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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以往的阅读速度，三百多页的小说，至少要花去五六天时间，甚至一个多星期。但是《女工绘》我仅用了两天就读完了。之所以这么快，有多种原因，或是小说的可读性强，或是对华春堂这个人物命运的极大关注，或基于我对作者长期致力于煤矿题材小说创作的敬佩。
有矿区生活经历的作家并不少，可是能坚持写煤矿的却少之又少。当有人问刘庆邦为什么会坚持大量创作煤矿题材的小说时，他答：“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百分之六十七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他本人就是“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这也是他长期坚持煤矿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他创作出了一大批煤矿题材的小说精品，使得煤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对我而言，读《女工绘》既是一次有益的阅读，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情感的陶冶。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社会、时代和历史
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很喜欢华春堂这个人物。她和陈秀明、王秋云、杨海平、周子敏、张丽之等人的命运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和书中的人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不希望她们和故事一样消失，不希望违背我意愿的事情发生。可是，当读到最后一段时我非常吃惊，华春堂居然出车祸死了，而且那么突然，我在感情上实在无法接受，我甚至觉得作家在处理这个人物命运的时候过于残忍了。但我又想，命运也许是公平的，不会把所有不幸都加在一人身上，也不会把所有幸福都赐予某一个人。而华春堂的死，让我想到了小说的开头，她去矿上报到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姐姐华冬梅要骑自行车送她，被她拒绝了，作家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结婚，也是华春堂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去商店买结婚用品时，她坐上了姐姐的自行车，没能躲过一劫。小说倒数第二行才写道：惨剧在瞬间发生。作家补上看似平常的一笔：卡车没有停下来，“咯噔”一下之后，逃跑了。华春堂的生命和小说一起戛然而止，作家是有意为之，事先进行了铺垫，包括多次提到卡车和卡车司机。我只能说，华春堂是命该如此。小说始于端阳节，结束于端阳节，华春堂的离世让人痛惜。
刘庆邦认为，这是一部美之书、爱之书、痛之书。我认为，爱，很多时候来自于痛，没有了痛，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成了空中楼阁。或者说，“美”和“爱”被摧毁之后才产生了痛。书中主要女性有六位：华春堂、周子敏、陈秀明、张丽之、王秋云、杨海平。取名为《女工绘》，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是以煤矿女工为主体的，也就是评论家所说的煤场“大观园群像”。这六位女主角（当然还应该包括华冬梅、唐慧芳、褚桂英、卡车司机的老婆等）各有各的不幸，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她们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牺牲品，非但没有受到同情和保护，在走上社会后仍然要受到无情的蔑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只有华春堂是“根红苗正”的。而她，在生活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便突然离世，如同一朵绽放的花朵瞬间凋零，不能不令人痛惜。鲁迅曾对悲剧做过如下定义，他说：悲剧即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几位女性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强加给她们的，悲剧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
我喜欢华春堂这个人物，她的塑造是成功的。看来，“贴着人物写”的说法是一个真理。刘庆邦曾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许多煤矿男子汉的形象，关于女工形象，华春堂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华春堂是煤矿女工的崭新形象，丰富了刘庆邦小说的人物画廊。
刘庆邦一直强调小说的含“心”量，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正是因为他在塑造时投入了充沛的感情。据他介绍，这些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在写作中，作家就容易投入情感，仿佛置身于过去的某个场景，而这种情感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在这部小说里，华春堂在弟弟的工作安排上，包括自己第一份工作和后来调入化验室几次工作变动中，都拿出了她的杀手锏，那就是她因公去世的爸爸。华春堂去矿上报到时，人事组的老王破例让她在几个工作里挑一个，她挑了去灯房;宣传队解散，别人都回到原单位，她想去化验室，先后找老王和化验室主任刘德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获得成功。她在刘德玉面前除了提到爸爸，还流下了眼泪，刘德玉说他最怕这个。姐姐的工作从洗衣女工进了药房，也是华春堂找的领导，什么原因，小说里虽然没有挑明，读者会猜到个中缘由。华春堂这个办法之所以好使，主要在于煤矿这个特定的环境，换一个地方也许就不好使。为什么一个去世的人还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说，这是“死人的力量”。只有工作和生活在煤矿的人才能理解这里面的深层意味。这就是煤矿职工普遍存在的怜悯之心、同情之心。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煤矿工人充满感情的描述，如对煤矿井下作业流程和对溜子道的描写、对救护车给煤矿职工家属心理上造成的恐惧的表述，这些都让我感同身受。在读到李玉清死亡那一段，看到华春堂不敢放声大哭的情节，当李玉清同父異母的姐姐号啕大哭的时候，华春堂不管不顾地放声痛哭起来，让人不禁落泪。李玉清出事后，张丽之遇见前来打探情况的华春堂，她慌张地避开了，因为她为李玉清的突然死亡感到悲哀，对华春堂充满同情，她不愿意做把噩耗传给华春堂的第一个人，在张丽之这个普通女工的身上，体现了悲悯情怀，让人肃然起敬。
我向来把能否打动人心看作小说成功的要素之一，在刘庆邦的笔下，那些女工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生活在矿山的女性品质，也就是说，作家写出的关于她们的“苦辣酸甜”，因此才能打动读者。正如《后记》所言：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社会、时代和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命运里有着人生的苦辣酸甜，有着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存在着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更存在着历史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烙印。
当然，我也看到与美好相对的另一面，唐慧芳的自甘堕落、褚桂英的良知未泯、卡车司机老婆的破罐子破摔、魏正方的老于世故，还有王秋云母亲的不检点，这些悲剧有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背景使然，那些伤痛，是“历史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烙印”。 《女工绘》是美之书、爱之书，我觉得还应该是恶之书，除了写人性之美，还对人性之恶有了充分的展示。杨海平父亲的死是有人故意为之，轻而易举地就把一个人谋杀了，草菅人命的行为令人发指;还有魏正方的受伤，上面的人“不知怎么搞的”脱手了，把魏正方砸伤;陈秀明从宣传队回到食堂后，那个班长的嘲讽和报复暴露了小人嘴脸;明知杨海平的不幸身世却还在理发店爆粗口的那些矿工，客观上流露的正是一种恶意;宣传队那个对周子敏毫无同情心的女子对走资派的谩骂，还有那个家暴老婆的卡车司机、东风矿政工组那个心怀叵测的郭组长、华冬梅的未婚夫王天民等等，都显示了人性之恶，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恶被成倍地放大了。
记忆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刘庆邦在《后记》里关于保存记忆的提法我很赞同。记得2009年在义马煤业讲课时，他曾问下面的学员，对作家来说，什么最重要。有人说思想，有人说技巧，有人说生活，有人说读书，刘庆邦说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记忆，记忆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他在《后记》里说，要“唤醒的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代人或许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我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也的确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影，有点儿昨日重现的感觉。比如“斗私批修”“批林批孔”“早请示，晚汇报”“忆苦思甜”，这些我们都经历过。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语录以及“七级工，八级工”的顺口溜等等，让人记忆犹新。“三转一响”、口琴、手风琴、毒草、军代表、敌台等词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今人不知为何物，再过一些年，文学作品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大概要加上注释了。三人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老矿工对“死有余辜”的理解、对魏正方等四人的调查、滴水矿的更名等，都让人深感那个时代的荒谬。矿务局那位常组长给东风矿郭组长打电话，要借魏正方到局里帮忙的那一段可谓神来之笔，郭组长出于不可告人之心态，以魏正方手里有大毒草《红楼梦》为由，企图阻止魏正方借调到矿务局，常组长对他说：“毛主席也没说《红楼梦》是毒草，他没说，谁说了都不算。”他在电话里对郭组长说，“谁要是不听毛主席的话，我是不会答应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通知那个什么，魏什么来着，跑步到我这里报到！”读到这里，不禁为这个机智、幽默又有主见的常组长点个大大的赞。
刘庆邦说：“往远一点儿说，我保存的是民族的记忆、历史的记忆。遗忘不可太快，保存记忆是必要的，也是作家的责任所在。”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刘庆邦在长篇小说《遍地月光》和《远方诗意》中都有入木三分的反映;关于“三年自然灾害”，他在短篇小说《枯水时节》和中篇小说《到处都很干净》里也有细致入微的叙述;关于矿难，在《黑白男女》和一系列小说里更是有详尽充分的记录。事实上，“遗忘”正在进行中，也的确“很快”，“警示”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三年自然灾害”，甚至不知道“十年浩劫”是怎么一回事儿，与人们的记忆相比，文字更加可靠。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列宁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而小说是用文字记录历史。有的记忆是应该保存的，像德国纳粹的罪行，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像辛德勒的名单等等，这些东西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其实，关于保存记忆的说法并不是作家新近提出的观点，几年前，刘庆邦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就有过这样的表述：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刘庆邦说：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他说，我相信，这些经过审美处理的形象化、细节化的记忆，对我们的后人仍有警示意义和认识价值。
早在2003年，刘庆邦在评论拙作《小舅子》时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小说要反映时代，好的小说至少是这样的：许多年以后再翻阅时，从小说里，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痕迹。《女工绘》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让我们知道了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这样几个人物，他们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刘庆邦在他的长篇小说《红煤》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也印证了他在《女工绘》后记中说的话，他写的是“千千万万中国女工乃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那个过去的时代我国人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女工绘》是后知青时代的记录和反映，时间跨度仅有四年多，小说却通过华春堂等女工的不同命运，对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进行反思。保存历史记忆的写作是有价值的写作、有意义的写作。我认为，《女工绘》这样的小说是可以传之后世的。
在煤矿文学的世界里不断开拓进取
《女工绘》是刘庆邦继《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的第四部长篇。一直以来，煤矿题材的小说往往被打上行业文学的标签，并不被看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除了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周梅森的《黑坟》和《沉沦的土地》、谭谈的《山道弯弯》、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蒋法武的《瓦斯》等为数不多的煤矿题材的优秀小说外，刘庆邦是长期致力于煤矿题材小说创作收获颇丰的作家。《女工绘》等长篇小说，还有《走窑汉》《哑炮》《神木》《家属房》《清汤面》《家道》《屠妇老塘》《拉倒》等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出版、发表和改编成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众多煤矿人物形象的确立，才让煤矿题材的小说真正进入读者的视野，受到文学界的关注。正如陈建功所说，煤矿作家群体在刘庆邦的带领下，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有目共睹。正是由于刘庆邦丰硕的创作成果，才使得煤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人说他是“短篇小说之王”，他对此不以为然，但如果说自有煤矿题材的小说问世以来，古今中外，他写的煤矿题材的小说最多，刘慶邦是认可的，也是引以为自豪的。
2008年下半年，煤矿作协推荐笔者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九期高研班（文学评论班）的学习。说起文学评论，实际上，我最初写的所谓文学评论就是小说的读后感。这些年，我陆续写了一些评论，有三十多万字，大都源于读刘庆邦的小说。每次读罢都想梳理一下感受，再从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做一番分析，总有收益。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评论文字，涉及到他的小说有《心事》《枯水时节》《月光依旧》《神木》《过年》《到处都很干净》《信》《穿堂风》《遍地月光》《清汤面》《哑炮》《嫂子和处子》《兄妹》《新娘》《金色小调》等等，这些文章在《文艺报》《阳光》《中国煤炭报》《文艺新观察》《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我有一篇《关于〈阳光〉获奖小说的十一条笔记》首发《阳光》杂志，经中国煤矿文联推荐，获首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我反复阅读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认真观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把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完成了文学评论《相得益彰的成功合作——从小说〈神木〉到电影〈盲井〉》。这篇评论发表于《阳光》杂志，获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可以说，对刘庆邦小说的阅读和评论已经成为我的自觉。因为身在煤矿，他的“地火”小说更能引起我的情感共鸣。 再回到《女工绘》上来。这部长篇共21章，每章一万字左右。刘庆邦说，他是用写短篇小说的精神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我的理解是，所谓短篇小说的精神，就是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这些篇章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每一章都可以当短篇小说来读。不少作家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采取的是几条线并进的方法，许多地方难免拖泥带水。而《女工绘》按时间顺序来展开故事情节，人物的命运也是环环相扣地向前推進，精致、简洁、纯粹、好看，成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亮点。
最近，看了莫言在苏州大学的一个演讲，话题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认为，前者的骨子里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而后者则是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这个观点恰好可以用来评价刘庆邦的写作。刘庆邦在农村生活了19年，在煤矿工作九年，下过井、挖过煤，对农民和矿工这些底层民众非常了解，也怀有深厚的感情，农村和煤矿是他创作的根据地。雷达先生把刘庆邦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村题材的，称为季风;一种是煤矿题材的，称为地火。相较之下，我比较喜欢地火类的小说，这可能与刘庆邦煤矿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有关，那些爱憎分明、有情有义的矿工，那些隐忍顽强、心地善良的女工和家属，甚至那些反面角色，也具有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价值。刘庆邦在谈到《黑白男女》的写作时，说他是在还债，不写出来心里很难受。他在《中国煤炭报》工作期间，参与报道了一些矿难，作家的责任感让他不能视那些人间悲痛而不见，他对矿工、女工和家属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也是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
《女工绘》写了一群煤矿女工，她们的世界充满青春活力又遍布暗流险滩，她们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女工绘》后记的标题是《我写她们，因为我爱她们》，我体会，一个作家，只有心中有博大的爱，作品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爱，可以让一个作家永葆丰富的想象力、迸发充沛的创造力，爱，永远是创作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白 丁：江苏镇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评论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九期（文学评论班）学员。出版小说集《结束或者开始》《握住你的手》等。文学评论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有矿区生活经历的作家并不少，可是能坚持写煤矿的却少之又少。当有人问刘庆邦为什么会坚持大量创作煤矿题材的小说时，他答：“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百分之六十七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他本人就是“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这也是他长期坚持煤矿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他创作出了一大批煤矿题材的小说精品，使得煤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对我而言，读《女工绘》既是一次有益的阅读，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情感的陶冶。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社会、时代和历史
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很喜欢华春堂这个人物。她和陈秀明、王秋云、杨海平、周子敏、张丽之等人的命运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和书中的人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不希望她们和故事一样消失，不希望违背我意愿的事情发生。可是，当读到最后一段时我非常吃惊，华春堂居然出车祸死了，而且那么突然，我在感情上实在无法接受，我甚至觉得作家在处理这个人物命运的时候过于残忍了。但我又想，命运也许是公平的，不会把所有不幸都加在一人身上，也不会把所有幸福都赐予某一个人。而华春堂的死，让我想到了小说的开头，她去矿上报到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姐姐华冬梅要骑自行车送她，被她拒绝了，作家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结婚，也是华春堂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去商店买结婚用品时，她坐上了姐姐的自行车，没能躲过一劫。小说倒数第二行才写道：惨剧在瞬间发生。作家补上看似平常的一笔：卡车没有停下来，“咯噔”一下之后，逃跑了。华春堂的生命和小说一起戛然而止，作家是有意为之，事先进行了铺垫，包括多次提到卡车和卡车司机。我只能说，华春堂是命该如此。小说始于端阳节，结束于端阳节，华春堂的离世让人痛惜。
刘庆邦认为，这是一部美之书、爱之书、痛之书。我认为，爱，很多时候来自于痛，没有了痛，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成了空中楼阁。或者说，“美”和“爱”被摧毁之后才产生了痛。书中主要女性有六位：华春堂、周子敏、陈秀明、张丽之、王秋云、杨海平。取名为《女工绘》，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是以煤矿女工为主体的，也就是评论家所说的煤场“大观园群像”。这六位女主角（当然还应该包括华冬梅、唐慧芳、褚桂英、卡车司机的老婆等）各有各的不幸，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她们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牺牲品，非但没有受到同情和保护，在走上社会后仍然要受到无情的蔑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只有华春堂是“根红苗正”的。而她，在生活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便突然离世，如同一朵绽放的花朵瞬间凋零，不能不令人痛惜。鲁迅曾对悲剧做过如下定义，他说：悲剧即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几位女性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强加给她们的，悲剧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
我喜欢华春堂这个人物，她的塑造是成功的。看来，“贴着人物写”的说法是一个真理。刘庆邦曾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许多煤矿男子汉的形象，关于女工形象，华春堂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华春堂是煤矿女工的崭新形象，丰富了刘庆邦小说的人物画廊。
刘庆邦一直强调小说的含“心”量，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正是因为他在塑造时投入了充沛的感情。据他介绍，这些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在写作中，作家就容易投入情感，仿佛置身于过去的某个场景，而这种情感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在这部小说里，华春堂在弟弟的工作安排上，包括自己第一份工作和后来调入化验室几次工作变动中，都拿出了她的杀手锏，那就是她因公去世的爸爸。华春堂去矿上报到时，人事组的老王破例让她在几个工作里挑一个，她挑了去灯房;宣传队解散，别人都回到原单位，她想去化验室，先后找老王和化验室主任刘德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获得成功。她在刘德玉面前除了提到爸爸，还流下了眼泪，刘德玉说他最怕这个。姐姐的工作从洗衣女工进了药房，也是华春堂找的领导，什么原因，小说里虽然没有挑明，读者会猜到个中缘由。华春堂这个办法之所以好使，主要在于煤矿这个特定的环境，换一个地方也许就不好使。为什么一个去世的人还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说，这是“死人的力量”。只有工作和生活在煤矿的人才能理解这里面的深层意味。这就是煤矿职工普遍存在的怜悯之心、同情之心。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煤矿工人充满感情的描述，如对煤矿井下作业流程和对溜子道的描写、对救护车给煤矿职工家属心理上造成的恐惧的表述，这些都让我感同身受。在读到李玉清死亡那一段，看到华春堂不敢放声大哭的情节，当李玉清同父異母的姐姐号啕大哭的时候，华春堂不管不顾地放声痛哭起来，让人不禁落泪。李玉清出事后，张丽之遇见前来打探情况的华春堂，她慌张地避开了，因为她为李玉清的突然死亡感到悲哀，对华春堂充满同情，她不愿意做把噩耗传给华春堂的第一个人，在张丽之这个普通女工的身上，体现了悲悯情怀，让人肃然起敬。
我向来把能否打动人心看作小说成功的要素之一，在刘庆邦的笔下，那些女工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生活在矿山的女性品质，也就是说，作家写出的关于她们的“苦辣酸甜”，因此才能打动读者。正如《后记》所言：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社会、时代和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命运里有着人生的苦辣酸甜，有着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存在着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更存在着历史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烙印。
当然，我也看到与美好相对的另一面，唐慧芳的自甘堕落、褚桂英的良知未泯、卡车司机老婆的破罐子破摔、魏正方的老于世故，还有王秋云母亲的不检点，这些悲剧有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会背景使然，那些伤痛，是“历史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烙印”。 《女工绘》是美之书、爱之书，我觉得还应该是恶之书，除了写人性之美，还对人性之恶有了充分的展示。杨海平父亲的死是有人故意为之，轻而易举地就把一个人谋杀了，草菅人命的行为令人发指;还有魏正方的受伤，上面的人“不知怎么搞的”脱手了，把魏正方砸伤;陈秀明从宣传队回到食堂后，那个班长的嘲讽和报复暴露了小人嘴脸;明知杨海平的不幸身世却还在理发店爆粗口的那些矿工，客观上流露的正是一种恶意;宣传队那个对周子敏毫无同情心的女子对走资派的谩骂，还有那个家暴老婆的卡车司机、东风矿政工组那个心怀叵测的郭组长、华冬梅的未婚夫王天民等等，都显示了人性之恶，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恶被成倍地放大了。
记忆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刘庆邦在《后记》里关于保存记忆的提法我很赞同。记得2009年在义马煤业讲课时，他曾问下面的学员，对作家来说，什么最重要。有人说思想，有人说技巧，有人说生活，有人说读书，刘庆邦说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记忆，记忆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他在《后记》里说，要“唤醒的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代人或许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我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也的确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影，有点儿昨日重现的感觉。比如“斗私批修”“批林批孔”“早请示，晚汇报”“忆苦思甜”，这些我们都经历过。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语录以及“七级工，八级工”的顺口溜等等，让人记忆犹新。“三转一响”、口琴、手风琴、毒草、军代表、敌台等词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今人不知为何物，再过一些年，文学作品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大概要加上注释了。三人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老矿工对“死有余辜”的理解、对魏正方等四人的调查、滴水矿的更名等，都让人深感那个时代的荒谬。矿务局那位常组长给东风矿郭组长打电话，要借魏正方到局里帮忙的那一段可谓神来之笔，郭组长出于不可告人之心态，以魏正方手里有大毒草《红楼梦》为由，企图阻止魏正方借调到矿务局，常组长对他说：“毛主席也没说《红楼梦》是毒草，他没说，谁说了都不算。”他在电话里对郭组长说，“谁要是不听毛主席的话，我是不会答应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通知那个什么，魏什么来着，跑步到我这里报到！”读到这里，不禁为这个机智、幽默又有主见的常组长点个大大的赞。
刘庆邦说：“往远一点儿说，我保存的是民族的记忆、历史的记忆。遗忘不可太快，保存记忆是必要的，也是作家的责任所在。”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刘庆邦在长篇小说《遍地月光》和《远方诗意》中都有入木三分的反映;关于“三年自然灾害”，他在短篇小说《枯水时节》和中篇小说《到处都很干净》里也有细致入微的叙述;关于矿难，在《黑白男女》和一系列小说里更是有详尽充分的记录。事实上，“遗忘”正在进行中，也的确“很快”，“警示”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三年自然灾害”，甚至不知道“十年浩劫”是怎么一回事儿，与人们的记忆相比，文字更加可靠。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列宁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而小说是用文字记录历史。有的记忆是应该保存的，像德国纳粹的罪行，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像辛德勒的名单等等，这些东西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其实，关于保存记忆的说法并不是作家新近提出的观点，几年前，刘庆邦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就有过这样的表述：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刘庆邦说：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他说，我相信，这些经过审美处理的形象化、细节化的记忆，对我们的后人仍有警示意义和认识价值。
早在2003年，刘庆邦在评论拙作《小舅子》时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小说要反映时代，好的小说至少是这样的：许多年以后再翻阅时，从小说里，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痕迹。《女工绘》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让我们知道了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这样几个人物，他们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刘庆邦在他的长篇小说《红煤》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也印证了他在《女工绘》后记中说的话，他写的是“千千万万中国女工乃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那个过去的时代我国人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女工绘》是后知青时代的记录和反映，时间跨度仅有四年多，小说却通过华春堂等女工的不同命运，对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进行反思。保存历史记忆的写作是有价值的写作、有意义的写作。我认为，《女工绘》这样的小说是可以传之后世的。
在煤矿文学的世界里不断开拓进取
《女工绘》是刘庆邦继《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的第四部长篇。一直以来，煤矿题材的小说往往被打上行业文学的标签，并不被看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除了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周梅森的《黑坟》和《沉沦的土地》、谭谈的《山道弯弯》、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蒋法武的《瓦斯》等为数不多的煤矿题材的优秀小说外，刘庆邦是长期致力于煤矿题材小说创作收获颇丰的作家。《女工绘》等长篇小说，还有《走窑汉》《哑炮》《神木》《家属房》《清汤面》《家道》《屠妇老塘》《拉倒》等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出版、发表和改编成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众多煤矿人物形象的确立，才让煤矿题材的小说真正进入读者的视野，受到文学界的关注。正如陈建功所说，煤矿作家群体在刘庆邦的带领下，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有目共睹。正是由于刘庆邦丰硕的创作成果，才使得煤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人说他是“短篇小说之王”，他对此不以为然，但如果说自有煤矿题材的小说问世以来，古今中外，他写的煤矿题材的小说最多，刘慶邦是认可的，也是引以为自豪的。
2008年下半年，煤矿作协推荐笔者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九期高研班（文学评论班）的学习。说起文学评论，实际上，我最初写的所谓文学评论就是小说的读后感。这些年，我陆续写了一些评论，有三十多万字，大都源于读刘庆邦的小说。每次读罢都想梳理一下感受，再从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做一番分析，总有收益。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评论文字，涉及到他的小说有《心事》《枯水时节》《月光依旧》《神木》《过年》《到处都很干净》《信》《穿堂风》《遍地月光》《清汤面》《哑炮》《嫂子和处子》《兄妹》《新娘》《金色小调》等等，这些文章在《文艺报》《阳光》《中国煤炭报》《文艺新观察》《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我有一篇《关于〈阳光〉获奖小说的十一条笔记》首发《阳光》杂志，经中国煤矿文联推荐，获首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我反复阅读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认真观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把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完成了文学评论《相得益彰的成功合作——从小说〈神木〉到电影〈盲井〉》。这篇评论发表于《阳光》杂志，获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可以说，对刘庆邦小说的阅读和评论已经成为我的自觉。因为身在煤矿，他的“地火”小说更能引起我的情感共鸣。 再回到《女工绘》上来。这部长篇共21章，每章一万字左右。刘庆邦说，他是用写短篇小说的精神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我的理解是，所谓短篇小说的精神，就是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这些篇章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每一章都可以当短篇小说来读。不少作家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采取的是几条线并进的方法，许多地方难免拖泥带水。而《女工绘》按时间顺序来展开故事情节，人物的命运也是环环相扣地向前推進，精致、简洁、纯粹、好看，成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亮点。
最近，看了莫言在苏州大学的一个演讲，话题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认为，前者的骨子里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而后者则是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这个观点恰好可以用来评价刘庆邦的写作。刘庆邦在农村生活了19年，在煤矿工作九年，下过井、挖过煤，对农民和矿工这些底层民众非常了解，也怀有深厚的感情，农村和煤矿是他创作的根据地。雷达先生把刘庆邦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村题材的，称为季风;一种是煤矿题材的，称为地火。相较之下，我比较喜欢地火类的小说，这可能与刘庆邦煤矿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有关，那些爱憎分明、有情有义的矿工，那些隐忍顽强、心地善良的女工和家属，甚至那些反面角色，也具有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价值。刘庆邦在谈到《黑白男女》的写作时，说他是在还债，不写出来心里很难受。他在《中国煤炭报》工作期间，参与报道了一些矿难，作家的责任感让他不能视那些人间悲痛而不见，他对矿工、女工和家属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也是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
《女工绘》写了一群煤矿女工，她们的世界充满青春活力又遍布暗流险滩，她们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女工绘》后记的标题是《我写她们，因为我爱她们》，我体会，一个作家，只有心中有博大的爱，作品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爱，可以让一个作家永葆丰富的想象力、迸发充沛的创造力，爱，永远是创作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白 丁：江苏镇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评论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九期（文学评论班）学员。出版小说集《结束或者开始》《握住你的手》等。文学评论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