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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迷因；卫生巾互助盒；传播动因；传播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6-0101-03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起源并流行于中国各大高校校园的一次女性互助并传递反对“月经羞耻”理念的事件。事件最初是由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注前线女性生理问题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影响而发起，该学生设计了“卫生巾互助盒”并将其放置在卫生间公共区域，以期帮助在经期却没有随身携带卫生巾、不方便去商店购买卫生巾的女性，同时也鼓励大家捐献卫生巾来帮助更多的女性，旨在为女性提供帮助的同时，呼吁大家打破“月经羞耻”。
在网络传播语境下，这股“卫生巾互助盒”浪潮进而席卷到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开大学、天津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国内高校，进而衍生出校园内的卫生巾售卖机，一系列事件使得社会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性别平等”这个议题上，可以说“卫生巾互助盒”是一件十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迷因（meme）一词，是由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中提出。道金斯第一次从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文化现象：基因通过自我复制、相互竞争能够促进生物的繁衍与进化，他仿照、类比了“基因”一词的表达和含义，提出了“迷因”（meme），认为如同基因一般，迷因是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通过模仿进行传播。迷因是达尔文进化论在文化领域的延续，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定时代下的某些文化传播现象。
究竟何种信息才能成为强势迷因？成功传播的迷因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符合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可以满足当下社会的某些需求。学者布莱克摩尔（Blackmore）认为一种信息想要成为强势迷因，需要有高长寿性、高迷因生殖力、高保真度，这样才能够被广泛复制、传播[2-3]。而在21世纪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迷因的传播更是借助了互联网的东风，成为一阵又一阵席卷网络和现实生活的浪潮。
1927年，学者Kermack和McKendrick提出了传染病模型。他们将一次传染病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群分为三大类：易感染的人群（S）、感染者（I）、免疫人群（R）[4]。易感染的人群（S）是指在疾病传播过程中没有免疫力、如果接触到病原则极有可能被感染的潜在感染者群体；感染者（I）是指已经身患具有能传播给易感染者的传染病的群体；免疫人群（R）是指得过此病已经恢复或正在恢复的、已经对此传染病有抗体的、不易被感染的人群。
孙文博等学者则将传染病SIR仓式模型引入对迷因现象的研究中，对网络迷因的传播模型机制进行了剖析[5]，他们在SIR仓室模型基础上，在原模型中加入了“潜在传染者”的概念，提出了SIPR模型。他们将一次迷因传播浪潮中所涉及的人群划分为互补交叉的四类：易感者（S）、感染者（I）、潜在传播者（P）、免疫者（R）。他们认为潜在传播者（P）可能会在迷因的传播过程中有三种转变：易感者（S）转变为潜在传播者（P）；潜在传播者（P）转变为感染者（I）；潜在传播者（P）转变为免疫者（R）。
本文基于上述模型，以“卫生巾互助盒”事件为典型案例，从迷因理论视域出发，研究这场浪潮的传播动因、传播路径，并反思：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利用好迷因来实现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3.1 符合社会价值取向且有争议性的强烈诉求：“拒绝月经羞耻”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成为强势迷因的根本原因在于背后所传递的观念：呼吁大家拒绝女性月经羞耻，这是其思想解放层面的深远意义，符合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在解放社会对女性固有思想的道路中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甚至官方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媒体《光明日报》认为：反对月经羞耻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想要一举到位并不现实，但可以透过这样一项运动，社会能够逐渐开始去了解月经、了解女性，也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中国青年报》也针对“卫生巾互助盒”事件给出了积极的评论，认为此事件应当是支持女性之间、社会对女性的理解，而不是又一次点燃性别对立的舆论引线。
当然，并非所有人对“拒绝月经羞耻”的接受意愿都较高。有网友认为此活动过于强调月经羞耻了，认为月經是个人私密都事情，单纯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并非感到羞耻。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将“女性月经”推到大众眼前，而又恰恰因为每个人对此的接受意愿强度高低不一，相关舆论才能借助互联网的东风迅速发酵，引发更多的人关注、效仿。
3.2 可信的来源和较强的竞争力：起源于高校、流行于高校
该事件起源于高校华东政法大学，也流行于高校，是一场学生自发的运动，来源的可信度较强。在公众的观念中，高校作为教育的园地，相对于社会公共场所来说较为单纯，破坏或恶作剧卫生巾互助盒的事件所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因此作为迷因单位，此事件的竞争力较强。
恰恰是因为起源于高校、由学生组织发起的，此事件在社会接受意愿上获得了一定的包容性。一些网友明确表示，虽然并不看好卫生巾互助盒在社会上大规模的推广，即便要推广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改善，但是作为学生发起的运动，则不必过分苛责，可以先从校园慢慢流行起来。
3.3 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模仿难度低
一个小袋子或是一个小盒子，里面再放置一些初始轮的卫生巾，便可以成为“卫生巾互助盒”，制作成本较低，加之这个行为本身的模仿难度和成本也不高，高校学生完全能够负担。由此可见，此迷因单位复制和模仿的难度较低，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这为该单位成为强势迷因奠定了较快的复制模仿速度基础。
本文认为该事件的传播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模仿阶段、变异阶段、未来可能存在的阶段预测。迷因单位形成后，在模仿阶段，单位迷因被复制和模仿，完成从普通公益行为向高校流行的公益运动的转变；迈向变异阶段的过程中，相关的舆论也逐渐形成，单位迷因的行为也被赋予了更多各式各样的意义；在变异阶段，大家不再仅限于单纯地模仿，而开始有意识地加入更多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同时还存在淘汰机制。
4.1 模仿阶段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J. Blackmore）在《迷固机器》一书中提出，一个文化单位还没有被复制、模仿和传播时，就不算是迷因[2]。那么何为模仿呢？社会学家塔尔德（G.Tarde）在其著作《模仿律》中提出，模仿是社会的基本现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习方式，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迷因应是社会性的、是一种强势的、社会扩张式的认知图式，是一种心理学偏向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卫生巾互助盒事件”也是社会文化中的迷因单位。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演变为一场运动的第一阶段就是复制和模仿，主要体现为高校们纷纷接力制作卫生巾互助盒放置在公共厕所外，这也是这场运动迷因形成的必要过程和基本条件。从目前的事件进展来看，这场迷因中的易感者（S）和潜在传播者（P）是各大高校的学生，而感染者（I）则是已经在实施“卫生巾互助盒”计划的各大高校学生，而免疫者（R）则是那些对该事件持反对意见的人。
不难发现，“卫生巾互助盒事件”多流行于校园内，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在于学校对新思想的出现更为包容，还因为学生多为千禧年前后一代，更加愿意表达自我并付诸行动、追求社会的平等性，愿意有组织、有时间地投身于解放思想的运动中。而学校的信用，即安全性、有组织的管理性以及对新思想的包容性正是校外环境较为缺乏的，因此相较之下此迷因单位更容易在稳定、安全的高校环境被模仿和复制。
4.2 变异阶段
模仿阶段，各大高校对“卫生巾互助盒”迷因单位的复制和模仿保证了此事件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而从模仿阶段到变异阶段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观点汇入，舆论池逐渐形成，原本简单的事件被大众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被认为是社会对女性认知在思想解放上的引领。到了变异阶段，各高校学生们不再是简单模仿，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形式上加入新的建议和创意，例如出现了卫生巾贩卖机等。
由于优化建议的涌现，变异阶段出现淘汰机制，即在变异过程中，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受到社会认可的部分保留下来成为迷因单位的一部分，而不被认可的部分则会逐渐被淘汰掉。例如卫生巾贩卖机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因此被保留下来，被继续模仿和复制；而大众对后期男厕所出现的“卫生纸互助盒”则是负面评論多于正面评论，因此模仿和复制行为相对较少，该种变异正在走向淘汰之路。
4.3 未来：无限可能
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快速的复制和模仿，同时出现各式各样的变异。我们可以预想，如果“卫生巾互助盒”的安全问题、管理问题等得到解决，可以走向社会大众之时，淘汰机制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数的大众贡献自己的优化意见，被社会接受的便保留下来，不被接受的便被淘汰掉，迷因的社会性更为显著。
5.1 迷因传播过程中的情绪共享与自我表达
复制和模仿是迷因现象形成的基础，也是情绪共享的基本方式之一[ 6]。在“卫生巾互助盒事件”中，高校学生们并非无思想地、机械性地对此事件进行模仿和照搬，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女性月经”的态度——拒绝月经羞耻。这是一种通过行为的、较为隐喻的态度表达和情绪共享。
另一种更为直观的共享与表达则是表现在迷因传播发展阶段的舆论发酵中，许多未在实际行动上参与的人群，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相互碰撞相互感染，共同加大舆论声量。
5.2 迷因传播过程中的群体身份认同
在迷因传播的过程中，迷因单位的复制和模仿同外部环境一起，在参与者的观念及行为上发生作用，从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景观[7]。在每一次的模仿、参与变异以及情感的自我表达中，参与者对自己所在对群体的偏向性都更为强烈、更为依赖，群体身份认同逐渐加深。
迷因本身具有社会性，能够唤起大众的情绪共享、自我表达，因此进行群体身份认同的事件，应当是命中社会痛点的事件。在迷因传播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寻找社会的痛点，然后围绕这个痛点创造一个迷因事件单位，再利用迷因传播参与者的心理机制与表达欲望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来，先后出现了许多风靡一时却没有太大意义的迷因现象。而“米兔运动”“冰桶挑战”“卫生巾互助盒”等良性且有意义的迷因现象的出现提示着我们，可以利用好互联网的特性和迷因传播的性质来创造出具有社会价值的迷因景观，为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S.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Blackmore Susan.The Meme Machi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2-46.
[3]BLACKMORE S.Evolution and memes：the human brain as a selective imitation device[J].Cybernetics &Systems，2001，32（1-2）：225-255.
[4]Kermack W O，Mckendrick A G.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epidemics：V.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epidemics of mouse-typhoid； a bacterial disease conferring incomplete immunity[J].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1927，53（1-2）：89-118.
[5]孙文博，袁温馨，崔航，等.基于传染病模型的网络迷因传播过程的模拟[J].传播力研究，20198（26）：262-263.
[6]窦东徽，刘肖岑.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迷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38-48.
[7]熊江武.迷因理论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及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视听，2019（7）：45-48.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6-0101-03
1 研究缘起：“卫生巾互助盒”浪潮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起源并流行于中国各大高校校园的一次女性互助并传递反对“月经羞耻”理念的事件。事件最初是由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注前线女性生理问题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影响而发起，该学生设计了“卫生巾互助盒”并将其放置在卫生间公共区域，以期帮助在经期却没有随身携带卫生巾、不方便去商店购买卫生巾的女性，同时也鼓励大家捐献卫生巾来帮助更多的女性，旨在为女性提供帮助的同时，呼吁大家打破“月经羞耻”。
在网络传播语境下，这股“卫生巾互助盒”浪潮进而席卷到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开大学、天津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国内高校，进而衍生出校园内的卫生巾售卖机，一系列事件使得社会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性别平等”这个议题上，可以说“卫生巾互助盒”是一件十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2 迷因与SIPR模型
迷因（meme）一词，是由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中提出。道金斯第一次从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文化现象：基因通过自我复制、相互竞争能够促进生物的繁衍与进化，他仿照、类比了“基因”一词的表达和含义，提出了“迷因”（meme），认为如同基因一般，迷因是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通过模仿进行传播。迷因是达尔文进化论在文化领域的延续，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定时代下的某些文化传播现象。
究竟何种信息才能成为强势迷因？成功传播的迷因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符合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可以满足当下社会的某些需求。学者布莱克摩尔（Blackmore）认为一种信息想要成为强势迷因，需要有高长寿性、高迷因生殖力、高保真度，这样才能够被广泛复制、传播[2-3]。而在21世纪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迷因的传播更是借助了互联网的东风，成为一阵又一阵席卷网络和现实生活的浪潮。
1927年，学者Kermack和McKendrick提出了传染病模型。他们将一次传染病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群分为三大类：易感染的人群（S）、感染者（I）、免疫人群（R）[4]。易感染的人群（S）是指在疾病传播过程中没有免疫力、如果接触到病原则极有可能被感染的潜在感染者群体；感染者（I）是指已经身患具有能传播给易感染者的传染病的群体；免疫人群（R）是指得过此病已经恢复或正在恢复的、已经对此传染病有抗体的、不易被感染的人群。
孙文博等学者则将传染病SIR仓式模型引入对迷因现象的研究中，对网络迷因的传播模型机制进行了剖析[5]，他们在SIR仓室模型基础上，在原模型中加入了“潜在传染者”的概念，提出了SIPR模型。他们将一次迷因传播浪潮中所涉及的人群划分为互补交叉的四类：易感者（S）、感染者（I）、潜在传播者（P）、免疫者（R）。他们认为潜在传播者（P）可能会在迷因的传播过程中有三种转变：易感者（S）转变为潜在传播者（P）；潜在传播者（P）转变为感染者（I）；潜在传播者（P）转变为免疫者（R）。
本文基于上述模型，以“卫生巾互助盒”事件为典型案例，从迷因理论视域出发，研究这场浪潮的传播动因、传播路径，并反思：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利用好迷因来实现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3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成为强势迷因的动因
3.1 符合社会价值取向且有争议性的强烈诉求：“拒绝月经羞耻”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成为强势迷因的根本原因在于背后所传递的观念：呼吁大家拒绝女性月经羞耻，这是其思想解放层面的深远意义，符合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在解放社会对女性固有思想的道路中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甚至官方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媒体《光明日报》认为：反对月经羞耻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想要一举到位并不现实，但可以透过这样一项运动，社会能够逐渐开始去了解月经、了解女性，也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中国青年报》也针对“卫生巾互助盒”事件给出了积极的评论，认为此事件应当是支持女性之间、社会对女性的理解，而不是又一次点燃性别对立的舆论引线。
当然，并非所有人对“拒绝月经羞耻”的接受意愿都较高。有网友认为此活动过于强调月经羞耻了，认为月經是个人私密都事情，单纯不想让别人知道，而并非感到羞耻。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将“女性月经”推到大众眼前，而又恰恰因为每个人对此的接受意愿强度高低不一，相关舆论才能借助互联网的东风迅速发酵，引发更多的人关注、效仿。
3.2 可信的来源和较强的竞争力：起源于高校、流行于高校
该事件起源于高校华东政法大学，也流行于高校，是一场学生自发的运动，来源的可信度较强。在公众的观念中，高校作为教育的园地，相对于社会公共场所来说较为单纯，破坏或恶作剧卫生巾互助盒的事件所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因此作为迷因单位，此事件的竞争力较强。
恰恰是因为起源于高校、由学生组织发起的，此事件在社会接受意愿上获得了一定的包容性。一些网友明确表示，虽然并不看好卫生巾互助盒在社会上大规模的推广，即便要推广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改善，但是作为学生发起的运动，则不必过分苛责，可以先从校园慢慢流行起来。
3.3 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模仿难度低
一个小袋子或是一个小盒子，里面再放置一些初始轮的卫生巾，便可以成为“卫生巾互助盒”，制作成本较低，加之这个行为本身的模仿难度和成本也不高，高校学生完全能够负担。由此可见，此迷因单位复制和模仿的难度较低，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这为该单位成为强势迷因奠定了较快的复制模仿速度基础。
4 迷因理论视域下，“卫生巾互助盒事件”的传播机制
本文认为该事件的传播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模仿阶段、变异阶段、未来可能存在的阶段预测。迷因单位形成后，在模仿阶段，单位迷因被复制和模仿，完成从普通公益行为向高校流行的公益运动的转变；迈向变异阶段的过程中，相关的舆论也逐渐形成，单位迷因的行为也被赋予了更多各式各样的意义；在变异阶段，大家不再仅限于单纯地模仿，而开始有意识地加入更多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同时还存在淘汰机制。
4.1 模仿阶段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J. Blackmore）在《迷固机器》一书中提出，一个文化单位还没有被复制、模仿和传播时，就不算是迷因[2]。那么何为模仿呢？社会学家塔尔德（G.Tarde）在其著作《模仿律》中提出，模仿是社会的基本现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习方式，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迷因应是社会性的、是一种强势的、社会扩张式的认知图式，是一种心理学偏向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卫生巾互助盒事件”也是社会文化中的迷因单位。
“卫生巾互助盒事件”演变为一场运动的第一阶段就是复制和模仿，主要体现为高校们纷纷接力制作卫生巾互助盒放置在公共厕所外，这也是这场运动迷因形成的必要过程和基本条件。从目前的事件进展来看，这场迷因中的易感者（S）和潜在传播者（P）是各大高校的学生，而感染者（I）则是已经在实施“卫生巾互助盒”计划的各大高校学生，而免疫者（R）则是那些对该事件持反对意见的人。
不难发现，“卫生巾互助盒事件”多流行于校园内，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在于学校对新思想的出现更为包容，还因为学生多为千禧年前后一代，更加愿意表达自我并付诸行动、追求社会的平等性，愿意有组织、有时间地投身于解放思想的运动中。而学校的信用，即安全性、有组织的管理性以及对新思想的包容性正是校外环境较为缺乏的，因此相较之下此迷因单位更容易在稳定、安全的高校环境被模仿和复制。
4.2 变异阶段
模仿阶段，各大高校对“卫生巾互助盒”迷因单位的复制和模仿保证了此事件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而从模仿阶段到变异阶段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观点汇入，舆论池逐渐形成，原本简单的事件被大众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被认为是社会对女性认知在思想解放上的引领。到了变异阶段，各高校学生们不再是简单模仿，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形式上加入新的建议和创意，例如出现了卫生巾贩卖机等。
由于优化建议的涌现，变异阶段出现淘汰机制，即在变异过程中，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受到社会认可的部分保留下来成为迷因单位的一部分，而不被认可的部分则会逐渐被淘汰掉。例如卫生巾贩卖机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因此被保留下来，被继续模仿和复制；而大众对后期男厕所出现的“卫生纸互助盒”则是负面评論多于正面评论，因此模仿和复制行为相对较少，该种变异正在走向淘汰之路。
4.3 未来：无限可能
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快速的复制和模仿，同时出现各式各样的变异。我们可以预想，如果“卫生巾互助盒”的安全问题、管理问题等得到解决，可以走向社会大众之时，淘汰机制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数的大众贡献自己的优化意见，被社会接受的便保留下来，不被接受的便被淘汰掉，迷因的社会性更为显著。
5 反思：如何利用迷因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5.1 迷因传播过程中的情绪共享与自我表达
复制和模仿是迷因现象形成的基础，也是情绪共享的基本方式之一[ 6]。在“卫生巾互助盒事件”中，高校学生们并非无思想地、机械性地对此事件进行模仿和照搬，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女性月经”的态度——拒绝月经羞耻。这是一种通过行为的、较为隐喻的态度表达和情绪共享。
另一种更为直观的共享与表达则是表现在迷因传播发展阶段的舆论发酵中，许多未在实际行动上参与的人群，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相互碰撞相互感染，共同加大舆论声量。
5.2 迷因传播过程中的群体身份认同
在迷因传播的过程中，迷因单位的复制和模仿同外部环境一起，在参与者的观念及行为上发生作用，从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景观[7]。在每一次的模仿、参与变异以及情感的自我表达中，参与者对自己所在对群体的偏向性都更为强烈、更为依赖，群体身份认同逐渐加深。
迷因本身具有社会性，能够唤起大众的情绪共享、自我表达，因此进行群体身份认同的事件，应当是命中社会痛点的事件。在迷因传播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寻找社会的痛点，然后围绕这个痛点创造一个迷因事件单位，再利用迷因传播参与者的心理机制与表达欲望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6 结语
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来，先后出现了许多风靡一时却没有太大意义的迷因现象。而“米兔运动”“冰桶挑战”“卫生巾互助盒”等良性且有意义的迷因现象的出现提示着我们，可以利用好互联网的特性和迷因传播的性质来创造出具有社会价值的迷因景观，为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S.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Blackmore Susan.The Meme Machi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2-46.
[3]BLACKMORE S.Evolution and memes：the human brain as a selective imitation device[J].Cybernetics &Systems，2001，32（1-2）：225-255.
[4]Kermack W O，Mckendrick A G.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epidemics：V.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epidemics of mouse-typhoid； a bacterial disease conferring incomplete immunity[J].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1927，53（1-2）：89-118.
[5]孙文博，袁温馨，崔航，等.基于传染病模型的网络迷因传播过程的模拟[J].传播力研究，20198（26）：262-263.
[6]窦东徽，刘肖岑.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迷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38-48.
[7]熊江武.迷因理论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及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视听，2019（7）：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