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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根据记载，他本是张学良的亲信，是在和红军作战中被俘而进入陕北根据地的，在那里，他接受了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并主动返回西安冒死说服张学良。高福源的努力，为促进张学良接近红军，并最终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电影《西安事变》中有高福源返回西安面见张学良并与其争论的场面。电影中的高福源，是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高级军官，这位看起来很会打仗的军官，怎么会吃败仗，又是怎么被红军俘虏的呢？
张学良、杨虎城都曾在徐海东手下损兵折将
在《西安事变》中，高福源是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有一个镜头是在红军的重围中，他用力晃动重伤的师长，发现师长已经死了才将其放下，转身肃立拔枪欲自杀，却被红军一枪击中腋下，于是被俘。
事实上，高福源并不是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电影中战死的东北军师长确有其人，便是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
牛元峰本来是东北军的后勤司令，让他带一个师有点勉为其难，直罗镇战役中，他阵亡于老牛湾，部队也全军覆没。不过，直罗镇战役发生在1935年11月，高福源被俘则是在此前的10月25日的榆林桥之战中。
真实的高福源的确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是辽宁营口人，早年在北京上学，从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不过家里世代行武，所以大学没有上完，他就转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开始了军人生涯。
高福源是讲武堂的优等生，深受张学良器重，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说没有赴日，而是在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第三期学习）。此后，一直在张学良最亲信的边防军第7旅任职。这个旅是张学良父子的警衛旅，九一八事变时在北大营的就是这个旅。高福源军事素质高，作战勇猛有章法，是张学良身边一头地地道道的“猛虎”。
那么，这头猛虎怎么就成了红军的俘虏呢？因为这头猛虎在榆林桥碰上了一头红军中的“貔貅”——那就是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貔貅，是传说中的猛兽，在《史记》中与熊并列，似乎也是一种体态雄壮的巨兽。徐海东面庞丰腴，倒是真和这样的描述有几分相似。不过，他在作战中的凶猛，更像传说中的貔貅。
徐海东因为早年曾身负重伤，抗战开始以后出于身体原因不再能指挥线作战，所以此后战绩不丰，对于他的军事才能，后人了解不多，远不如对后来的一些少壮派将领那样深入。
其实，这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徐海东打仗实在是精彩，精彩到直至1940年日军都在认真研究这位早已离开一线的红军将领，对他十分忌惮。
徐海东真的这样能打吗？在红军诸多将星中，估计是不会有人质疑的。这是因为，徐海东的战绩太“硬”了！且不说带队大战汀泗桥，孤军长征到陕北，单说到达陕北之后的战绩，就足以让所有对徐海东军事才能有所怀疑的人闭口。
徐海东的战绩到底有多出色呢？西安事变中的张杨两位著名爱国将领都曾在他手下损兵折将。
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对于两位领衔的将军——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上将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将来说，有一个时间前提，即“在对‘剿共’失望，心灰意冷之时”。其实这句话让人有些奇怪，因为张学良手下，有当时仅次于蒋介石嫡系的全国第二大军事集团——东北军，兵力20多万且装备精良，飞机大炮一应俱全。杨虎城的兵力虽然较少，却是地地道道的“土著”，他善于守城，有坚守西安8个月的辉煌战绩。陕北是他自己的地盘，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出力死战。短时间内就让这样的两位将军“失望并心灰意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毫不夸张地说，把这两位国军上将打得心灰意冷的人，正是徐海东。而且，从战绩看，这二位不仅是被打得心灰意冷，只怕乌江自刎的心都有。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曾和共产党代表南汉宸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们把我的部队都消灭了……”
这绝不是夸张。杨虎城部下原有两师三旅，孙蔚如和冯钦哉两位师长和红军交了两次手就觉得事情不对，便苦劝杨虎城谈和，在他不听劝后开始敷衍了事，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打。倔强的杨虎城出动自己身边的三个警卫旅和红军交手，结果三个旅长死了两个伤了一个，全军覆没。
张学良比杨虎城本钱大，到陕北的时候也准备好好打几仗的。首先，他要用战绩立威，告诉蒋介石东北军能打仗。其次，打垮红军也可以吓住周围各路军阀。结果两个月里三战三败，损失了两个主力师。
确切地说，打得这两位将军不知所措的红军将领，正是徐海东。打怕张杨，除了最后直罗镇一战是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的事情外，其余都是由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一手完成。
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军，气势不小，其实每个军不过数千人，总兵力不过1万多人，其中主力是刚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张杨两部和周围军阀兵力加起来至少40万，面对他们的“围剿”，连熟悉当地情况的刘志丹也主张避实击虚，到三边地区打地主井岳秀去，但徐海东不同意。徐海东和后来打敌74师的粟裕一个脾气，主张专打敌军中最强横的，以寡敌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才能震慑敌军，一举取得战略优势。
从战略上说，刘志丹考虑的是生存，徐海东考虑的是称霸，重点不一样。问题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说起来豪情万丈，能做到那才是真本事。
一打杨虎城，二打张学良，徐海东打了两个上将，放眼西北，还真没有谁比这两位更强横的了。徐海东说到做到。
高福源在榆林桥的阵势“固若金汤”
榆林桥之战，就是徐海东在陕北打怕张学良的三战中的第二战。当时，高福源已经担任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带619团三个营、620团一个营守卫陕北重镇甘泉城外的要塞榆林桥。10月1日，徐海东在劳山歼灭东北军110师以后，装备大为改善。这个时候，他发现东北军居然把高福源部推进到了榆林桥并开始构筑工事，又注意到榆林桥周围没有呼应部队，当即决定拿下此处。 貔貅要拿东北虎开斋了。
徐海东一路长征，却越打装备越好，最后达到了一个连六挺机枪的水平;大洋也越来越多，连中央红军长征最后阶段都要靠他支援。确实像极了传说中善于聚敛的貔貅。
看了前面徐海东的战绩，榆林桥之战中两军的战力对比也就出来了。高福源在东北军中号称能战，部队也确实装备精良。高福源所在的东北军107师，实际上就是张学良的警卫旅——第7旅。东北军丢失东北败退入关后重新整编，蒋介石为了安抚东北将领，将东北军原有的旅都改为师，其实属下的兵力、编制都没有变化。619团下面有直属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轻机枪10挺，比徐海东最精锐的红25军装备还好。但碰上徐海东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高福源多少还是有点儿分量不足。而且，不知道张学良是怎么安排的，20万东北军1万红军，但每战都是红军比东北军的兵多好几倍，榆林桥之战也不例外，所以高福源战败倒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想要拿下高福源，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有很多分析文章把东北军在陕北的溃败归咎于思乡心切、无意内战，这是不错的，比如榆林桥之战，高福源部2100多人，被俘的就有1800人，阵亡不过200余人，说明东北军的确不愿意打内战。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见了红军就想投降，至少军官还是很有战斗决心的。东北军是一支典型的军阀部队，军阀部队的特点就是要求只对长官效忠，唯长官之命是从，其他就连国家、民族都在其次。无论是敌是友，都承认张学良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将军。所以，张学良要“剿共”，部下对他的命令执行得很忠诚。尽管面对红军三战三败，但损失的两个师，师长都以身殉职，在直罗镇之战中，参战的三个东北军团长死了两个，这个比例和蔣介石手下的军长师长成批地成为俘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高福源，曾经在鄂豫皖与红25军交过手，当时红25军正在向陕北长征，不管损失如何，场面上是貔貅追着老虎跑，气势上高福源并不弱于徐海东。
而且，高福源的确是一个会打仗的军官，从防御工事可以看出，榆林桥的防守堪称滴水不漏。榆林桥位于甘泉以南40公里的公路旁，是一个不大的村镇，北靠山丘，南面洛水，公路就从洛水旁通过。这个地方只有南面地势开阔，易于进攻部队展开，也是高福源重点设防的地段。高福源是一个勤勉的军官，深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他预先考察过榆林桥的地形，是带着建筑材料出发的，准备充分。
10月20日进占榆林桥，东北军619团立刻开始争分夺秒地修筑工事，几天时间已经粗具规模。高福源的防御部署，北面依托山岭，南面沿公路布防，挖掘壕沟，在壕沟上设置吊桥，并沿着壕沟构筑了一个大堡垒和一连串小碉堡，迫击炮和重机枪立即进驻，形成对前方的严密防御。高福源把步兵主力控制在榆林桥内南侧，进可以支援碉堡防线，退可以坚守村寨——榆林桥南侧有一道简陋的寨墙，如果有时间，高福源肯定会把这道寨墙变成第二道防线。
不过高福源思虑周密，他想到自己刚到这里，防御设施还比较粗糙，如果自己遭到红军集中兵力的攻击只怕无法坚守。为此，他在仅有的几天里，还抽出了兵力在榆林桥背后的山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并派一排步兵驻守。这样，万一榆林桥守不住，他可以弃村上山，凭借山上的工事死守一段。
鄜县离榆林桥不过40里，守鄜县的是东北军107师师长刘翰东。高福源进驻榆林桥之后特意派刘翰东的亲信参谋那钟芳对师长面陈此处的情况，希望在危急的时候刘翰东能够前来增援。
时人回忆，高福源因为少年得志，略有跋扈（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刘多荃要杀他而无人反对的一个原因），是军长王以哲身边的红人，本来不好和顶头上司相处。但刘翰东（绰号刘坛肉）为人宽厚，对高福源很是优容。高福源不是不识好歹之人，自然投桃报李，两人曾一起久经战阵，堪称生死之交。所以，如果高福源遭到攻击，刘翰东一定会全力救援，这倒是军阀部队里独特的“情谊”了。
有了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阵势，高福源还是不太放心，依然每天严厉督促部下加强警戒，大修工事。但他不知道，这个阵势一摆出来，对面那头貔貅就已经看出了它的破绽。
高福源拿一个加强团硬顶红军的三个师
1935年10月25日拂晓，大雾，东北军619团的哨兵在黑夜中忽然发现大量红军正在悄然接近，两军随即在外围阵地爆发激战，榆林桥之战正式打响。
按照东北军后来突围逃到鄜县的残兵回忆，当时红军“多得很，暗夜虽看不真切，但听到满山遍野都是红军的声音，其中还有很多手持大刀、长矛的老百姓”。从后来各方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个东北军士兵并没有夸大其词。当时陕北红军原有26、27两个军，徐海东部25军到达后，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25军改编为75师，26军改编为78师，27军改编为81师，每个师辖两个团。这三个师都参加了榆林桥战斗，而且从战斗情况看，三个师都出动了主力，比如75师，两个团的番号都出现在了战场上，而且损失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福源是拿一个加强团硬顶红军的三个师，在遭到奇袭的情况下还扛了差不多一天，称为东北军中的猛虎也不算夸张了。
但要是从全局说，徐海东能在兵力只有不到敌军十分之一的情况下，集中几倍于榆林桥守军的部队强攻高福源，这份用兵的能耐和胆识，也就“黑土地之狐”林彪能和他一比了。而此时红军主力尽在榆林桥，后方连个像样的看家部队都没有，再看张学良的20万大军，此时全都在互不相连的各处城寨里全线龟缩防守，在整个榆林桥之战中连一次试探性的进攻都没有，两军的水平也就高下立判了。
徐海东准确地判断出高福源必然以榆林桥以南，面对公路的正面为主要警戒方向，阵地前面还有一条洛河作为屏障，易守难攻。针对这种情况，他下令主攻的75师223团、78师分别从东西两面沿着洛河向榆林桥南侧东北军阵地发动奇袭。75师225团作为预备队。 徐海东的战术十分“毒辣”——东北军注意力对着南面，而红军沿着洛河而来，正打在东北军阵地的侧面，且不说如果运气好可以打成偷袭，就算硬拼，洛河也已经成为两军的“共险”，这样打起来，高福源前面的碉堡能挡住后面的射线，但侧着身子作战的东北军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更主要的好处是两个师一个从东向西，一个从西向东，地理的阻隔和通讯的落后很容易造成双方进攻时间的不统一。这本来不是好事情，但假如高福源因为先打响的一侧形势危急，抽调另一侧部队去增援，而这时候被削弱了的一翼突然遭到另一个红军师的突袭，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个战术，很有一些林彪“一点两面”的味道。俗话说力分则弱，但那是兵力不足的时候，现在红军是三个师打东北军一个团，就是分成几路打，任何一路打好了都能取得胜利。
然而，红军攻打榆林桥的战斗，最初并不顺利。
就在一天前，高福源刚送走了讲武堂的老同学、来榆林桥视察的东北军107师代参谋长李树桂，两人临别的时候，高福源似乎已经有了大战在即的预感，对李树桂说：“就我这一个团，够呛啊，听天由命吧，但愿不要白白牺牲在这里。”
高福源的确不甘心战死在这里，他是东北军中少数敢不把日军战术水平放在眼里的人物之一，这个终生东北口音极重的年轻军官，一直有着率军打回老家的深切期待，这也是他后来积极参与西安事变，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阴差阳错之间，他的这个愿望，终未能实现。
有了这个觉悟，又赶上大雾，高福源的警惕性极高，阵地前又是流动哨又是潜伏哨，结果，两路红军相继被提前发现，偷袭不成只能展开强攻。
更要命的是高福源到底深通兵法，面对危他并没有把部队都龟缩回寨内死守，反而在前一天晚上把配属给他的621团2营派了出来，开到洛河对岸建立警戒阵地。这个营战斗力不强，没有重武器，也不是高福源的基本部队，打光了无关大局，却能把自己防线的纵深拓宽。
这一手果然很有用，从西向东攻打榆林桥的78师，由于地形的限制不得不首先和621团2营交火。在没有坚固工事的情况下，一个师打一个营，结果可想而知。但等打完这个营再攻榆林桥，以619团为主的守军已经暂时击退了223团从东方的第一次进攻，严阵以待，只听一声哨响，冰雹一样的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便凶猛地落进了红军冲锋的队列。
根据战后统计，榆林桥之战，徐海东缴获的迫击炮共8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00余挺。高福源把这些武器大部分部署在了南面的阵地上，由此可以想象78师当时面对的火力有多么猛烈。
78师被迫后退，在洛河对岸建立前进阵地与619团对射。但是，由于红十五军团将大部分重武器都集中给了75师（在红军中轻机枪就算重武器），78师凭借低劣的装备根本压不住守军的火力。
多年以后，78师出身的一名老将军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强攻榆林桥，虽取得胜利，但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78师，布置在洛河对岸，伤亡大，战功微。”
75师和78师的强攻与守军打成胶着，进展艰难。
但是，此时的高福源也并不好过。一交手就被打掉了一个营，损失不小，更重要的是，榆林桥原来配置的一部电台，恰好在此时出了故障，正在抢修时发报机又被流弹击中，结果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哑巴电台。这使得619团与鄜县的107师师部联络中断。这半部电台后来也成了徐海东的战利品，他将其送给了毛泽东做礼物，史称红军在陕北有三部半电台，那半部就是这么来的。
高福源迅速派出几名信使，寻找红军进攻的间隙，快马前往鄜县求救。不过，他们无一例外都落入了红军手中。原来，徐海东也怕遭到腹背夹击，在攻打榆林桥的时候，派了一个步兵营在榆林桥和洛川之间警戒，监视洛川的东北军67军总部，同时派出军团直属骑兵团，在榆林桥与鄜县间游动，监视鄜县方面的敌军。这几名信使，恰好撞进了骑兵团的警戒线中。
说来也是高福源倒霉，红十五军团本来没有骑兵，这个骑兵团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骑兵们的马，就是在劳山战役中从东北军手中缴获的。东北军用的都是关外好马，当时歼灭了敌110师，徐海东见得了这么多骏马十分高兴，把原来红25军的手枪团调了来，和原红26军的一个骑兵连组合，成立了这个有四个连的骑兵团，此次是第一次出任务。
事实上，107师师长刘翰东是在第二天敌619团溃兵逃到鄜县城下时，才知道榆林桥遭到了徐海东的围攻，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派出求援的信使后，高福源回过头来，指挥守军顽强阻击红军的进攻。
一个团顶两个师，即便是有预设工事也吃力异常。高福源不愧猛虎之名，只给团部留下一个警卫连，其他部队全部顶到一线。这的确有效地遏制了红军进攻，但也使东北军的伤亡数字直线上升。
王以哲给高福源的评语是：“恃才独断，恐招人怨。”高福源打仗的时候的确有一种慈不掌兵的骄横，不怕伤亡大消耗大。榆林桥守军的防御纵深大，即便顶到天亮援军还不来，他也可以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撤到后面的山顶阵地去，在那儿依靠有利地形继续坚守。
也许，这时候高福源心里也会对后方山顶的防御掠过一丝疑虑。但是，他并没有增援守山的那一个排。或许因为兵力本身已经不足，或许因为调谁的部队这时从火线上下来都可能在紧张的前线引发混乱。更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觉得这段山势足够险要，除非是当地的土匪，没人能抄自己的后路。以高福源对红军的了解，他倒觉得以红军那种清教徒式的作风，不会有什么土匪肯和紅军合作。
高福源对了，但是也错了，对的是红军倒是没和土匪合作，错的是此时有一位红军将军正指挥着部队来包抄他。这个人虽然不是土匪，却是“土匪的祖宗”。10年之后，在东北一提他的名字，足以让最有名的绿林好汉都闻风丧胆。
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开国少将贺晋年。 “砍断他的尾巴，再钻进他肚子里搅一搅”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贺晋年，在关东大地上却是一个“天杀星”的形象。他当时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在和东三省各路悍匪的恶战中树立了自己“剿匪王”的威名。
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就是关于贺晋年的。1948年下半年，三江省（伪满设置的省份，位于今黑龙江东北部）布置工作，其中一项是“继续剿匪”，结果贺晋年回了一封只有四个字的著名电报——“无匪可剿”。短短四个字，透露着自负、遗憾、傲慢，还有点儿独孤求败的意味。
贺晋年剿匪，關键的诀窍是“穷追不舍，不死不休”。很多有名的土匪，都是在贺晋年的穷追之下分崩离析、全军覆没。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用这种打法，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情报要比土匪更精准;其次，作风要比土匪更剽悍。这两条，贺晋年都足以自傲——第一条，东北土改争得了民心，土匪又作孽太多，当地的农民、猎人、参客都成了贺晋年的眼线，而且，贺晋年对土匪的行踪，一种惊人的敏感，仿佛根据嗅觉就可以判断追踪的方向;第二条，在一些老战友的回忆中，时任81师师长的贺晋年在陕北经常带一队数十名精锐骑兵呼啸而过，即使见到上级也不下马，这个作风就带一点“匪气”。土匪能到的地方他能到，土匪不敢去的地方他也敢去，在东北剿匪期间，贺晋年光战马就摔死了三匹。
榆林桥战斗打响之前，徐海东给贺晋年81师的任务是——从榆林桥后面探出一条路来，在正面打响后偷袭高福源在山顶的预备阵地，再居高临下攻打榆林桥寨子，说白了就是“砍断他的尾巴，再钻进他肚子里搅一搅”。
这个任务交给别人或许不合适，但是交给贺晋年却是正中他的下怀。贺晋年果然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找出一条偷袭的羊肠小道来。
其实，贺晋年的81师和徐海东的原红25军，这时候不但是上下级关系，而且隐隐还是你死我活的对手。
榆林桥之战前，在陕北苏区进行“肃反”的左派专家们，正在计划以国民党特务嫌疑逮捕贺晋年。这批左派专家大多来自鄂豫皖，正是随着徐海东的红25军来到陕北的。这种内部的“肃反”，是斗争中最为残酷的一页，曾中生、许继慎等名将，都是在这次清洗中被残酷杀害的，其冤情至今令人痛心。陕北的“肃反”在戴季英等人的操纵下尤为骇人听闻，一大批红26、红27军高级军官和地方骨干工作人员被捕，大多随即被杀，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和东北军作战的伤亡。
当然，负责军事的徐海东并不是“肃反”的关键人物。张国焘在川陕“肃反”，夏曦在洪湖“肃反”，当地的军事主官徐向前和贺龙也根本无法插手，连徐向前的妻子都被杀害。徐海东对戴季英的为人也颇为鄙视，可是由于“党领导枪”的原则，他并没有权力来控制“肃反”的进行。在鄂豫皖，戴季英要无据杀人，徐海东虽然试图阻止但全无用处，反而差点把自己也搭进去。后来陕北“肃反”还是中央红军赶来后才被压下去的，毛泽东救出了被关押的习仲勋、刘志丹，曾大骂戴季英是“疯狂病”，周恩来则骂戴季英：“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也不要有才好。”客观上说，中央红军来“拨乱反正”深受陕北军民拥戴，这里面作为“反面教员”的戴季英“功不可没”。
无论徐海东如何，此时作为78、81师的陕北红军和长征来的75师（即红25军）之间，的确处于剑拔驽张的情况。贺晋年也很清楚戴季英要逮捕自己，当时78、81师颇有不少指战员怀疑红25军是“假红军，真白军”。后来与中央红军会师后，贺晋年曾说：“你们要是不来啊，我们就要和他们火并了。”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出兵打榆林桥，徐海东一声令下，贺晋年照样坚决执行。三个师在作战上相互配合，丝毫没有滞涩。
徐海东在作战中也绝对负责，曾三次到榆林桥察看地形，才下定让贺晋年绕袭高福源背后的决心。想想都令人吃惊，高福源到榆林桥不过数日，而徐海东居然三看地形，这份耐心和细致，实在不是一般军事将领能够做到的。
徐海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他看地形之后，才下决心歼灭高福源，因为他确认了高部的工事尚未完全完工，还有很多火力死角。所以，他要打高福源一个立足未稳。
正面强突，背面偷袭，这是战争的老套路，但却不是人人能够打好的。以榆林桥之战而言，假如不是高福源在山上修碉堡，或者他真的在山上放上一个营，大概徐海东也不会对这里下手了。
这是因为，如果高福源没有在山上修碉堡，他肯定是抱着收缩寨内防守的念头，对榆林桥北面的设防自然会小心面对，从这里进攻，不过是多一个强攻的点而已，未必有多大效果;假如他真的放一个营在山上，则表明他的部署是分兵设防，山、寨两处呼应，那时候或许利用自己兵多，将守山敌军和守寨敌军分割，各个击破才是用兵之道，也无须先攻山。
偏偏高福源修了碉堡，又只派少量部队把守，这个心态可就微妙了。他显然是打算把这里作为预备阵地的，既然如此，山上才是他设防的边线，不会在山下布置很强的防御;同时，高福源明显又不愿意分兵，他放一个排在山上属于预警人员，一方面觉得地形险要对方上不来，另一方面万一红军真的摸上来，只要这些哨兵早点儿发觉，榆林桥的守军立刻就能用炮火支援并派出援军。
这个机动防御的想法挺好，可惜他漏算了一条，就是这种仗只有在战局比较平静的时候才可以打，实战中寨南已经打成了一锅粥，暗夜之中红军居然用一个师打他的一个排，而东北军主力尽出已经无力增援。
据说，徐海东是根据三次看地形，以及东北军给山上守军送饭的伙食担子，判断其山上兵力的。
贺晋年的81师轻取榆林桥北山时，正面战斗打得正酣，东北军的碉堡已经被摧毁了几个。徐海东把骑兵团调过来，利用骑兵的冲击力配合223团试图突破敌619团防线。高福源忙于调配兵力堵漏，根本不知道北山已经失守。
贺晋年从山上向下一看，远处弹雨如梭，战况正烈，而整个榆林桥村寨就在脚下。81师没有重武器，贺晋年当即下令把东北军放在碉堡里的重机枪取来，架在山坡。这个北山确实险要，山坡很陡，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架设机枪的地方，枪后却容不下射手立足。贺晋年当即命令警卫员抓住他的两条腿，把自己整个人头下脚上挂在山坡上，这才能够操纵机枪。 贺晋年立即对着寨子里最大的院子猛烈开火。据逃回107师的一名传令兵回忆，当时高福源和团附正在团部，突然团部后面枪声大作，子弹从团长室的后窗射入，幸而没有打中人。接着后山响起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81师开始朝寨子里冲了）。高福源立即下令熄灭灯火，同团附和卫士冲到院子里，这才发现后山的碉堡已经被红军占领，正在向团部院内射击。
当时，高福源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立即命令身边仅有的警卫连向山上反扑，自己返回团部试图用电报（回忆中误为电话）向师部汇报，但发报机仍然不能使用。当他再次走出團部，只见警卫连已经乱纷纷败退下来。
此时，镇子里面的东北军已经乱成一团，81师、75师已经从北南两面攻入寨子。大批东北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这时天刚亮，红军上下都松了一口气，认为东北军很快就会崩溃。红军却没想到打破了寨子之后，还有意料不到的残酷战斗等待着他们。
很多走完了长征的老战士却没有走出这个无名院落
红军攻下榆林桥之后，本来据险死守的东北军纷纷缴枪，特别是原来守在南边寨墙上的两个整营，几乎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这个情景让红军多少有点儿松懈。破寨之后，满街都是红军高喊“有疤瘌脖子的就是高团长”的声音。因为高福源小时候得过鼠疫，脖子上有个疤，但不知道红军是怎样知晓的。
红军想活捉高福源的心情可以理解。陕北的战斗中，东北军的战斗力虽然不是很强，投降的也很多，但它的高级军官对张学良十分忠诚。劳山、榆林桥两战中，东北军有两个师长参战，全部殉职;有八个团长参战，五个殉职或自杀，跑了一个，最终只有高福源一个团长活了下来。所以，能活捉东北军的团级指挥官，对红军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在此之前，红十五军团手枪团还活捉过一个东北军团长，那就是劳山战役中被俘的628团团长裴焕彩。可惜，裴焕彩和当时其他东北军高级军官一样，对张学良非常忠诚，十分重视“军人气节”，所以被俘以后根本没有合作的意思。裴焕彩穿着勤务兵的上等兵军服，众目睽睽之下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裴焕彩。一来二去红军也没了耐心，于是将他作为“顽抗到底”的典型给“严惩”了。
劳山之战后不久，徐海东部即将裴焕彩和另一个“顽抗到底”的东北军少校参谋佟国良处决于油粉村附近。裴焕彩在东北军中颇有人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还多次对红军谈起过裴焕彩，对他的命运深表惋惜。
可能有人会想，徐海东怎么就没有一点儿大将风度，对这样硬气的对手，何必一定要杀？其实，第一，杀裴焕彩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第二，徐海东在面对敌手时一贯冷酷无情——他全家有66口人被国民党军株连杀害，这样的血海深仇还要惺惺相惜，性格鲜明的徐海东不可能做得到。
在榆林桥出现这样多的俘虏，一方面与红军此前和东北军打交道时，一直得力宣传的“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关，另一方面，高福源的性格也导致其部下不肯为其死战。
高福源的同学、107师代参谋长李树桂评价说，高福源能力很出色，治军也严格，但也是他同学中“性格最特殊”的一个人。他的特殊体现在为人孤高自赏、不大交朋友上，甚至公开表示看不上重“义气”的习惯。这在以义气打下天下的东北军中极为罕见。同时，他善于辩论，在东北军同级军官中，经常把人说得哑口无言，更神奇的是即便他没理的时候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趣的是，包括高福源在内，张学良身边有一个少壮派军官的小团体，十分受他青睐，都是他从下级军官中慧眼所识的。而这批军官中，无论老一些的王以哲，还是年轻的孙铭九、应德田，多少都有能力强但性格孤高的毛病。
高福源的性格特点让他在军中朋友很少，而对于部下，要求高且严格，又缺少体恤，李树桂的原话是“刻薄而寡恩”。于是，榆林桥之战到大势已去的时候，部下纷纷弃他而去，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被包围的高福源，率身边少数残军，硬是把这场战斗又拖了6个小时。
打到天亮时，高福源手里还剩下两个阵地。一个是寨外南部与红78师对峙的一部分东北军官兵依然守在靠西的工事阵地上，另一个就是619团的团部。
寨外的东北军，主要依靠工事，但军心已经涣散，223团和78师两面夹击，很快将其解决。
打619团团部，可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面有619团警卫连和第1连残部，还有团部的卫士队，可说都是该团的精华，装备好，战斗力强，虽然吃了败仗，但在高福源指挥下仍在作困兽之斗。
此前的激战中，高福源曾指挥部下在团部的院子里利用地形和院墙抵抗，但红军很快就依靠出色的夜战功夫冲到了近前。手榴弹不停在院子里爆炸，东北军官兵无法立足，或者随着高福源退进团部控制的房子和窑洞里死守，或者四散奔逃。这样，团部和其他部队的联络也被切断了。但是由于高福源身边的火力强大，红81师一时也冲不进去。
10月25日天亮以后，徐海东命令预备队的225团上前，完成对619团的最后一击。
225团是75师的两个主力团之一，也是红十五军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完成这最后一击应该是游刃有余。当时的团长是郎献民，政委是刘震。这个刘震，后来可是大名鼎鼎——抗美援朝空军司令员。
10月25日上午9点30分，225团对高福源团部的攻击开始了。
225团是此战徐海东的预备队。天亮时分，78师还在和南门外残存的东北军进行最后的纠缠，81师打了一夜又缺乏重武器不善攻坚，连同属红75师的223团也有较大损失，此时动用225团正当其时。
况且，此时红十五军团其他各部都已立功，225团上下求战情绪极高，如果就这样当“万年预备队”，只怕团长郎献民和政委刘震都不甘心。按照计划，郎献民把部队分成两拨，自己率领2营、3营发动突击，刘震指挥1营和团部直属连提供火力支援，并准备在突击队打开缺口后跟进扩大战果。红军其他部队没有参战，因为这里地域狭小，容不下更多的人枪投入战斗。 郎献民的想法很简单——刘震指挥的掩护部队用机枪专打高福源的火力点，自己的突击部队把机枪集中在队伍前面，一边扫射一边往上冲，这样的火力配置，估摸着一个回合就可以打进东北军据守的窑洞。按照郎献民的经验，那时候东北军的士兵肯定就要抢着投降了。
他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东北军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部队，尽管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不错，但一旦打到必败无疑的地步，军官或许还会为了知遇之恩以身殉职，当兵为了吃粮的普通士兵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有记载称红十五军团在红军中装备另类，一个连就有9挺轻机枪，说的就是223团和225团。郎献民这个部署，可以把225团的机枪火力发挥到极致。
郎献民的两大长处，在战斗部署中都有显著的体现——第一，他是红军中的机枪专家;第二，他是红军中的“东北军专家”。
这是因为。郎献民原本是东北军109师的一名机枪手。1934年5月，红25军和刚来参加“剿共”的东北军战于沙窝集。那一仗，大败109师，被红25军吃掉了两个营，机枪手郎献民成为俘虏后，被红军以礼相待，成为军事教官。
在东北军中，郎献民可算一名优秀军人，一方面他的军事技术本领，另一方面非常信奉“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信条，到了红军中依然不改，满口“委座”“长官”“攘外必先安内”，极为另类。
不过，这样如同一张白纸的旧式军人，正是红色政治工作可以开垦的绝好良田。时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徐海东当时担任副军长）和政宣队长程世清亲自和这个机枪打得“贼准”的关东汉子谈天，三下两下郎献民就痛哭流涕，从此跟了共产党。
其实，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固然厉害，关键问题还是东北军有心病，这个心病就是“九一八”。据说程世清用一首歌就打动了郎献民：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里好悲伤。
……
短短两年，郎献民在红军里由教官、连长、营长，一直干到225团团长。
但是，郎献民这次低估了高福源。
高福源给残部下达的命令是：“援军马上就到，放进院子里来打！”
其实，他应该知道是没有援军的，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唯有尽忠到底而已。守军倒未必真是铁板一块，但高福源在前一天夜里的战斗中已经左肩中弹负伤，裹创喋血，持枪督战，面目狰狞。东北军的士兵固然怕对面的红军，但更怕这位随时可能毙人的长官。
恐惧也可以产生战斗力，在高福源的督战下，东北军官兵的抵抗变得坚决而有力。而且，他的战术也是对的，顺利冲进619团团部院内的红军忽然发现要面对东北军爆发的火力，顿时伤亡惨重。轻机枪子弹有限，到此大多已经打光，狭窄的院落进一步限制了红军的战术动作，很多走完了长征的老战士却没有走出这个无名院落。
刘震指挥的火力掩护这时已经毫无用处，因为红军已经冲进了院内，再打就要打到自己人了。外面的红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纷纷倒下，终于败退下来。
郎献民在掩护部下撤出院落时，不幸中弹阵亡。由于郎献民身边的官兵全部战死，遗体竟然都没有抢下来。
刘震马上亲自带队发起第二次攻击。
徐海东一仗打下来，不但补上了所有伤亡，还足足地增编了一个团
徐海东最初并没有到战斗现场，他对郎献民和刘震十分信任，这两个部下在劳山一战就抓回近六百个俘虏，可算是打东北军的专家了。当徐海东得到郎献民牺牲的消息，匆忙赶来时，刘震已经把郎献民的遗体带回来了。
不过，刘震并没有亲自来向军团长汇报战况。因为虽然抢回了团长，但这一次攻击又伤亡了不少人员，他自己也负了重伤。
郎献民和刘震攻击前的准备工作可算不错，不但集中了绝对的兵力和火力优势，而且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宣传。红军战士不断地招呼东北军缴枪，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携手抗日”等口号，正常情况下，面对这样优势的红军，又有外面那么多同伴的现成例子，窑洞里的东北军应该缴枪了。
没想到高福源及其心腹的疯狂督战，让东北军焕发了新的战斗力。窑洞的黄土坚厚，红军投射的枪弹和手榴弹只能破坏它的外层，虽然也打死打傷不少619团的官兵，但难以彻底消灭洞内敌军，局面一时僵持了。
弄明白了情况，徐海东大怒，亲自指挥对高福源部的最后攻击。
徐海东的脾气十分暴烈，有一次部队紧急开拔，后卫官兵行动迟缓，徐海东竟然抡着棍子在后驱赶，这在红军中也算是一个异类了。不过官兵无人有怨言，因为他们刚刚转移，原来的驻地就被敌军攻占了。
现在，两个爱将一死一伤，徐海东发怒更在情理之中。徐海东在战场上发怒，经常会提着大刀自己冲上去，因为这个原因他曾经九次负伤。严重的伤势破坏了他的健康，使他未能在抗日战场上一显身手，而且从60年代开始就只能常年靠吸氧度日，这成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不过，对已经在作困兽之斗的高福源，徐海东显然不准备这样“抬举”他。正在这时，一架东北军的侦察机飞越榆林桥上空，还扔下了两颗炸弹。原来，107师师部报告榆林桥遭到攻击，阔绰的东北军当即派出飞机侦察轰炸，不过这点儿动静对整个战局来说根本于事无补。
也许是看到飞机让徐海东有了灵感：从地面上不好打，可以从上往下打啊。陕北人当时习惯居住的窑洞，病不是修建的房子，而是在深厚的黄土中“掏”出的房子。所以窑洞就是土坡的一部分，洞顶总是和周围的自然地形相连的。这就给接近窑洞的顶部提供了方便。
高福源团部的窑洞原来是属于一户当地乡民的，虽然比较好，但也有这个特点，所以徐海东指挥红军一面封锁高部火力点，一面派人从周围山坡上向高福源窑洞的顶上冲。 高福源将这里作为指挥部后，也在四面和窑顶掏了一些枪眼，但守军毕竟人少，总有火力死角，又遭到红军优势火力的压制，最终被红军抄到了团部窑洞的顶上。红军立刻把手榴弹从窑洞的烟囱里扔了进去。几颗手榴弹从天而降，给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高福源也被炸伤，但他仍然不肯投降，挥枪指挥部下向外冲，试图从院里突围反攻。无奈部下已经不听他的了。
对于本来对内战就兴趣不大的东北军士兵来说，经过长时间的战斗，精力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再遭到这样一击，手榴弹的威力比团长的手枪威力更大。 窑洞里的东北军失去了斗志，纷纷一面喊着“缴枪”，一面从窑洞里向外奔逃，高福源也没法阻止。
10月25日下午2点，619团团部落入红军手中。榆林桥之战的最后一幕落下了，貔貅与猛虎之战分出了胜负。
高福源也不愧是一名猛将，至此已经三处负伤，竟然还能突围出来，带着几个卫士边打边沿着洛河撤退，遭到两路红军夹击才弹尽被俘。
耐人寻味的是，高福源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在最后一刻放下了武器。其中的理由，也许与他曾经说过的不愿意“白白牺牲”有关联。所以被俘后他还一度藏在俘虏群中，试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被指认了出来。
有文学作品描述，榆林桥之战后徐海东风度俨然地去做高福源的统战工作，并且言之凿凿。而事实上，当时的场面完全不是这样温情脉脉。
根据纪录，当高福源被从俘虏中揪出来的时候，徐海东上前就是两个耳光，冷笑道：“看你机枪打得那么狠，还以为活人堆里找不出你来呢！”他力主枪毙高福源为郎献民报仇。此时的高福源在徐海东眼里，不但是一个反动军官，而且干脆就是一个死人。
不让枪毙高福源的是中央領导人，他们一接到报捷电报就嘱咐“刀下留人”。尽管徐海东当时对此不理解，但他还是立即服从命令，把高福源送了过去。
这一仗，红军伤亡200多人，东北军也伤亡两200多人，区别是红军多了1800名俘虏，经过教育后，他们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徐海东一仗打下来，不但补上了所有伤亡，还足足地增编了一个团——224团，团长韩先楚。这个团里，除了俘虏，原红军骨干只有两个特务连和少数陕北少共。
（来源/《铁流陕北：从红军到八路军》，萨苏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电影《西安事变》中有高福源返回西安面见张学良并与其争论的场面。电影中的高福源，是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高级军官，这位看起来很会打仗的军官，怎么会吃败仗，又是怎么被红军俘虏的呢？
张学良、杨虎城都曾在徐海东手下损兵折将
在《西安事变》中，高福源是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有一个镜头是在红军的重围中，他用力晃动重伤的师长，发现师长已经死了才将其放下，转身肃立拔枪欲自杀，却被红军一枪击中腋下，于是被俘。
事实上，高福源并不是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电影中战死的东北军师长确有其人，便是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
牛元峰本来是东北军的后勤司令，让他带一个师有点勉为其难，直罗镇战役中，他阵亡于老牛湾，部队也全军覆没。不过，直罗镇战役发生在1935年11月，高福源被俘则是在此前的10月25日的榆林桥之战中。
真实的高福源的确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是辽宁营口人，早年在北京上学，从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不过家里世代行武，所以大学没有上完，他就转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开始了军人生涯。
高福源是讲武堂的优等生，深受张学良器重，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说没有赴日，而是在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第三期学习）。此后，一直在张学良最亲信的边防军第7旅任职。这个旅是张学良父子的警衛旅，九一八事变时在北大营的就是这个旅。高福源军事素质高，作战勇猛有章法，是张学良身边一头地地道道的“猛虎”。
那么，这头猛虎怎么就成了红军的俘虏呢？因为这头猛虎在榆林桥碰上了一头红军中的“貔貅”——那就是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貔貅，是传说中的猛兽，在《史记》中与熊并列，似乎也是一种体态雄壮的巨兽。徐海东面庞丰腴，倒是真和这样的描述有几分相似。不过，他在作战中的凶猛，更像传说中的貔貅。
徐海东因为早年曾身负重伤，抗战开始以后出于身体原因不再能指挥线作战，所以此后战绩不丰，对于他的军事才能，后人了解不多，远不如对后来的一些少壮派将领那样深入。
其实，这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徐海东打仗实在是精彩，精彩到直至1940年日军都在认真研究这位早已离开一线的红军将领，对他十分忌惮。
徐海东真的这样能打吗？在红军诸多将星中，估计是不会有人质疑的。这是因为，徐海东的战绩太“硬”了！且不说带队大战汀泗桥，孤军长征到陕北，单说到达陕北之后的战绩，就足以让所有对徐海东军事才能有所怀疑的人闭口。
徐海东的战绩到底有多出色呢？西安事变中的张杨两位著名爱国将领都曾在他手下损兵折将。
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对于两位领衔的将军——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上将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将来说，有一个时间前提，即“在对‘剿共’失望，心灰意冷之时”。其实这句话让人有些奇怪，因为张学良手下，有当时仅次于蒋介石嫡系的全国第二大军事集团——东北军，兵力20多万且装备精良，飞机大炮一应俱全。杨虎城的兵力虽然较少，却是地地道道的“土著”，他善于守城，有坚守西安8个月的辉煌战绩。陕北是他自己的地盘，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出力死战。短时间内就让这样的两位将军“失望并心灰意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毫不夸张地说，把这两位国军上将打得心灰意冷的人，正是徐海东。而且，从战绩看，这二位不仅是被打得心灰意冷，只怕乌江自刎的心都有。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曾和共产党代表南汉宸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们把我的部队都消灭了……”
这绝不是夸张。杨虎城部下原有两师三旅，孙蔚如和冯钦哉两位师长和红军交了两次手就觉得事情不对，便苦劝杨虎城谈和，在他不听劝后开始敷衍了事，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打。倔强的杨虎城出动自己身边的三个警卫旅和红军交手，结果三个旅长死了两个伤了一个，全军覆没。
张学良比杨虎城本钱大，到陕北的时候也准备好好打几仗的。首先，他要用战绩立威，告诉蒋介石东北军能打仗。其次，打垮红军也可以吓住周围各路军阀。结果两个月里三战三败，损失了两个主力师。
确切地说，打得这两位将军不知所措的红军将领，正是徐海东。打怕张杨，除了最后直罗镇一战是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的事情外，其余都是由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一手完成。
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军，气势不小，其实每个军不过数千人，总兵力不过1万多人，其中主力是刚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张杨两部和周围军阀兵力加起来至少40万，面对他们的“围剿”，连熟悉当地情况的刘志丹也主张避实击虚，到三边地区打地主井岳秀去，但徐海东不同意。徐海东和后来打敌74师的粟裕一个脾气，主张专打敌军中最强横的，以寡敌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才能震慑敌军，一举取得战略优势。
从战略上说，刘志丹考虑的是生存，徐海东考虑的是称霸，重点不一样。问题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说起来豪情万丈，能做到那才是真本事。
一打杨虎城，二打张学良，徐海东打了两个上将，放眼西北，还真没有谁比这两位更强横的了。徐海东说到做到。
高福源在榆林桥的阵势“固若金汤”
榆林桥之战，就是徐海东在陕北打怕张学良的三战中的第二战。当时，高福源已经担任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带619团三个营、620团一个营守卫陕北重镇甘泉城外的要塞榆林桥。10月1日，徐海东在劳山歼灭东北军110师以后，装备大为改善。这个时候，他发现东北军居然把高福源部推进到了榆林桥并开始构筑工事，又注意到榆林桥周围没有呼应部队，当即决定拿下此处。 貔貅要拿东北虎开斋了。
徐海东一路长征，却越打装备越好，最后达到了一个连六挺机枪的水平;大洋也越来越多，连中央红军长征最后阶段都要靠他支援。确实像极了传说中善于聚敛的貔貅。
看了前面徐海东的战绩，榆林桥之战中两军的战力对比也就出来了。高福源在东北军中号称能战，部队也确实装备精良。高福源所在的东北军107师，实际上就是张学良的警卫旅——第7旅。东北军丢失东北败退入关后重新整编，蒋介石为了安抚东北将领，将东北军原有的旅都改为师，其实属下的兵力、编制都没有变化。619团下面有直属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轻机枪10挺，比徐海东最精锐的红25军装备还好。但碰上徐海东这个战神一样的人物，高福源多少还是有点儿分量不足。而且，不知道张学良是怎么安排的，20万东北军1万红军，但每战都是红军比东北军的兵多好几倍，榆林桥之战也不例外，所以高福源战败倒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想要拿下高福源，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有很多分析文章把东北军在陕北的溃败归咎于思乡心切、无意内战，这是不错的，比如榆林桥之战，高福源部2100多人，被俘的就有1800人，阵亡不过200余人，说明东北军的确不愿意打内战。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见了红军就想投降，至少军官还是很有战斗决心的。东北军是一支典型的军阀部队，军阀部队的特点就是要求只对长官效忠，唯长官之命是从，其他就连国家、民族都在其次。无论是敌是友，都承认张学良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将军。所以，张学良要“剿共”，部下对他的命令执行得很忠诚。尽管面对红军三战三败，但损失的两个师，师长都以身殉职，在直罗镇之战中，参战的三个东北军团长死了两个，这个比例和蔣介石手下的军长师长成批地成为俘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高福源，曾经在鄂豫皖与红25军交过手，当时红25军正在向陕北长征，不管损失如何，场面上是貔貅追着老虎跑，气势上高福源并不弱于徐海东。
而且，高福源的确是一个会打仗的军官，从防御工事可以看出，榆林桥的防守堪称滴水不漏。榆林桥位于甘泉以南40公里的公路旁，是一个不大的村镇，北靠山丘，南面洛水，公路就从洛水旁通过。这个地方只有南面地势开阔，易于进攻部队展开，也是高福源重点设防的地段。高福源是一个勤勉的军官，深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他预先考察过榆林桥的地形，是带着建筑材料出发的，准备充分。
10月20日进占榆林桥，东北军619团立刻开始争分夺秒地修筑工事，几天时间已经粗具规模。高福源的防御部署，北面依托山岭，南面沿公路布防，挖掘壕沟，在壕沟上设置吊桥，并沿着壕沟构筑了一个大堡垒和一连串小碉堡，迫击炮和重机枪立即进驻，形成对前方的严密防御。高福源把步兵主力控制在榆林桥内南侧，进可以支援碉堡防线，退可以坚守村寨——榆林桥南侧有一道简陋的寨墙，如果有时间，高福源肯定会把这道寨墙变成第二道防线。
不过高福源思虑周密，他想到自己刚到这里，防御设施还比较粗糙，如果自己遭到红军集中兵力的攻击只怕无法坚守。为此，他在仅有的几天里，还抽出了兵力在榆林桥背后的山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并派一排步兵驻守。这样，万一榆林桥守不住，他可以弃村上山，凭借山上的工事死守一段。
鄜县离榆林桥不过40里，守鄜县的是东北军107师师长刘翰东。高福源进驻榆林桥之后特意派刘翰东的亲信参谋那钟芳对师长面陈此处的情况，希望在危急的时候刘翰东能够前来增援。
时人回忆，高福源因为少年得志，略有跋扈（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刘多荃要杀他而无人反对的一个原因），是军长王以哲身边的红人，本来不好和顶头上司相处。但刘翰东（绰号刘坛肉）为人宽厚，对高福源很是优容。高福源不是不识好歹之人，自然投桃报李，两人曾一起久经战阵，堪称生死之交。所以，如果高福源遭到攻击，刘翰东一定会全力救援，这倒是军阀部队里独特的“情谊”了。
有了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阵势，高福源还是不太放心，依然每天严厉督促部下加强警戒，大修工事。但他不知道，这个阵势一摆出来，对面那头貔貅就已经看出了它的破绽。
高福源拿一个加强团硬顶红军的三个师
1935年10月25日拂晓，大雾，东北军619团的哨兵在黑夜中忽然发现大量红军正在悄然接近，两军随即在外围阵地爆发激战，榆林桥之战正式打响。
按照东北军后来突围逃到鄜县的残兵回忆，当时红军“多得很，暗夜虽看不真切，但听到满山遍野都是红军的声音，其中还有很多手持大刀、长矛的老百姓”。从后来各方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个东北军士兵并没有夸大其词。当时陕北红军原有26、27两个军，徐海东部25军到达后，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25军改编为75师，26军改编为78师，27军改编为81师，每个师辖两个团。这三个师都参加了榆林桥战斗，而且从战斗情况看，三个师都出动了主力，比如75师，两个团的番号都出现在了战场上，而且损失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福源是拿一个加强团硬顶红军的三个师，在遭到奇袭的情况下还扛了差不多一天，称为东北军中的猛虎也不算夸张了。
但要是从全局说，徐海东能在兵力只有不到敌军十分之一的情况下，集中几倍于榆林桥守军的部队强攻高福源，这份用兵的能耐和胆识，也就“黑土地之狐”林彪能和他一比了。而此时红军主力尽在榆林桥，后方连个像样的看家部队都没有，再看张学良的20万大军，此时全都在互不相连的各处城寨里全线龟缩防守，在整个榆林桥之战中连一次试探性的进攻都没有，两军的水平也就高下立判了。
徐海东准确地判断出高福源必然以榆林桥以南，面对公路的正面为主要警戒方向，阵地前面还有一条洛河作为屏障，易守难攻。针对这种情况，他下令主攻的75师223团、78师分别从东西两面沿着洛河向榆林桥南侧东北军阵地发动奇袭。75师225团作为预备队。 徐海东的战术十分“毒辣”——东北军注意力对着南面，而红军沿着洛河而来，正打在东北军阵地的侧面，且不说如果运气好可以打成偷袭，就算硬拼，洛河也已经成为两军的“共险”，这样打起来，高福源前面的碉堡能挡住后面的射线，但侧着身子作战的东北军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更主要的好处是两个师一个从东向西，一个从西向东，地理的阻隔和通讯的落后很容易造成双方进攻时间的不统一。这本来不是好事情，但假如高福源因为先打响的一侧形势危急，抽调另一侧部队去增援，而这时候被削弱了的一翼突然遭到另一个红军师的突袭，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个战术，很有一些林彪“一点两面”的味道。俗话说力分则弱，但那是兵力不足的时候，现在红军是三个师打东北军一个团，就是分成几路打，任何一路打好了都能取得胜利。
然而，红军攻打榆林桥的战斗，最初并不顺利。
就在一天前，高福源刚送走了讲武堂的老同学、来榆林桥视察的东北军107师代参谋长李树桂，两人临别的时候，高福源似乎已经有了大战在即的预感，对李树桂说：“就我这一个团，够呛啊，听天由命吧，但愿不要白白牺牲在这里。”
高福源的确不甘心战死在这里，他是东北军中少数敢不把日军战术水平放在眼里的人物之一，这个终生东北口音极重的年轻军官，一直有着率军打回老家的深切期待，这也是他后来积极参与西安事变，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阴差阳错之间，他的这个愿望，终未能实现。
有了这个觉悟，又赶上大雾，高福源的警惕性极高，阵地前又是流动哨又是潜伏哨，结果，两路红军相继被提前发现，偷袭不成只能展开强攻。
更要命的是高福源到底深通兵法，面对危他并没有把部队都龟缩回寨内死守，反而在前一天晚上把配属给他的621团2营派了出来，开到洛河对岸建立警戒阵地。这个营战斗力不强，没有重武器，也不是高福源的基本部队，打光了无关大局，却能把自己防线的纵深拓宽。
这一手果然很有用，从西向东攻打榆林桥的78师，由于地形的限制不得不首先和621团2营交火。在没有坚固工事的情况下，一个师打一个营，结果可想而知。但等打完这个营再攻榆林桥，以619团为主的守军已经暂时击退了223团从东方的第一次进攻，严阵以待，只听一声哨响，冰雹一样的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便凶猛地落进了红军冲锋的队列。
根据战后统计，榆林桥之战，徐海东缴获的迫击炮共8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00余挺。高福源把这些武器大部分部署在了南面的阵地上，由此可以想象78师当时面对的火力有多么猛烈。
78师被迫后退，在洛河对岸建立前进阵地与619团对射。但是，由于红十五军团将大部分重武器都集中给了75师（在红军中轻机枪就算重武器），78师凭借低劣的装备根本压不住守军的火力。
多年以后，78师出身的一名老将军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强攻榆林桥，虽取得胜利，但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78师，布置在洛河对岸，伤亡大，战功微。”
75师和78师的强攻与守军打成胶着，进展艰难。
但是，此时的高福源也并不好过。一交手就被打掉了一个营，损失不小，更重要的是，榆林桥原来配置的一部电台，恰好在此时出了故障，正在抢修时发报机又被流弹击中，结果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哑巴电台。这使得619团与鄜县的107师师部联络中断。这半部电台后来也成了徐海东的战利品，他将其送给了毛泽东做礼物，史称红军在陕北有三部半电台，那半部就是这么来的。
高福源迅速派出几名信使，寻找红军进攻的间隙，快马前往鄜县求救。不过，他们无一例外都落入了红军手中。原来，徐海东也怕遭到腹背夹击，在攻打榆林桥的时候，派了一个步兵营在榆林桥和洛川之间警戒，监视洛川的东北军67军总部，同时派出军团直属骑兵团，在榆林桥与鄜县间游动，监视鄜县方面的敌军。这几名信使，恰好撞进了骑兵团的警戒线中。
说来也是高福源倒霉，红十五军团本来没有骑兵，这个骑兵团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骑兵们的马，就是在劳山战役中从东北军手中缴获的。东北军用的都是关外好马，当时歼灭了敌110师，徐海东见得了这么多骏马十分高兴，把原来红25军的手枪团调了来，和原红26军的一个骑兵连组合，成立了这个有四个连的骑兵团，此次是第一次出任务。
事实上，107师师长刘翰东是在第二天敌619团溃兵逃到鄜县城下时，才知道榆林桥遭到了徐海东的围攻，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派出求援的信使后，高福源回过头来，指挥守军顽强阻击红军的进攻。
一个团顶两个师，即便是有预设工事也吃力异常。高福源不愧猛虎之名，只给团部留下一个警卫连，其他部队全部顶到一线。这的确有效地遏制了红军进攻，但也使东北军的伤亡数字直线上升。
王以哲给高福源的评语是：“恃才独断，恐招人怨。”高福源打仗的时候的确有一种慈不掌兵的骄横，不怕伤亡大消耗大。榆林桥守军的防御纵深大，即便顶到天亮援军还不来，他也可以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撤到后面的山顶阵地去，在那儿依靠有利地形继续坚守。
也许，这时候高福源心里也会对后方山顶的防御掠过一丝疑虑。但是，他并没有增援守山的那一个排。或许因为兵力本身已经不足，或许因为调谁的部队这时从火线上下来都可能在紧张的前线引发混乱。更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觉得这段山势足够险要，除非是当地的土匪，没人能抄自己的后路。以高福源对红军的了解，他倒觉得以红军那种清教徒式的作风，不会有什么土匪肯和紅军合作。
高福源对了，但是也错了，对的是红军倒是没和土匪合作，错的是此时有一位红军将军正指挥着部队来包抄他。这个人虽然不是土匪，却是“土匪的祖宗”。10年之后，在东北一提他的名字，足以让最有名的绿林好汉都闻风丧胆。
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开国少将贺晋年。 “砍断他的尾巴，再钻进他肚子里搅一搅”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贺晋年，在关东大地上却是一个“天杀星”的形象。他当时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在和东三省各路悍匪的恶战中树立了自己“剿匪王”的威名。
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就是关于贺晋年的。1948年下半年，三江省（伪满设置的省份，位于今黑龙江东北部）布置工作，其中一项是“继续剿匪”，结果贺晋年回了一封只有四个字的著名电报——“无匪可剿”。短短四个字，透露着自负、遗憾、傲慢，还有点儿独孤求败的意味。
贺晋年剿匪，關键的诀窍是“穷追不舍，不死不休”。很多有名的土匪，都是在贺晋年的穷追之下分崩离析、全军覆没。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用这种打法，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情报要比土匪更精准;其次，作风要比土匪更剽悍。这两条，贺晋年都足以自傲——第一条，东北土改争得了民心，土匪又作孽太多，当地的农民、猎人、参客都成了贺晋年的眼线，而且，贺晋年对土匪的行踪，一种惊人的敏感，仿佛根据嗅觉就可以判断追踪的方向;第二条，在一些老战友的回忆中，时任81师师长的贺晋年在陕北经常带一队数十名精锐骑兵呼啸而过，即使见到上级也不下马，这个作风就带一点“匪气”。土匪能到的地方他能到，土匪不敢去的地方他也敢去，在东北剿匪期间，贺晋年光战马就摔死了三匹。
榆林桥战斗打响之前，徐海东给贺晋年81师的任务是——从榆林桥后面探出一条路来，在正面打响后偷袭高福源在山顶的预备阵地，再居高临下攻打榆林桥寨子，说白了就是“砍断他的尾巴，再钻进他肚子里搅一搅”。
这个任务交给别人或许不合适，但是交给贺晋年却是正中他的下怀。贺晋年果然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找出一条偷袭的羊肠小道来。
其实，贺晋年的81师和徐海东的原红25军，这时候不但是上下级关系，而且隐隐还是你死我活的对手。
榆林桥之战前，在陕北苏区进行“肃反”的左派专家们，正在计划以国民党特务嫌疑逮捕贺晋年。这批左派专家大多来自鄂豫皖，正是随着徐海东的红25军来到陕北的。这种内部的“肃反”，是斗争中最为残酷的一页，曾中生、许继慎等名将，都是在这次清洗中被残酷杀害的，其冤情至今令人痛心。陕北的“肃反”在戴季英等人的操纵下尤为骇人听闻，一大批红26、红27军高级军官和地方骨干工作人员被捕，大多随即被杀，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和东北军作战的伤亡。
当然，负责军事的徐海东并不是“肃反”的关键人物。张国焘在川陕“肃反”，夏曦在洪湖“肃反”，当地的军事主官徐向前和贺龙也根本无法插手，连徐向前的妻子都被杀害。徐海东对戴季英的为人也颇为鄙视，可是由于“党领导枪”的原则，他并没有权力来控制“肃反”的进行。在鄂豫皖，戴季英要无据杀人，徐海东虽然试图阻止但全无用处，反而差点把自己也搭进去。后来陕北“肃反”还是中央红军赶来后才被压下去的，毛泽东救出了被关押的习仲勋、刘志丹，曾大骂戴季英是“疯狂病”，周恩来则骂戴季英：“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也不要有才好。”客观上说，中央红军来“拨乱反正”深受陕北军民拥戴，这里面作为“反面教员”的戴季英“功不可没”。
无论徐海东如何，此时作为78、81师的陕北红军和长征来的75师（即红25军）之间，的确处于剑拔驽张的情况。贺晋年也很清楚戴季英要逮捕自己，当时78、81师颇有不少指战员怀疑红25军是“假红军，真白军”。后来与中央红军会师后，贺晋年曾说：“你们要是不来啊，我们就要和他们火并了。”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出兵打榆林桥，徐海东一声令下，贺晋年照样坚决执行。三个师在作战上相互配合，丝毫没有滞涩。
徐海东在作战中也绝对负责，曾三次到榆林桥察看地形，才下定让贺晋年绕袭高福源背后的决心。想想都令人吃惊，高福源到榆林桥不过数日，而徐海东居然三看地形，这份耐心和细致，实在不是一般军事将领能够做到的。
徐海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他看地形之后，才下决心歼灭高福源，因为他确认了高部的工事尚未完全完工，还有很多火力死角。所以，他要打高福源一个立足未稳。
正面强突，背面偷袭，这是战争的老套路，但却不是人人能够打好的。以榆林桥之战而言，假如不是高福源在山上修碉堡，或者他真的在山上放上一个营，大概徐海东也不会对这里下手了。
这是因为，如果高福源没有在山上修碉堡，他肯定是抱着收缩寨内防守的念头，对榆林桥北面的设防自然会小心面对，从这里进攻，不过是多一个强攻的点而已，未必有多大效果;假如他真的放一个营在山上，则表明他的部署是分兵设防，山、寨两处呼应，那时候或许利用自己兵多，将守山敌军和守寨敌军分割，各个击破才是用兵之道，也无须先攻山。
偏偏高福源修了碉堡，又只派少量部队把守，这个心态可就微妙了。他显然是打算把这里作为预备阵地的，既然如此，山上才是他设防的边线，不会在山下布置很强的防御;同时，高福源明显又不愿意分兵，他放一个排在山上属于预警人员，一方面觉得地形险要对方上不来，另一方面万一红军真的摸上来，只要这些哨兵早点儿发觉，榆林桥的守军立刻就能用炮火支援并派出援军。
这个机动防御的想法挺好，可惜他漏算了一条，就是这种仗只有在战局比较平静的时候才可以打，实战中寨南已经打成了一锅粥，暗夜之中红军居然用一个师打他的一个排，而东北军主力尽出已经无力增援。
据说，徐海东是根据三次看地形，以及东北军给山上守军送饭的伙食担子，判断其山上兵力的。
贺晋年的81师轻取榆林桥北山时，正面战斗打得正酣，东北军的碉堡已经被摧毁了几个。徐海东把骑兵团调过来，利用骑兵的冲击力配合223团试图突破敌619团防线。高福源忙于调配兵力堵漏，根本不知道北山已经失守。
贺晋年从山上向下一看，远处弹雨如梭，战况正烈，而整个榆林桥村寨就在脚下。81师没有重武器，贺晋年当即下令把东北军放在碉堡里的重机枪取来，架在山坡。这个北山确实险要，山坡很陡，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架设机枪的地方，枪后却容不下射手立足。贺晋年当即命令警卫员抓住他的两条腿，把自己整个人头下脚上挂在山坡上，这才能够操纵机枪。 贺晋年立即对着寨子里最大的院子猛烈开火。据逃回107师的一名传令兵回忆，当时高福源和团附正在团部，突然团部后面枪声大作，子弹从团长室的后窗射入，幸而没有打中人。接着后山响起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81师开始朝寨子里冲了）。高福源立即下令熄灭灯火，同团附和卫士冲到院子里，这才发现后山的碉堡已经被红军占领，正在向团部院内射击。
当时，高福源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立即命令身边仅有的警卫连向山上反扑，自己返回团部试图用电报（回忆中误为电话）向师部汇报，但发报机仍然不能使用。当他再次走出團部，只见警卫连已经乱纷纷败退下来。
此时，镇子里面的东北军已经乱成一团，81师、75师已经从北南两面攻入寨子。大批东北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这时天刚亮，红军上下都松了一口气，认为东北军很快就会崩溃。红军却没想到打破了寨子之后，还有意料不到的残酷战斗等待着他们。
很多走完了长征的老战士却没有走出这个无名院落
红军攻下榆林桥之后，本来据险死守的东北军纷纷缴枪，特别是原来守在南边寨墙上的两个整营，几乎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这个情景让红军多少有点儿松懈。破寨之后，满街都是红军高喊“有疤瘌脖子的就是高团长”的声音。因为高福源小时候得过鼠疫，脖子上有个疤，但不知道红军是怎样知晓的。
红军想活捉高福源的心情可以理解。陕北的战斗中，东北军的战斗力虽然不是很强，投降的也很多，但它的高级军官对张学良十分忠诚。劳山、榆林桥两战中，东北军有两个师长参战，全部殉职;有八个团长参战，五个殉职或自杀，跑了一个，最终只有高福源一个团长活了下来。所以，能活捉东北军的团级指挥官，对红军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在此之前，红十五军团手枪团还活捉过一个东北军团长，那就是劳山战役中被俘的628团团长裴焕彩。可惜，裴焕彩和当时其他东北军高级军官一样，对张学良非常忠诚，十分重视“军人气节”，所以被俘以后根本没有合作的意思。裴焕彩穿着勤务兵的上等兵军服，众目睽睽之下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裴焕彩。一来二去红军也没了耐心，于是将他作为“顽抗到底”的典型给“严惩”了。
劳山之战后不久，徐海东部即将裴焕彩和另一个“顽抗到底”的东北军少校参谋佟国良处决于油粉村附近。裴焕彩在东北军中颇有人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还多次对红军谈起过裴焕彩，对他的命运深表惋惜。
可能有人会想，徐海东怎么就没有一点儿大将风度，对这样硬气的对手，何必一定要杀？其实，第一，杀裴焕彩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第二，徐海东在面对敌手时一贯冷酷无情——他全家有66口人被国民党军株连杀害，这样的血海深仇还要惺惺相惜，性格鲜明的徐海东不可能做得到。
在榆林桥出现这样多的俘虏，一方面与红军此前和东北军打交道时，一直得力宣传的“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关，另一方面，高福源的性格也导致其部下不肯为其死战。
高福源的同学、107师代参谋长李树桂评价说，高福源能力很出色，治军也严格，但也是他同学中“性格最特殊”的一个人。他的特殊体现在为人孤高自赏、不大交朋友上，甚至公开表示看不上重“义气”的习惯。这在以义气打下天下的东北军中极为罕见。同时，他善于辩论，在东北军同级军官中，经常把人说得哑口无言，更神奇的是即便他没理的时候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趣的是，包括高福源在内，张学良身边有一个少壮派军官的小团体，十分受他青睐，都是他从下级军官中慧眼所识的。而这批军官中，无论老一些的王以哲，还是年轻的孙铭九、应德田，多少都有能力强但性格孤高的毛病。
高福源的性格特点让他在军中朋友很少，而对于部下，要求高且严格，又缺少体恤，李树桂的原话是“刻薄而寡恩”。于是，榆林桥之战到大势已去的时候，部下纷纷弃他而去，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被包围的高福源，率身边少数残军，硬是把这场战斗又拖了6个小时。
打到天亮时，高福源手里还剩下两个阵地。一个是寨外南部与红78师对峙的一部分东北军官兵依然守在靠西的工事阵地上，另一个就是619团的团部。
寨外的东北军，主要依靠工事，但军心已经涣散，223团和78师两面夹击，很快将其解决。
打619团团部，可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面有619团警卫连和第1连残部，还有团部的卫士队，可说都是该团的精华，装备好，战斗力强，虽然吃了败仗，但在高福源指挥下仍在作困兽之斗。
此前的激战中，高福源曾指挥部下在团部的院子里利用地形和院墙抵抗，但红军很快就依靠出色的夜战功夫冲到了近前。手榴弹不停在院子里爆炸，东北军官兵无法立足，或者随着高福源退进团部控制的房子和窑洞里死守，或者四散奔逃。这样，团部和其他部队的联络也被切断了。但是由于高福源身边的火力强大，红81师一时也冲不进去。
10月25日天亮以后，徐海东命令预备队的225团上前，完成对619团的最后一击。
225团是75师的两个主力团之一，也是红十五军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完成这最后一击应该是游刃有余。当时的团长是郎献民，政委是刘震。这个刘震，后来可是大名鼎鼎——抗美援朝空军司令员。
10月25日上午9点30分，225团对高福源团部的攻击开始了。
225团是此战徐海东的预备队。天亮时分，78师还在和南门外残存的东北军进行最后的纠缠，81师打了一夜又缺乏重武器不善攻坚，连同属红75师的223团也有较大损失，此时动用225团正当其时。
况且，此时红十五军团其他各部都已立功，225团上下求战情绪极高，如果就这样当“万年预备队”，只怕团长郎献民和政委刘震都不甘心。按照计划，郎献民把部队分成两拨，自己率领2营、3营发动突击，刘震指挥1营和团部直属连提供火力支援，并准备在突击队打开缺口后跟进扩大战果。红军其他部队没有参战，因为这里地域狭小，容不下更多的人枪投入战斗。 郎献民的想法很简单——刘震指挥的掩护部队用机枪专打高福源的火力点，自己的突击部队把机枪集中在队伍前面，一边扫射一边往上冲，这样的火力配置，估摸着一个回合就可以打进东北军据守的窑洞。按照郎献民的经验，那时候东北军的士兵肯定就要抢着投降了。
他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东北军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部队，尽管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不错，但一旦打到必败无疑的地步，军官或许还会为了知遇之恩以身殉职，当兵为了吃粮的普通士兵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有记载称红十五军团在红军中装备另类，一个连就有9挺轻机枪，说的就是223团和225团。郎献民这个部署，可以把225团的机枪火力发挥到极致。
郎献民的两大长处，在战斗部署中都有显著的体现——第一，他是红军中的机枪专家;第二，他是红军中的“东北军专家”。
这是因为。郎献民原本是东北军109师的一名机枪手。1934年5月，红25军和刚来参加“剿共”的东北军战于沙窝集。那一仗，大败109师，被红25军吃掉了两个营，机枪手郎献民成为俘虏后，被红军以礼相待，成为军事教官。
在东北军中，郎献民可算一名优秀军人，一方面他的军事技术本领，另一方面非常信奉“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信条，到了红军中依然不改，满口“委座”“长官”“攘外必先安内”，极为另类。
不过，这样如同一张白纸的旧式军人，正是红色政治工作可以开垦的绝好良田。时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徐海东当时担任副军长）和政宣队长程世清亲自和这个机枪打得“贼准”的关东汉子谈天，三下两下郎献民就痛哭流涕，从此跟了共产党。
其实，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固然厉害，关键问题还是东北军有心病，这个心病就是“九一八”。据说程世清用一首歌就打动了郎献民：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里好悲伤。
……
短短两年，郎献民在红军里由教官、连长、营长，一直干到225团团长。
但是，郎献民这次低估了高福源。
高福源给残部下达的命令是：“援军马上就到，放进院子里来打！”
其实，他应该知道是没有援军的，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唯有尽忠到底而已。守军倒未必真是铁板一块，但高福源在前一天夜里的战斗中已经左肩中弹负伤，裹创喋血，持枪督战，面目狰狞。东北军的士兵固然怕对面的红军，但更怕这位随时可能毙人的长官。
恐惧也可以产生战斗力，在高福源的督战下，东北军官兵的抵抗变得坚决而有力。而且，他的战术也是对的，顺利冲进619团团部院内的红军忽然发现要面对东北军爆发的火力，顿时伤亡惨重。轻机枪子弹有限，到此大多已经打光，狭窄的院落进一步限制了红军的战术动作，很多走完了长征的老战士却没有走出这个无名院落。
刘震指挥的火力掩护这时已经毫无用处，因为红军已经冲进了院内，再打就要打到自己人了。外面的红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纷纷倒下，终于败退下来。
郎献民在掩护部下撤出院落时，不幸中弹阵亡。由于郎献民身边的官兵全部战死，遗体竟然都没有抢下来。
刘震马上亲自带队发起第二次攻击。
徐海东一仗打下来，不但补上了所有伤亡，还足足地增编了一个团
徐海东最初并没有到战斗现场，他对郎献民和刘震十分信任，这两个部下在劳山一战就抓回近六百个俘虏，可算是打东北军的专家了。当徐海东得到郎献民牺牲的消息，匆忙赶来时，刘震已经把郎献民的遗体带回来了。
不过，刘震并没有亲自来向军团长汇报战况。因为虽然抢回了团长，但这一次攻击又伤亡了不少人员，他自己也负了重伤。
郎献民和刘震攻击前的准备工作可算不错，不但集中了绝对的兵力和火力优势，而且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宣传。红军战士不断地招呼东北军缴枪，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携手抗日”等口号，正常情况下，面对这样优势的红军，又有外面那么多同伴的现成例子，窑洞里的东北军应该缴枪了。
没想到高福源及其心腹的疯狂督战，让东北军焕发了新的战斗力。窑洞的黄土坚厚，红军投射的枪弹和手榴弹只能破坏它的外层，虽然也打死打傷不少619团的官兵，但难以彻底消灭洞内敌军，局面一时僵持了。
弄明白了情况，徐海东大怒，亲自指挥对高福源部的最后攻击。
徐海东的脾气十分暴烈，有一次部队紧急开拔，后卫官兵行动迟缓，徐海东竟然抡着棍子在后驱赶，这在红军中也算是一个异类了。不过官兵无人有怨言，因为他们刚刚转移，原来的驻地就被敌军攻占了。
现在，两个爱将一死一伤，徐海东发怒更在情理之中。徐海东在战场上发怒，经常会提着大刀自己冲上去，因为这个原因他曾经九次负伤。严重的伤势破坏了他的健康，使他未能在抗日战场上一显身手，而且从60年代开始就只能常年靠吸氧度日，这成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不过，对已经在作困兽之斗的高福源，徐海东显然不准备这样“抬举”他。正在这时，一架东北军的侦察机飞越榆林桥上空，还扔下了两颗炸弹。原来，107师师部报告榆林桥遭到攻击，阔绰的东北军当即派出飞机侦察轰炸，不过这点儿动静对整个战局来说根本于事无补。
也许是看到飞机让徐海东有了灵感：从地面上不好打，可以从上往下打啊。陕北人当时习惯居住的窑洞，病不是修建的房子，而是在深厚的黄土中“掏”出的房子。所以窑洞就是土坡的一部分，洞顶总是和周围的自然地形相连的。这就给接近窑洞的顶部提供了方便。
高福源团部的窑洞原来是属于一户当地乡民的，虽然比较好，但也有这个特点，所以徐海东指挥红军一面封锁高部火力点，一面派人从周围山坡上向高福源窑洞的顶上冲。 高福源将这里作为指挥部后，也在四面和窑顶掏了一些枪眼，但守军毕竟人少，总有火力死角，又遭到红军优势火力的压制，最终被红军抄到了团部窑洞的顶上。红军立刻把手榴弹从窑洞的烟囱里扔了进去。几颗手榴弹从天而降，给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高福源也被炸伤，但他仍然不肯投降，挥枪指挥部下向外冲，试图从院里突围反攻。无奈部下已经不听他的了。
对于本来对内战就兴趣不大的东北军士兵来说，经过长时间的战斗，精力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再遭到这样一击，手榴弹的威力比团长的手枪威力更大。 窑洞里的东北军失去了斗志，纷纷一面喊着“缴枪”，一面从窑洞里向外奔逃，高福源也没法阻止。
10月25日下午2点，619团团部落入红军手中。榆林桥之战的最后一幕落下了，貔貅与猛虎之战分出了胜负。
高福源也不愧是一名猛将，至此已经三处负伤，竟然还能突围出来，带着几个卫士边打边沿着洛河撤退，遭到两路红军夹击才弹尽被俘。
耐人寻味的是，高福源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在最后一刻放下了武器。其中的理由，也许与他曾经说过的不愿意“白白牺牲”有关联。所以被俘后他还一度藏在俘虏群中，试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被指认了出来。
有文学作品描述，榆林桥之战后徐海东风度俨然地去做高福源的统战工作，并且言之凿凿。而事实上，当时的场面完全不是这样温情脉脉。
根据纪录，当高福源被从俘虏中揪出来的时候，徐海东上前就是两个耳光，冷笑道：“看你机枪打得那么狠，还以为活人堆里找不出你来呢！”他力主枪毙高福源为郎献民报仇。此时的高福源在徐海东眼里，不但是一个反动军官，而且干脆就是一个死人。
不让枪毙高福源的是中央領导人，他们一接到报捷电报就嘱咐“刀下留人”。尽管徐海东当时对此不理解，但他还是立即服从命令，把高福源送了过去。
这一仗，红军伤亡200多人，东北军也伤亡两200多人，区别是红军多了1800名俘虏，经过教育后，他们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徐海东一仗打下来，不但补上了所有伤亡，还足足地增编了一个团——224团，团长韩先楚。这个团里，除了俘虏，原红军骨干只有两个特务连和少数陕北少共。
（来源/《铁流陕北：从红军到八路军》，萨苏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