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市研究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热门话题，这一方面与现代性、文化研究等西方文化理论的引进有关，城市文化不仅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也是西方现代发展的核心经验，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新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城市化成为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出现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国际化大都市。与此同时，19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多重关于城市的文学表述，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故事既表达了一种对老北京、老上海的文化懷旧，又在全球化的时代对都市文明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大都市在营造个人成功的强烈欲望的同时又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压迫性。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电影）为例，来呈现京、沪双城的文化想像方式，借此勾连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1990年代双轨制时期和新世纪以来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故事。

一、从生产型城市到消费型城市

　　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关于北京的城市文学不是很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民文学的主要分部是革命历史故事和工农兵题材，城市题材、工业题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并不占据主流，革命题材、农业题材比较多①，城市文学也主要是以工业化的上海为代表；二是那个时代的城市文学经常讲述工厂车间或街道社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故事，以城市工人为主角、揭开生产领域的面纱，但是这些城市文学却并不强调都市文化的地域性，因为在阶级话语的主轴中，北京、上海等地域特色被压抑，只有到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故事中，地域性才被作为城市的本质属性，甚至为了凸显城市文化形象而建构不同的城市文化记忆。这本身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城市和现代化故事表达的特殊性。
　　西方现代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的历史。正如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是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使农民变成工业劳动者是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因此，对现代性、现代化的反思，也是对城市化的反思。在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地图中，诸如伦敦、巴黎、柏林、纽约等超级大都市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与这些城市相关的文学、电影、理论文本也不一而足。不过，西方现代城市的表述中，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堕落之源、罪恶之城，是19世纪的“恶之花”，也是20世纪的“荒原”。如19世纪的侦探小说、20世纪中叶的黑色电影等都是典型的城市故事。与这种负面的、反现代的城市表述相参照，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大量对于城市和现代化的正面描述和赞美，出现了一种“工业城市”、“现代化田园”的意向。工业城市不仅不是污染源，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识。比如新中国建国初期有很多文艺作品歌颂工业城市、现代化城市，赋予工业化、现代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城市的罪恶，黑暗城市是诱惑、欲望、消费的“恶之花”，另一方面阳光下的城市、喧闹的城市、工人的城市又是现代化、现代文明的代表。
　　彼时有两种典型的城市形象，一种是作为旧社会、旧中国的象征，是消费性的、腐朽没落的城市，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性、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新城市。在社会主义城市的书写中，城市变成了以工业生产和国营工厂为主体的生活样式，工厂既充当着生产、工作的任务，又是工人家庭生活的背景。这种对工业的正面表述，既与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有关，又与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渴望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述得以出现的前提是把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放置在历史的主体位置上。于是，工厂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标志，工厂工人也成为城市的主人。这从艾芜的《百炼成钢》和草明的《乘风破浪》等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然，这些社会主义实践中常见的工业、工厂、工人、生产、劳动等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批判之上，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把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与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的对抗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这种社会主义工业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节约伦理等。
　　1980年代以来，这种工业城市、生产性的社会主义城市开始转变为一种消费主义城市。这在上海的城市改写中体现得特别清楚。1980年代的旧上海、旧社会转变为“风情万种”的夜上海和老上海。这种新的城市想像与19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及冷战终结而降临的消费主义有关。消费主义在战后欧洲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出现的时刻，也是大量的制造业、加工业被转移到前殖民地及东亚的时刻。在消费主义成为全球化大都市景观的场景之时，也是生产者及生产的空间如工厂、车间从都市景观中消失的时刻。在消费者取代了生产者成为社会、都市景观的主体的时候，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工、下岗工人就从这些都市空间中被放逐了。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救助和关系的焦点时刻，他们作为生产者、作为“建设者”的身份也被有效地抹去了。这种消费与生产倒置的秘密在于，生产者与生产产品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剥离，产品的产权不来自于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和购买者，因此，消费者或者说拥有消费能力的主体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生产者被其所生产的商品抛弃了，也就是说，商品只有在交换流通中才能找到其物主。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主义所开启的后工业社会完全改变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及工业秩序，“消费者确实是上帝”，生产者只能隐身于上帝的背面。也就是说，在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转型中，城市不再是生产者为主体的舞台，以小资、白领、中产等为代表的消费者成为新的城市主体。
　　这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发生的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京、沪地区从社会主义革命之都、工业之都，发展、转型为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之都、文化之都。这样两个城市在民国时期就有京派、海派之别，1980年代以来京、沪在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下建构着各自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属性，其中有三种文化形象格外突出：一是老北京（胡同）、老上海（石库门），在怀旧的视野中寻找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身份；二是民国北京（京华烟云）、民国上海（十里洋场），是富家儿女、江湖仇杀的“冒险家的乐园”；三是当下的国际化大都市（白领职场故事），就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描述外来人在都市这一欲望之城中的“人间喜剧”。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互为双城记的香港与上海不同，在北京与上海看起来相似的文化表象之下有着清晰的差异，比如相比老上海故事中对夜上海的迷恋，在北京故事里始终隐含着一条以老舍为代表的平民、底层北京的线索，还如在上海叙述中经常被压抑的革命上海、社会主义上海，而以王朔为代表的大院北京却带出革命青年的北京。當然，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故事里也出现了相似的阶层分化的“折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