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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肃民间驱鬼方式五花八门,这些方式强烈地体现了原始的器物、色彩、动植物、符号等崇拜。从民间俗信角度来看,其中遗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信息,较好地保留了先民原始思维向度及宗教观,折射出人类童年期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甘肃; 驱鬼方式 ; 原始崇拜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34-05
“鬼,人所归为鬼。从儿田,象鬼头。从厶。鬼阴气贼害,故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从民间俗信角度来看,人死为鬼,精神离体,魂魄不散,各归其真,有所归就是善鬼,经过轮回流转,有些可以为神,转而护持人们,比如关公;无所归者就成了孤魂野鬼或厉鬼,漂泊不定,常常与人为祟,寻找替身,比如冤屈致死者、横死者、殇者。可见鬼有善、恶之分,善鬼佑人安康,赐人幸福,多顶礼膜拜;恶鬼与人为害,处处作祟,多禳祛避逐。鉴于民众趋利避害的心态,恶鬼则自然成为禳祛避逐的对象,为世俗生活所不容,由此而衍生的民间驱鬼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异常丰富,强烈地体现了人类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考察目前流传在甘肃民间诸多的驱鬼方式,不难发现其中仍然保留了人类各种各样的原始崇拜。
一、驱鬼方式与器物崇拜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器物驱鬼,是甘肃民间常用的一种驱鬼方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器物都可成为驱鬼器物,这些器物的选择都有一定的民间内涵,比如大到耧犁耙耱、小到针头线脑的选择,均体现着人们的原始器物崇拜观念。
(一)墨斗驱鬼
墨斗是中国传统木工行业中极为常用的工具之一,主要用来画长直线,据说画出的墨线能驱鬼,如果把沾过茶米水的墨斗线戴在手腕上,鬼便不敢靠近。
(二)鞋子驱鬼
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民间有“头枕鞋神鬼不敢来”的说法。就是在晚上睡觉时,把鞋子一正一反压在枕头下面,这样就不必担心恶鬼作祟了。如果枕着裤子睡觉那就犯忌了,“头枕裤子,鬼捏嗉子”。所以,河西走廊一带人们不会枕着裤子睡觉。
(三)扫帚驱鬼
全世界诸民族都将扫帚视为神圣法物,有通灵功效。在中国民间,扫帚可以对付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变的恶鬼、怨鬼,通过扫房、在人的身上拍打,驱逐邪气。而在平时,人们绝对不容许他人用扫帚拍打自己的身体。在甘南藏区,甚至早上出门碰见谁家打扫庭院都认为是晦气的。
(四)碗筷驱鬼
在甘肃张掖、武威等地,当某人被鬼邪之气所侵时,人们便会取一碗清水、三根筷子、一把菜刀、几张纸钱,让病人平躺在卧室,用菜刀在卧室门口划个“十”字,把水碗放在“十”字上,念念有词,不断在筷子上淋水,后把筷子直立在水碗中,点纸钱,用菜刀将筷子砍倒,端碗放纸,在病人身体上来回转几圈,最后把水倒于门外,碗口向下扣住,关好房门,驱鬼结束。在甘肃古浪县横梁乡各村,是把碗用油灯的烟熏黑,俗称“黑碗子”或“鬼碗”,在病人身上轻轻敲击驱鬼。还可以在碗里装麸子,用红头巾把碗包住,在病人身上来回“蛅”(当地方言,意为驱逐)。
(五)古钱驱鬼
将古代圆形方孔古钱(民间俗称麻钱),不拘大小,以红线悬于颈间,或用五色布装饰后系在腋下可驱鬼。现在民间多用的是清朝顺治、康雍、乾嘉时期的钱币。
(六)官印驱鬼
甘肃民间信仰认为,身带公章、盖有单位公章的纸张或者红头文件可驱鬼。
(七)犁铧驱鬼
在我国北方农耕区,犁铧为不可缺少的农具,把烧红的犁铧用舌头添一下,然后对着病人吹,或者从烧红的犁铧下钻过去也可以驱邪。
(八)针线驱鬼
针线也可作为民间驱鬼的器物,在甘肃古浪县干城乡下石圈村,人们用针穿上红线插到衣服上辟邪;如果某人鬼附体时,还可以用针刺该人的鼻子,鬼就会求饶退去。无独有偶,在甘肃甘南合作市火葬场,人们送葬时每人都取一个系有红线的针插到自己的外衣上,送葬完毕后,把针取下后留在火葬场规定的地方,然后洗手离去。
(九)镜子驱鬼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记载:“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凡人家宜悬大镜,可辟邪魅。”民间信仰认为镜子可以照妖,鬼怪看了会害怕,所以,道士、巫觋作法时,怀里多有一面护心镜。不少住宅也在门首、窗户顶端悬挂八卦镜以驱鬼,据说随身携带小镜子,也能达到驱鬼的功效。
事实上,甘肃民间驱鬼器物远远不止上述所举,分析这些器物,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器物崇拜色彩很浓,而且本土化的味道很重。 墨斗驱鬼是将器物与传说的创制者鲁班联系起来,将其神圣化;加之墨线是古代建筑用来衡量正和方的,代表正义,所谓邪不压正,自然可用来驱鬼。碗筷是人们日常吃饭用具,一日三餐离不开,先民从自然中受到启发,凿石烧陶为碗,拔草削竹为筷,对自然抱有感恩、崇拜之情,起初用于祭祀之用,后因其有聚拢、导引的作用,故而有聚神敛气的作用,用碗筷驱鬼最大的功效就是聚阳气、导阴气,那么恶鬼也就无可奈何了。据《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记载,赵达“尝过知故,知故为之具食。食毕,谓曰:‘仓促乏酒,又无佳肴,无以叙意,如何?’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从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时座由他宾,内得主人情,主人惭曰:‘以卿善射有无,欲想试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饮”。说明碗筷有占卜的用途,据此推断其实碗筷驱鬼就是碗筷占卜功用的延伸之一。古钱多为圆形方孔,代表天圆地方,钱币的制造集中反映了敬天地的理念,蕴天地之气,含五行之机,鬼当然害怕。古钱崇拜是灵物崇拜的一种形式,甘肃天祝西大滩、包家队一带把铜钱系在家中柜子上,据说可预防当地民间的“猫鬼神”来偷东西。扫帚在北方农业区多用于场圃、秋收时打扫晒场,古代多用竹子制造,《说文》:“彗,扫竹也。” 直到现在,甘肃古浪县许多地方仍把扫帚叫作扫竹,把彗星叫作扫竹星。扫帚驱鬼所借取的是打扫之后的干净,“腊月二十四,扫房弹尘土”,驱尘即驱鬼。针线驱鬼则借取缝合穿刺,完成人鬼的交流,最后告诫恶鬼不得再危害人,否则连做鬼都不得。考其崇拜渊源,大概与人类发明了骨针,缝合树叶兽皮为衣,告别了寒冷的欣喜和感激有关。犁铧驱鬼其实就是原始萨满教的现实遗留,犁破大地,接地气,无坚不摧,鬼见鬼怕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驱鬼方式与色彩崇拜
色彩崇拜是原始崇拜之一,初以自然界色彩为发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由物理色彩上升定格为心理色彩,色彩崇拜由此形成。可以说,民间驱鬼方式中最钟情的红色、黑色、五色(黄、青、赤、黑、白)是对民间色彩崇拜的最好注解。本命年系红裤带,端午节手腕、脚腕系五色绳,向邪气所惑者身上撒五色粮食,放置朱砂,咬破中指洒血,斩白公鸡头滴血,泼黄狗血、青牛血、黑猪血,还有女子经血均可辟邪驱鬼。此外,春节贴红色春联,结婚穿红衣贴大红“喜”字,建屋上梁、买车“挂红”(就是将红色被面裹在梁上、系在车上),除了增添喜庆气氛外,更重要的是避邪驱祟,护佑人们免除灾难、四季平安。
为什么民众如此热衷用红色来驱鬼避邪呢?《说文》曰:“赤,南方色也。从大火。凡赤之属皆从赤。”段玉裁注曰:“火者,南方之行,故赤为南方之色。从大者,言大明也。”从民间驱鬼的方式来看,其一源于太阳崇拜。《白虎通义•三正》:“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太阳普照万物,光焰烈烈,给人以温暖光明,可以驱逐黑暗、消除恐惧,增长力量和自信,神阳鬼阴,阳公阴私,鬼阴气重,生活在黑暗里,见不得阳光,从太阳衍生的红色因此备受先民崇拜。其二源于血液崇拜。血色为红色,人们对血液的认识提升了对红色的崇拜,血液为生命之源,代表着生命的力量,用血制鬼,是生的力量对死亡的抗争。血液在民间就跟唾液一样,从反向度来看被视为不洁之物,比如动物血、女人经血。用血驱鬼就是以恶制恶,鬼怕唾,更怕泼血,尤其是被人们视为不洁之血。此外,火色为赤,鬼怕火,除了折射出初民的火崇拜外,其实也是色彩崇拜的衍生。
三、驱鬼方式与植物崇拜
运用植物或者植物的果实、种子驱鬼也是甘肃民间驱鬼常用的方法。
(一)桃木驱鬼
民间以桃木驱鬼渊源流长。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除了悬挂桃符外,也有在门口插桃枝驱鬼的。除了桃枝,桃叶、桃核、桃子以及用桃木做成的任何器具亦能驱鬼。《淮南子•诠言训》载:“羿死于桃棒。”《荆楚岁时记》载:“桃者,五行之精,能压服邪气,制御百鬼。”最早的门神,也是用桃木雕刻成的两个“桃人”。据汉王充所著《论衡•订鬼》卷中引《山海经》佚文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古代方志典籍中关于桃木驱鬼的记载比较多见。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中记载了春节时“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的风俗,说明古代春节挂桃符已成风俗,只不过现在人们用春联代替了桃符而已,其风俗内涵本质未变。《本草纲目》载:“桃枭杀百鬼精物,五毒不祥。”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画皮》中描述道士作法时,用的就是桃木剑。人们之所以选择桃木驱鬼,一是桃树枝繁叶茂,实多味美,生命力极强;二是桃木为五行之精,味辛,焚烧或佩饰可以化腥;三是借助传说附会神力,连鬼中之鬼羿都被杖杀,其他鬼就更不用说了;四是“桃”者谐音为“逃”,遇鬼可逃。
(二)松柏驱鬼
甘肃民间有在家门口插松柏枝或在门口、庭院、房中燃松柏枝驱鬼的习俗。在甘肃天祝县东大滩乡圈湾村,有时还给鬼魂附体者灌柏树叶熬成的汤驱鬼。“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松柏质坚、味香、龄长,阻风雪而耐寒,四季常青,生命力极强,为人们敬仰。在甘肃藏区燃柏驱邪更是极为普遍,藏族人家各家都储备有大量的柏树枝,逢年过节,人们上寺院朝拜都会携带柏枝,或燃或插,驱邪祈福,祈求安康。
(三)豌豆驱鬼
撒豆驱鬼是甘肃武威、庆阳一带驱鬼的一种方式,俗称“焦豆子打鬼”。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方式驱鬼,每年立春的前一天,有个“除旧布新”活动,家家户户要把长年不用的器具搬出来烧掉,以免鬼魅附着在上面作祟。然后在寺院或家庭,都会举行“撒豆驱鬼”仪式。日本人相信,这天若吃上与自己年龄数相同的豆子,则一整年可平安无事。所以,寺院举行“撒豆驱鬼”时,旁观者会抢豆子吃。有些沿到寺庙参加仪式的家庭,则由家长戴上面具,装扮成鬼的模样,然后让子女向“鬼”撒豆,一边大喊:“鬼出去,福进来!”
(四)佩戴植物驱鬼
如在五月端午节,人们上山采摘艾蒿戴在身上避邪。人们之所以运用植物或者植物的果实种子驱鬼,说到底跟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分不开。首先先民们主要生活是在森林中度过的,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使他们与森林相依为命,在尚不能全面认识和理解自然的时候,就会对自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恐惧、敬畏、感激、欢喜、悲伤、希望、绝望、愤怒等,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年复一年,四季轮回,使他们逐渐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
四、驱鬼方式与符号崇拜
在甘肃民间,人们还将尉迟敬德像、秦琼像、钟馗像、八卦太极图、道士所画符箓、佛像等或挂、或贴、或携带驱鬼,也可持咒、诵经、念佛号避邪,还焚烧字纸禳解,不论是像是画,是经是咒,还是字,它们都是符号。不管符号是具象还是抽象,是难懂还是易辨,但是对符号的崇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尉迟敬德、秦琼为什么继神荼、郁垒而成为门神呢?清人章回小说《隋唐演义》第68回载:“一日,太宗忽然病起来,众臣日夕问候,太医勤勤看视。过四五日不能痊可,恍惚似有魔祟。惟秦琼、尉迟恭来问安时,颇觉神清气爽,因命图二人之像于宫门以镇之。”由此秦琼、敬德就成了民间的门神形象。
之后,唐代又出现了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是鬼中之王,是“鬼见愁”。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避鬼。其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脚著黑朝鞋,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威风凛凛,正气凛然,是 “赐福镇宅圣君”。 据《补笔谈》、《天中记》、《历代神仙通鉴》等书记载,钟馗原是陕西终南山人,少时才华出众,唐武德(618～627)中赴长安武举考试,因相貌丑陋遭人排挤未中举,愤怒撞阶而死。此举惊天地泣鬼神,唐高祖赐红官袍予以安葬。后唐玄宗患病, 多方救治不佳,宫廷上上下下都很着急。一天晚上,玄宗熟睡,梦一小鬼偷宫中财物沿墙而逃,玄宗急喊捉拿,忽见一相貌魁伟男子上殿,《隋唐演义》第89回对此的描述是“头上元冠翅曲,腰间角带围圆。黑袍短窄皂靴尖,执笏还兼佩剑。眼竖交睁豹目,鬓蓬连接虬髯。专除邪祟治终南,魑魅逢之丧胆”。只见此男子捉住小鬼,刳目而吃。玄宗问他是何人,答曰“武举不中进士钟馗”。玄宗醒后,病愈,于是请吴道子将梦中所见钟馗的像画下来,挂于宫门之上,作为门神。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常将钟馗视作驱恶逐鬼的判官,钟馗嫁妹、钟馗捉鬼的故事在民间亦广为流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崇恶。”把传说或者生活中的人抽象为画像,用符号象征其本身,传承其精神,符号的功用可见一斑。
八卦是我国古代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囊括宇宙机理,蕴涵阴阳互变,渗透人事理念,故将八卦图挂在家门上方,魑魅魍魉就不敢入屋作祟。另外,民间常把八卦模型烧制到小铜镜背面戴在身上,恶鬼不敢近。布八卦图时要念“一拜冀州第一坎,二拜九离到南阳,三拜卯上震青州,四拜酉兑过西梁,五拜亥乾雍州地,六拜巳巽徐州城,七拜申坤荆州界,八拜寅艮兖州城,行坛弟子入中宫”,据说这样效果更佳。
道士所画符,民间称作“鬼画符”,符箓看似随意杜撰的曲线符号,其实不然,“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段玉裁引应劭说注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从道教符箓创始和民间俗信角度来说 ,“符”是道士书写的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篆书笔法,吸纳了先秦方士的各种巫术经验而成。道教称符是天神的文字,能治病、镇邪、驱鬼、召神等。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在谈及道符的由来时说:“符者,汉时有印文书名,道家袭之。”这就是说,道符是从汉代的印文书名中沿袭而来。所谓“印文书名”,指印章文字。不过,这非普通的印章文书,而是特指上帝天神的凭信。道符是先秦种种方术功能的综合。“符”作为一种符号信仰的产物,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给予人们以战胜自然的信念和力量。
持咒驱鬼避邪也是道家常用之法。甘肃古浪县磨石沟村民间驱鬼时念杀鬼咒:“太上老君教我杀鬼,与我神方。上呼玉女,收摄不祥。登山石裂,佩带印章。头戴华盖,足蹑魁罡,左扶六甲,右卫六丁。前有黄神,后有越章。神师杀伐,不避豪强,先杀恶鬼,后斩夜光。何神不伏,何鬼敢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此外,还有敕瘟咒、防鬼咒等等。同样佛家也以念佛号、持佛咒驱鬼避邪,修身养性。比如念阿弥陀佛佛号、地藏菩萨号,持不动明王咒、六字大明咒、般若心经咒、五方佛心咒诸咒驱鬼。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文字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开始,语言和文字可以互相转化。语言有声无形,文字有形无声,但都是符号,而介入宗教的语言文字一开始就附着了强烈的宗教色彩,被神秘化,赋予了特定的力量和意义。反过来,语言文字一旦披上宗教的外衣,那么借助它完成对人类世俗生活的指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宗教崇拜的同时其实紧紧伴随的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的符号崇拜。
五、结语
在甘肃民间还有多种民间驱鬼方式,如将不用的石磨盘立在自家门口避邪。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衢,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民间认为,凡是巷弄出入口、河岸、池畔、村落入口处等,都是阴阳交会的不祥处,鬼怪容易出没,而以石头制成石狮、石虎,具有避邪、止煞、镇鬼的效果。反之,民间亦视石头为白虎,比如在甘肃武威凉州区,人们在结婚迎娶新娘时,要在所经道路两旁的大石头以及堆放在人家门前的石磨盘上贴红纸避邪,都是石崇拜、动物崇拜的具象反映。再比如民间认为人有三把火,分别在头和双肩,阳气充盈,鬼见了害怕,所以,人们忌讳别人拍打自己的肩头和头部。更有意思的是,甘肃民间好多学校和机关都建在过去的坟场上,因为机关学校人多,阳气旺,就可以镇住鬼邪,此地也就不会成为废地了。佩戴亲人送的饰物可以增加阳气,鬼属阴,人的阳气足了,鬼自然就回避,这属于元阳崇拜。
甘肃民间驱鬼的种种方式,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多介于迷信与俗信之间,很难区分,不可盲从,不可轻信,轻则经济受损,重则贻误病情,危及生命,后患无穷。但若纯粹从民间俗信角度来看,其中却遗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信息,蕴涵了丰富的原始崇拜,这些方式较好地保留了初民原始思维向度及宗教观,鲜明地体现了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状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另类构建。考察这些原始崇拜,既是对人类自身前进和发展过程的反思,又为现代社会民众精神构建提供借鉴和帮助。
[注释]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6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第287页。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赵达传》,岳麓书社1990年版 ,第1119页 。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6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9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四部丛刊初编•子部•白虎通德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6版,第56页。
汉•刘安:《淮南子•诠言训》,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东汉•应劭著、赵泓译注:《风俗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
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论语•八佾》,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1页。
清•褚人获撰、陆清标点:《隋唐演义》(第六十八回),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58页、第585页。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据甘肃省古浪县路家台村谢德老人口述整理。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9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3),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据甘肃古浪县磨石沟村村农民侯德川口述记录整理。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5页。
[关键词]甘肃; 驱鬼方式 ; 原始崇拜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34-05
“鬼,人所归为鬼。从儿田,象鬼头。从厶。鬼阴气贼害,故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从民间俗信角度来看,人死为鬼,精神离体,魂魄不散,各归其真,有所归就是善鬼,经过轮回流转,有些可以为神,转而护持人们,比如关公;无所归者就成了孤魂野鬼或厉鬼,漂泊不定,常常与人为祟,寻找替身,比如冤屈致死者、横死者、殇者。可见鬼有善、恶之分,善鬼佑人安康,赐人幸福,多顶礼膜拜;恶鬼与人为害,处处作祟,多禳祛避逐。鉴于民众趋利避害的心态,恶鬼则自然成为禳祛避逐的对象,为世俗生活所不容,由此而衍生的民间驱鬼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异常丰富,强烈地体现了人类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考察目前流传在甘肃民间诸多的驱鬼方式,不难发现其中仍然保留了人类各种各样的原始崇拜。
一、驱鬼方式与器物崇拜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器物驱鬼,是甘肃民间常用的一种驱鬼方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器物都可成为驱鬼器物,这些器物的选择都有一定的民间内涵,比如大到耧犁耙耱、小到针头线脑的选择,均体现着人们的原始器物崇拜观念。
(一)墨斗驱鬼
墨斗是中国传统木工行业中极为常用的工具之一,主要用来画长直线,据说画出的墨线能驱鬼,如果把沾过茶米水的墨斗线戴在手腕上,鬼便不敢靠近。
(二)鞋子驱鬼
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民间有“头枕鞋神鬼不敢来”的说法。就是在晚上睡觉时,把鞋子一正一反压在枕头下面,这样就不必担心恶鬼作祟了。如果枕着裤子睡觉那就犯忌了,“头枕裤子,鬼捏嗉子”。所以,河西走廊一带人们不会枕着裤子睡觉。
(三)扫帚驱鬼
全世界诸民族都将扫帚视为神圣法物,有通灵功效。在中国民间,扫帚可以对付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变的恶鬼、怨鬼,通过扫房、在人的身上拍打,驱逐邪气。而在平时,人们绝对不容许他人用扫帚拍打自己的身体。在甘南藏区,甚至早上出门碰见谁家打扫庭院都认为是晦气的。
(四)碗筷驱鬼
在甘肃张掖、武威等地,当某人被鬼邪之气所侵时,人们便会取一碗清水、三根筷子、一把菜刀、几张纸钱,让病人平躺在卧室,用菜刀在卧室门口划个“十”字,把水碗放在“十”字上,念念有词,不断在筷子上淋水,后把筷子直立在水碗中,点纸钱,用菜刀将筷子砍倒,端碗放纸,在病人身体上来回转几圈,最后把水倒于门外,碗口向下扣住,关好房门,驱鬼结束。在甘肃古浪县横梁乡各村,是把碗用油灯的烟熏黑,俗称“黑碗子”或“鬼碗”,在病人身上轻轻敲击驱鬼。还可以在碗里装麸子,用红头巾把碗包住,在病人身上来回“蛅”(当地方言,意为驱逐)。
(五)古钱驱鬼
将古代圆形方孔古钱(民间俗称麻钱),不拘大小,以红线悬于颈间,或用五色布装饰后系在腋下可驱鬼。现在民间多用的是清朝顺治、康雍、乾嘉时期的钱币。
(六)官印驱鬼
甘肃民间信仰认为,身带公章、盖有单位公章的纸张或者红头文件可驱鬼。
(七)犁铧驱鬼
在我国北方农耕区,犁铧为不可缺少的农具,把烧红的犁铧用舌头添一下,然后对着病人吹,或者从烧红的犁铧下钻过去也可以驱邪。
(八)针线驱鬼
针线也可作为民间驱鬼的器物,在甘肃古浪县干城乡下石圈村,人们用针穿上红线插到衣服上辟邪;如果某人鬼附体时,还可以用针刺该人的鼻子,鬼就会求饶退去。无独有偶,在甘肃甘南合作市火葬场,人们送葬时每人都取一个系有红线的针插到自己的外衣上,送葬完毕后,把针取下后留在火葬场规定的地方,然后洗手离去。
(九)镜子驱鬼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记载:“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凡人家宜悬大镜,可辟邪魅。”民间信仰认为镜子可以照妖,鬼怪看了会害怕,所以,道士、巫觋作法时,怀里多有一面护心镜。不少住宅也在门首、窗户顶端悬挂八卦镜以驱鬼,据说随身携带小镜子,也能达到驱鬼的功效。
事实上,甘肃民间驱鬼器物远远不止上述所举,分析这些器物,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器物崇拜色彩很浓,而且本土化的味道很重。 墨斗驱鬼是将器物与传说的创制者鲁班联系起来,将其神圣化;加之墨线是古代建筑用来衡量正和方的,代表正义,所谓邪不压正,自然可用来驱鬼。碗筷是人们日常吃饭用具,一日三餐离不开,先民从自然中受到启发,凿石烧陶为碗,拔草削竹为筷,对自然抱有感恩、崇拜之情,起初用于祭祀之用,后因其有聚拢、导引的作用,故而有聚神敛气的作用,用碗筷驱鬼最大的功效就是聚阳气、导阴气,那么恶鬼也就无可奈何了。据《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记载,赵达“尝过知故,知故为之具食。食毕,谓曰:‘仓促乏酒,又无佳肴,无以叙意,如何?’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从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时座由他宾,内得主人情,主人惭曰:‘以卿善射有无,欲想试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饮”。说明碗筷有占卜的用途,据此推断其实碗筷驱鬼就是碗筷占卜功用的延伸之一。古钱多为圆形方孔,代表天圆地方,钱币的制造集中反映了敬天地的理念,蕴天地之气,含五行之机,鬼当然害怕。古钱崇拜是灵物崇拜的一种形式,甘肃天祝西大滩、包家队一带把铜钱系在家中柜子上,据说可预防当地民间的“猫鬼神”来偷东西。扫帚在北方农业区多用于场圃、秋收时打扫晒场,古代多用竹子制造,《说文》:“彗,扫竹也。” 直到现在,甘肃古浪县许多地方仍把扫帚叫作扫竹,把彗星叫作扫竹星。扫帚驱鬼所借取的是打扫之后的干净,“腊月二十四,扫房弹尘土”,驱尘即驱鬼。针线驱鬼则借取缝合穿刺,完成人鬼的交流,最后告诫恶鬼不得再危害人,否则连做鬼都不得。考其崇拜渊源,大概与人类发明了骨针,缝合树叶兽皮为衣,告别了寒冷的欣喜和感激有关。犁铧驱鬼其实就是原始萨满教的现实遗留,犁破大地,接地气,无坚不摧,鬼见鬼怕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驱鬼方式与色彩崇拜
色彩崇拜是原始崇拜之一,初以自然界色彩为发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由物理色彩上升定格为心理色彩,色彩崇拜由此形成。可以说,民间驱鬼方式中最钟情的红色、黑色、五色(黄、青、赤、黑、白)是对民间色彩崇拜的最好注解。本命年系红裤带,端午节手腕、脚腕系五色绳,向邪气所惑者身上撒五色粮食,放置朱砂,咬破中指洒血,斩白公鸡头滴血,泼黄狗血、青牛血、黑猪血,还有女子经血均可辟邪驱鬼。此外,春节贴红色春联,结婚穿红衣贴大红“喜”字,建屋上梁、买车“挂红”(就是将红色被面裹在梁上、系在车上),除了增添喜庆气氛外,更重要的是避邪驱祟,护佑人们免除灾难、四季平安。
为什么民众如此热衷用红色来驱鬼避邪呢?《说文》曰:“赤,南方色也。从大火。凡赤之属皆从赤。”段玉裁注曰:“火者,南方之行,故赤为南方之色。从大者,言大明也。”从民间驱鬼的方式来看,其一源于太阳崇拜。《白虎通义•三正》:“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太阳普照万物,光焰烈烈,给人以温暖光明,可以驱逐黑暗、消除恐惧,增长力量和自信,神阳鬼阴,阳公阴私,鬼阴气重,生活在黑暗里,见不得阳光,从太阳衍生的红色因此备受先民崇拜。其二源于血液崇拜。血色为红色,人们对血液的认识提升了对红色的崇拜,血液为生命之源,代表着生命的力量,用血制鬼,是生的力量对死亡的抗争。血液在民间就跟唾液一样,从反向度来看被视为不洁之物,比如动物血、女人经血。用血驱鬼就是以恶制恶,鬼怕唾,更怕泼血,尤其是被人们视为不洁之血。此外,火色为赤,鬼怕火,除了折射出初民的火崇拜外,其实也是色彩崇拜的衍生。
三、驱鬼方式与植物崇拜
运用植物或者植物的果实、种子驱鬼也是甘肃民间驱鬼常用的方法。
(一)桃木驱鬼
民间以桃木驱鬼渊源流长。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除了悬挂桃符外,也有在门口插桃枝驱鬼的。除了桃枝,桃叶、桃核、桃子以及用桃木做成的任何器具亦能驱鬼。《淮南子•诠言训》载:“羿死于桃棒。”《荆楚岁时记》载:“桃者,五行之精,能压服邪气,制御百鬼。”最早的门神,也是用桃木雕刻成的两个“桃人”。据汉王充所著《论衡•订鬼》卷中引《山海经》佚文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古代方志典籍中关于桃木驱鬼的记载比较多见。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中记载了春节时“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的风俗,说明古代春节挂桃符已成风俗,只不过现在人们用春联代替了桃符而已,其风俗内涵本质未变。《本草纲目》载:“桃枭杀百鬼精物,五毒不祥。”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画皮》中描述道士作法时,用的就是桃木剑。人们之所以选择桃木驱鬼,一是桃树枝繁叶茂,实多味美,生命力极强;二是桃木为五行之精,味辛,焚烧或佩饰可以化腥;三是借助传说附会神力,连鬼中之鬼羿都被杖杀,其他鬼就更不用说了;四是“桃”者谐音为“逃”,遇鬼可逃。
(二)松柏驱鬼
甘肃民间有在家门口插松柏枝或在门口、庭院、房中燃松柏枝驱鬼的习俗。在甘肃天祝县东大滩乡圈湾村,有时还给鬼魂附体者灌柏树叶熬成的汤驱鬼。“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松柏质坚、味香、龄长,阻风雪而耐寒,四季常青,生命力极强,为人们敬仰。在甘肃藏区燃柏驱邪更是极为普遍,藏族人家各家都储备有大量的柏树枝,逢年过节,人们上寺院朝拜都会携带柏枝,或燃或插,驱邪祈福,祈求安康。
(三)豌豆驱鬼
撒豆驱鬼是甘肃武威、庆阳一带驱鬼的一种方式,俗称“焦豆子打鬼”。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方式驱鬼,每年立春的前一天,有个“除旧布新”活动,家家户户要把长年不用的器具搬出来烧掉,以免鬼魅附着在上面作祟。然后在寺院或家庭,都会举行“撒豆驱鬼”仪式。日本人相信,这天若吃上与自己年龄数相同的豆子,则一整年可平安无事。所以,寺院举行“撒豆驱鬼”时,旁观者会抢豆子吃。有些沿到寺庙参加仪式的家庭,则由家长戴上面具,装扮成鬼的模样,然后让子女向“鬼”撒豆,一边大喊:“鬼出去,福进来!”
(四)佩戴植物驱鬼
如在五月端午节,人们上山采摘艾蒿戴在身上避邪。人们之所以运用植物或者植物的果实种子驱鬼,说到底跟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分不开。首先先民们主要生活是在森林中度过的,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使他们与森林相依为命,在尚不能全面认识和理解自然的时候,就会对自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恐惧、敬畏、感激、欢喜、悲伤、希望、绝望、愤怒等,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年复一年,四季轮回,使他们逐渐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
四、驱鬼方式与符号崇拜
在甘肃民间,人们还将尉迟敬德像、秦琼像、钟馗像、八卦太极图、道士所画符箓、佛像等或挂、或贴、或携带驱鬼,也可持咒、诵经、念佛号避邪,还焚烧字纸禳解,不论是像是画,是经是咒,还是字,它们都是符号。不管符号是具象还是抽象,是难懂还是易辨,但是对符号的崇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尉迟敬德、秦琼为什么继神荼、郁垒而成为门神呢?清人章回小说《隋唐演义》第68回载:“一日,太宗忽然病起来,众臣日夕问候,太医勤勤看视。过四五日不能痊可,恍惚似有魔祟。惟秦琼、尉迟恭来问安时,颇觉神清气爽,因命图二人之像于宫门以镇之。”由此秦琼、敬德就成了民间的门神形象。
之后,唐代又出现了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是鬼中之王,是“鬼见愁”。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避鬼。其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脚著黑朝鞋,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威风凛凛,正气凛然,是 “赐福镇宅圣君”。 据《补笔谈》、《天中记》、《历代神仙通鉴》等书记载,钟馗原是陕西终南山人,少时才华出众,唐武德(618～627)中赴长安武举考试,因相貌丑陋遭人排挤未中举,愤怒撞阶而死。此举惊天地泣鬼神,唐高祖赐红官袍予以安葬。后唐玄宗患病, 多方救治不佳,宫廷上上下下都很着急。一天晚上,玄宗熟睡,梦一小鬼偷宫中财物沿墙而逃,玄宗急喊捉拿,忽见一相貌魁伟男子上殿,《隋唐演义》第89回对此的描述是“头上元冠翅曲,腰间角带围圆。黑袍短窄皂靴尖,执笏还兼佩剑。眼竖交睁豹目,鬓蓬连接虬髯。专除邪祟治终南,魑魅逢之丧胆”。只见此男子捉住小鬼,刳目而吃。玄宗问他是何人,答曰“武举不中进士钟馗”。玄宗醒后,病愈,于是请吴道子将梦中所见钟馗的像画下来,挂于宫门之上,作为门神。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常将钟馗视作驱恶逐鬼的判官,钟馗嫁妹、钟馗捉鬼的故事在民间亦广为流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崇恶。”把传说或者生活中的人抽象为画像,用符号象征其本身,传承其精神,符号的功用可见一斑。
八卦是我国古代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囊括宇宙机理,蕴涵阴阳互变,渗透人事理念,故将八卦图挂在家门上方,魑魅魍魉就不敢入屋作祟。另外,民间常把八卦模型烧制到小铜镜背面戴在身上,恶鬼不敢近。布八卦图时要念“一拜冀州第一坎,二拜九离到南阳,三拜卯上震青州,四拜酉兑过西梁,五拜亥乾雍州地,六拜巳巽徐州城,七拜申坤荆州界,八拜寅艮兖州城,行坛弟子入中宫”,据说这样效果更佳。
道士所画符,民间称作“鬼画符”,符箓看似随意杜撰的曲线符号,其实不然,“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段玉裁引应劭说注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从道教符箓创始和民间俗信角度来说 ,“符”是道士书写的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篆书笔法,吸纳了先秦方士的各种巫术经验而成。道教称符是天神的文字,能治病、镇邪、驱鬼、召神等。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在谈及道符的由来时说:“符者,汉时有印文书名,道家袭之。”这就是说,道符是从汉代的印文书名中沿袭而来。所谓“印文书名”,指印章文字。不过,这非普通的印章文书,而是特指上帝天神的凭信。道符是先秦种种方术功能的综合。“符”作为一种符号信仰的产物,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给予人们以战胜自然的信念和力量。
持咒驱鬼避邪也是道家常用之法。甘肃古浪县磨石沟村民间驱鬼时念杀鬼咒:“太上老君教我杀鬼,与我神方。上呼玉女,收摄不祥。登山石裂,佩带印章。头戴华盖,足蹑魁罡,左扶六甲,右卫六丁。前有黄神,后有越章。神师杀伐,不避豪强,先杀恶鬼,后斩夜光。何神不伏,何鬼敢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此外,还有敕瘟咒、防鬼咒等等。同样佛家也以念佛号、持佛咒驱鬼避邪,修身养性。比如念阿弥陀佛佛号、地藏菩萨号,持不动明王咒、六字大明咒、般若心经咒、五方佛心咒诸咒驱鬼。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文字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开始,语言和文字可以互相转化。语言有声无形,文字有形无声,但都是符号,而介入宗教的语言文字一开始就附着了强烈的宗教色彩,被神秘化,赋予了特定的力量和意义。反过来,语言文字一旦披上宗教的外衣,那么借助它完成对人类世俗生活的指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宗教崇拜的同时其实紧紧伴随的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的符号崇拜。
五、结语
在甘肃民间还有多种民间驱鬼方式,如将不用的石磨盘立在自家门口避邪。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衢,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民间认为,凡是巷弄出入口、河岸、池畔、村落入口处等,都是阴阳交会的不祥处,鬼怪容易出没,而以石头制成石狮、石虎,具有避邪、止煞、镇鬼的效果。反之,民间亦视石头为白虎,比如在甘肃武威凉州区,人们在结婚迎娶新娘时,要在所经道路两旁的大石头以及堆放在人家门前的石磨盘上贴红纸避邪,都是石崇拜、动物崇拜的具象反映。再比如民间认为人有三把火,分别在头和双肩,阳气充盈,鬼见了害怕,所以,人们忌讳别人拍打自己的肩头和头部。更有意思的是,甘肃民间好多学校和机关都建在过去的坟场上,因为机关学校人多,阳气旺,就可以镇住鬼邪,此地也就不会成为废地了。佩戴亲人送的饰物可以增加阳气,鬼属阴,人的阳气足了,鬼自然就回避,这属于元阳崇拜。
甘肃民间驱鬼的种种方式,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多介于迷信与俗信之间,很难区分,不可盲从,不可轻信,轻则经济受损,重则贻误病情,危及生命,后患无穷。但若纯粹从民间俗信角度来看,其中却遗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信息,蕴涵了丰富的原始崇拜,这些方式较好地保留了初民原始思维向度及宗教观,鲜明地体现了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状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另类构建。考察这些原始崇拜,既是对人类自身前进和发展过程的反思,又为现代社会民众精神构建提供借鉴和帮助。
[注释]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6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第287页。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赵达传》,岳麓书社1990年版 ,第1119页 。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6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9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四部丛刊初编•子部•白虎通德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6版,第56页。
汉•刘安:《淮南子•诠言训》,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东汉•应劭著、赵泓译注:《风俗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页。
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论语•八佾》,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1页。
清•褚人获撰、陆清标点:《隋唐演义》(第六十八回),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58页、第585页。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据甘肃省古浪县路家台村谢德老人口述整理。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9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3),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据甘肃古浪县磨石沟村村农民侯德川口述记录整理。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