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温家宝总理的南亚之行，被外界评为亚洲两个巨人的握手。与此同时，它也再次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南亚次大陆，摆在中印两国面前的共同问题都是如何面对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重任。挑战与机遇，携手与竞争必将成为中印两国未来关系的主旋律。本文将以新的视角，通过中印两国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为您诠释中印两国关系的未来。
　　
　　龙象古今之变：
　　
　　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曾对英国记者特雷弗·菲希洛克说：“如果您想知道一些关于印度的情况，就必须掏空心中所有的先入为主，不要试图作比较。尽管这会惹人气恼，但我情愿一如既往，我行我素……”这就是印度的秘密：全盘接受生活，无论是善是恶。
　　谈到印度，不能不谈到它的历史，同样，印度拥有和中国一样悠久而又灿烂的文明，但中印两个东方大国的发展过程却是大相径庭。不可否认的是，印度必将是未来世界中实现多极化体系的重要政治力量，并也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一个竞争对手。因此，抛开对印度先入为主的偏见，了解印度历史及其国民性格，对于未来展望中印两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客观基础。
　　“印度人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印度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指印度历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掺杂在一起的；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第三，印度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上述三点中，外族入侵与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分裂，成为了印度历史中的主旋律。印度的地理环境的复杂易于形成政治上的地区割据。在人口流动性较少、古代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山脉、大河常常成为印度政治、文化区域的自然疆界。由西北而来的外来民族的冲击，虽然短暂的造成了人口流动，但每次流动之后，总会发生停滞，许多这样的地区自然形成的格局，造成了印度历史上多种族、多语言并存的局面，并为全印度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直到今天由于地理因素造成印度政治、文化、民族性格上的影响，依然存在。
　　同样地理因素对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中国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黄河，长江），总体上看，这是一片内部有较大回旋余地，而对外又相对封闭的“次大陆”。地理跨度大，维护内部的统一，也就占据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精力与大部分资源，所以战略的重心也就自然放在内部整合上，而非对外扩张上。由于中国历史上较早形成了普遍的王权意识，这使得区域性的统一意识很早就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主流。不管中国历代王朝怎样更替，在中国，单一最高权力的意识，则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十分发达。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大多都是围绕着对最高权力的争夺而展开的——也就是为“王权而争”。
　　印度的历史是被一个不断为异民族所征服的历史。历史上统治过印度的民族包括：雅利安人、塞种人、鲜卑人、贵霜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英国人等都是征服过印度次大陆的外来民族。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开始， 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这大概是印度有文字可查的最早的外来民族的征服。早期雅利安人对印度殖民历史以及印度当地土著的奴役史，造成了对印度历史最深远的影响，并且由此奠定了外来民族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地位。
　　区别外来民族与当地土著的劳动分工与姓氏相结合，这就是印度历史上所谓的种姓制度。不管是历史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印度的种姓制度都被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今天，其亚种也繁衍了上千个(最早的种姓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种姓制度的弊病，也导致了印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在印度历史上，不包括在这四种种姓之外的贱民，又同样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不论如何，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最早的殖民制度的一种。以至于到了今天造成了一种印度文化的根基。印度的社会是很开放的，这来源于印度被多次征服的历史，但这并不是印度人所希望的。所以这又导致了印度人普遍自卑的心态。反观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始终以中原地区的汉族文明为中心，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外来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但民族融合的力量使得外来民族不断被中原文明所同化，所以这也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印两国追求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不同。显然，印度要寻找一种凝聚民族文化的力量，始终比中国要困难得多。
　　宗教是印度历史上最具有凝聚力的，从而形成印度这样一个民族的动力，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之间的融合。在印度历史上，宗教在凝聚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外来民族的不断入侵，不同的宗教又导致了印度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在今天，我们中国人对于亡国的解释是：亡国灭种，民族之间的仇恨是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而对于印度人的解释并不一样。印度人对于宗教之间的仇恨，对于亡教的解释，可以等同于中国人对于亡国灭种的解释。印度人曾经容忍无数民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支撑印度文明的灵魂是宗教而非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外来民族可以占领印度国土、掠夺财富、焚烧庙宇、屠戳人民，却无法改变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印度历史上的宗教力量是如今的中国人所不能想象的。同样，所有历史上统治印度的异民族统治者，也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维护印度宗教的统一与神圣，就是保证印度这个民族不继续分裂的唯一手段。在宗教问题上，中国与印度截然不同，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官僚社会，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所尊崇的政治统治基础，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超越这个范畴。在世界各民族中，像中国的宗教权威性如此不强，是极为少见的。
　　在印度，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语言（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像中国一样的统一的语言）、没有经过融合的不同民族、地域的限制导致了各个分裂势力无法统一的南亚次大陆。而这些问题也导致了印度社会发展的滞后。印度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但没有建立拥有同古代中国一样强大而又有效的封建官僚与“文人社会”。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打开了东方的大门，除去印度天然的地缘因素之外，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殖民者首先选择了印度，而没有选择像中国这样一个对于西方文明不屑一顾，甚至有能力抵抗的国家。
　　近代以来，当西方的制度完全融入了印度的同时，也给印度带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局面。虽然，目前印度现行的西方式政治制度有许多问题，但它的确起着将印度社会各种因素凝聚到一起的作用。首先，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适应了印度历史上长期地方分权、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相对弱小的特点；其次，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享”、“权力平衡”原则，与印度种姓制度形成的权力模式相近；第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符合印度社会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特点。独立后，印度语言、教派、种姓、民族等各种分裂因素一直是对其统一的挑战，但印度一直没有分裂，很大原因在于有了西方政治这样一个附有“弹性的绳子”，西方的政治体制为印度提供了一种“胶合板”式的凝聚，国家、民族的统一系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从而保证了整个印度的统一。
　　印度人了解世界，因为他们被多次征服过。印度人痛恨征服者，而自己却没有反抗征服者的社会力量，印度人想摆脱一切束缚自身的枷锁，但又恐惧国家的四分五裂。历史给予印度人的是极度的自卑感与对未来的彷徨。一直到近代，印度国民性格的基调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这种情况的变化，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莫汉达丝·卡拉姆昌德·甘地，一个印度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解放运动领导者，一位性情温柔的先知。在20世纪早期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与甘地追求印度独立的双重推动作用下，才使得印度人从精神上找到了归宿，从而真正走上了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振兴的道路。
　　然而历史对印度现实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当时，印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立即结束殖民统治，因为当时的印度仍然需要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政策来牵制印度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以至印度社会不会发生分裂。甘地认为，印度的首要问题是追求“自身精神的完善，实行宗教团结，取消贱民制度”。这种美好的政治愿望，试图解开一直以来束缚在印度历史上的精神枷锁，试图让印度回到古代的“公社自治”。甘地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实现印度各个阶层的宗教大团结，吸引更多的印度人民参加真理斗争，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依靠印度自身的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者，以温和的方式，实行非暴利不合作运动。
　　对于甘地来说，实现印度的自治是“精神与真理”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谁统治印度，这对于实现“真理”并不矛盾。事实证明，甘地的自治目标，并非实现了印度的完全独立地位，但在当时来说，却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然而，理想必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甘地的“仁爱”并不能化解印度历史上的所有矛盾，尤其是在宗教矛盾复杂的印度。甘地不得不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并且由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没有采取对殖民主义政策的全盘否定，当1947年印度独立时，殖民主义者留给印度的是一系列更加难以解决的国内外矛盾，直到今天，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仍然摆脱不了南亚次大陆历史上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历史宿命。
　　马克思指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之间的对立，整个社会建立在它所有成员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相互隔阂的均势面上，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工具吗？”
　　


　　上海的繁华程度要比孟买强很多
　　


　　典型的印度式住宅楼，从下面的商铺和车流情况分析，这应该是印度新德里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可以看出其与上海有不小的差距
　　


　　这种摩托式的出租车在印度大城市随处可见,价格也很低廉，是印度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的这种摩托式出租车在一些乡镇城市比较多见
　　


　　中国首都北京出租车站一景,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北京的繁华程度和交通的舒适性,要比新德里强很多,对比上右图,北京的出租汽车的靓丽程度也是印度出租车所不能比拟的
　　
　　南亚地缘政治的未来较量：
　　
　　有人认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政治条件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基本消除。中印两国在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上，都面临着保证国内外政治环境稳定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讲，台湾问题一日不能解决，就必然会大量的消耗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成本。同样印度如果不能早日解决印巴矛盾、边界领土争端、国内的政治、宗教对立的社会矛盾，也就不可能实现其“大国梦想”，印度国内所谓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们，喜欢将中印两国的各种力量相互对比，但如果他们不能意识到本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不提前解决制约国内发展的束缚，这类的比较也就毫无意义了。
　　自印度民族独立之后，印度各大政党异口同声的决心把印度从曾经多次饱受多次异族统治屈辱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贾瓦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上台以后就对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做了他那著名的阐述：“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二战结束以后，印度依照苏联模式在国内推行了复兴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在政治上推崇西方民主政治。然而在国际领域，印度又采取了中间政策，不与东西方两大世界形成军事结盟，倡导第三世界的独立与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但其本质是希望借助印度的重要地缘位置，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国之间获得左右逢源的利益。
　　由于历史上殖民统治者所带来的复杂领土问题，与大国之间在南亚的地缘争霸的战略考虑，美苏两国都希望借助印度来进一步挟制新兴的中国。1959年，印度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支持西藏达赖分裂势力，美苏两国对于印度狭隘民族主义的怂恿，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由于印度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印度的地区霸权奢望被彻底粉碎，这场战争给予当今印度的影响，被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认为：“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遇的‘耻辱的失败’教训了整整一代印度人。从那时候开始，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国化的国家。印度政府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先成为军事大国。
　　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印两国14年的来往中断。印度在实行了5个“五年计划”后，经济基本仍然没有根本好转，与巴基斯坦的多次战争，使得印度的国际威望不断下降，1991年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遇刺，进一步暴露了印度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难以平和的宗教与民族矛盾，印度人民党上台以后，极力推行带有狭隘印度教色彩的民族主义，大力发展军事力量。1998年，在拉贾斯坦邦先后进行的5次核试验，不但加剧了南亚军备竞赛，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直谴责。前些年，印度利用“中国威胁论”大力发展其军事力量，不但从世界各地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且加大力度在国内自行研制，希望借助军事发展唤醒印度民族的自豪感，但由于一些重大军事项目的相继失败，使印度的国产武器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笑柄。
　　印度人的急功近利，来源于它对沉重历史的本能性反应，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发展和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大国地位，印度人看在眼里，更急在心里。
　　当然，从战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上来看，中国与大国间的国际关系中，印度因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其表现在：中国与大国之间保持正常的良性关系下，中印边境摩擦不大可能使中印关系全面恶化。在中国与大国交恶的情况下，如果中印关系不良，印度因素才会成为严重的威胁。一直以来，在中印两国关系当中，大国的影响始终是主要的因素，对于亚太地区来说，目前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构成了相当有威胁的挑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她所不希望看到的，联合印度来制衡中国也是必要的。最起码也可以分散印度的精力，限制印度对于印度洋的扩张。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印度达到了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人也会毫不犹豫的把矛头指向印度，从而联合中国来制衡印度。毕竟与太平洋地区不同，对美国来说，印度洋所据有的是对西方世界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地缘政治地位。
　　而印度正是借助了以上原因，在“中国威胁论”的大背景下，避免过多的刺激美国人，从而一步步巧妙的实现自己的大国梦。
　　然而对于印度来说，目前她的首要利益不在于南中国海，站在印度洋门前的国家也不是中国。目前印度海军的力量虽然可以达到南中国海，但是对于印度来说，其首要安全利益仍然是印度洋。印度前外长贾斯万·辛格在其《印度防务》一书中指出：“失去印度洋的海权，是印度历史上的分水岭，印度历史上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印度只要思考一下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些重要失误，就可以评价印度洋通向印度的重要性。”
　　印度人梦想着成为印度洋的霸主。从近年来看，印度大力发展远洋海军的战略，更充分地表露出其意图。但是美国决不会轻易地答应，尤其是美国更不能容忍印度洋地区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同样，印度政府也明白，中国对于印度洋地缘政治利益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急迫的现实追求，中印两国在印度洋并不会发生现实冲突。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想统治世界的人来讲，印度洋又是必须得到的。从成吉思汗、亚力山大、拿破仑、勃列日涅夫、到小布什都一样。未来印度若想真正实现自己的“大国梦”，站在它面前的必然是直接面对美国的挑战。这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
　　印度人需要自己成为世界大国，最起码也要取得同中国一样的国际地位。但同时它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印度在目前的世界格局状态中的地位，并且对抗所遇到的一切国内外挑战。
　　印度人谋求发展、追寻所谓的古代辉煌。目前而对于印度来说，它已经意识到了发展的缓慢是它自己致命的首要问题。而选择中国作为对手、还是伙伴，印度人很明白，如果一味的与中国保持一种敌对关系，无疑会对解决印度未来的发展增加新的困难，从而限制印度崛起的空间。此外，印巴之间的矛盾若得不到解决，印度也就谈不上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印两国关系中，中国对于印度的影响，已经上升到了影响其能否继续发展的高度。从近年来印度国内政治力量一致呼吁中印携手、睦邻友好的声音可以看出，印度已经真正地意识到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印度鹰派头号人物费尔南德斯最近也一改往日对中国的强硬论调，他指出：“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邻国，我们在文明、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已经延续数千年。我们两国都在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消除贫困，在社会发展等方面面临共同的挑战。两国只有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才能够从容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同中国在国际上的代名词是“龙”一样，印度也有一个代名词——“象”。“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中国龙”与“印度象”战略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让人无限遐想。
　　


　　“维拉特”号（Viraat）航空母舰（舷号R22）以反潜、制空和指挥功能为主。是印度1986年4月购自英国退役的、曾作为马岛海战英特混编队旗舰的“竞技神”号（HMS Hermes）航空母舰。经过印改装后，1987年5月服役，并被重新冠名为“维拉特”号。1999年再次进行整修和改装，使其延长服役至2010年。武器装备为12架“海鹞”式（Sea Harrier）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7架“海王”（MK-42型B）或卡-28反潜直升机、2座40毫米博福斯（Bofors）舰炮、2座“卡什坦”弹炮合一近防系统（原为2座AK-230加特林（Gatling）舰炮）、以色列“巴拉克”(Barak)舰对空导弹、若干架卡-31预警直升机。
　　


　　“塔尔瓦”级护卫舰由俄罗斯在“克里瓦克”Ⅲ（Krivak）护卫舰基础上改进后建造的。该级舰具有一定的隐身效果，装备了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和“卡什坦”近防系统，这是印度海军最现代化的护卫舰。首舰于1999年3月开工，2000年3月下水，近期可能服役。该级舰建了三艘，至2001年5月均已下水。
　　


　　“德里”级导弹驱逐舰具有较强的防空、反潜、反舰作战能力，在它的身上体现了印度海军水面舰艇大型化、导弹化、电子化和直升机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该级舰的整体作战水平在世界海军中只属一般，但这毕竟是印度海军主战舰艇国产化的关键一步，既增强了其海军作战实力，又促进了国内的造舰水平，在印度海军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阿格尼”中程弹道导弹是印度研制的第一种中程战略导弹。1989年5月，首次进行了射程1500公里的“阿格尼-I”试验，截止1994年2月共进行3次成功试验。核试验后，印度人民党政府重新启动了射程2500公里的“阿格尼-II”研制计划，并于1999年4月11日试验成功。试验射程达到2200公里，实际射程可达到2500公里。根据计划，在2000年前生产20枚两种型号的“阿格尼”导弹。印国防部称，印将继续改进“阿格尼-II”型导弹，进一步提高命中精度，并通过减轻弹头重量使其射程达到3000公里以上，成为印第一种远程导弹。
　　


　　走在阅兵中列的印度T-90主战坦克。T-90坦克可搭载地对地导弹，可超越视距来攻击敌方坦克，攻击力相当强大。海湾战争中，当M1A1的贫铀穿甲贯穿了T-72的车体并从车尾飞出时，人们对苏制坦克的防护能力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但在阿布扎比，T-90c独树一帜的反应装甲却令西方专家断定，所有120毫米以下的坦克炮将无法在2000米射程内正面贯穿T-90c。而其装备的主动防护系统则更加令人耳目一新、赞叹不已。这种俗称为“软防护装甲”的系统能够迅速探测到敌方发出的测距激光，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将炮塔正面转向对手，并在3秒钟将坦克笼罩在由红外、激光干扰物构成的防护幕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