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1839年6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海滩集中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共销毁鸦片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这一永载史册的行动被称为“虎门销烟”。20世纪前期，联合国前身国联（即“国际联盟”，是1919年6月《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1945年被联合国所替代）把“虎门销烟”开始日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孙中山“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的“总理拒毒遗训”，宣布把6月3日定为“禁毒节”。
禁毒大员韩复榘
1927年蔣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为表示对禁毒工作的重视，亲自兼任“全国禁烟总监”。国民党中央在表面上对禁毒工作很重视，但从当年报章刊载的文字来看，似乎仅仅限于6月3日“禁毒节”到来之时。每当这天，《中央日报》等官方报纸都会腾出版面进行宣传，甚至还会开辟“六三禁毒节特刊”，发表蒋介石撰写的禁毒专文或者题词。除此以外，“全国禁烟委员会”还会表彰各省在一年禁毒工作中“成绩卓著”的官员。根据史料显示，时任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是全国各地受表彰大员中级别最高且年年榜上有名的唯一一位。1937年6月3日，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的名义在全国禁烟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褒赞韩复榘“在禁毒方面，乃是我民国文武高级官员中唯一的标杆”，号召各省方面大员“要向韩主席学习，努力做好禁毒工作”。
这天的《中央日报》第二版上，还专门刊登了一篇题为《莘县贩毒犯马及选在济枪决，嫌疑犯多人从宽开释》的山东省打击毒贩的新闻，为韩复榘鼓吹捧场。“马及选贩毒案”的案情是这样的：1937年4月23日，位于山东省西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莘县警察局的夜间巡逻队在巡逻时拦截了二辆夤夜而行满载大米的马车，盘查时，自称“货主”的那个络腮胡子中年汉子满脸堆笑地掏出数张钞票朝为首的汪巡官衣袋里塞。汪巡官顿时起疑，一声令下，众警员一齐掣枪在手，把络腮胡子一行八人团团围住，喝令“抱头蹲下”。络腮胡子等人被迫遵命照办，嘴里犹自说着江湖套话，表示可以多给些钱。但汪巡官等警员不为所动，随即将八人上绑后，连人带车一并带往县警察局。
那二辆大车停在县警察局大院内，警员卸下牲口后，将络腮胡子等人松绑，让他们把车上的大米麻包卸下来。那几个已经知道事儿不妙，却是万般无奈，只得遵命照办。结果，在卸下的麻包中，发现了伪装成中药成药“紫金丹”的毒品270包，重500余斤。于是，络腮胡子等八人就当场被捕，关押于县警察局看守所。
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在其大力督促下，全省各地对查办吸毒贩毒抓得很紧。韩复榘还想出了一套基层办案人员互相监督以图杜绝作弊的办法，让各地遵照执行。也曾有违反的，被韩复榘知道后，没有其他出路，包括犯事的警察局局长在内，都受到了严厉处罚——枪毙。所以，无论办案警察也好，警察局局长也好，都只好认真办案。当日查获的乃是一起特大贩毒案，县警察局次日上午当即呈报莘县县长王嘉猷。王县长对该案非常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为据此可以使自己引起韩复榘的注意。韩复榘虽然有时喜欢到下面搞视察，不过由于交通不便且生怕离省城时间过长而产生后患，所以像莘县这样的偏僻之乡他是不会光顾的。民国时也没有召集各专区、县的官员聚集到省城与省级官员齐集一堂开什么“三级干部会”的举动，所以像王嘉猷这样的县长，或许从当官到卸任数年间也没有跟省主席见一面的缘分。现在，王嘉猷寻思机会来了：莘县破获了这样一个大案，他完全有理由亲自带警察把一干案犯押解至省城，相信必定会引起韩复榘的注意，搞个接见、勉励什么的，日后那就有戏了。
莘县县长亲审毒贩
于是，王嘉猷就通知警察局局长杜三桂：本县长要亲自审问这些毒贩，你局须做好准备。杜三桂在地方官场中混了多年，对王县长的心理了如指掌，当下自是积极遵命，因为他知道，如果王县长受到省里的表彰，那他这个警察局局长肯定也有好处的。于是，杜三桂就命下属速速做好准备。所谓的准备，无非就是警告那几个业已招供的案犯：待会儿县长亲自来审讯，你等必须照已经招供的内容交代，若有差错，回头有你们的好看。
事后县府呈递省里的那份破案报告，当然不会说王嘉猷是对案犯炒了一遍冷饭，而是称王县长“温言蔼色，循循诱导，感化毒犯，如实招供”，招供的内容如下：这个团伙一共有五名成员，系马及选、苏子良、胡瑞亭、刘景寿、刘耀亭。首犯马及选，年48岁，河南沁阳县城内人，涉案毒品“紫金丹”270包，重500余斤，系与苏子良、胡瑞亭、刘景寿、刘耀亭等共同购买。这个贩毒团伙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了，他们“曾于本年正月十三日在天津法租界寿英里蓝润民之公司内买毒品二十三大包，每包四十元”。毒品到手后，四人分别携带若干，悄然潜回河南。一周后寻得一名叫“吴耀庭”的中间人，委托吴把这些毒品加价卖出，给了吴耀庭300元。尝到甜头后，他们决定继续干下去，于是就派胡瑞亭先往天津去跟上家蓝润民联系。胡瑞亭跟蓝润民谈妥后，给待在开封等消息的马及选等人拍发电报，让“速汇押金五千元”。马及选把押金汇去后，本人于2月26日前往天津，验收“紫金丹”，之后货暂时封存于蓝润民的公司库房内。然后，马及选、胡瑞亭致函在开封待命的另三名案犯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让他们弄二辆大车赴天津，为避人眼目，车上可以装些东西。那三人便去当地货场揽了点运送津门的零货，装在车上作幌子。马及选、胡瑞亭则跑了一趟静海粮食市场，订购了2800斤大米，准备用来掩盖“紫金丹”的。
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在途中碰上了国军刘峙的部队，二辆大车被征去拉了趟差，因此一直到清明过后才抵达天津。也所谓“好事多磨”，等到他们去静海粮食市场装上了订购的那2800斤大米，回到天津去蓝润民的公司提“紫金丹”时，却发现已被调了包，毒品变成中药店出售的中医成药真品“紫金丹”了。偏偏正主儿蓝润民又去北平办事了。于是，只好耐着性子等了三天，待蓝润民返津后一交涉，竟是其公司的账房先生做的手脚。又等了两天，总算拿到了真货，于是启程。这回，他们联系的下家是徐州的，从天津一路赶着大车到徐州有点远，而约定的交货时间又比较紧，所以就不得不夤夜赶路，不意就被莘县警察发现而擒获了。 主犯胡瑞亭的交代跟马及选相同，他的情况似乎属于“自投罗网”：根据马及选的安排，因为徐州下家是胡瑞亭联系的，所以让胡先只身前往徐州打前站的。可是，胡瑞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肯这样做。他说他可以先回河南，顺便带一点“货”回去，出手后 作为此行路费。马及选想想也好，于是就点了头，这样，胡瑞亭就随身带了海洛因两个（每个老秤二十两）先乘火车回河南开封，把海洛因卖掉后赶到东昌，等了两天候得马及选一行抵达，和大车一路同行。然后，来到莘县城外，就遭遇了滑铁卢。
至于一同被捕的另外三人，则跟本案无涉。那三人分别是：刘玉良，年30岁，河北青县城内人；袁振和，年40岁，河北静海县東南四十里大屯庄人；白年成，年60岁，山东德县城南苦水铺人。这三人均系赴河南买牛的贩子，在东昌大车店偶遇正等候同伙的胡瑞亭，攀谈下来觉得投机，就与马及选等同行。
王嘉猷审过后，吩咐警察局制作卷宗和呈报省府的专题报告，一切准备定当后，于5月初亲率八名警察，分乘那两辆缴获的大车，带着“紫金丹”（大米已被警察局“就地处理”）前往济南。第三路军军法处接受了移交，把马及选等犯囚拘于军法处看守所。经办军法官收受了王县长的礼物，答应把县里的专题报告“专门呈递”上去，保证能到韩复榘的案头。
军法处也认为这是一起贩毒大案，于是就决定待“六三禁毒节”前夕交由韩复榘亲审，以作为韩总指挥的“治鲁政绩”。真实生活中的韩复榘跟民间传说版本中的“鲁莽粗野”不同，他在西北军“十三太保”中以“有文化”著称。1930年至1937年主政山东期间，韩复榘既有自己的治鲁思路而时不时独断独行（比如排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也不得不顾及跟中央和蒋介石的关系而选择性地同流合污（比如反共）。如果说有主观上的共同点，那可能也就在“禁毒”上了。所以，他对每年的“六三”，比对自己的生日还关注。每年5月20日后，就会问“南京是否有消息”——指的是《中央日报》是否来电来函联系过山东禁毒新闻。军法处对此自然投其所好，总要留一个大案让韩复榘亲审，作为典型让《中央日报》做宣传。
韩式审案
5月31日下午3时，韩复榘亲自审理这起贩毒大案。韩氏审案极其简单，一次要审理二三十起，就在省府大堂前的院子里进行，现场不设桌椅，所有人——包括韩复榘本人、陪审的军法处处长、军法官、人犯以及看热闹的百姓（韩复榘审案时为示公正，允许百姓围观）全部是站着的。通常都是已经讯问过案犯所犯案情的军法官或者军法处处长向韩简单报告案由案情，如果案犯家庭或者社会关系有背景，也须特别禀明，比如系“名门之后”、“忠勇门第”或者“富商巨贾”、“高官亲属”之类。当然，这些家庭或者社会背景并不一定对从轻、减轻处罚有帮助，有的反倒是帮了倒忙，要看韩复榘当时的心情和“背景关系”与其是否有利害关系。比如有一次一个北平的阔少爷来济南，不但自己吸毒，而且还请济南本地的几个哥们朋友一起吸，由其提供。被侦缉队发现逮捕后，他在军法处看守所买通看守员向北平家里拍发加急电报求救。他家里闻讯后，立刻致电军法处，表示愿意斥巨资为少爷“买刑”，数额由韩复榘开。家属可能也听说过韩复榘在审案时的“不稳定性”，所以另外还同时采取另一个营救措施，挽请原西北军的一位跟韩复榘说得上话的退役少将急赴济南当面向韩复榘求情。这位退役少将还没赶到济南，韩复榘已经审案了，军法官介绍案情和背景时因不知道其家属除了愿意出钱买刑还另有措施，就没有谈及。那阔少在一旁听了大急，连忙大叫“报告韩主席，我有话说”。韩复榘问他有什么话，尽管可以说。于是阔少就说了那退役少将已经从北平往济南赶，是来跟韩主席沟通的。韩复榘原本倒是想同意对方买刑，收其多少万元钱钞免其刑罚。此刻听说那退役少将欲来求情，忽然改变主意，说什么狗屁东西敢来骚扰？当场传令此人如来求见，不见；敢开口跟军法处说案子，拘了他法办！然后，就当场判了那阔少死刑。
军法官或者军法处处长介绍过案情后，韩复榘就亲自讯问案情。韩复榘问案很少超过10句，就作裁决，也用短语，或“枪毙”，或“判×年”，或“回家”；偶尔有几句点评，那就是被审者的福分了，比如曾有一盗贼作案后一夜之间跑路200里，逃脱追捕后才进济南北门，就被巡警拿下。韩复榘的点评是：“一夜奔200里，真难为你了；不过奔完就被擒，倒不如不奔。”按其罪行，在韩复榘以往的审理中，必判死刑，但因为点评了，就“判你蹲三年大牢”了。该犯人被押到一边去等候随同其他判刑的犯人一起押解监狱时，韩复榘忽然又让把他押过来。在场所有人都以为韩复榘要改变主意判其死刑了，该犯人更是几乎魂不附体。哪知，韩复榘却是有一句话需要补充，这句话是：“等你刑满后从监狱出来，记得来投军，你可以当一名出色的传令兵，本主席不会亏待你的。”当下，韩复榘问过马及选八人后，想了想，欲言又止，把手往旁边一伸，在场目击者几乎都不知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幸亏一旁的军法处处长机灵，马上从军法官手里抓过名单，折一折奉上。原来，韩复榘忘记这八个人犯的姓名了，他要看着名单才能逐个下判决。
韩复榘的判决是：“马及选枪毙；胡瑞亭、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开释，钱款没收充公；刘玉良、袁振和、白年成，回家，所扣钱款悉数发还，让他们继续贩牛去。”
这就是《中央日报》报道中的“嫌疑犯多人从宽开释”的来源，对于这七人特别是胡瑞亭、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四人来说，这真是“死里逃生”了。因为按照韩复榘自定的规矩，对于吸毒犯，和盗窃犯一样，也是“首次释放，二次枪毙”；贩毒犯，那只要沾边，必杀无疑。刘玉良、袁振和、白年成三个“不涉案”的，也有可能被“枪毙”说顺了口的韩氏一并判处死刑。曾有一12岁小孩，受某省参议员之派前往省府给韩复榘送信，进了大院，正好韩氏在审贩毒犯，他就挤进人群看热闹。人小钻得太靠前，和受审的毒犯离得很近，韩复榘下判决时以为他也是一伙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小孩说“我是送信的”，韩复榘以为是给毒犯送信的，便说“送信的也该枪毙”，那小孩就也被拉到刑场处决了。宣判后，“正犯马及选于下午五时许验明正身，绑赴南圩门外千佛山刑场执行枪决正法；其余嫌疑犯及此案无关人证从宽开释。”韩复榘在军法处结案报告上批示：“将案情呈报军委会委员长兼禁烟总监蒋”——足见这真是一起特大贩毒案件。至于莘县县长王嘉猷、警察局局长杜三桂等，“当以王县长禁毒努力，殊堪嘉许，着记大功一次，赏给金质奖章一面，并以国币八百元分赏在事出力人员”。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禁毒大员韩复榘
1927年蔣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为表示对禁毒工作的重视，亲自兼任“全国禁烟总监”。国民党中央在表面上对禁毒工作很重视，但从当年报章刊载的文字来看，似乎仅仅限于6月3日“禁毒节”到来之时。每当这天，《中央日报》等官方报纸都会腾出版面进行宣传，甚至还会开辟“六三禁毒节特刊”，发表蒋介石撰写的禁毒专文或者题词。除此以外，“全国禁烟委员会”还会表彰各省在一年禁毒工作中“成绩卓著”的官员。根据史料显示，时任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是全国各地受表彰大员中级别最高且年年榜上有名的唯一一位。1937年6月3日，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的名义在全国禁烟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褒赞韩复榘“在禁毒方面，乃是我民国文武高级官员中唯一的标杆”，号召各省方面大员“要向韩主席学习，努力做好禁毒工作”。
这天的《中央日报》第二版上，还专门刊登了一篇题为《莘县贩毒犯马及选在济枪决，嫌疑犯多人从宽开释》的山东省打击毒贩的新闻，为韩复榘鼓吹捧场。“马及选贩毒案”的案情是这样的：1937年4月23日，位于山东省西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莘县警察局的夜间巡逻队在巡逻时拦截了二辆夤夜而行满载大米的马车，盘查时，自称“货主”的那个络腮胡子中年汉子满脸堆笑地掏出数张钞票朝为首的汪巡官衣袋里塞。汪巡官顿时起疑，一声令下，众警员一齐掣枪在手，把络腮胡子一行八人团团围住，喝令“抱头蹲下”。络腮胡子等人被迫遵命照办，嘴里犹自说着江湖套话，表示可以多给些钱。但汪巡官等警员不为所动，随即将八人上绑后，连人带车一并带往县警察局。
那二辆大车停在县警察局大院内，警员卸下牲口后，将络腮胡子等人松绑，让他们把车上的大米麻包卸下来。那几个已经知道事儿不妙，却是万般无奈，只得遵命照办。结果，在卸下的麻包中，发现了伪装成中药成药“紫金丹”的毒品270包，重500余斤。于是，络腮胡子等八人就当场被捕，关押于县警察局看守所。
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在其大力督促下，全省各地对查办吸毒贩毒抓得很紧。韩复榘还想出了一套基层办案人员互相监督以图杜绝作弊的办法，让各地遵照执行。也曾有违反的，被韩复榘知道后，没有其他出路，包括犯事的警察局局长在内，都受到了严厉处罚——枪毙。所以，无论办案警察也好，警察局局长也好，都只好认真办案。当日查获的乃是一起特大贩毒案，县警察局次日上午当即呈报莘县县长王嘉猷。王县长对该案非常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为据此可以使自己引起韩复榘的注意。韩复榘虽然有时喜欢到下面搞视察，不过由于交通不便且生怕离省城时间过长而产生后患，所以像莘县这样的偏僻之乡他是不会光顾的。民国时也没有召集各专区、县的官员聚集到省城与省级官员齐集一堂开什么“三级干部会”的举动，所以像王嘉猷这样的县长，或许从当官到卸任数年间也没有跟省主席见一面的缘分。现在，王嘉猷寻思机会来了：莘县破获了这样一个大案，他完全有理由亲自带警察把一干案犯押解至省城，相信必定会引起韩复榘的注意，搞个接见、勉励什么的，日后那就有戏了。
莘县县长亲审毒贩
于是，王嘉猷就通知警察局局长杜三桂：本县长要亲自审问这些毒贩，你局须做好准备。杜三桂在地方官场中混了多年，对王县长的心理了如指掌，当下自是积极遵命，因为他知道，如果王县长受到省里的表彰，那他这个警察局局长肯定也有好处的。于是，杜三桂就命下属速速做好准备。所谓的准备，无非就是警告那几个业已招供的案犯：待会儿县长亲自来审讯，你等必须照已经招供的内容交代，若有差错，回头有你们的好看。
事后县府呈递省里的那份破案报告，当然不会说王嘉猷是对案犯炒了一遍冷饭，而是称王县长“温言蔼色，循循诱导，感化毒犯，如实招供”，招供的内容如下：这个团伙一共有五名成员，系马及选、苏子良、胡瑞亭、刘景寿、刘耀亭。首犯马及选，年48岁，河南沁阳县城内人，涉案毒品“紫金丹”270包，重500余斤，系与苏子良、胡瑞亭、刘景寿、刘耀亭等共同购买。这个贩毒团伙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了，他们“曾于本年正月十三日在天津法租界寿英里蓝润民之公司内买毒品二十三大包，每包四十元”。毒品到手后，四人分别携带若干，悄然潜回河南。一周后寻得一名叫“吴耀庭”的中间人，委托吴把这些毒品加价卖出，给了吴耀庭300元。尝到甜头后，他们决定继续干下去，于是就派胡瑞亭先往天津去跟上家蓝润民联系。胡瑞亭跟蓝润民谈妥后，给待在开封等消息的马及选等人拍发电报，让“速汇押金五千元”。马及选把押金汇去后，本人于2月26日前往天津，验收“紫金丹”，之后货暂时封存于蓝润民的公司库房内。然后，马及选、胡瑞亭致函在开封待命的另三名案犯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让他们弄二辆大车赴天津，为避人眼目，车上可以装些东西。那三人便去当地货场揽了点运送津门的零货，装在车上作幌子。马及选、胡瑞亭则跑了一趟静海粮食市场，订购了2800斤大米，准备用来掩盖“紫金丹”的。
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在途中碰上了国军刘峙的部队，二辆大车被征去拉了趟差，因此一直到清明过后才抵达天津。也所谓“好事多磨”，等到他们去静海粮食市场装上了订购的那2800斤大米，回到天津去蓝润民的公司提“紫金丹”时，却发现已被调了包，毒品变成中药店出售的中医成药真品“紫金丹”了。偏偏正主儿蓝润民又去北平办事了。于是，只好耐着性子等了三天，待蓝润民返津后一交涉，竟是其公司的账房先生做的手脚。又等了两天，总算拿到了真货，于是启程。这回，他们联系的下家是徐州的，从天津一路赶着大车到徐州有点远，而约定的交货时间又比较紧，所以就不得不夤夜赶路，不意就被莘县警察发现而擒获了。 主犯胡瑞亭的交代跟马及选相同，他的情况似乎属于“自投罗网”：根据马及选的安排，因为徐州下家是胡瑞亭联系的，所以让胡先只身前往徐州打前站的。可是，胡瑞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肯这样做。他说他可以先回河南，顺便带一点“货”回去，出手后 作为此行路费。马及选想想也好，于是就点了头，这样，胡瑞亭就随身带了海洛因两个（每个老秤二十两）先乘火车回河南开封，把海洛因卖掉后赶到东昌，等了两天候得马及选一行抵达，和大车一路同行。然后，来到莘县城外，就遭遇了滑铁卢。
至于一同被捕的另外三人，则跟本案无涉。那三人分别是：刘玉良，年30岁，河北青县城内人；袁振和，年40岁，河北静海县東南四十里大屯庄人；白年成，年60岁，山东德县城南苦水铺人。这三人均系赴河南买牛的贩子，在东昌大车店偶遇正等候同伙的胡瑞亭，攀谈下来觉得投机，就与马及选等同行。
王嘉猷审过后，吩咐警察局制作卷宗和呈报省府的专题报告，一切准备定当后，于5月初亲率八名警察，分乘那两辆缴获的大车，带着“紫金丹”（大米已被警察局“就地处理”）前往济南。第三路军军法处接受了移交，把马及选等犯囚拘于军法处看守所。经办军法官收受了王县长的礼物，答应把县里的专题报告“专门呈递”上去，保证能到韩复榘的案头。
军法处也认为这是一起贩毒大案，于是就决定待“六三禁毒节”前夕交由韩复榘亲审，以作为韩总指挥的“治鲁政绩”。真实生活中的韩复榘跟民间传说版本中的“鲁莽粗野”不同，他在西北军“十三太保”中以“有文化”著称。1930年至1937年主政山东期间，韩复榘既有自己的治鲁思路而时不时独断独行（比如排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也不得不顾及跟中央和蒋介石的关系而选择性地同流合污（比如反共）。如果说有主观上的共同点，那可能也就在“禁毒”上了。所以，他对每年的“六三”，比对自己的生日还关注。每年5月20日后，就会问“南京是否有消息”——指的是《中央日报》是否来电来函联系过山东禁毒新闻。军法处对此自然投其所好，总要留一个大案让韩复榘亲审，作为典型让《中央日报》做宣传。
韩式审案
5月31日下午3时，韩复榘亲自审理这起贩毒大案。韩氏审案极其简单，一次要审理二三十起，就在省府大堂前的院子里进行，现场不设桌椅，所有人——包括韩复榘本人、陪审的军法处处长、军法官、人犯以及看热闹的百姓（韩复榘审案时为示公正，允许百姓围观）全部是站着的。通常都是已经讯问过案犯所犯案情的军法官或者军法处处长向韩简单报告案由案情，如果案犯家庭或者社会关系有背景，也须特别禀明，比如系“名门之后”、“忠勇门第”或者“富商巨贾”、“高官亲属”之类。当然，这些家庭或者社会背景并不一定对从轻、减轻处罚有帮助，有的反倒是帮了倒忙，要看韩复榘当时的心情和“背景关系”与其是否有利害关系。比如有一次一个北平的阔少爷来济南，不但自己吸毒，而且还请济南本地的几个哥们朋友一起吸，由其提供。被侦缉队发现逮捕后，他在军法处看守所买通看守员向北平家里拍发加急电报求救。他家里闻讯后，立刻致电军法处，表示愿意斥巨资为少爷“买刑”，数额由韩复榘开。家属可能也听说过韩复榘在审案时的“不稳定性”，所以另外还同时采取另一个营救措施，挽请原西北军的一位跟韩复榘说得上话的退役少将急赴济南当面向韩复榘求情。这位退役少将还没赶到济南，韩复榘已经审案了，军法官介绍案情和背景时因不知道其家属除了愿意出钱买刑还另有措施，就没有谈及。那阔少在一旁听了大急，连忙大叫“报告韩主席，我有话说”。韩复榘问他有什么话，尽管可以说。于是阔少就说了那退役少将已经从北平往济南赶，是来跟韩主席沟通的。韩复榘原本倒是想同意对方买刑，收其多少万元钱钞免其刑罚。此刻听说那退役少将欲来求情，忽然改变主意，说什么狗屁东西敢来骚扰？当场传令此人如来求见，不见；敢开口跟军法处说案子，拘了他法办！然后，就当场判了那阔少死刑。
军法官或者军法处处长介绍过案情后，韩复榘就亲自讯问案情。韩复榘问案很少超过10句，就作裁决，也用短语，或“枪毙”，或“判×年”，或“回家”；偶尔有几句点评，那就是被审者的福分了，比如曾有一盗贼作案后一夜之间跑路200里，逃脱追捕后才进济南北门，就被巡警拿下。韩复榘的点评是：“一夜奔200里，真难为你了；不过奔完就被擒，倒不如不奔。”按其罪行，在韩复榘以往的审理中，必判死刑，但因为点评了，就“判你蹲三年大牢”了。该犯人被押到一边去等候随同其他判刑的犯人一起押解监狱时，韩复榘忽然又让把他押过来。在场所有人都以为韩复榘要改变主意判其死刑了，该犯人更是几乎魂不附体。哪知，韩复榘却是有一句话需要补充，这句话是：“等你刑满后从监狱出来，记得来投军，你可以当一名出色的传令兵，本主席不会亏待你的。”当下，韩复榘问过马及选八人后，想了想，欲言又止，把手往旁边一伸，在场目击者几乎都不知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幸亏一旁的军法处处长机灵，马上从军法官手里抓过名单，折一折奉上。原来，韩复榘忘记这八个人犯的姓名了，他要看着名单才能逐个下判决。
韩复榘的判决是：“马及选枪毙；胡瑞亭、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开释，钱款没收充公；刘玉良、袁振和、白年成，回家，所扣钱款悉数发还，让他们继续贩牛去。”
这就是《中央日报》报道中的“嫌疑犯多人从宽开释”的来源，对于这七人特别是胡瑞亭、苏子良、刘景寿、刘耀亭四人来说，这真是“死里逃生”了。因为按照韩复榘自定的规矩，对于吸毒犯，和盗窃犯一样，也是“首次释放，二次枪毙”；贩毒犯，那只要沾边，必杀无疑。刘玉良、袁振和、白年成三个“不涉案”的，也有可能被“枪毙”说顺了口的韩氏一并判处死刑。曾有一12岁小孩，受某省参议员之派前往省府给韩复榘送信，进了大院，正好韩氏在审贩毒犯，他就挤进人群看热闹。人小钻得太靠前，和受审的毒犯离得很近，韩复榘下判决时以为他也是一伙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小孩说“我是送信的”，韩复榘以为是给毒犯送信的，便说“送信的也该枪毙”，那小孩就也被拉到刑场处决了。宣判后，“正犯马及选于下午五时许验明正身，绑赴南圩门外千佛山刑场执行枪决正法；其余嫌疑犯及此案无关人证从宽开释。”韩复榘在军法处结案报告上批示：“将案情呈报军委会委员长兼禁烟总监蒋”——足见这真是一起特大贩毒案件。至于莘县县长王嘉猷、警察局局长杜三桂等，“当以王县长禁毒努力，殊堪嘉许，着记大功一次，赏给金质奖章一面，并以国币八百元分赏在事出力人员”。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