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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内容丰富，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通过对1949年蒋介石日记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蒋介石个人的心路历程。
辞庙：1949年元月
在一周反省录里研究分析下野后可能发生的情势和对策；其后几天的日记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应，同时密切注意华北战况，也不忘强调下野是为了“重起炉灶”(1949-1-17)。
下野前夕，蒋氏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陵“别陵”。“正午到陵墓谒陵默祷此为离京别陵之纪念也”(1949-1-16)。结果这次成了“辞庙”一从此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看见中山陵了。
正式下野之日，飞离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1949-1-21)。
当此之际，蒋氏获知李宗仁竟然擅自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觉得这是公然与他为敌了(1949-1-22“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接着次日又闻傅作义已投降“变节”，虽说“不料”，其实三天前日记中已提及傅将家眷由重庆接到北平之举，心存怀疑之际当已有数了。
检讨反省自是难免，“本月大事”写了两页，对于下野他有这样一番奇特的逻辑：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这场浩劫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国救世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达林)又生美马(歇尔)岂区区一身所能为力乎”。
最后结论还是怪罪美国：“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1949-1-31)。
钟山风雨起苍黄：1949年4月
蒋氏身在奉化，其实遥控“中央”，前来拜望请示的军政要员更是络绎不绝于途。1949年4月觉知复出有望，动作渐多。4月8日日记提到为“经儿”写匾祝其40岁生日(蒋经国生日为4月15日)，自觉脑力记忆日差而且迟钝，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虑策划，并希望“经儿”能代为主持云云。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选的意愿了。
蒋氏离开奉化到杭州，4月22日在笕桥空军学校会见了一大票人，夜里又与心腹研讨对付李宗仁；却是正在此时，首都失守。1949年4月23日的日记右边栏外一行醒目打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情势险急，蒋氏一方面严嘱汤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责怪“桂系”挑拨分化(1949-4-23“上星期反省录”)；然后亲赴上海坐镇。
坏消息接踵而至：4月26日宜兴与苏州相继失陷；金融混乱，银元价已涨至“金圆券”二百万元以上，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甚为上海经济忧急也”(1949-4-30)，与8个月前以为币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欢欣判若天渊。
告别爱庐：1949年5月
1949年5月3日，日记右侧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负气似的写：“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1949-5-4)。
5日下午，蒋氏带着儿子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的墓，然后去东平路上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庐”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归期未知，蒋氏当时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哺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隗惶而已”(1949-5-5)。
5月7日蒋氏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在船上写日记，说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被划掉改成台湾。
17日飞澎湖，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愧悔得无地自容，几乎想“遁迹绝世了此一生”。5月25号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上海已不能降机，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淞口指挥各军撤退了!终于。5月27日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6月初再反省上海与浙赣线的溃败，又发现白崇禧要负全责，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失败实数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强制汤部主力西移皖南则不惟无此重大损失而且保卫上海之战亦必会胜矣”(1949-6-4上星期反省录)。
白皮书震撼：1949年8月
1949年8月起，蒋氏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草山(阳明山)正式成立的总裁办公室办公。8月5日访韩前夕，日记的边页上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今日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实为我抗战后最大国耻也”(1949-8-5)。但他强自镇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动心”；次日动身前得知内容，“余阅之并不惊异而且心神安怡异常到韩国后更觉安静光明内心澄清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1949-8-6)。不过，他旋即痛斥白皮书“可痛可叹”，美国“幼稚无知、自断其臂”，这次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也是最后的国耻，其影响之恶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国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1949-8-11)。
最长的秋天：1949年10月
1949年的10月，大概是蒋氏一生中最痛苦难堪的10月。第一天就是一记重击：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氏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1949-10-1上星期反省录)。
不过他还是给自己打气：“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同上)。
10月5日，风雨天，蒋氏在日记里先是指控“共匪与俄谍”到处活动、阴谋挑拨，现在是以孙立人为目标，“将行谗间”。看到这里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后他“接妻密函报告立人事其会被共谍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见则误大事矣”(1949-10-5)。估计是在美国的宋美龄得到某些消息，密报给他。孙立人留美出身。美国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蒋氏因而对他颇为疑忌。这下抓到孙“被共谍利用”的把柄当然不会放过，但隐忍不发，直到1955年借孙手下“郭廷亮匪谍案”才把孙一举扳倒。
卜问“中华民国”存亡
10月10日，蒋氏以基督教圣经卜问“国”运，方式大概是祷告后随手翻开一页、指向某一处，然后 查看内容：“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1949-10-10)。
虽然求神问卜得到的启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陆几乎完全“沦陷”，手下颇多众叛亲离，心情愁郁难解的字句常常可见。10日下午蒋氏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面黄骨瘦不见一个强健之人，他们没有冬衣被服草鞋药品，病兵卧床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10-13)。
次日飞回台北，即接获广州弃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闻广州已于今日放奔之报惊骇之至国政无主中枢无心其何能久若辈只知争权夺利”(1949-10 14)。
就在此时，发生了后来所称的“古宁头大捷”一一金门战役。蒋氏在10月25日的日记里提及获知金门岛昨夜有共军登陆，正在激战，后又称大部份“匪军”已被消灭，只剩千余占据碉堡顽抗。26日接陈诚电话，称接汤恩伯电话说登陆匪军已被肃清。蒋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军情报告，直到“经儿”亲自去金门视察回来，报告确已全部肃清，方才安心，“金门胜利后定海士气亦受良好影响官兵较能积极奋发也”(1949-10-30)。
凤凰山的永别：1949年12月
1949年最后一个月，蒋氏人在成都。闻知重庆失守，心情有如1937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后消息杨子惠已于下午到铜粱如此重庆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1949-12-1)。
12月4日，蒋氏还在日记里考虑“迁都”位于四川省西南边陲的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6日)他即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所以12月7日发表政府迁台北的声明。此时蒋氏可能已经有点乱了方寸，但迁台的最后决定确是攸关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2月9、10两天是非常关键的两天，蒋氏还留待成都观望局势，一度还打算去昆明。幸好没去，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9日那天忽然宣布投共，随即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氏在日记里以“军”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蒋氏险险逃过卢汉的追捕飞往台北，从此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了。
蒋氏是12月10号由成都飞台北的，但10号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目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
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12-36上星期反省录)。蒋氏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冬夜梦魇
1936年12月12日，蒋氏在西安遭张学良“兵谏”扣押，故12日的日记不忘提及此事：“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三年纪念日时时追想当时危难险恶情形则感今日亡命台湾犹得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1949-12-12)。
紧接着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愧对大事只顾目前问题之解决而不注重其后果冥顽不灵粗忽大意竞至一败涂地乃余一生最大缺点亦即所以功败垂成之由来也”(1949-12-16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对于卢汉、龙云的“叛变”，蒋氏得此结论：“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卢汉是彝族人)……更觉凡是政治与外交绝无信义更无情感可言只有实力与强权方是政治与外交之本质也”(同上)。
有一晚他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详记在日记中：“昨晚冬至夜得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上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1949-12-23)。把梦写到日记里，可见他相信这是一个预兆。
年底检讨，这次不得不怪罪爱将胡宗南了：“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同上)。
圣诞节，官邸布置起圣诞树，孙辈来玩、交换礼物，日记中出现难得的温馨画面，不免提及妻子还滞美不归的落寞心情。(原载《世界周刊》)
辞庙：1949年元月
在一周反省录里研究分析下野后可能发生的情势和对策；其后几天的日记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应，同时密切注意华北战况，也不忘强调下野是为了“重起炉灶”(1949-1-17)。
下野前夕，蒋氏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陵“别陵”。“正午到陵墓谒陵默祷此为离京别陵之纪念也”(1949-1-16)。结果这次成了“辞庙”一从此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看见中山陵了。
正式下野之日，飞离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1949-1-21)。
当此之际，蒋氏获知李宗仁竟然擅自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觉得这是公然与他为敌了(1949-1-22“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接着次日又闻傅作义已投降“变节”，虽说“不料”，其实三天前日记中已提及傅将家眷由重庆接到北平之举，心存怀疑之际当已有数了。
检讨反省自是难免，“本月大事”写了两页，对于下野他有这样一番奇特的逻辑：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这场浩劫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国救世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达林)又生美马(歇尔)岂区区一身所能为力乎”。
最后结论还是怪罪美国：“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1949-1-31)。
钟山风雨起苍黄：1949年4月
蒋氏身在奉化，其实遥控“中央”，前来拜望请示的军政要员更是络绎不绝于途。1949年4月觉知复出有望，动作渐多。4月8日日记提到为“经儿”写匾祝其40岁生日(蒋经国生日为4月15日)，自觉脑力记忆日差而且迟钝，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虑策划，并希望“经儿”能代为主持云云。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选的意愿了。
蒋氏离开奉化到杭州，4月22日在笕桥空军学校会见了一大票人，夜里又与心腹研讨对付李宗仁；却是正在此时，首都失守。1949年4月23日的日记右边栏外一行醒目打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情势险急，蒋氏一方面严嘱汤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责怪“桂系”挑拨分化(1949-4-23“上星期反省录”)；然后亲赴上海坐镇。
坏消息接踵而至：4月26日宜兴与苏州相继失陷；金融混乱，银元价已涨至“金圆券”二百万元以上，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甚为上海经济忧急也”(1949-4-30)，与8个月前以为币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欢欣判若天渊。
告别爱庐：1949年5月
1949年5月3日，日记右侧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负气似的写：“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1949-5-4)。
5日下午，蒋氏带着儿子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的墓，然后去东平路上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庐”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归期未知，蒋氏当时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哺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隗惶而已”(1949-5-5)。
5月7日蒋氏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在船上写日记，说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被划掉改成台湾。
17日飞澎湖，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愧悔得无地自容，几乎想“遁迹绝世了此一生”。5月25号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上海已不能降机，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淞口指挥各军撤退了!终于。5月27日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6月初再反省上海与浙赣线的溃败，又发现白崇禧要负全责，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失败实数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强制汤部主力西移皖南则不惟无此重大损失而且保卫上海之战亦必会胜矣”(1949-6-4上星期反省录)。
白皮书震撼：1949年8月
1949年8月起，蒋氏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草山(阳明山)正式成立的总裁办公室办公。8月5日访韩前夕，日记的边页上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今日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实为我抗战后最大国耻也”(1949-8-5)。但他强自镇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动心”；次日动身前得知内容，“余阅之并不惊异而且心神安怡异常到韩国后更觉安静光明内心澄清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1949-8-6)。不过，他旋即痛斥白皮书“可痛可叹”，美国“幼稚无知、自断其臂”，这次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也是最后的国耻，其影响之恶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国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1949-8-11)。
最长的秋天：1949年10月
1949年的10月，大概是蒋氏一生中最痛苦难堪的10月。第一天就是一记重击：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氏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1949-10-1上星期反省录)。
不过他还是给自己打气：“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同上)。
10月5日，风雨天，蒋氏在日记里先是指控“共匪与俄谍”到处活动、阴谋挑拨，现在是以孙立人为目标，“将行谗间”。看到这里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后他“接妻密函报告立人事其会被共谍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见则误大事矣”(1949-10-5)。估计是在美国的宋美龄得到某些消息，密报给他。孙立人留美出身。美国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蒋氏因而对他颇为疑忌。这下抓到孙“被共谍利用”的把柄当然不会放过，但隐忍不发，直到1955年借孙手下“郭廷亮匪谍案”才把孙一举扳倒。
卜问“中华民国”存亡
10月10日，蒋氏以基督教圣经卜问“国”运，方式大概是祷告后随手翻开一页、指向某一处，然后 查看内容：“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1949-10-10)。
虽然求神问卜得到的启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陆几乎完全“沦陷”，手下颇多众叛亲离，心情愁郁难解的字句常常可见。10日下午蒋氏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面黄骨瘦不见一个强健之人，他们没有冬衣被服草鞋药品，病兵卧床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10-13)。
次日飞回台北，即接获广州弃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闻广州已于今日放奔之报惊骇之至国政无主中枢无心其何能久若辈只知争权夺利”(1949-10 14)。
就在此时，发生了后来所称的“古宁头大捷”一一金门战役。蒋氏在10月25日的日记里提及获知金门岛昨夜有共军登陆，正在激战，后又称大部份“匪军”已被消灭，只剩千余占据碉堡顽抗。26日接陈诚电话，称接汤恩伯电话说登陆匪军已被肃清。蒋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军情报告，直到“经儿”亲自去金门视察回来，报告确已全部肃清，方才安心，“金门胜利后定海士气亦受良好影响官兵较能积极奋发也”(1949-10-30)。
凤凰山的永别：1949年12月
1949年最后一个月，蒋氏人在成都。闻知重庆失守，心情有如1937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后消息杨子惠已于下午到铜粱如此重庆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1949-12-1)。
12月4日，蒋氏还在日记里考虑“迁都”位于四川省西南边陲的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6日)他即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所以12月7日发表政府迁台北的声明。此时蒋氏可能已经有点乱了方寸，但迁台的最后决定确是攸关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2月9、10两天是非常关键的两天，蒋氏还留待成都观望局势，一度还打算去昆明。幸好没去，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9日那天忽然宣布投共，随即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氏在日记里以“军”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蒋氏险险逃过卢汉的追捕飞往台北，从此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了。
蒋氏是12月10号由成都飞台北的，但10号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目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
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12-36上星期反省录)。蒋氏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冬夜梦魇
1936年12月12日，蒋氏在西安遭张学良“兵谏”扣押，故12日的日记不忘提及此事：“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三年纪念日时时追想当时危难险恶情形则感今日亡命台湾犹得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1949-12-12)。
紧接着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愧对大事只顾目前问题之解决而不注重其后果冥顽不灵粗忽大意竞至一败涂地乃余一生最大缺点亦即所以功败垂成之由来也”(1949-12-16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对于卢汉、龙云的“叛变”，蒋氏得此结论：“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卢汉是彝族人)……更觉凡是政治与外交绝无信义更无情感可言只有实力与强权方是政治与外交之本质也”(同上)。
有一晚他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详记在日记中：“昨晚冬至夜得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上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1949-12-23)。把梦写到日记里，可见他相信这是一个预兆。
年底检讨，这次不得不怪罪爱将胡宗南了：“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同上)。
圣诞节，官邸布置起圣诞树，孙辈来玩、交换礼物，日记中出现难得的温馨画面，不免提及妻子还滞美不归的落寞心情。(原载《世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