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关注。从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以来，它才不断被一些儒者所重视，在儒家经学史中地位开始逐步上升。迨至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便与《论语》《孟子》《中庸》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且居“四书”之首，地位空前。同时，确立了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认为，“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朱熹则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可见，此处“大学”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古代的一种学制，与小学相对。如《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二是指“大人之学”，即“为政的大学问”以及“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那么，无论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制，其核心都是指向儒家所说的“修己安人”“修齐治平”的大学问，与朱熹所说的“大人之学”这一做人的学问可谓别无二致。一定意义上说，朱熹对“大学”的这一定义还是很契合其主旨思想的。
　　《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不仅与孔子所讲的“为己之学”“修己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儒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予以形而上的概括和總结，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目标以“大学”给予理论化和系统化。同时，全面阐释了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即儒家所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可见，《大学》将“修身”作为儒家整个道德修养所说理论的核心和价值追求，视为其“平治天下”的逻辑起点。为此，《大学》开明宗义，明确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强调“明德”，关键在“自明”；“新民”重在“作新民”，强调率先垂范；“止于至善”就是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处世原则，突出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自身素养和人生境界。可见，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目的是引导人们以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八条目”给主体指出了道德修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主体的内在修养，即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主体的外在事功，即外王。而修身则是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三纲八目”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从内在逻辑来看，“八条目”是一个由内到外、循序渐进、密切联系且不可随意倒置的系统，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体系。儒家以“格物”作为人生逻辑的起点，以“平天下”作为理想人生的终点，以“至于至善”作为人生修为的原则。尽管儒家的这一理论设计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以及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它对主体指出了一条人格完善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路向，并对树立主体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或许这正是朱熹推崇《大学》的真正目的和原因。
　　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将“四书”相互做以比较，就会发现《大学》容易学习和理解，且有“定其规模”即“修身治人定规模”的作用，用朱熹引用程颐的话就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即是初学者进德修业的门径，可以引导读者确立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由此看出，《大学》主要讲个体道德修养的路向、“治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目标。那么，《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就是对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这一理想人生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换句话说，就是建构一个和谐社会的道德秩序，即建构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建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愿景，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个人的进德修业，更需要为政者的引领引导。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一个准备担当或者应该担当社会义务的“大人”，或者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还是一个胸怀天下“修己安人”的有志之士，理应学习和感悟“大学之道”，进而确立须臾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