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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片低不怕
有生命力的电影一定会被大家注意到
现在国内纪录片上院线的成绩都不算很好，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拍这样一个院线电影？
这还不是纯粹的纪录片，我发现国内媒体非常顽强地一直在使用“纪录片”的这个名称，我们确实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纪录片，这是一个自然电影，算是一个动物的故事片。在中国市场上，自然类的、纪录类的电影确实排片会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正确的或者正常的，或者合理的事情。自然电影跟纪录片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后期制作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很多电影手段去塑造人物和创造故事，它并不是完全按照科学的依据和现实的依据来做的。结构整个影片的依据还是以故事性为首要条件的，所以它更偏向于故事片。
最开始接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没太想未来发行、宣传的事情，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做好一个剧本，讲好一个故事，把故事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核心的，发行的事情确实没有想好。如果哪种电影好发就做哪种电影的话，可能我会觉得不够刺激吧，或者不是我理想的那种做电影的状态，我还是想去做心里真正想去做的那种电影。这个电影其实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它那种特别强有力的吸引力。我说不清楚是哪个吸引力，但是它非常非常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会做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点点三年就走过来了。
面对死亡
不干扰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配音，有人觉得会很出戏，找周迅是为了宣传方面好设置点吗？
对于周迅的配音，我注意到可能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说非常好，一种说可能会有点跳脱、跳线。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们的主要合作者也都很喜欢。我们找周迅主要是想找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之前那种传统的配音演员。周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在人物塑造上是非常有功力的，所以她在用声音去塑造这几个角色中，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她的声音确实有种陌生感，不是传统的我们熟悉的赵忠祥老师的那种声音，可能我们这么多年都比较习惯音色上非常完美的、浑厚的男性声音来配动物主题的片子。说实话，我个人这次还是非常喜欢小周的声音。
看过《我们诞生在中国》，大家都觉得画面精美、主题深刻有内涵，您是怎么想到用动物视角来呈现家庭、成长、轮回这些元素？而不是自然界的一些残酷法则？
在野生动物的片子之间去聊残酷的事情，这个其实我在《可可西里》已经做过了。当然，每个人做电影都有自己习惯的惯性，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确实会想残酷的方面多一些。但是在跟迪士尼合作过程中间，迪士尼一直对我说要多一些幽默、多一些幽默、多一些幽默，反复说，这三年过程中间，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幽默”。其实我最开始是有些不接受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野生动物生存境况非常残酷，如果我们要真实展现的话，可能残酷性是主导的。但是这三年过程中间，当这些素材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时候，当你静下心来看这些素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支撑每一种野生动物活下来的最终极力量不是苦难，而是快乐。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一种人类察觉不到的快乐中间，其实它们有它们自己的快乐、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力、有它们生命的光彩。如果用我们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它们确实是很苦逼的，但是其实它们是在自己的一种快乐中。当你开始能够阅读到这种快乐的时候，你也开始能够理解它们生命中间的那种欢乐和那种喜悦、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后来那些幽默的东西是这些野生动物的素材逐渐地改变我对它们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是逐渐地真正地走入，把它们平等地放在我的眼前，然后能够走入它们的生活里去。
您在一个视频访问里说：可可西里之后，藏羚羊的生存和数量情况有好转。但有人指出，在索南达杰牺牲时，已经情况好转。您觉得一部电影的作用对于保护动物到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索南达杰是保护藏羚羊的英雄，这是完全毋庸置疑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去比较，但是《可可西里》这部电影出来之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些英雄，了解了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帮助藏羚羊成为奥运会吉祥物之一，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为一个事情、为一个事业努力，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去比较的。
这部电影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多久？和之前执导的剧情片相比区别在哪儿？
自然电影最大的困难是拍摄期不可控性，前面想得再好，到现场，尤其是当你选择高难度拍摄对象的时候，到了现场其实还是比较崩溃的。像雪豹，我们是去了几次都没有拍到，后来我们也努力地去宽慰摄影师，我告诉他们，雪豹在我们中国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中国人很少能拍到它完整的影像，更别说拿电影机想要拍到它的电影故事，这个很难，所以不用有挫折感。但是我很感动的是我的这些主创、这些摄影师们，他们会很有信念感，他们会为一个目标去拼命地想尽办法做。我们最后每一支摄影队都圆满地完成了野生动物的追拍、跟拍工作，带回了非常非常完美的素材。
拍好自然电影需要“不干扰”。但在面对拍摄对象即将死亡的危机时刻，坚持拍摄还是中止拍摄来拯救拍摄对象？您怎么看这种伦理难题？拍《我们诞生在中国》哪些自然电影会对你有影响？
你问到拍摄伦理的问题，确实我们在内部有讨论。一般来说我们是绝对不允许干预的，这是自然电影的一个铁的纪律。因为我们在野外如果这条线一跨过的话，因为我们会经常拍到一些捕猎的场面，就像雪豹去撕咬牦牛的时候，当人类去选择站队的时候，这里边是一个非常复杂伦理问题，比如说你要去救小牦牛还是去把小牦牛打死喂给小雪豹吃？人类有没有权利去干预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要经常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会采取绝对不干预，我们确实拍到了三只雪豹的死亡，但是这死亡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帮助的，我们曾经拍到了一只雪豹像是在“打摆子”，严重生病了，浑身在抖，我们跟拍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去世了。但是那个过程中间，我们除了拍摄之外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算是距离最近的人类医院也是在几百公里以外，而且没有任何救护设施，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它。有一种非常例外的现象，我们也讨论过，如果我们拍到了地球上只剩一只或者两只那样的珍稀的野生动物，如果它们面临困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摄影师说也许他们会放下摄影机去保护这个动物不被灭绝。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个，但是这个真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去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自然电影来说，我们不允许投喂、不允许干涉、不允许去改变拍摄的环境，这都是我们的纪律。 您在接拍之前，有参考过迪士尼自然早期的作品吗？比如《海洋》、《火烈鸟》？
《海洋》、《火烈鸟》我都没有看，我看过《棕熊》那一部，我注意到他们总的来说还是在讲生物本身的事，所以我接的时候就跟迪士尼说我能不能不是完全地锁定在某一种生物本身的习俗方面，我能不能去讲一个关于生命的道理？迪士尼觉得这个很新鲜，他就让我去写了一个故事，后来我写完之后，他们就通过了，我们就照这个思路去拍下来了，反正很幸运，最终这个思路是可以达成的。
当拍摄时亲历雪豹等动物最后死亡时刻的诸多细节时，内心深处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在可可西里拍过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目睹死亡，坦率地说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在那个环境里边会感受到生命的渺小、生命的残酷，以及大自然的严酷和博大。所以当时我一直希望能够把雪豹的死放到电影里边去，这个也是花了一些功夫的。因为通常像这样的段落是不被放到迪士尼这类影片里面，因为这样的影片往往是要给孩子和家长看的，他们不太希望过于严肃、过于严酷。
雪豹达娃的这段观众感触比较深。有说法是达娃在现实中没有死，是素材剪辑完成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去回答，如果你把达娃看作一个具体的演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了。当年的《南京南京》中的圆圆在电影中被日本人枪杀了，电影完了之后其实是没有一个记者问我圆圆有没有被杀死。这还是一个电影，我只能回答到这里，但是我们拍到了，我们使用的就是一只死亡的雪豹的镜头。
中外合作
最好的电影人凑在一起拍了这部电影
能说说和迪士尼合作的缘起吗？
跟迪士尼的合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2013年冬天的时候，有一个电影部的负责人，就是曾经跟斯皮尔伯格合作《兄弟连》的一个大制片人，他就来到北京找到我，说他们要做一个自然电影。那个时候我跟大家一样，对自然电影完全不懂，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找我拍一个野生动物的纪录片，我难道很有拍动物的或者很有动物的属性吗？”他就说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故事片，他觉得可能我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他在洛杉矶看了我的电影，他希望我想一想，愿不愿意试一试。另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迪士尼想在中国拍的一部中国的电影，迪士尼想在全球发行。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还是很动心的，我觉得能够有一个美国公司愿意为中国拍一部电影，去展现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拒绝的一个事。
片中剧本的台词是谁写的？是您自己动手写的吗？
中文台本是我写的，英文台本不是我写的，是我的搭档大卫（DAVID FOWLER）写的，他写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在中国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正在放，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那个英文版本也非常有趣，英文的配音也非常有趣。中文台本其实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从剧本里来的，最初的那稿剧本里边用了很多那稿剧本的东西，但是后来那些比较风趣的台词是完成了整个电影制作之后，在做旁白的过程中间重新又写了一稿，是希望能够贴近现在孩子们的一些用语什么的，让他们感觉到更欢快一些，就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看到了很高专业水准和非常国际化的镜头语汇表述中国的内容。中国团队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哪些部分？
中国团队其实是负责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首先我们要说这一次整个影片质量如此之高超，跟迪士尼帮助我全球挑选了非常高精尖的电影人参与这个电影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中国电影人其实在这里边付出得也非常多，一开始这个项目的创始者就是中国人，最初剧本也是我们写的。在迪士尼立项之后，在中方的团队其实将近有两百多人，很多年轻的从国外留学的留学生回到中国，在这个项目里担任了我们称之为“地勤”或者“现场制片”的职务。在五大拍摄景地所有的支援工作、地面的联络、保障，还有跟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当地政府的协调全部由中方团队来负责。剪辑其实是在两地飞来飞去剪的（英国、北京）。我的音乐总监有一位是华人，是北京的一个女孩，她非常优秀，音乐也非常好听，她全程跟着我们，一直在盯着作曲的创作过程。
用这样的团队、预算、周期拍摄一部无欲无求的电影，是你觉得拍片的最佳状态吗？合作的感受如何？中外团队的差距是什么？
这次拍摄过程是非常非常爽，虽然我也挂制片人的名字，但是大多数的工作都由我的团队去做，我只是动动嘴，不用去亲身经历。迪士尼和我们的制片团队为我组建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创作空间和氛围，我真的是觉得这次非常爽。这样的预算，坦率地说是非常紧的。因为我是中方的制片人，我是参与了预算的制订，我们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跟迪士尼团队制订整个的预算，精确到一块钱。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拿着最低廉的钱在做这个电影。能够拿六千万用三年的时间拍出这部电影，我的摄影师、我的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整个的团队都是拿着非常低廉的工资在做一个最高标准的电影，真的是这样。我们都把钱省下来做制作，不是省下来，就是做自然电影，都会习惯去拿一份这样的工资。但是我们制作上完全是顶级的制作，我们在英国做后期，在英国最好的棚录声音，用英国最好的交响乐团去录音乐，然后请最好的混音师、最好的调色师。调光师是给李安导演做《漫长的中场休息》的调色师，混音师是给《疯狂动物城》做混音的混音师，大家也知道，制片人是罗伊·康利（Roy Conli），是奥斯卡金牌制片人，我觉得是最好的电影人凑在一起，为中国的野生动物拍这个电影。
这种先拍完再写剧本的方式似乎无论常规故事片还是常规纪录片都很少采用。实行起来难度是否很大？比如不知道前期要拍多少素材才够用。
前面还是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已经确定了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说用几种动物，当时我写的是五个动物的故事，讲一个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的故事，但是这个剧本通过之后，真到拍摄的时候，首先这五种动物我们做了取舍和改变，其次是五种动物的故事确实在现场完全被推翻，要重拍，这种重拍是难度非常非常大的。到最后积累起来，没有选过的素材差不多是五六百个小时，精选过的素材是350个小时，最后在350个小时里面再重新拿素材写作，再重新写出70分钟的一部电影来。后期的剪辑工作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做了一年多。 这次的纪录片中选择了四川大熊猫、三江源雪豹？四川金丝猴三种动物，为什么选择这三种动物？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备选？
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对动物的选择。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雪豹、藏羚羊我选了，我还选了一些比较冷门的，比如像东北虎、扬子鳄、亚洲象、野马、仙鹤等等。但是在跟迪士尼的沟通之间，迪士尼会说他们认为在海外能够代表中国的只有大熊猫，所以大熊猫是必须要进到这里边去的。
这次最希望这部电影带给观众的是什么？
你问这个问题我真的挺难回答的，我们拍电影有时候没有预计能够给观众带来比如说不想吃饭或者节食的效果、减肥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去想的事，所以这次你说能带给观众什么感受，我其实最直接的想法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影院里边能跟父母在一起，能够一起看到这些野生的生命，看到这种生命之美，看到我们的自然之美。其实是经历了三年半，我们的付出了就够了，因为明年4月份在美国的发行会是一个很大的发行，会在3000家影院同时上，同时还要在16种语言的地区上，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差不多要在40多个国家上这部电影，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在海外的发行。但是如果说在中国，我们拍了这么长时间的一部电影，不能被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看到，不能让他们能够零距离地去接触我们的这种野生动物，不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河川之美、山川之美，和我们野生的这种自然之美，我会觉得还是有些遗憾的。
很喜欢画面的节奏，你要求国外摄影师拍摄的画面，最明确的一点是什么？
我对摄影师最大的要求就是能够以电影的画面来拍摄，而不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去写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在拍摄前，其实跟这些摄影师做了一些沟通，关于景别、焦距、景深，我们都做了一些沟通。因为也分析了一些纪录片电影和自然电影，还有我希望故事片电影我喜欢影像风格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在画面中间，因为我跟他们讲，我会使用一些正反打的镜头，我将来会按照故事片的方式剪辑，所以需要他们在拍摄过程中间不是永远给我全景，能尽可能地给我一些全、中、近、特，给我不同景别的镜头，能够允许将来我在剪辑台上做。
影片的音乐都是国外艺术家创作的，里面为何没有了中国音乐人的加盟，倒是听出了些许中国味的元素？
所有的作曲确实是英国的巴纳比·泰勒（Barnaby Taylor），得过很多艾美奖。但是创作过程中间，因为导演是我，音乐总监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对音乐提很多具体的要求，也会给他听很多的参考音乐，包括给他介绍很多中国的乐器，这样帮助他了解中国，因为中国的音乐实际上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曲调和曲风，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让巴纳比能够了解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巴纳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分的作曲，非常热情，他的音乐也非常动人，他了解了中国的这些音乐之后，他会吸收很多很多的养分，自动地向中国音乐靠近。我这两天在影院里听他的音乐，我觉得他做得非常非常完美。我当时在英国听他们录音的时候，我还会感觉到有很多中国元素的东西有点吃不准在中国市场上能不能被中国观众接受。现在感觉确实中西方风格的融合还是做到了。
有生命力的电影一定会被大家注意到
现在国内纪录片上院线的成绩都不算很好，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拍这样一个院线电影？
这还不是纯粹的纪录片，我发现国内媒体非常顽强地一直在使用“纪录片”的这个名称，我们确实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纪录片，这是一个自然电影，算是一个动物的故事片。在中国市场上，自然类的、纪录类的电影确实排片会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正确的或者正常的，或者合理的事情。自然电影跟纪录片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后期制作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很多电影手段去塑造人物和创造故事，它并不是完全按照科学的依据和现实的依据来做的。结构整个影片的依据还是以故事性为首要条件的，所以它更偏向于故事片。
最开始接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没太想未来发行、宣传的事情，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做好一个剧本，讲好一个故事，把故事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核心的，发行的事情确实没有想好。如果哪种电影好发就做哪种电影的话，可能我会觉得不够刺激吧，或者不是我理想的那种做电影的状态，我还是想去做心里真正想去做的那种电影。这个电影其实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它那种特别强有力的吸引力。我说不清楚是哪个吸引力，但是它非常非常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会做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点点三年就走过来了。
面对死亡
不干扰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配音，有人觉得会很出戏，找周迅是为了宣传方面好设置点吗？
对于周迅的配音，我注意到可能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说非常好，一种说可能会有点跳脱、跳线。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们的主要合作者也都很喜欢。我们找周迅主要是想找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之前那种传统的配音演员。周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在人物塑造上是非常有功力的，所以她在用声音去塑造这几个角色中，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她的声音确实有种陌生感，不是传统的我们熟悉的赵忠祥老师的那种声音，可能我们这么多年都比较习惯音色上非常完美的、浑厚的男性声音来配动物主题的片子。说实话，我个人这次还是非常喜欢小周的声音。
看过《我们诞生在中国》，大家都觉得画面精美、主题深刻有内涵，您是怎么想到用动物视角来呈现家庭、成长、轮回这些元素？而不是自然界的一些残酷法则？
在野生动物的片子之间去聊残酷的事情，这个其实我在《可可西里》已经做过了。当然，每个人做电影都有自己习惯的惯性，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确实会想残酷的方面多一些。但是在跟迪士尼合作过程中间，迪士尼一直对我说要多一些幽默、多一些幽默、多一些幽默，反复说，这三年过程中间，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幽默”。其实我最开始是有些不接受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野生动物生存境况非常残酷，如果我们要真实展现的话，可能残酷性是主导的。但是这三年过程中间，当这些素材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时候，当你静下心来看这些素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支撑每一种野生动物活下来的最终极力量不是苦难，而是快乐。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一种人类察觉不到的快乐中间，其实它们有它们自己的快乐、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力、有它们生命的光彩。如果用我们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它们确实是很苦逼的，但是其实它们是在自己的一种快乐中。当你开始能够阅读到这种快乐的时候，你也开始能够理解它们生命中间的那种欢乐和那种喜悦、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后来那些幽默的东西是这些野生动物的素材逐渐地改变我对它们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是逐渐地真正地走入，把它们平等地放在我的眼前，然后能够走入它们的生活里去。
您在一个视频访问里说：可可西里之后，藏羚羊的生存和数量情况有好转。但有人指出，在索南达杰牺牲时，已经情况好转。您觉得一部电影的作用对于保护动物到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索南达杰是保护藏羚羊的英雄，这是完全毋庸置疑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去比较，但是《可可西里》这部电影出来之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些英雄，了解了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帮助藏羚羊成为奥运会吉祥物之一，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为一个事情、为一个事业努力，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去比较的。
这部电影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多久？和之前执导的剧情片相比区别在哪儿？
自然电影最大的困难是拍摄期不可控性，前面想得再好，到现场，尤其是当你选择高难度拍摄对象的时候，到了现场其实还是比较崩溃的。像雪豹，我们是去了几次都没有拍到，后来我们也努力地去宽慰摄影师，我告诉他们，雪豹在我们中国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中国人很少能拍到它完整的影像，更别说拿电影机想要拍到它的电影故事，这个很难，所以不用有挫折感。但是我很感动的是我的这些主创、这些摄影师们，他们会很有信念感，他们会为一个目标去拼命地想尽办法做。我们最后每一支摄影队都圆满地完成了野生动物的追拍、跟拍工作，带回了非常非常完美的素材。
拍好自然电影需要“不干扰”。但在面对拍摄对象即将死亡的危机时刻，坚持拍摄还是中止拍摄来拯救拍摄对象？您怎么看这种伦理难题？拍《我们诞生在中国》哪些自然电影会对你有影响？
你问到拍摄伦理的问题，确实我们在内部有讨论。一般来说我们是绝对不允许干预的，这是自然电影的一个铁的纪律。因为我们在野外如果这条线一跨过的话，因为我们会经常拍到一些捕猎的场面，就像雪豹去撕咬牦牛的时候，当人类去选择站队的时候，这里边是一个非常复杂伦理问题，比如说你要去救小牦牛还是去把小牦牛打死喂给小雪豹吃？人类有没有权利去干预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要经常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会采取绝对不干预，我们确实拍到了三只雪豹的死亡，但是这死亡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帮助的，我们曾经拍到了一只雪豹像是在“打摆子”，严重生病了，浑身在抖，我们跟拍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去世了。但是那个过程中间，我们除了拍摄之外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算是距离最近的人类医院也是在几百公里以外，而且没有任何救护设施，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它。有一种非常例外的现象，我们也讨论过，如果我们拍到了地球上只剩一只或者两只那样的珍稀的野生动物，如果它们面临困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摄影师说也许他们会放下摄影机去保护这个动物不被灭绝。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个，但是这个真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去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自然电影来说，我们不允许投喂、不允许干涉、不允许去改变拍摄的环境，这都是我们的纪律。 您在接拍之前，有参考过迪士尼自然早期的作品吗？比如《海洋》、《火烈鸟》？
《海洋》、《火烈鸟》我都没有看，我看过《棕熊》那一部，我注意到他们总的来说还是在讲生物本身的事，所以我接的时候就跟迪士尼说我能不能不是完全地锁定在某一种生物本身的习俗方面，我能不能去讲一个关于生命的道理？迪士尼觉得这个很新鲜，他就让我去写了一个故事，后来我写完之后，他们就通过了，我们就照这个思路去拍下来了，反正很幸运，最终这个思路是可以达成的。
当拍摄时亲历雪豹等动物最后死亡时刻的诸多细节时，内心深处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在可可西里拍过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目睹死亡，坦率地说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在那个环境里边会感受到生命的渺小、生命的残酷，以及大自然的严酷和博大。所以当时我一直希望能够把雪豹的死放到电影里边去，这个也是花了一些功夫的。因为通常像这样的段落是不被放到迪士尼这类影片里面，因为这样的影片往往是要给孩子和家长看的，他们不太希望过于严肃、过于严酷。
雪豹达娃的这段观众感触比较深。有说法是达娃在现实中没有死，是素材剪辑完成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去回答，如果你把达娃看作一个具体的演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了。当年的《南京南京》中的圆圆在电影中被日本人枪杀了，电影完了之后其实是没有一个记者问我圆圆有没有被杀死。这还是一个电影，我只能回答到这里，但是我们拍到了，我们使用的就是一只死亡的雪豹的镜头。
中外合作
最好的电影人凑在一起拍了这部电影
能说说和迪士尼合作的缘起吗？
跟迪士尼的合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2013年冬天的时候，有一个电影部的负责人，就是曾经跟斯皮尔伯格合作《兄弟连》的一个大制片人，他就来到北京找到我，说他们要做一个自然电影。那个时候我跟大家一样，对自然电影完全不懂，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找我拍一个野生动物的纪录片，我难道很有拍动物的或者很有动物的属性吗？”他就说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故事片，他觉得可能我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他在洛杉矶看了我的电影，他希望我想一想，愿不愿意试一试。另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迪士尼想在中国拍的一部中国的电影，迪士尼想在全球发行。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还是很动心的，我觉得能够有一个美国公司愿意为中国拍一部电影，去展现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拒绝的一个事。
片中剧本的台词是谁写的？是您自己动手写的吗？
中文台本是我写的，英文台本不是我写的，是我的搭档大卫（DAVID FOWLER）写的，他写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在中国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正在放，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那个英文版本也非常有趣，英文的配音也非常有趣。中文台本其实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从剧本里来的，最初的那稿剧本里边用了很多那稿剧本的东西，但是后来那些比较风趣的台词是完成了整个电影制作之后，在做旁白的过程中间重新又写了一稿，是希望能够贴近现在孩子们的一些用语什么的，让他们感觉到更欢快一些，就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看到了很高专业水准和非常国际化的镜头语汇表述中国的内容。中国团队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哪些部分？
中国团队其实是负责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首先我们要说这一次整个影片质量如此之高超，跟迪士尼帮助我全球挑选了非常高精尖的电影人参与这个电影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中国电影人其实在这里边付出得也非常多，一开始这个项目的创始者就是中国人，最初剧本也是我们写的。在迪士尼立项之后，在中方的团队其实将近有两百多人，很多年轻的从国外留学的留学生回到中国，在这个项目里担任了我们称之为“地勤”或者“现场制片”的职务。在五大拍摄景地所有的支援工作、地面的联络、保障，还有跟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当地政府的协调全部由中方团队来负责。剪辑其实是在两地飞来飞去剪的（英国、北京）。我的音乐总监有一位是华人，是北京的一个女孩，她非常优秀，音乐也非常好听，她全程跟着我们，一直在盯着作曲的创作过程。
用这样的团队、预算、周期拍摄一部无欲无求的电影，是你觉得拍片的最佳状态吗？合作的感受如何？中外团队的差距是什么？
这次拍摄过程是非常非常爽，虽然我也挂制片人的名字，但是大多数的工作都由我的团队去做，我只是动动嘴，不用去亲身经历。迪士尼和我们的制片团队为我组建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创作空间和氛围，我真的是觉得这次非常爽。这样的预算，坦率地说是非常紧的。因为我是中方的制片人，我是参与了预算的制订，我们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跟迪士尼团队制订整个的预算，精确到一块钱。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拿着最低廉的钱在做这个电影。能够拿六千万用三年的时间拍出这部电影，我的摄影师、我的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整个的团队都是拿着非常低廉的工资在做一个最高标准的电影，真的是这样。我们都把钱省下来做制作，不是省下来，就是做自然电影，都会习惯去拿一份这样的工资。但是我们制作上完全是顶级的制作，我们在英国做后期，在英国最好的棚录声音，用英国最好的交响乐团去录音乐，然后请最好的混音师、最好的调色师。调光师是给李安导演做《漫长的中场休息》的调色师，混音师是给《疯狂动物城》做混音的混音师，大家也知道，制片人是罗伊·康利（Roy Conli），是奥斯卡金牌制片人，我觉得是最好的电影人凑在一起，为中国的野生动物拍这个电影。
这种先拍完再写剧本的方式似乎无论常规故事片还是常规纪录片都很少采用。实行起来难度是否很大？比如不知道前期要拍多少素材才够用。
前面还是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已经确定了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说用几种动物，当时我写的是五个动物的故事，讲一个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的故事，但是这个剧本通过之后，真到拍摄的时候，首先这五种动物我们做了取舍和改变，其次是五种动物的故事确实在现场完全被推翻，要重拍，这种重拍是难度非常非常大的。到最后积累起来，没有选过的素材差不多是五六百个小时，精选过的素材是350个小时，最后在350个小时里面再重新拿素材写作，再重新写出70分钟的一部电影来。后期的剪辑工作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做了一年多。 这次的纪录片中选择了四川大熊猫、三江源雪豹？四川金丝猴三种动物，为什么选择这三种动物？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备选？
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对动物的选择。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雪豹、藏羚羊我选了，我还选了一些比较冷门的，比如像东北虎、扬子鳄、亚洲象、野马、仙鹤等等。但是在跟迪士尼的沟通之间，迪士尼会说他们认为在海外能够代表中国的只有大熊猫，所以大熊猫是必须要进到这里边去的。
这次最希望这部电影带给观众的是什么？
你问这个问题我真的挺难回答的，我们拍电影有时候没有预计能够给观众带来比如说不想吃饭或者节食的效果、减肥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去想的事，所以这次你说能带给观众什么感受，我其实最直接的想法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影院里边能跟父母在一起，能够一起看到这些野生的生命，看到这种生命之美，看到我们的自然之美。其实是经历了三年半，我们的付出了就够了，因为明年4月份在美国的发行会是一个很大的发行，会在3000家影院同时上，同时还要在16种语言的地区上，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差不多要在40多个国家上这部电影，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在海外的发行。但是如果说在中国，我们拍了这么长时间的一部电影，不能被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看到，不能让他们能够零距离地去接触我们的这种野生动物，不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河川之美、山川之美，和我们野生的这种自然之美，我会觉得还是有些遗憾的。
很喜欢画面的节奏，你要求国外摄影师拍摄的画面，最明确的一点是什么？
我对摄影师最大的要求就是能够以电影的画面来拍摄，而不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去写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在拍摄前，其实跟这些摄影师做了一些沟通，关于景别、焦距、景深，我们都做了一些沟通。因为也分析了一些纪录片电影和自然电影，还有我希望故事片电影我喜欢影像风格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在画面中间，因为我跟他们讲，我会使用一些正反打的镜头，我将来会按照故事片的方式剪辑，所以需要他们在拍摄过程中间不是永远给我全景，能尽可能地给我一些全、中、近、特，给我不同景别的镜头，能够允许将来我在剪辑台上做。
影片的音乐都是国外艺术家创作的，里面为何没有了中国音乐人的加盟，倒是听出了些许中国味的元素？
所有的作曲确实是英国的巴纳比·泰勒（Barnaby Taylor），得过很多艾美奖。但是创作过程中间，因为导演是我，音乐总监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对音乐提很多具体的要求，也会给他听很多的参考音乐，包括给他介绍很多中国的乐器，这样帮助他了解中国，因为中国的音乐实际上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曲调和曲风，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让巴纳比能够了解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巴纳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分的作曲，非常热情，他的音乐也非常动人，他了解了中国的这些音乐之后，他会吸收很多很多的养分，自动地向中国音乐靠近。我这两天在影院里听他的音乐，我觉得他做得非常非常完美。我当时在英国听他们录音的时候，我还会感觉到有很多中国元素的东西有点吃不准在中国市场上能不能被中国观众接受。现在感觉确实中西方风格的融合还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