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萧萧》中城乡两种文化形成对峙，萧萧在强大的乡间文化造成的整体蒙昧中只能以悲剧结束。探索悲剧的原因，可以看出作者从这里开始对他一贯深爱的湘西乡间文化提出了质疑，只有两种文化各取所长，互补吸收，才能建构作者理想的人性。
　　[关键词]悲剧原因　城乡对峙　互补
　　
　　沈从文先生的《萧萧》讲述了一个平淡的关于童养媳的故事，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有的是生活的真实。从萧萧出嫁到第二代萧萧的进门，在前后两次婚礼喜庆的气氛中，演绎着一代又一代萧萧们的人生悲剧，甚至灵魂悲剧。在作者一贯颂扬的自然完美人性背后，凸现着作者对湘西自然生命形式的质疑、忧虑、悲悯和批判。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指出：人是由风俗而不是由本能铸成的，风俗在人类经验和信仰中起着占支配地位的角色，并具有巨大的多样性。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其文化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在萧萧生活的宁静偏僻的乡村，新文化运动的声音虽隐隐飘过，但并未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波动和改变，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依然掌控着这里的人们，在平静乡间到处都弥漫笼罩着整体性的蒙昧的空气。祖父们按照习俗给小丈夫娶大妻子，萧萧及丈夫深受习俗毒害而又懵懂无知，这种小夫大妻的习俗在湘西司空见惯，人们都习以为常，所有这些构成整体性的精神蒙昧，这种群体性的精神蒙昧又加重加剧了萧萧心灵的贫乏，压抑和阻碍了萧萧理性意识的发展，而女学生所代表的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萧萧又太遥远，太不可思议，于是萧萧只能认同接受乡间习俗。这是萧萧悲剧命运的外在的根本的原因。萧萧最后喜剧性地活了下来，完全是由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见，看到了生活中的“常”与“变”。假如婆家娘家有一个读过“子曰”的人(代表封建势力和传统道德)；假如萧萧被决议“发卖”后有相当人家宁愿买；假如萧萧生下的不是儿子；这三个人生险关如果有一个假设成立，萧萧就不是喜剧性的结局了。这里也可以看出封建传统观念对乡民的深刻影响。
　　夏夜歇凉的晚上，祖父们说起了女学生，女学生代表的是获得知识和自由的城市女性，把女学生放在童养媳这个乡间文化场中所构成的反讽意味显得悠长无尽。祖父们对女学生的夸张歪曲想象，恰好映现出他们内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男权思想，这种男权中心意识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人们的整体精神蒙昧结合起来，就对女性及其生存构成一种强大的反动力量，维持着习俗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祖父对女学生的打趣叙述在萧萧心中升腾起的却是一种模糊含混的愿望，她向往着像一个女学生那样做事生活，于是她做梦也梦见女学生，怀孕后想跟着女学生走，而实际上女学生引发的是萧萧对于另一种全新的异质生活的朦胧憧憬，但也仅止于此，因为她缺乏主观把握现实的能力。对自身处境缺乏理性认知，更无力改变这现状，因此萧萧只能只听任周围人的主宰，被动地依着自然本性生活着。与花狗的关系并非爱情意识的自觉和爱情心理的成熟，二人的性行为是在无意识的性本能；中动下和花狗有意引诱下的半知半觉的盲动行为，想改变眼前困境却无法实现。在等待发卖过程中既无怀疑也无不平和反抗，她已经将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自觉内化为自我的观念意识，于是在一连串的或然因素作用下，萧萧成为一名真正的母亲，在喜剧性的外壳下掩藏了一个女性生命的悲剧本质，即“女人=母亲”，当女人成为一个母亲，显示了作为生育机器的能力和成绩后，悲剧即喜剧，而牛儿若干年后叫萧萧丈夫为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全家人的皆大欢喜再次彰显了传统文化习俗的整体蒙昧和人们的心灵蒙昧。
　　初稿小说到此就结束了，后来的修改稿作者又加上了结尾一段，正是有这一段，作者的创作意图才更明显，小说的结尾是她与花狗的私生子牛儿在十二岁时迎娶比他年长六岁的妻子，在唢呐声中“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在麻木状态下欣赏着眼前的热闹，而且作者前后情节的安排恰好构成一个圆形的轮回，象征着这样的喜剧还会生生不息地重演下去。萧萧的快乐、满足与木然旁观令人立即联想到鲁迅在日本某医专看到的时事片，片中围观杀人的国民与眼前的萧萧在精神状态上绝无二致。我想沈从文与鲁迅此时的内心悲凉何其相似!这是一种怎样悲凉的“人生形式”。萧萧们永远只能是萧萧们，她们没有也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中国朴素乡民们的前途何在?民族的道路又将何去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萧萧》蕴含的唤起人性的自觉意识就与“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实现了对接。从萧萧个人命运上看，这又与五四“妇女解放”的呼声相一致，显示了沈从文个性化审美追求的现代性诉求。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萧萧悲剧的两大原因，其中第一大原因代表着乡村文明，女学生的意象及萧萧对女学生的梦想憧憬代表着城市文明，两者通过萧萧联系起来，构成小说的表层结构，但我们明显感到乡村文化场的势力和惯性是巨大的，以萧萧的蒙昧无知，根本无力从中逃逸。而城市文化对乡间文化却又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威胁，萧萧虽然最终放弃了城市之梦，但城乡文化；中突却将一直存在下去，与之对应的是小说的深层结构，即：梦——萧萧——现实，萧萧的梦是个体的，现实就等同于乡间文化习俗，这两者是永恒对立的，萧萧的梦由于自身和外在的原因始终无法实现，当梦被现实消解时，也就意味着个体被“文化场”异化成“非我”。正因为此，萧萧的悲剧命运无法避免。
　　还有两句话也不容忽视。“大家全都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究竟是谁定的规矩，是周公还是周婆，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两句话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代规矩对萧萧实施惩罚的乡民们的宽容，对规矩本身的嘲讽，对乡民们蒙昧状态的温和批评。综合上述两点，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作者对传统道德文化、对“规矩”、对乡民们的蒙昧封闭提出了批评，在城乡两种文化对峙中作者对淳朴乡民的未来前途深表忧虑，他已经从这里开始对自己深爱着的以湘西为背景的宁静秀美、古朴淳厚的乡间文化提出了质疑，为它们无可挽回地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抹上一缕悲凉的哀音，这仅仅是开始，大规模地批判乡间传统道德文化则是在抗战以后的事。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些有趣的矛盾现象：小说中的萧萧渴望女学生那样的自由生活，但作者的叙述语言则对女学生采取了讽刺、揶揄，否定的叙述策略。这是矛盾之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终讴歌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单纯、雄强的人性美，而在这篇小说中又特意放大乡间民俗的罪恶和顽固，对乡民的愚昧提出温和的批评，这是矛盾之二。如何理解这些矛盾现象呢?我想，既然沈从文一生都在用文学语言建造人性小庙，那么他所理想的人性是否应该是综合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的优长，各取所需，相互补充，剔除城市和乡村各自本身的痼疾，共同达到人性的完美，他“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具体到小说中，要改变乡村儿女的悲剧命运，必须借鉴吸收代表知识和自由的都市文化，追求自由自愿的婚姻，逐步放弃那些陋习，取得人性的和谐。对都市人而言，要吸收乡村文化中单纯、朴实、善良、宽厚的原始人性美，两者相得益彰，这才是沈从文所向往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