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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或者更年长的古文字一个个消 亡，汉字为什么独活到今天？从甲骨文迄 今3000多年的历史中，汉字经历过多少 “生死劫难”？文字学家、清華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黄德宽近日在“人文清华讲坛”上 为大家讲述《了不起的汉字》。
什么是“汉字”
准确地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不叫“汉字”，叫“文”“字”“书”“名”“书契”。将“文”和“字”连在一起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因为有外国文字，所以我们改叫“中国文字”。到了现代，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外，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其实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汉字的？先秦时代古人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留下了很多猜想和传说。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的足迹启发创造了文字，但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
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以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例如，最早发现的符号位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符号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呢？如果是的话，那可不得了，距今有7500年，但目前还难以证实。
距今5000多年的时候，西安半坡有个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那里出土的彩陶上有很多刻画符号，一共有59个不同的符号。1970年代就有学者比如郭沫若写文章，从这些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3200年），以及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在出土的玉器或陶器上都发现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但这些早期的符号都不能肯定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
与汉字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有4000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的夏代。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三皇五帝夏商周，从夏代开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自大禹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汉字完全有可能在夏代已经形成。
第一次的造字困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第一次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
从夏代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话讲，“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
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符号实在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思考”怎么画？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古人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画不出来。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无形可象，造不出字来，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古人很聪明，想到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就用同音符号替代。据统计，甲骨文中有70%的字是假借字。
除了假借，还有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形声字一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这类的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在西周时期慢慢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中有96%用的是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有gg%用的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字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
第二次的书写困境
造字困境突破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很快遇到了第二个困境，就是书写困境。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去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工匠写字不可能像庙堂之人那样坐在那里描摹，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早期文字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与现实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没有办法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
早期秦简上的字改变了篆书曲线笔画，线条变得挺直方正，这就是早期的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象形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到隶书以后，这个“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象有关，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用笔“波挑”，写起来也很慢。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书写更加直来直去，汉字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分开了，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笔画和笔画连带在一起，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是行书。行书“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这是汉字突破的第二个困境。时间跨度很大，从战国开始酝酿、试验，经过了秦汉之际，然后到晋唐的楷书才完成。
第三次的存亡危机
印刷术和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甚至关系到汉字的存亡。
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大增，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关头，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提出“师夷制夷”。
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向西方学习使用拼音文字。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说汉字“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汉字本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存亡危机。
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需求废除汉字，如蔡元培、胡適、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人，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在此基础上出了一些具体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同时，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在苏联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在海参崴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于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当时有681个名流签名表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文字问题被搁置。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古老的汉字被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实际反映的是古老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生存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在建设初期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1958年的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行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个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之路。1956年公布《简化字方案》，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3000多年来，汉字就这样突破了重重危机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什么是“汉字”
准确地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不叫“汉字”，叫“文”“字”“书”“名”“书契”。将“文”和“字”连在一起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因为有外国文字，所以我们改叫“中国文字”。到了现代，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外，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其实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汉字的？先秦时代古人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留下了很多猜想和传说。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的足迹启发创造了文字，但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
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以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例如，最早发现的符号位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符号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呢？如果是的话，那可不得了，距今有7500年，但目前还难以证实。
距今5000多年的时候，西安半坡有个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那里出土的彩陶上有很多刻画符号，一共有59个不同的符号。1970年代就有学者比如郭沫若写文章，从这些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3200年），以及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在出土的玉器或陶器上都发现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但这些早期的符号都不能肯定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
与汉字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有4000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的夏代。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三皇五帝夏商周，从夏代开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自大禹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汉字完全有可能在夏代已经形成。
第一次的造字困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曾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第一次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
从夏代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话讲，“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
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符号实在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思考”怎么画？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古人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画不出来。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无形可象，造不出字来，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古人很聪明，想到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就用同音符号替代。据统计，甲骨文中有70%的字是假借字。
除了假借，还有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形声字一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这类的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在西周时期慢慢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中有96%用的是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有gg%用的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字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
第二次的书写困境
造字困境突破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很快遇到了第二个困境，就是书写困境。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去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工匠写字不可能像庙堂之人那样坐在那里描摹，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早期文字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与现实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没有办法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
早期秦简上的字改变了篆书曲线笔画，线条变得挺直方正，这就是早期的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象形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到隶书以后，这个“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象有关，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用笔“波挑”，写起来也很慢。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书写更加直来直去，汉字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分开了，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笔画和笔画连带在一起，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是行书。行书“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这是汉字突破的第二个困境。时间跨度很大，从战国开始酝酿、试验，经过了秦汉之际，然后到晋唐的楷书才完成。
第三次的存亡危机
印刷术和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甚至关系到汉字的存亡。
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大增，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关头，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提出“师夷制夷”。
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向西方学习使用拼音文字。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说汉字“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汉字本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存亡危机。
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需求废除汉字，如蔡元培、胡適、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人，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在此基础上出了一些具体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同时，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在苏联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在海参崴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于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当时有681个名流签名表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文字问题被搁置。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古老的汉字被推向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实际反映的是古老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生存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在建设初期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1958年的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行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个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之路。1956年公布《简化字方案》，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3000多年来，汉字就这样突破了重重危机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