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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鬼神文化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已然存在，对自然现象的捉摸不透产生了对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敬畏与祈福，产生了鬼魂崇拜，这造就了中国几千年的鬼神文化。这种特殊文化对志怪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干宝《搜神记》中大量的鬼神故事，正是这种文化的良好传播载体。
关键词：干宝；搜神记；鬼神文化
中国的鬼神文化由来已久，人们在自己进化的同时，又创造出主宰人们自己的鬼神。出于特定历史条件，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鬼神。如在远古时期产生的自然神，道教兴起后产生的道教诸神，佛教传入中国又产生了诸多佛教神。人们加以崇拜并且演变成特定的祭祀活动，形成一种笼罩中国几千年的鬼神文化，这无疑对中国的古代小说的创作影响巨大。
一、关于中国鬼神文化的产生
鬼神概念如何在人类演进中产出的呢？在隋垠哲的《鬼神文化》中提到：“鬼神的观念诞生于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思维’状态下，是‘万物有灵’思想直接作用的产物。”[1]诚然，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其思维也是极不解放的，遇见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原始思维便起了重要作用。其基本内涵是通过联想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和人的生命活动进行相似性的类比。例如，原始居民无法解释日月的由来，看到人的眼睛也闪着光亮，于是便产生盘古的眼睛变为日月的神话。这即是对神的崇拜。
人们由于对祖先的敬畏，认为祖先死后仍保持其在世时的威严地位，并祈望能荫庇子孙，这种想象得力于先人的想法使人们相信人死后定有灵知。《左传·昭公七年》中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礼记·祭法》曰：“人死曰鬼”，《说文解字》云：“人所归为鬼”，鬼作为人们幻想生命的延续形态，构成了一个与人所生活的“阴间”相对应的“阳间”的世界。这即是对鬼的敬畏，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的鬼神文化。
二、《搜神记》中体现的鬼神文化
如前文所讲，鬼神文化信仰萌生于原始社会的土壤中，它是人们对死亡现象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所带来的观念和行为。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由于对不可抗拒自然力的恐惧，不能正确区分醒梦之间的感觉与幻像，加之对死亡的畏惧，便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来，视精神为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实体，便产生鬼神崇拜的一种特殊文化，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人们持续在鬼魂崇拜之人鬼关系以及鬼鬼关系中增加新的社会内容，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鬼神文化，而这些都成为了文学作品中鬼故事赖以生存的沃土。干宝《搜神记》中分量最多、也最出彩的志怪故事就是这些鬼神故事。
干宝，字令升，为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小说家。后撰《晋纪》三十卷，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他本是一个非鬼神主义者，而其亲人中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彻底改变了思想观念：“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2]或许由于当时人无法理解的一种自然现象，又或许干宝父亲的婢女并没有死，不过这一现象已经使干宝相信了鬼神的存在，著《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言：“人死复生自然是荒唐之说，但竟也成为干宝由‘无鬼论’转变为‘有鬼论’立场，并写作《搜神记》的直接原因。”[3]
《搜神记》中的鬼神故事比比皆是。如“紫玉”条，讲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爱上了童子韩重，却因为吴王的阻挠不能在一起，紫玉郁结而死，化为鬼魂也要和外出求學归来的韩重重修旧好[4]。这个凄婉的爱情悲剧，紫玉形象很有动人之处，她为情而死，为情而冥会，生死不渝，生动表现出旧时代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再如“介琰”条云：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5]
这则故事中的介琰，实际上是得到成仙之人，因为孙权好淫欲而没有传道术与他，孙权要杀他时，介琰隐身而走。故事并非一味的宣扬神仙的法力或者规劝世人学仙，而添加进入了政治情节，反映出了孙权统治的东吴政权的内部腐朽与暴政。通过以上两个故事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出，鬼神作品就是人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人和社会的本质都对象化在鬼怪之中，人在这面镜子前观测到了自身也观测到了人间社会。鬼神作为一种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幻体，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和心理的表现。人们处于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鬼神承载着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自身的肯定。在鬼神的世界里，既有人们理想化的影子，也有人们所憎恶的现实的折射。
总而言之，人们所创造的鬼神形象便具有了极其丰富的人性内涵，也相应具有了人的审美价值。它们不是神圣威严的，而是世俗化、人格化的，是在想象的另一世界中生活着的理想的和现实的人的形象。鬼神与人有着互补性，来满足人们世俗生活的遗憾，而基于对死亡的恐惧，鬼又有着可怖及受苦的一面，它折射出了身处乱世的人们纷攘复杂的心态。作品中鬼神形象的丰富性，正是人性的多层面的反映。《搜神记》中的这些作品正是中国几千年来鬼神文化的最好体现。（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隋垠哲.鬼神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7.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24.
[3] 李建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302.
[4] [5]干宝.搜神记，马银琴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364.21.
关键词：干宝；搜神记；鬼神文化
中国的鬼神文化由来已久，人们在自己进化的同时，又创造出主宰人们自己的鬼神。出于特定历史条件，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鬼神。如在远古时期产生的自然神，道教兴起后产生的道教诸神，佛教传入中国又产生了诸多佛教神。人们加以崇拜并且演变成特定的祭祀活动，形成一种笼罩中国几千年的鬼神文化，这无疑对中国的古代小说的创作影响巨大。
一、关于中国鬼神文化的产生
鬼神概念如何在人类演进中产出的呢？在隋垠哲的《鬼神文化》中提到：“鬼神的观念诞生于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思维’状态下，是‘万物有灵’思想直接作用的产物。”[1]诚然，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其思维也是极不解放的，遇见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原始思维便起了重要作用。其基本内涵是通过联想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和人的生命活动进行相似性的类比。例如，原始居民无法解释日月的由来，看到人的眼睛也闪着光亮，于是便产生盘古的眼睛变为日月的神话。这即是对神的崇拜。
人们由于对祖先的敬畏，认为祖先死后仍保持其在世时的威严地位，并祈望能荫庇子孙，这种想象得力于先人的想法使人们相信人死后定有灵知。《左传·昭公七年》中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礼记·祭法》曰：“人死曰鬼”，《说文解字》云：“人所归为鬼”，鬼作为人们幻想生命的延续形态，构成了一个与人所生活的“阴间”相对应的“阳间”的世界。这即是对鬼的敬畏，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的鬼神文化。
二、《搜神记》中体现的鬼神文化
如前文所讲，鬼神文化信仰萌生于原始社会的土壤中，它是人们对死亡现象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所带来的观念和行为。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由于对不可抗拒自然力的恐惧，不能正确区分醒梦之间的感觉与幻像，加之对死亡的畏惧，便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来，视精神为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实体，便产生鬼神崇拜的一种特殊文化，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人们持续在鬼魂崇拜之人鬼关系以及鬼鬼关系中增加新的社会内容，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鬼神文化，而这些都成为了文学作品中鬼故事赖以生存的沃土。干宝《搜神记》中分量最多、也最出彩的志怪故事就是这些鬼神故事。
干宝，字令升，为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小说家。后撰《晋纪》三十卷，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他本是一个非鬼神主义者，而其亲人中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彻底改变了思想观念：“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2]或许由于当时人无法理解的一种自然现象，又或许干宝父亲的婢女并没有死，不过这一现象已经使干宝相信了鬼神的存在，著《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言：“人死复生自然是荒唐之说，但竟也成为干宝由‘无鬼论’转变为‘有鬼论’立场，并写作《搜神记》的直接原因。”[3]
《搜神记》中的鬼神故事比比皆是。如“紫玉”条，讲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爱上了童子韩重，却因为吴王的阻挠不能在一起，紫玉郁结而死，化为鬼魂也要和外出求學归来的韩重重修旧好[4]。这个凄婉的爱情悲剧，紫玉形象很有动人之处，她为情而死，为情而冥会，生死不渝，生动表现出旧时代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再如“介琰”条云：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住建安方山，从其师白羊公杜受玄一无为之道。能变化隐形。尝往来东海，暂过秣陵，与吴主相闻。吴主留琰，乃为琰架宫庙，一日之中，数遣人往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啖，不受饷遗。吴主欲学其术，琰以吴主多内御，积月不教。吴主怒，敕缚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5]
这则故事中的介琰，实际上是得到成仙之人，因为孙权好淫欲而没有传道术与他，孙权要杀他时，介琰隐身而走。故事并非一味的宣扬神仙的法力或者规劝世人学仙，而添加进入了政治情节，反映出了孙权统治的东吴政权的内部腐朽与暴政。通过以上两个故事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出，鬼神作品就是人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人和社会的本质都对象化在鬼怪之中，人在这面镜子前观测到了自身也观测到了人间社会。鬼神作为一种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幻体，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和心理的表现。人们处于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鬼神承载着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自身的肯定。在鬼神的世界里，既有人们理想化的影子，也有人们所憎恶的现实的折射。
总而言之，人们所创造的鬼神形象便具有了极其丰富的人性内涵，也相应具有了人的审美价值。它们不是神圣威严的，而是世俗化、人格化的，是在想象的另一世界中生活着的理想的和现实的人的形象。鬼神与人有着互补性，来满足人们世俗生活的遗憾，而基于对死亡的恐惧，鬼又有着可怖及受苦的一面，它折射出了身处乱世的人们纷攘复杂的心态。作品中鬼神形象的丰富性，正是人性的多层面的反映。《搜神记》中的这些作品正是中国几千年来鬼神文化的最好体现。（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隋垠哲.鬼神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7.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24.
[3] 李建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302.
[4] [5]干宝.搜神记，马银琴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36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