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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公共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出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关键词］ 公共支出；区域差距；革新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7）10－００15-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扩大的区域差距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区域差距与非均衡的产生及其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传统要素的自然条件和初始起点是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因素，但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必然原因。政府的调控通过对传统要素的“渗透”，可以影响传统要素的禀赋结构和质量。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距状况的变动趋势时，承认造成中国区域非均衡扩大的人为原因比单纯运用自然条件解释区域差距的扩大更有说服力，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它说明，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
有关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著述颇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rrow、Kurz和Barro在政府直接干预模型的构造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认识到政府支出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生产性以及政府在很多方面支出的不可替代性之后，他们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Arrow & Kurz （1970）在公共支出是生产性的假设下，把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得出私人投资将从政府支出中获益。Barro （1990）假设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得出公共支出具有生产性，并证明了增长率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一致的，但是该模型把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忽略了，没有考虑政府的公平性目标。
国内理论界虽然十分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研究视野主要放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上，少有学者注意到财政政策对区域这一中观层次的调控问题。龚六堂（2002）将政府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将公共资本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得出各种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娄洪（2004）则分析了多个地区不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两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主要问题在于，研究往往将政府干预调控的某一方面（如公共投资资本、转移支付等）单独带入生产函数，得出经济增长与其的函数关系，没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更主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政策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
笔者旨在分析各种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二、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
Martin & Ottaviano（1999）将Romer（1990）创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Helpman & Krugman（1985）创立的经济地理模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定位和公共基础设施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作如下设定：
第一，存在两个区域：地区1和地区2。地区1和地区2都有固定数量的劳动（L），两地区除了初始收入水平外其余禀赋都相同，地区1比地区2更富裕。资本流动和企业定位在地区间都是自由的。
第二，经济由三个部门组成：一是典型的家庭部门。家庭拥有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消费获得效用。二是生产部门。生产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潜在利润的差异导致企业定位的改变。生产部门又分为存在地方外溢性的研发部门、规模报酬不变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三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在分析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时，不考虑政府部门。
第三，经济地理是两个地区的革新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地理由企业定位的均衡来描述。
第四，两个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都存在交易成本，而且公共基础设施会影响这两类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会改变经济地理，基础设施的变化将对企业定位、经济增长率以及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由于模型具有对称性，我们只考虑地区1（地区2的变量都用*表示）。
2.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2内部的基础设施，即?啄*D增加。根据方程（6），对于给定的?兹E，γ将减小，从而曲线γ（?兹E）向右移动（见图3）。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地区2的产品交易成本将下降，而有效需求会增加。由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异质产品的企业会移到地区2，γ减少。从地区1迁到地区2会使研发成本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由于更多的企业在地区2从事生产致使当地生产的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地区2的价格指数相对地区1减少，另一方面，名义收入差距增加，从而真实收入差距是不明确的。因此，这项政策使企业集中程度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而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
3.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即?啄I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地区1有比地区2更大的市场规模，那么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提高地区1的工业集中程度，所以，曲线γ（?兹E）将会向左移动（见图4）。此时，这项政策与图3所示的减少地区2内部交易成本的效应正好相反：随着企业集中程度γ增加，增长率g将提高，名义收入差距?兹E将减少，但真实收入差距的改变不明确。如Martin & Ottaviano（1999）所说，如果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已经足够低以至于价格指数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那么旨在减少地区间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减少地区间真实收入差距。
一项旨在减少地区1内部交易成本的政策将与此处所说的改善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政策具有相同的效应。
4.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减少经济中的革新成本，即η减少，比如通过对R&D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曲线g（γ）将会向左移动（见图5）。随着革新成本降低，更多的工厂进入市场削弱了已有工厂的垄断地位，从而减少地区1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样不仅减少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且也促使更多的企业重新定位在地区2。从方程（10）可知，革新成本的降低能弥补空间集中程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仍然增加②。而地区1空间集中程度降低且同时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减少使得真实收入差距减少。因此，旨在降低革新成本的公共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障公平。
上述分析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对贫困地区直接的货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政策能促进区域间平等，但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在贫困地区内部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政策提高了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经济增长不利；改善地区间或富裕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政策则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并减少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对减少革新成本的人力资本及研发等进行投资既能促进增长又能维护公平。
四、结论
我们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由内生增长框架和经济地理框架联合起来的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各种政府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转移支付或传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平等存在取舍，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完整，并且某些假定不符合事实，以至于结果可能对政府政策的描述不公平。但它有助于我们明白政府政策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有许多学者对不同的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晓昀等（2003）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角度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但同时还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王姮、汪三贵（2006）对中国分区域农村教育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高梦滔、姚洋（2006）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估计的结果表明，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资资本的回报。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对政府确定今后投资的优先次序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研究发现各种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效果有很大差异，重新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级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基于本研究结果，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资是促进农业增长、缩小地区差距的最有效措施。二是农业科研投资势在必行。农业科研投资不仅经济回报高，而且对农村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三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区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国家尤其应当重视对西部地区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于西部地区税基很小，应由东部富裕地区向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持西部开发，缩小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
［2］龚六堂，邹恒甫.最优税率、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
［3］刘晓昀，辛贤，毛学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3，（1）.
［4］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J］.经济研究，2004，（3）.
［5］王姮，汪三贵.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
［6］Arrow， K. & M.Kurz，1970，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John Hopkins Press.
［7］Barro， R.，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PP103-125.
［8］Martin， P. and Ottaviano， G.I.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PP281-302.
［9］Martin， P. 1999， "Public policies，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73，PP85-105.
责任编辑：艾 岚
责任校对：杰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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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支出；区域差距；革新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7）10－００15-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扩大的区域差距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区域差距与非均衡的产生及其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传统要素的自然条件和初始起点是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因素，但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必然原因。政府的调控通过对传统要素的“渗透”，可以影响传统要素的禀赋结构和质量。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距状况的变动趋势时，承认造成中国区域非均衡扩大的人为原因比单纯运用自然条件解释区域差距的扩大更有说服力，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它说明，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
有关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著述颇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rrow、Kurz和Barro在政府直接干预模型的构造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认识到政府支出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生产性以及政府在很多方面支出的不可替代性之后，他们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Arrow & Kurz （1970）在公共支出是生产性的假设下，把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得出私人投资将从政府支出中获益。Barro （1990）假设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得出公共支出具有生产性，并证明了增长率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一致的，但是该模型把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忽略了，没有考虑政府的公平性目标。
国内理论界虽然十分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研究视野主要放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上，少有学者注意到财政政策对区域这一中观层次的调控问题。龚六堂（2002）将政府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将公共资本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得出各种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娄洪（2004）则分析了多个地区不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两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主要问题在于，研究往往将政府干预调控的某一方面（如公共投资资本、转移支付等）单独带入生产函数，得出经济增长与其的函数关系，没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更主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政策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
笔者旨在分析各种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二、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
Martin & Ottaviano（1999）将Romer（1990）创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Helpman & Krugman（1985）创立的经济地理模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定位和公共基础设施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作如下设定：
第一，存在两个区域：地区1和地区2。地区1和地区2都有固定数量的劳动（L），两地区除了初始收入水平外其余禀赋都相同，地区1比地区2更富裕。资本流动和企业定位在地区间都是自由的。
第二，经济由三个部门组成：一是典型的家庭部门。家庭拥有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消费获得效用。二是生产部门。生产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潜在利润的差异导致企业定位的改变。生产部门又分为存在地方外溢性的研发部门、规模报酬不变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三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在分析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时，不考虑政府部门。
第三，经济地理是两个地区的革新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地理由企业定位的均衡来描述。
第四，两个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都存在交易成本，而且公共基础设施会影响这两类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会改变经济地理，基础设施的变化将对企业定位、经济增长率以及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由于模型具有对称性，我们只考虑地区1（地区2的变量都用*表示）。
2.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2内部的基础设施，即?啄*D增加。根据方程（6），对于给定的?兹E，γ将减小，从而曲线γ（?兹E）向右移动（见图3）。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地区2的产品交易成本将下降，而有效需求会增加。由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异质产品的企业会移到地区2，γ减少。从地区1迁到地区2会使研发成本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由于更多的企业在地区2从事生产致使当地生产的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地区2的价格指数相对地区1减少，另一方面，名义收入差距增加，从而真实收入差距是不明确的。因此，这项政策使企业集中程度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而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
3.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即?啄I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地区1有比地区2更大的市场规模，那么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提高地区1的工业集中程度，所以，曲线γ（?兹E）将会向左移动（见图4）。此时，这项政策与图3所示的减少地区2内部交易成本的效应正好相反：随着企业集中程度γ增加，增长率g将提高，名义收入差距?兹E将减少，但真实收入差距的改变不明确。如Martin & Ottaviano（1999）所说，如果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已经足够低以至于价格指数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那么旨在减少地区间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减少地区间真实收入差距。
一项旨在减少地区1内部交易成本的政策将与此处所说的改善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政策具有相同的效应。
4.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减少经济中的革新成本，即η减少，比如通过对R&D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曲线g（γ）将会向左移动（见图5）。随着革新成本降低，更多的工厂进入市场削弱了已有工厂的垄断地位，从而减少地区1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样不仅减少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且也促使更多的企业重新定位在地区2。从方程（10）可知，革新成本的降低能弥补空间集中程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仍然增加②。而地区1空间集中程度降低且同时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减少使得真实收入差距减少。因此，旨在降低革新成本的公共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障公平。
上述分析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对贫困地区直接的货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政策能促进区域间平等，但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在贫困地区内部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政策提高了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经济增长不利；改善地区间或富裕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政策则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并减少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对减少革新成本的人力资本及研发等进行投资既能促进增长又能维护公平。
四、结论
我们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由内生增长框架和经济地理框架联合起来的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各种政府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转移支付或传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平等存在取舍，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完整，并且某些假定不符合事实，以至于结果可能对政府政策的描述不公平。但它有助于我们明白政府政策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有许多学者对不同的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晓昀等（2003）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角度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但同时还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王姮、汪三贵（2006）对中国分区域农村教育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高梦滔、姚洋（2006）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估计的结果表明，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资资本的回报。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对政府确定今后投资的优先次序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研究发现各种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效果有很大差异，重新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级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基于本研究结果，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资是促进农业增长、缩小地区差距的最有效措施。二是农业科研投资势在必行。农业科研投资不仅经济回报高，而且对农村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三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区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国家尤其应当重视对西部地区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于西部地区税基很小，应由东部富裕地区向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持西部开发，缩小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
［2］龚六堂，邹恒甫.最优税率、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
［3］刘晓昀，辛贤，毛学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3，（1）.
［4］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J］.经济研究，2004，（3）.
［5］王姮，汪三贵.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
［6］Arrow， K. & M.Kurz，1970，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John Hopkins Press.
［7］Barro， R.，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PP103-125.
［8］Martin， P. and Ottaviano， G.I.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PP281-302.
［9］Martin， P. 1999， "Public policies，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73，PP85-105.
责任编辑：艾 岚
责任校对：杰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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