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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整个中华民族主流服饰的发展历程来看，清代服饰装饰形式之庞杂繁缛，堪称历代服饰之最。同时，清代也是一个传统服饰变革和创新的重要时期。清末民初的女装在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表现出来了明显的延承性、世俗性、交融性、现代性等多重性特征，而平民阶层女子的穿衣准则也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里辗转喘息，体现出了封建帝制向现代文明转型期间的别样风格。本文以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传统女装的穿衣准则和服饰整体样貌为研究对象，将平民阶层女子服装的着装特点和着装准则进行了成因探讨。
【关键词】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女子服装；穿衣准则；成因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服饰是社会整体习惯、思想、技术及其特征的最明显、最直观的表达。可以说服饰文化是风俗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①。一个民族的服装发展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现代服饰文化的分水岭，可以说是以辛亥革命为界，这个时期的服饰特点是既摆脱了旧的冠服制度的束缚，又仍受传统服饰文化的影响，保留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制与穿着理念。清末民初的北京女子服饰正是这一特点的典型又颇为有趣的代表。
一、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平民阶层女子服饰的时代大背景
北京有文字记载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45年，以后历经元、明、清、民国直到现在，其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历史已有800多年。20世纪的前20多年（1900～1928年）是北京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政体剧烈变革，各种思潮峰起云涌，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社会生活急剧变化。这一切几乎让人来不及思考，只能随着这激流旋转、摇摆，奔向那光明而又未知的远方世界。此时的北京服饰正是这种激烈、动荡、复杂的时代心态的最佳写照。
二、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平民女子的生活状态
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大多数老北京的平民女子成为宗族组织管制下的受压迫者、奉献者和牺牲者。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孱弱的清王朝将对内统治的方针寄希望于汉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宗族组织是中央集权隐藏在民间最好的分支机构，无形中成为了政治统治的强有力的“帮凶”，平民阶层的女性在政治地位上的缺失和私有财产的匮乏以及意识形态的蒙昧使她们自然而自愿地沦为宗族组织管制下的受压迫者，她们受到了比前朝女性更加系统、也更为具体的封建压制，甚至在日常姿态的坐、立、行、卧等个人行为方面，也被加以条条框框的约束。宣统元年，在《醒世画报》中对女性歧視与嘲弄无处不在，经常使用 “女子无耻”“太不雅观”“贻笑于人”“伤风败俗”等标题。而连 “某某妇女在自家门口站立一会”等情形也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由此可见，当时的女性普遍处在一种严格管制的状态之中。在社会舆论和宗族约束的重压下，连原本以“执鞭驰马，无异于男”的满族妇女，在抛弃旧俗改从汉制的过程中，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封建礼教枷锁，成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怨妇。
女性的打扮和衣着必然受到社会伦理关系的严格制约。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下，女性的衣着打扮受制于“分尊卑，别男女”的人伦关系，不得有半点差错。一则民间子弟书②的唱词《训妻》中写道：“老太太的脾气随老派儿，不准梳绷头；戴花不准比脑门子大着一半；穿衣裳不准穿算盘疙瘩，穿套裤不准穿外搿巾儿；穿袜子不准穿缯绷缯绷的包脚面儿；穿鞋无非绸缎面儿；不准穿时兴的南蝴小双脸儿。”这段唱词将一个妇女从头到脚的若干个着装细节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长期以来，习惯了“夫为妻纲”秩序的传统女性已经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和对于美的评判标准，她们在不自觉地成为被压制对象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成为宗族礼制的执行人，并将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一辈辈传递给家族中更为年轻的女性，周而复始。
当然，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女革命家，但妇女的整体地位仍然比较低下，因此，女子的服饰变化远不如男子那样显著。③
三、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平民女子的穿衣准则及成因
清末民初的北京平民女子固守着“坚而老”的穿衣准则。“坚”，意为服装结实、耐穿，经年不换，这体现了老北京妇女讲求实际、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老”，意为服装风格追求老气、平淡、保守，反映了她们安分守己、墨守陈规的心理状态（见图1）。北京民间妇女的这种着装状况与同时期的南方城市，如广州、上海等地的女性已开始穿戴富于个性、欧化、入时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北京中、下层妇女这种穿衣观念，有着客观上和主观上的根源。
从客观方面来看，其一，由于北京是多代封建帝王的执政中心，多数人直接或间接地靠着国家税收度日，当晚清连年战事和巨额赔款使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北京人的生活也变得日益穷困，尤其旗人阶层“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传统习气使他们在民国初年沦落成为庞大的“赤贫一族”。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城缝补衣服的行业（旧称“缝穷的”）和以出售由破衣烂衫改制而成的服装（旧称“老虎活”）的晚市倒是颇为兴旺。由此看来，在经济拮据的形势下，服装的功能性势必高于装饰性而成为平民阶层女性添衣置装时的首要条件。她们的衣服上往往出现大量的“补丁”，“补丁”的形状、针脚的细密程度都会成为服装上“别样的装饰”。
其二，强大的专制统治使长期生活在“皇城根儿”下的民众养成了知足长乐、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信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勤俭原则。在寻常百姓家，妇女大都备有只在逢年过节或应酬场合时穿着的“出门衣裳”（也称“逛衣”）。这类服装通常用绸、缎等面料制成，饰以吉祥图案的刺绣、镶边、花边，或在镶边和花边的尽头作出如意云头等形状，并缀有做工考究的盘扣。由于价钱较高，耗时费工，因此“出门衣裳”备受主人的珍惜，轻易不上身穿着，民间女装装饰的审美价值也大都集中体现在这一部分服装上。至于过年的新衣服也只有大年初一和较为重要的节庆才穿用，平时总是置于箱底（见图4）。平日里居家劳作服装，遵循“实用耐穿”的原则，尽量减少其装饰成分，至多在袖口、领边、衣襟、裤管边等易磨损的部位上，或以素色面料作单道或两道的镶滚，或是纹样简单的刺绣。对于底层妇女来说，一年中的春、秋、冬三季穿蓝布衣裤，夏季穿白色褂子或浅蓝衣裤，服装上干脆没有任何装饰成份。据《故都文物略》谓：“衣着之宜，旧家必准礼法，谓之‘款式’，俗曰‘得样’。大抵色取其深，近奇色者谓之‘匪’，人皆非笑之。”④——有如此祖训家法在前，妇女在自身形象上就尤其注重禁“奇”制“异”，生怕背负上“出幺娥子”的骂名。 从主观方面来看，北京的妇女身处在皇权、族权、夫权的压制之中，普遍 “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⑤的“他者”状态生存着，自我意识的匮乏和有限的眼界使她们在处理事物时往往表现出保守、软弱、顺适的倾向。近代的历史让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外在的“整体性权力”的思考，它往往与理性、科学、法律相关，表现为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通过制度、纪律等体制化的力量和方式，实现对个人的支配，将人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单面的人”。我们往往注意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压制和奴役，却容易忽略个体自身的道德权力更是其难以逾越的另一条沟壑。
此外，旧式女性普遍早婚，可以“穿粉挂绿”的青春期转瞬即逝，许多妇女在四十岁上下就有了孙辈，角色的变迁要求她们更加稳重和肃穆。在“扮老”的心理驱使下，妇女们纷纷追求僵硬板直的造型轮廓和暗沉中庸的服装色彩，面料则多选用暗花织物或无花平纹织物，在纹饰的处理上也尽量简化，很多人仅保留了带有如意云头的素色滚边作为服装装饰……总之，一切都 “遵古如法炮制”。然而，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观点看来，其和谐的色彩搭配、疏密有间的布局陈章、简洁饱满的装饰花型倒是造就了服装另一番典雅别致的韵味。
民族服饰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的积淀和共性，日本民族艺术学家木村認为，传统的民族艺术在于切断了对于作者个性的执着的地方来发现艺术形成的基础，“直接反映人们的现实性的感情，以凝聚千姿百态的民族审美意识的形式显示出来。”⑥他倡导民族艺术的作者去表现存在于自己所属的社会成员的心理、观念、信仰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去表现个人性的见解与感情。作为民族精神表征的服装，其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背后则潜藏着民族精神气质的发展轨迹。清末民初平民阶层的女装总出现“新”与“旧”的冲突，是“洋”与“中”的碰撞中执著生存的一种服饰形式，其本身的存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延承性，而所处时代及地域的大环境又不可避免地使其体现出多重性特征及现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服饰史上不可断缺的篇章。
注释：
①刘宁波.北京服饰文化述略[J].北方文物，1999（1）.
②子弟书”是清代中叶以来，在北京形成的一种曲艺形式，因首创于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子弟故名—。
③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353.
④常人春.老北京的穿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7.
⑤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5页.
⑥[日]木村重信，李心峰.“何谓民族艺术学”，见李心峰选编《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广西教育出版社，第200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华梅.服装社会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5]常人春.老北京的穿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谭一，女，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服装学院装饰艺术设计学士，北京大学艺术学硕士。有多篇论文发表于《装饰》《包装工程》《美术教育研究》等期刊，著有多部服饰作品集并获多项设计专利，现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服饰设计等领域的设计工作及教学研究。
【关键词】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女子服装；穿衣准则；成因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服饰是社会整体习惯、思想、技术及其特征的最明显、最直观的表达。可以说服饰文化是风俗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①。一个民族的服装发展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现代服饰文化的分水岭，可以说是以辛亥革命为界，这个时期的服饰特点是既摆脱了旧的冠服制度的束缚，又仍受传统服饰文化的影响，保留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制与穿着理念。清末民初的北京女子服饰正是这一特点的典型又颇为有趣的代表。
一、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平民阶层女子服饰的时代大背景
北京有文字记载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45年，以后历经元、明、清、民国直到现在，其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历史已有800多年。20世纪的前20多年（1900～1928年）是北京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政体剧烈变革，各种思潮峰起云涌，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社会生活急剧变化。这一切几乎让人来不及思考，只能随着这激流旋转、摇摆，奔向那光明而又未知的远方世界。此时的北京服饰正是这种激烈、动荡、复杂的时代心态的最佳写照。
二、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平民女子的生活状态
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大多数老北京的平民女子成为宗族组织管制下的受压迫者、奉献者和牺牲者。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孱弱的清王朝将对内统治的方针寄希望于汉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宗族组织是中央集权隐藏在民间最好的分支机构，无形中成为了政治统治的强有力的“帮凶”，平民阶层的女性在政治地位上的缺失和私有财产的匮乏以及意识形态的蒙昧使她们自然而自愿地沦为宗族组织管制下的受压迫者，她们受到了比前朝女性更加系统、也更为具体的封建压制，甚至在日常姿态的坐、立、行、卧等个人行为方面，也被加以条条框框的约束。宣统元年，在《醒世画报》中对女性歧視与嘲弄无处不在，经常使用 “女子无耻”“太不雅观”“贻笑于人”“伤风败俗”等标题。而连 “某某妇女在自家门口站立一会”等情形也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由此可见，当时的女性普遍处在一种严格管制的状态之中。在社会舆论和宗族约束的重压下，连原本以“执鞭驰马，无异于男”的满族妇女，在抛弃旧俗改从汉制的过程中，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封建礼教枷锁，成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怨妇。
女性的打扮和衣着必然受到社会伦理关系的严格制约。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下，女性的衣着打扮受制于“分尊卑，别男女”的人伦关系，不得有半点差错。一则民间子弟书②的唱词《训妻》中写道：“老太太的脾气随老派儿，不准梳绷头；戴花不准比脑门子大着一半；穿衣裳不准穿算盘疙瘩，穿套裤不准穿外搿巾儿；穿袜子不准穿缯绷缯绷的包脚面儿；穿鞋无非绸缎面儿；不准穿时兴的南蝴小双脸儿。”这段唱词将一个妇女从头到脚的若干个着装细节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长期以来，习惯了“夫为妻纲”秩序的传统女性已经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和对于美的评判标准，她们在不自觉地成为被压制对象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成为宗族礼制的执行人，并将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一辈辈传递给家族中更为年轻的女性，周而复始。
当然，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女革命家，但妇女的整体地位仍然比较低下，因此，女子的服饰变化远不如男子那样显著。③
三、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平民女子的穿衣准则及成因
清末民初的北京平民女子固守着“坚而老”的穿衣准则。“坚”，意为服装结实、耐穿，经年不换，这体现了老北京妇女讲求实际、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老”，意为服装风格追求老气、平淡、保守，反映了她们安分守己、墨守陈规的心理状态（见图1）。北京民间妇女的这种着装状况与同时期的南方城市，如广州、上海等地的女性已开始穿戴富于个性、欧化、入时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北京中、下层妇女这种穿衣观念，有着客观上和主观上的根源。
从客观方面来看，其一，由于北京是多代封建帝王的执政中心，多数人直接或间接地靠着国家税收度日，当晚清连年战事和巨额赔款使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北京人的生活也变得日益穷困，尤其旗人阶层“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传统习气使他们在民国初年沦落成为庞大的“赤贫一族”。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城缝补衣服的行业（旧称“缝穷的”）和以出售由破衣烂衫改制而成的服装（旧称“老虎活”）的晚市倒是颇为兴旺。由此看来，在经济拮据的形势下，服装的功能性势必高于装饰性而成为平民阶层女性添衣置装时的首要条件。她们的衣服上往往出现大量的“补丁”，“补丁”的形状、针脚的细密程度都会成为服装上“别样的装饰”。
其二，强大的专制统治使长期生活在“皇城根儿”下的民众养成了知足长乐、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信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勤俭原则。在寻常百姓家，妇女大都备有只在逢年过节或应酬场合时穿着的“出门衣裳”（也称“逛衣”）。这类服装通常用绸、缎等面料制成，饰以吉祥图案的刺绣、镶边、花边，或在镶边和花边的尽头作出如意云头等形状，并缀有做工考究的盘扣。由于价钱较高，耗时费工，因此“出门衣裳”备受主人的珍惜，轻易不上身穿着，民间女装装饰的审美价值也大都集中体现在这一部分服装上。至于过年的新衣服也只有大年初一和较为重要的节庆才穿用，平时总是置于箱底（见图4）。平日里居家劳作服装，遵循“实用耐穿”的原则，尽量减少其装饰成分，至多在袖口、领边、衣襟、裤管边等易磨损的部位上，或以素色面料作单道或两道的镶滚，或是纹样简单的刺绣。对于底层妇女来说，一年中的春、秋、冬三季穿蓝布衣裤，夏季穿白色褂子或浅蓝衣裤，服装上干脆没有任何装饰成份。据《故都文物略》谓：“衣着之宜，旧家必准礼法，谓之‘款式’，俗曰‘得样’。大抵色取其深，近奇色者谓之‘匪’，人皆非笑之。”④——有如此祖训家法在前，妇女在自身形象上就尤其注重禁“奇”制“异”，生怕背负上“出幺娥子”的骂名。 从主观方面来看，北京的妇女身处在皇权、族权、夫权的压制之中，普遍 “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⑤的“他者”状态生存着，自我意识的匮乏和有限的眼界使她们在处理事物时往往表现出保守、软弱、顺适的倾向。近代的历史让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外在的“整体性权力”的思考，它往往与理性、科学、法律相关，表现为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通过制度、纪律等体制化的力量和方式，实现对个人的支配，将人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单面的人”。我们往往注意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压制和奴役，却容易忽略个体自身的道德权力更是其难以逾越的另一条沟壑。
此外，旧式女性普遍早婚，可以“穿粉挂绿”的青春期转瞬即逝，许多妇女在四十岁上下就有了孙辈，角色的变迁要求她们更加稳重和肃穆。在“扮老”的心理驱使下，妇女们纷纷追求僵硬板直的造型轮廓和暗沉中庸的服装色彩，面料则多选用暗花织物或无花平纹织物，在纹饰的处理上也尽量简化，很多人仅保留了带有如意云头的素色滚边作为服装装饰……总之，一切都 “遵古如法炮制”。然而，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观点看来，其和谐的色彩搭配、疏密有间的布局陈章、简洁饱满的装饰花型倒是造就了服装另一番典雅别致的韵味。
民族服饰体现了一个民族长期的积淀和共性，日本民族艺术学家木村認为，传统的民族艺术在于切断了对于作者个性的执着的地方来发现艺术形成的基础，“直接反映人们的现实性的感情，以凝聚千姿百态的民族审美意识的形式显示出来。”⑥他倡导民族艺术的作者去表现存在于自己所属的社会成员的心理、观念、信仰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去表现个人性的见解与感情。作为民族精神表征的服装，其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背后则潜藏着民族精神气质的发展轨迹。清末民初平民阶层的女装总出现“新”与“旧”的冲突，是“洋”与“中”的碰撞中执著生存的一种服饰形式，其本身的存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延承性，而所处时代及地域的大环境又不可避免地使其体现出多重性特征及现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服饰史上不可断缺的篇章。
注释：
①刘宁波.北京服饰文化述略[J].北方文物，1999（1）.
②子弟书”是清代中叶以来，在北京形成的一种曲艺形式，因首创于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子弟故名—。
③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353.
④常人春.老北京的穿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7.
⑤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5页.
⑥[日]木村重信，李心峰.“何谓民族艺术学”，见李心峰选编《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广西教育出版社，第200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华梅.服装社会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5]常人春.老北京的穿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谭一，女，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服装学院装饰艺术设计学士，北京大学艺术学硕士。有多篇论文发表于《装饰》《包装工程》《美术教育研究》等期刊，著有多部服饰作品集并获多项设计专利，现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服饰设计等领域的设计工作及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