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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
举国体制下体育选手绝无仅有的奋斗故事。从乒坛“大满贯”到剑桥博士生,再到北京奥组委官员,直至共青团干部,她在十年里完成了令人目眩的华丽转身。她为万千运动员灌输信念——把命运中可把握的部分最大化。
人物简介:
1973年出生,1988年进入国家队,以1米5的身高先后获得18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开创女子乒乓球“邓亚萍时代”。
1997年,以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进入清华大学英语专业求学。在其后的11年时间里,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学位、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及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运动和环境委员会委员,并于2003年出任北京奥组委市场部国内赞助商处负责人。北京奥运筹办和举办期间,任奥运村部副部长。2009年4月起正式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言论:
“体育给我打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能将我自己感悟到的体育真谛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中。”
——邓亚萍
90年代初,邓亚萍一见记者就跑。
那时候,她还只是刚有点小名气的乒乓球运动员。躲记者不是耍大牌,而是“有点自卑,老觉得自己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媒体采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009年12月14日,出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已八个月的邓亚萍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面侃侃而谈,讲话四平八稳,颇具成熟官员的风貌。在闪光灯下,她大方地微笑,眼中已没有了当年赛场上的冷峻、凶狠和咄咄逼人。
1997年退役之后,被推荐到国际奥委会任职的邓亚萍选择了从政的道路。12年来,经历无数大场面和系统性文化学习的她,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怕见记者的运动员。
邓亚萍担任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消息是在2009年4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正式被宣布的。共青团这一人事变动被法新社评价为“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迈出了她政治生涯最大的一步”。
这也是邓亚萍首次从事体育领域之外的工作。此前,她的职务是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即使如此,人们对这个安排也没有感到太过讶异——自运动员时期开始,邓亚萍就一直恪守着一个优秀而成功的人所应具有的状态,并几乎拥有体育界所需要的一切可贵的品质和精神。从矮个头、低文化起点到奥运冠军和剑桥博士,她一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她的传奇经历使她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优质榜样和精神偶像。
而在共青团开始自己全新政治生涯的邓亚萍仍然三句话不离体育。无论什么话题,她都下意识地带入自己的体育经历和思维方式;一说到起体育,就眉飞色舞。
当谈到众人对运动员出身官员能力的质疑时,她激动地拍了桌子,眼神里流露出当年赛场上的一丝直率和激动:似乎当年敢拼敢打的乒乓球手又回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邓亚萍是一个奇迹”,人们眼里不可为的事你总能做到,但其实每次进入新环境(从打球到去清华学习),你都有很长时间的适应期,并付出其他人想象不到的努力。这次来到共青团工作,有这样的适应阶段么?
邓亚萍:从1997年我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到现在,已将近13年,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积累过程。通过学识和生活经历的积累,包括跟社会的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些年我成熟了很多。
团市委的工作跟以往的工作确实有很大不同,以前只是在体育领域里,现在的工作接触社会更多,包括基层团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各个行业的人都有。
虽然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但我在跟青年们交流时可以用自己的体会言传身教,而不是说教式的。可能体育有一种自然能与人交往的特性,在体育活动中人们会拿下所有的戒心,很容易结交到朋友。这一点上我感觉有天然的优势,另外他们对我很了解,彼此没什么隔阂。
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共青团市委工作后,觉得自己哪些方面的能力提高了?
邓亚萍:在国内,大家有同样的文化、受同样的教育、朝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意见还比较好统一。在国际组织里要复杂很多,不光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文化、民族、宗教、甚至思维方式的差异。你要了解了他们,才能提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
这种国际组织里面的磨练有的时候是不大好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我的说话方式、技巧,包括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做运动员和学生,环境比较简单,从政截然不同,你如何适应做官的状态?在为人处事和管理方面,是否有一些以前没有的经验和感悟?
邓亚萍:其实运动员所承担的压力,比一个普通大学生毕业后要承受的大得多,因为大家没把我们当普通人。运动员的光环和后边所带的问号总是成正比的。
确实,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好像很了不起,但还是有人认为我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会做什么事情。等我们从事其他工作时,人们会提出更多的问号:你行吗?你不就会干体育吗?还能干什么?
这对运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
坦率地说,1997年我刚到国际奥委会的时候,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比你问得更直截了当——我都遇到过。你会管理吗?你会干什么?我也知道我不会干什么。甚至于我不会英文、法文,根本无法跟别人交流,所以根本没办法融入这个组织,更不用说履行好一个委员的职责了。那段时间是非常受刺激的,也很受罪。
我也曾经成功过,在女子乒乓球上,我曾经称霸过世界,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在那个年代里我是最好的。我服吗?我就这样被人看不起吗?如果是我个人我也认了,但我身后是中国,在这个组织里就我一个中国人,也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员。我代表的是13亿中国人(邓亚萍激动地拍了拍桌子),代表这么多运动员,还代表亚洲,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这样一种责任,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家认为,你是一个可以履行职责的委员,而不是你跟老萨(注: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关系好,被照顾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性格比较“倔”,大家对你印象最突出的也是好胜、不服输、有个性。但是做一名官员,恰恰重要的是协调和平衡,在开始工作以后,你会刻意去改变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吗?
邓亚萍:人总是有自己的性格。我们做事情要有原则,不能因为有别的压力,而不保留自己的原则。做这样(没有原则)的一个人,尤其是在国际组织里,是得不到尊重的。官员很重要的是你的人格魅力,讲白了,当你为自己的国家说话、做事情有原则,大家都会非常尊重你。如果你不为你的国家说话,甚至你都不清楚代表的是谁,我不知道大家都会怎么样评价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反过来帮助了你的工作?
邓亚萍: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国外的文化是个人性格色彩比较浓,你有你的个性是好的。我这个人本身不喜欢藏着掖着做一些事情,很愿意坦诚地去跟别人交流、交往,甚至于听一听别人对我的建议和意见。我做事有原则,这是由于性格的关系。
我也赞成你刚刚讲的,有时需要平衡,有时需要有限度地妥协。因为很多事情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但是,这种妥协也都是因为大局的需要。所以核心还是——原则:你做事情是为了谁?
这几年来,我在这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非常清楚,我代表的不是邓亚萍,是整个中国。即使是有限度的妥协,也是为了大局,而不是为了我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你丢开了体育的老本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体育界的一个损失。你自己会不会有遗憾?
邓亚萍:没有什么遗憾的。体育给了我非常好的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从事任何一个工作,大家仍然还会说“你是从体育圈出来的”。体育教育我怎样去做人,怎样勇攀高峰,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能将我自己感悟到的体育真谛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中。应该从体育中总结、提炼出它的精髓,并将其带到其他领域去,让大家都有拼搏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把当时的球员邓亚萍定位成“神”一样的人物。而2003年,你在一个访谈中曾说:“我本来就不是神,我就是一个人。”看起来你并不愿意被这样标准化、脸谱化地谈论?
邓亚萍: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平常人而已,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能够走到今天,自己当然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国家、组织和政府的培养,以及很多人对我的支持、指导,加上一些机缘的巧合,让我能够坐到这里,没走太多弯路。成事是需要方方面面的因素,也许如果换成你,也能够做成我现在这样。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不是表面上的,背后会有很多人对你的帮助。没有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也不可能有大家今天对我的评价。但是我承认一点,需要努力,需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具备一切素质。
中国新闻周刊:你无数次地提到定下目标、并下定决心是首位的,现在你的目标是什么?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期许?
邓亚萍:我相信组织怎么安排都有他们的想法和考虑。现在让我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就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做好,包括青少年、志愿者、团属事业单位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我从事了十几年国际组织的工作,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的经验,怎样把一些体育交流的理念带过来,这是我要更多考虑的。★
举国体制下体育选手绝无仅有的奋斗故事。从乒坛“大满贯”到剑桥博士生,再到北京奥组委官员,直至共青团干部,她在十年里完成了令人目眩的华丽转身。她为万千运动员灌输信念——把命运中可把握的部分最大化。
人物简介:
1973年出生,1988年进入国家队,以1米5的身高先后获得18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开创女子乒乓球“邓亚萍时代”。
1997年,以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进入清华大学英语专业求学。在其后的11年时间里,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学位、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及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运动和环境委员会委员,并于2003年出任北京奥组委市场部国内赞助商处负责人。北京奥运筹办和举办期间,任奥运村部副部长。2009年4月起正式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言论:
“体育给我打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能将我自己感悟到的体育真谛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中。”
——邓亚萍
90年代初,邓亚萍一见记者就跑。
那时候,她还只是刚有点小名气的乒乓球运动员。躲记者不是耍大牌,而是“有点自卑,老觉得自己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媒体采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009年12月14日,出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已八个月的邓亚萍坐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面侃侃而谈,讲话四平八稳,颇具成熟官员的风貌。在闪光灯下,她大方地微笑,眼中已没有了当年赛场上的冷峻、凶狠和咄咄逼人。
1997年退役之后,被推荐到国际奥委会任职的邓亚萍选择了从政的道路。12年来,经历无数大场面和系统性文化学习的她,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怕见记者的运动员。
邓亚萍担任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消息是在2009年4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正式被宣布的。共青团这一人事变动被法新社评价为“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迈出了她政治生涯最大的一步”。
这也是邓亚萍首次从事体育领域之外的工作。此前,她的职务是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即使如此,人们对这个安排也没有感到太过讶异——自运动员时期开始,邓亚萍就一直恪守着一个优秀而成功的人所应具有的状态,并几乎拥有体育界所需要的一切可贵的品质和精神。从矮个头、低文化起点到奥运冠军和剑桥博士,她一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她的传奇经历使她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优质榜样和精神偶像。
而在共青团开始自己全新政治生涯的邓亚萍仍然三句话不离体育。无论什么话题,她都下意识地带入自己的体育经历和思维方式;一说到起体育,就眉飞色舞。
当谈到众人对运动员出身官员能力的质疑时,她激动地拍了桌子,眼神里流露出当年赛场上的一丝直率和激动:似乎当年敢拼敢打的乒乓球手又回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邓亚萍是一个奇迹”,人们眼里不可为的事你总能做到,但其实每次进入新环境(从打球到去清华学习),你都有很长时间的适应期,并付出其他人想象不到的努力。这次来到共青团工作,有这样的适应阶段么?
邓亚萍:从1997年我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到现在,已将近13年,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积累过程。通过学识和生活经历的积累,包括跟社会的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些年我成熟了很多。
团市委的工作跟以往的工作确实有很大不同,以前只是在体育领域里,现在的工作接触社会更多,包括基层团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各个行业的人都有。
虽然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但我在跟青年们交流时可以用自己的体会言传身教,而不是说教式的。可能体育有一种自然能与人交往的特性,在体育活动中人们会拿下所有的戒心,很容易结交到朋友。这一点上我感觉有天然的优势,另外他们对我很了解,彼此没什么隔阂。
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共青团市委工作后,觉得自己哪些方面的能力提高了?
邓亚萍:在国内,大家有同样的文化、受同样的教育、朝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意见还比较好统一。在国际组织里要复杂很多,不光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文化、民族、宗教、甚至思维方式的差异。你要了解了他们,才能提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
这种国际组织里面的磨练有的时候是不大好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我的说话方式、技巧,包括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做运动员和学生,环境比较简单,从政截然不同,你如何适应做官的状态?在为人处事和管理方面,是否有一些以前没有的经验和感悟?
邓亚萍:其实运动员所承担的压力,比一个普通大学生毕业后要承受的大得多,因为大家没把我们当普通人。运动员的光环和后边所带的问号总是成正比的。
确实,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好像很了不起,但还是有人认为我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会做什么事情。等我们从事其他工作时,人们会提出更多的问号:你行吗?你不就会干体育吗?还能干什么?
这对运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
坦率地说,1997年我刚到国际奥委会的时候,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比你问得更直截了当——我都遇到过。你会管理吗?你会干什么?我也知道我不会干什么。甚至于我不会英文、法文,根本无法跟别人交流,所以根本没办法融入这个组织,更不用说履行好一个委员的职责了。那段时间是非常受刺激的,也很受罪。
我也曾经成功过,在女子乒乓球上,我曾经称霸过世界,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在那个年代里我是最好的。我服吗?我就这样被人看不起吗?如果是我个人我也认了,但我身后是中国,在这个组织里就我一个中国人,也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员。我代表的是13亿中国人(邓亚萍激动地拍了拍桌子),代表这么多运动员,还代表亚洲,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这样一种责任,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家认为,你是一个可以履行职责的委员,而不是你跟老萨(注: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关系好,被照顾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自己性格比较“倔”,大家对你印象最突出的也是好胜、不服输、有个性。但是做一名官员,恰恰重要的是协调和平衡,在开始工作以后,你会刻意去改变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吗?
邓亚萍:人总是有自己的性格。我们做事情要有原则,不能因为有别的压力,而不保留自己的原则。做这样(没有原则)的一个人,尤其是在国际组织里,是得不到尊重的。官员很重要的是你的人格魅力,讲白了,当你为自己的国家说话、做事情有原则,大家都会非常尊重你。如果你不为你的国家说话,甚至你都不清楚代表的是谁,我不知道大家都会怎么样评价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反过来帮助了你的工作?
邓亚萍: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国外的文化是个人性格色彩比较浓,你有你的个性是好的。我这个人本身不喜欢藏着掖着做一些事情,很愿意坦诚地去跟别人交流、交往,甚至于听一听别人对我的建议和意见。我做事有原则,这是由于性格的关系。
我也赞成你刚刚讲的,有时需要平衡,有时需要有限度地妥协。因为很多事情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但是,这种妥协也都是因为大局的需要。所以核心还是——原则:你做事情是为了谁?
这几年来,我在这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非常清楚,我代表的不是邓亚萍,是整个中国。即使是有限度的妥协,也是为了大局,而不是为了我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你丢开了体育的老本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体育界的一个损失。你自己会不会有遗憾?
邓亚萍:没有什么遗憾的。体育给了我非常好的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从事任何一个工作,大家仍然还会说“你是从体育圈出来的”。体育教育我怎样去做人,怎样勇攀高峰,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能将我自己感悟到的体育真谛运用到现在的工作中。应该从体育中总结、提炼出它的精髓,并将其带到其他领域去,让大家都有拼搏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把当时的球员邓亚萍定位成“神”一样的人物。而2003年,你在一个访谈中曾说:“我本来就不是神,我就是一个人。”看起来你并不愿意被这样标准化、脸谱化地谈论?
邓亚萍: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平常人而已,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能够走到今天,自己当然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国家、组织和政府的培养,以及很多人对我的支持、指导,加上一些机缘的巧合,让我能够坐到这里,没走太多弯路。成事是需要方方面面的因素,也许如果换成你,也能够做成我现在这样。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不是表面上的,背后会有很多人对你的帮助。没有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也不可能有大家今天对我的评价。但是我承认一点,需要努力,需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具备一切素质。
中国新闻周刊:你无数次地提到定下目标、并下定决心是首位的,现在你的目标是什么?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期许?
邓亚萍:我相信组织怎么安排都有他们的想法和考虑。现在让我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就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做好,包括青少年、志愿者、团属事业单位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我从事了十几年国际组织的工作,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的经验,怎样把一些体育交流的理念带过来,这是我要更多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