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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离CCTV新址大厦很近，每当从CCTV周边走过，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举起相机和手机拍摄，现在有了微博，可以迅速上传，许多网友注意到我对这座建筑情有独钟，那要从1995年讲起。据说CCTV的主楼将在6月可以使用，现在在建筑的周边的媒体公园已经接近完阿工，当我在周边走过，确实感到，一座建筑的最佳呈现状态应该是在和建筑配套的景观完工之后，因为景观实际上是建筑的托。
现在在中国，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名字已经众所周知，那是因为他和CCTV新楼的设计和建设有关，但是在2002年10月之前，也就是库哈斯率领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赢得中央电视台（CCTV）设计竞赛时，只有不太多的从事建筑设计的业内人士知道，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是中国建筑界也很少有人知道他。
1995年我居住在日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看一个展览，那就是库哈斯东京六本木建筑艺术空间TN Probe举办的题为《OMA在东京：雷姆·库哈斯的公共建筑展》的大型城市互动展，尽管在东京有许多让你应接不暇的信息，但是这个展览却给了我巨大的冲击，这样说并不夸张，从那之后库哈斯在日本以及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就可以得到证明，他的思想的辐射面是宽广的。
尽管库哈斯从1986年就和日本有交流，但还是由于那次展览使在日本本来已有的库哈斯热升温。第二年10月在同一个地方又举办了由库哈斯主持的《亚洲：再定义的城市》（Asia：Redefining the City）连续五次的研讨会，库哈斯邀请了八位来自上海、香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专家以及日本建筑师一起进行对谈。当来自上海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家赵民教授在介绍上海巨变的演讲时，库哈斯打断赵民的话，寻问其中一个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当听完赵民的回答之后，库哈斯直率地说，这是能够实现建筑家野心的地方。无疑，库哈斯已经将自己的战场战略性地转移到亚洲。会上库哈斯发表了他对亚洲未来的展望，他预言：“至公元2020年，全世界将有17%的市场，及2/3的大城市汇集于亚洲。”日后世界的趋势，即亚洲大城市汇集的比例已经居世界之首的事实，是和库哈斯的预见一致的。这证明，库哈斯是最早关注亚洲城市发展的城市预言家，这些活动让我重新看待亚洲和中国的发展，对我回到中国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那次研讨会之后，我写了一篇题为《雷姆·库哈斯旋风到亚洲》的报道，发表在1996年12月号台湾的《艺术家》杂志上，从传播的角度（这是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库哈斯的名字），我是根据日语的译音转译了他的中文，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通用的译名“雷姆·库哈斯”。八年之后的2003年，我在库哈斯获得日本颁布的“第15届世界文化奖”派对上告知他的中文名字是由我斗胆翻译时，他觉得很开心，并让我给他写一下。
在颁奖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见，我提了三个问题。我先问他：“为什么把兴趣转向中国？”库哈斯回答说：“建筑也可以说属于近代化过程的专门分业之一，中国现在是超速发展的近代化国家，所以作为建筑家，关心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曾经说过，建筑的一切事情都是和人打交道，那么你现在和中国人打交道觉得如何？”库哈斯说：“你问有什么印象，我回答的可能不是那么带有知性的，我只能做一些感情上的回答。在我和中国有关的工作中，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在建筑部门做决策的人没见过45岁以上的人，我想这一点可以说明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说决定政策的人都是年青人。然而在美国对这种事情作决定的人都是干部，比如60、70岁左右，有的时候是80岁，这种情况比较多。是年青人决定还是年龄大的人决定，这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是年青人的话，实现我们的野心和维持我们的愿望比较容易。”
我事先知道CCTV大楼的奠基石上已经刻好了日期，而没能如期举行奠基典礼，于是我提了第三个问题：“北京中央电视台新址工程还没有进行的原因是什么？”库哈斯婉转的回避直接回答，他说：“不是超过了预算的问题，决定这个项目的设计是今年1月1号，实际上动工要从11月才开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国内许多专家对CCTV的设计持异议，而让工期搁浅了一年之久。
从1996年的第一篇文章开始至今，我先后在各种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库哈斯和OMA以及AMO的文章和访谈有十几篇，其实最重要的一篇，是发表在《建筑师》杂志上的题为“建筑与雕刻认同—雷姆·库哈斯和野口勇之比较”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我在2002年11月20日，上海双年展“都市营造”国际论坛上宣读的论文，这是第一篇有关2002年8月末库哈斯和OMA中标北京中央电视台新址大厦的文章。虽然我在演讲中说：“库哈斯具有崭新的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对中国目前这种建造大量不良建筑的状况构成挑战，即在中国当代建筑史上是一次具有社会性的事件。”但是我对这篇较为温和的演讲引起的争论毫无准备。
和我同台发言的是SOHO中国有限公司的潘石屹先生，他反对我的意见，他说：“我不是因为觉得CCTV大楼堵在我面前才这么说，否则我就太狭隘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建筑，天外来客，张牙舞爪，两个‘Z’扭在一起，235米高，电梯也是
斜的，与生态趋势背道而驰。”次日，“CCTV新大楼引发热烈争论，潘石屹方振宁直面交锋”的特别报道成为新浪网的热门话题。可是，在当天结束论坛之后，矶崎新把我叫到一边说，开始他对我把库哈斯的设计和野口勇的环型雕刻做比较时感到奇怪，后来听了我的分析之后，他也同意了我的观点。
在我发表那篇论文时，除了几张表现图之外，外界没有任何关于这一设计的信息，我是在建筑网站ABBS上，看到一篇2002年8月27日发表的有题为“库哈斯据说已赢得投标，博得评委一致青睐”的贴子，贴子中连续公布了十几张库哈斯参赛CCTV新址大厦的方案图片，其造型的震撼力，已经完全超越通常人们对建筑的想像所能达到的地步，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以一座巨大的雕塑的身份屹立在北京CBD的心脏部。在我和一位在北京的日本记者确认库哈斯的方案确实中标，而且会在10月31日签署合同的消息之后，我立刻在签署合同的前一天在该网站上发了题为“库哈斯—翻开中国建筑历史新的一页”的网文。以后我在CCTV的官方网站上看到在介绍CCTV新址大厦的设计时用了我的这句话。之后有央视的摄制组来采访我时问，为什么你认为这一设计是“翻开中国建筑历史新的一页？”我的回答是：在这之前，所谓的国际招标都不透明，而这次是一次有中外评委参加的公平竞标，而被选中的方案的建筑师库哈斯，是当今建筑界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给建筑学带来颠覆性变革的人物，他的设计被采用，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建筑界都会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对封闭的中国建筑界来说，意义更大和更明显，难道不是吗？因为有了这个好的开端，接着在重要的奥运建筑国际招标上，就很顺利。在CCTV的投标时，库哈斯是乙方，而到了评选鸟巢时，库哈斯成为甲方一边的评委之一，他的意见也成为鸟巢中标的关键一票。这之后，水立方的设计，非常明显的看出，他们在设计的初期阶段，意识到鸟巢的存在，从而形成和鸟巢的”圆”相呼应的“方”，这些都是在翻开建筑历史新一页之后的事情。
现在在中国，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名字已经众所周知，那是因为他和CCTV新楼的设计和建设有关，但是在2002年10月之前，也就是库哈斯率领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赢得中央电视台（CCTV）设计竞赛时，只有不太多的从事建筑设计的业内人士知道，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是中国建筑界也很少有人知道他。
1995年我居住在日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看一个展览，那就是库哈斯东京六本木建筑艺术空间TN Probe举办的题为《OMA在东京：雷姆·库哈斯的公共建筑展》的大型城市互动展，尽管在东京有许多让你应接不暇的信息，但是这个展览却给了我巨大的冲击，这样说并不夸张，从那之后库哈斯在日本以及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就可以得到证明，他的思想的辐射面是宽广的。
尽管库哈斯从1986年就和日本有交流，但还是由于那次展览使在日本本来已有的库哈斯热升温。第二年10月在同一个地方又举办了由库哈斯主持的《亚洲：再定义的城市》（Asia：Redefining the City）连续五次的研讨会，库哈斯邀请了八位来自上海、香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专家以及日本建筑师一起进行对谈。当来自上海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家赵民教授在介绍上海巨变的演讲时，库哈斯打断赵民的话，寻问其中一个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当听完赵民的回答之后，库哈斯直率地说，这是能够实现建筑家野心的地方。无疑，库哈斯已经将自己的战场战略性地转移到亚洲。会上库哈斯发表了他对亚洲未来的展望，他预言：“至公元2020年，全世界将有17%的市场，及2/3的大城市汇集于亚洲。”日后世界的趋势，即亚洲大城市汇集的比例已经居世界之首的事实，是和库哈斯的预见一致的。这证明，库哈斯是最早关注亚洲城市发展的城市预言家，这些活动让我重新看待亚洲和中国的发展，对我回到中国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那次研讨会之后，我写了一篇题为《雷姆·库哈斯旋风到亚洲》的报道，发表在1996年12月号台湾的《艺术家》杂志上，从传播的角度（这是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库哈斯的名字），我是根据日语的译音转译了他的中文，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通用的译名“雷姆·库哈斯”。八年之后的2003年，我在库哈斯获得日本颁布的“第15届世界文化奖”派对上告知他的中文名字是由我斗胆翻译时，他觉得很开心，并让我给他写一下。
在颁奖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见，我提了三个问题。我先问他：“为什么把兴趣转向中国？”库哈斯回答说：“建筑也可以说属于近代化过程的专门分业之一，中国现在是超速发展的近代化国家，所以作为建筑家，关心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曾经说过，建筑的一切事情都是和人打交道，那么你现在和中国人打交道觉得如何？”库哈斯说：“你问有什么印象，我回答的可能不是那么带有知性的，我只能做一些感情上的回答。在我和中国有关的工作中，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在建筑部门做决策的人没见过45岁以上的人，我想这一点可以说明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说决定政策的人都是年青人。然而在美国对这种事情作决定的人都是干部，比如60、70岁左右，有的时候是80岁，这种情况比较多。是年青人决定还是年龄大的人决定，这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是年青人的话，实现我们的野心和维持我们的愿望比较容易。”
我事先知道CCTV大楼的奠基石上已经刻好了日期，而没能如期举行奠基典礼，于是我提了第三个问题：“北京中央电视台新址工程还没有进行的原因是什么？”库哈斯婉转的回避直接回答，他说：“不是超过了预算的问题，决定这个项目的设计是今年1月1号，实际上动工要从11月才开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国内许多专家对CCTV的设计持异议，而让工期搁浅了一年之久。
从1996年的第一篇文章开始至今，我先后在各种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库哈斯和OMA以及AMO的文章和访谈有十几篇，其实最重要的一篇，是发表在《建筑师》杂志上的题为“建筑与雕刻认同—雷姆·库哈斯和野口勇之比较”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我在2002年11月20日，上海双年展“都市营造”国际论坛上宣读的论文，这是第一篇有关2002年8月末库哈斯和OMA中标北京中央电视台新址大厦的文章。虽然我在演讲中说：“库哈斯具有崭新的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对中国目前这种建造大量不良建筑的状况构成挑战，即在中国当代建筑史上是一次具有社会性的事件。”但是我对这篇较为温和的演讲引起的争论毫无准备。
和我同台发言的是SOHO中国有限公司的潘石屹先生，他反对我的意见，他说：“我不是因为觉得CCTV大楼堵在我面前才这么说，否则我就太狭隘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建筑，天外来客，张牙舞爪，两个‘Z’扭在一起，235米高，电梯也是
斜的，与生态趋势背道而驰。”次日，“CCTV新大楼引发热烈争论，潘石屹方振宁直面交锋”的特别报道成为新浪网的热门话题。可是，在当天结束论坛之后，矶崎新把我叫到一边说，开始他对我把库哈斯的设计和野口勇的环型雕刻做比较时感到奇怪，后来听了我的分析之后，他也同意了我的观点。
在我发表那篇论文时，除了几张表现图之外，外界没有任何关于这一设计的信息，我是在建筑网站ABBS上，看到一篇2002年8月27日发表的有题为“库哈斯据说已赢得投标，博得评委一致青睐”的贴子，贴子中连续公布了十几张库哈斯参赛CCTV新址大厦的方案图片，其造型的震撼力，已经完全超越通常人们对建筑的想像所能达到的地步，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以一座巨大的雕塑的身份屹立在北京CBD的心脏部。在我和一位在北京的日本记者确认库哈斯的方案确实中标，而且会在10月31日签署合同的消息之后，我立刻在签署合同的前一天在该网站上发了题为“库哈斯—翻开中国建筑历史新的一页”的网文。以后我在CCTV的官方网站上看到在介绍CCTV新址大厦的设计时用了我的这句话。之后有央视的摄制组来采访我时问，为什么你认为这一设计是“翻开中国建筑历史新的一页？”我的回答是：在这之前，所谓的国际招标都不透明，而这次是一次有中外评委参加的公平竞标，而被选中的方案的建筑师库哈斯，是当今建筑界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给建筑学带来颠覆性变革的人物，他的设计被采用，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建筑界都会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对封闭的中国建筑界来说，意义更大和更明显，难道不是吗？因为有了这个好的开端，接着在重要的奥运建筑国际招标上，就很顺利。在CCTV的投标时，库哈斯是乙方，而到了评选鸟巢时，库哈斯成为甲方一边的评委之一，他的意见也成为鸟巢中标的关键一票。这之后，水立方的设计，非常明显的看出，他们在设计的初期阶段，意识到鸟巢的存在，从而形成和鸟巢的”圆”相呼应的“方”，这些都是在翻开建筑历史新一页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