　　查清宫档案记载，最早刻此印的是康熙大帝，他用的是檀香木料；到了雍正时，雍正帝下旨，将一方“万几余暇”的玉玺印面磨去，砣上“敬天勤民”四字，并将康熙帝的檀香木“敬天勤民”印放匣收藏；到了乾隆时，乾隆又命人刻了几方，有的边款刻了他的御题诗文。曾经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撰文，认为“敬天勤民”章除了康熙的檀香木玺外只有另一枚雍正时刻的玉玺。后来，专门研究清代印玺在故宫呆了三十多年的郭福祥先生在《文物》杂志上撰文称，一次偶然在故宫库房中又发现了两枚“敬天勤民”玉玺，其中一枚半边被火焚损，因此推翻了前面几位专家的结论。
　　其实，“敬天勤民”玺按乾隆的解释“凡御书皆可用之”，说明此印的用处频繁，尤其据清宫档案记载，康、雍、乾、嘉、道五代皇帝，一年中已有三分之二时间入住圆明园，它是清朝的第一宫殿，皇帝的主要活动已从故宫迁移至此，试想，皇帝经常御书，圆明园又那么宏大，不可能让太监整天捧着这么重的玉玺侍候在皇帝身边，唯一的办法是让造办处玉作坊多镌几枚，分置各处皇帝常提笔御书之地。这是很合情理的，故郭福祥一下子找到了两枚玉玺。当然，未发现的不能断语说没有。这方边款刻“地藏菩萨本愿经文”之玺应该是皇帝书佛语或经文时所专用。
　　我们很多专家搞鉴定常犯一个错误：不注重器物本身的质，只查阅资料记录，如有出处则认，找不到出处即予以否认。
　　其实，迷信著录，崇尚传承有序，是收藏和鉴定之大忌。历史著述和记录经常有遗漏，也有失误，即使查到了，也只能作参考，历代精心打造的仿品大多是根据记录仿制的，故真正可靠的还是看实物本身的质。如果文前提到的郭福祥未在故宫库房里发现那两方玉玺，那些只信传承有序的人一定认准“敬天勤民之宝”玺除了檀香木的外，只有一方玉玺而已！这只是从故宫中偶然翻了出來，那原存圆明园的究竟有几方？谁说得清？
　　我把以上的考证和玉玺完璧归还了那藏友，他欣喜若狂，一个劲地说：“蔡老师说得有理，我信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