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府与市场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政府该做自己能够做而企业和市场无法提供的事，企业和市场可以做的，政府无需做也不能做。
　　在前不久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当着总理李克强的面说，“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给钱，而是企业要协助政府，共同营造一个规范的经营环境。”她直截了当表示，“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董明珠之所以能在其他企业都叹苦的情况下讲这样的硬话，自是她的企业做得好。但别忘了，格力集团也是一家国企，而且是处于空调行业这个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在此次座谈会上，身为民企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也表达了和董明珠一样的看法，“我们不需要政府补贴，我们就希望公平。希望国家有更严格的行业标准限制，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可见，在需要一个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上，国企和民企有着相同的感受。
　　对于两位企业家的建议，总理认为“很有启发”，要求现场相关部委负责人，都应该“听一听”。这个“听一听”，其实也有讲究，是要这些部委负责人，明白企业真正需要什么。因为在中国，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政策环境，真正的推手是这些部委。国务院只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具体执行与监管是各级部门。它们肯不肯放手，决定着中国市场环境的好坏。
　　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看，要政府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与政策环境，须力戒三种倾向：一是政府对企业大包大揽的父爱主义；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三是垄断和寻租腐败。
　　父爱主义来自匈亚利经济学者科尔奈。用一句通俗的话说，“管你，是为你好”。这个词虽是舶来品，但于中国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父母官”就是对它最好的說明。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父爱主义更是泛滥。改革后，虽然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发展了起来，不过，由传统和计划时代养成的父爱主义思维却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不少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总觉得自己比企业站得高看得远，或者比企业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仿佛他们不替企业做主，企业就不会做生意一样。长久而言，它会产生两个弊端，一是造成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企业一有问题，就会想着找政府解决。而对政府来说，并非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最受政府父母宠爱的，仍是国企，政府会给国企很多超经济待遇，这是国企竞争力不强的一个主因。一些大的民企，也常受政府眷爱。二是导致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要为企业解决问题，需要相应的手段和资源，如果不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政府就没办法实施父爱。所以，父爱主义的政府，一般都权力很大，且时时蕴含着扩权的冲动。这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简政放权背道而驰。同时也是历次政府改革成效甚微的一个因素。
　　此外，就是地方利益和保护主义在中国的市场环境里也大行其道，甚至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设置市场壁垒，制造地区封锁，有意分割市场，从而严重影响到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从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来看，是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内市场的。但在中国，由于政企职能没有完全分开，地方负有扶持本地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责任，再加之央地事权和财权关系划分不明确，中央下放的很多权力被地方截留，致使从市场角度看，中国形成了很多国中之国，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被地方政府人为地分割成众多的小市场，人为设置的行政壁垒、市场壁垒、技术壁垒、消费壁垒和采购壁垒，加剧了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为保护本地利益，地方政府甚至呈现出对中央的疏离态势，国家的宏观调控每每遭遇到地方或明或暗的抵制。
　　上述二者外，垄断和腐败更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需要排斥的。通常而言，凡是非由市场自然竞争形成的垄断，一般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或赋予其市场准入权，或授予其市场定价权，或是动用其他政策资源扶持企业发展。垄断的结果就是造成市场不公平的竞争。中国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国地位，首先就需在国内打破垄断。
　　垄断总与各种寻租和腐败相关。一个市场只要有寻租与腐败，就不可能是公正的。
　　以上三者经常混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寻租和腐败事实上充斥于政府给予企业的父爱关怀和地方保护中的，而地方利益从理念来说，它其实是另一种父爱主义。这些都会极大破坏市场的公平与公正。
　　简政放权，清理负面清单，必须搞清政府不应该做什么。
　　在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要有明确的认识，并在该放手的时候，坚决不伸手，做不到这点，就不可能有现代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