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有1485个机器换人专项行动，意味着8万普通工人将面临失业或转岗。这些人未来要如何实现再就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曾香桂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自己的担忧。
　　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职工人数达到3.91亿。而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从2.25亿增加到了近2.87亿，新生代农民工已成长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与从前相比，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权益保障等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的提升仍然滞后。
　　因此，如何建立多元化的适应农民工需求的培训体系，促进农民工群体技能提升，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成为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命题。
　　从“靠力气”到“靠技能”
　　85后新生代农民工柴闪闪，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分中心的一名邮件接发员。
　　工作14年来，他已经从一名农民工成长为业务能手和青年骨干，其中的秘诀就是不断“加码”。刚工作时负责装卸邮件，又脏又累又苦，但他干事认真，得到了单位的认可。单位逐渐给他“加码”，先是让他加入转运团队，后来又安排他去做接发员，对进站的邮件进行计划配发，根据掌握的邮件数据安排合理的路线，保证以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最快、最好地进行配送……“加码”的过程变成了柴闪闪不断学习的过程。
　　柴闪闪说，现在的我们不像老一辈那样，进城就为了“打工挣钱、回家盖房”，而是抱着“增长见识、提升眼界”的念头来的，想在大城市“混出来”、留下来，学到真本领，成为新市民。
　　“现在的传统企业都在转型，不断运用新技术，我们也要多‘充电’，跟上发展的步伐。提升自己的技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柴闪闪的话道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尽管高薪招工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但农民工整体平均收入仍然不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2017年北京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3230元，而在2016年，该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7706元。在广东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材料车间主任苏荣欢看来，虽然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很努力，但掌握的技能实在有限，导致发展空间受限，一旦遇上产业转型，就可能被淘汰，难以安家。
　　提高收入，让收入来源更加稳定，需要从过去的“靠力气”变成“靠技能”，从简单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技能劳动者。“农民工进城之后先找到适合的定位，接受教育培训，掌握技能，然后在自己的行业深耕。”山东省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卓长立说。
　　“放下书包进工厂”的现实困境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放下书包进工厂”的经历十分普遍。
　　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前缺乏专业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即使在外出务工之前接受过培训，也多是短期性的、应急性的岗前培训，对职业技能难有实质性的提高，导致其就业竞争力弱，职业发展能力更弱。
　　“农民工想参与培训却苦于缺乏渠道。”广东省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余雪琴向记者介绍，她所在的东莞万江社区新和工业园有大大小小的企业40多家，外来务工人员超过6000人。她的工作是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提升技能，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尽管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有很多，但农民工的参与热情却不高，原因在于培训内容重复老旧。
　　“互联网时代，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对劳动者的技能、知识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课程也需要适时更新。”
　　“学习成本也是一个大问题。”针对农民工提素问题，苏荣欢认为，即便培训内容是符合需求的，农民工进行技能水平自我提升也面临着现实困境。“脱产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制造业领域的生产压力大，学习的时间从哪里来？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问题上，政府一头热不行，還需要企业的大力配合，通过配套的鼓励政策引导企业树立‘用人也育人’的理念。”
　　重庆顺多利机车公司机加部副经理钟正菊负责对新入职工人进行“手把手培训”，她发现“年轻人干不长久，一般两三个月就辞职走人，好的能工作一年左右”。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好不容易技术过关了，工人又要离开，新手来了又得培训，最终年轻人不好找工作，企业也招工难”。
　　钟正菊认为，导致这一恶性循环的原因并非是企业待遇不高，“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职业规划和进取精神”。
　　“把技能学校开到工地去”
　　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如何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让他们求职不犯愁？
　　早在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推出了“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提出力争到2020年，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一次就业技能培训，使企业技能岗位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得到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或高技能人才培训，使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已创业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有机会接受创业培训。
　　“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支撑力来帮助农民工群体畅通职业提升路径。”作为从农民工群体中走出来的工会主席，曾香桂认为，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应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为支撑、企业和社会第三方专业培训机构为辅助的多元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激励机制，如根据培训效果给予相应的激励补贴，以充分调动培训机构、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热情。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则建议，“把技能学校开到工地去”。他认为，职业院校应该进一步扩大服务人群，提高社会人群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让进城务工人员就近学到实用技能。
　　在朱永新看来，需要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培训的不只有职业学校，还有企业本身，“要引导企业了解员工对于技能培训的需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岗位培训计划，使外来务工人员在企业内部接受再教育，帮助他们在升级转型中成长为高技能工人”。
　　“企业给点力，政府加把力，自己也要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广州德爱纺织内饰制品有限公司缝制科一系系长李先兰认为，过去农民工进城为了求生存而就业，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知识、懂技术，但提升速度仍落后于产业要求。因此，农民工群体自身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断强素质、增本领，成为真正的新时代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