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车向忱用家中仅有的两元钱，在西安为东北流亡儿童创立私立东北竞存小学。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援助，他们捐款、捐物，学校迅速地成长壮大，成为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一支劲旅。当时的《西京民报》发表评论：“用两元钱办一个小学，那是要经过怎样的努力与苦干，他开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办教育的一个新的纪录。”
　　车向忱常常身着一件褪色的灰布大褂，戴着旧呢帽，拎着小包，带点干粮就出门募捐了，他去寻求社会上开明人士的援助。若干天后，他回来时，总会带回来一点支票，一点现金，几件金银首饰。令他动容的是出手最慷慨的竟是最贫穷的共产党人。
　　参加“西安事变”谈话会
　　1936年1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成立，积极联络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3月，建立西北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宣传部部长是徐彬如。徐彬如对“东北甘地”车向忱早有耳闻，与他一见如故。车向忱和杨明轩共同参与了五四运动，一起被捕坐过牢。杨明轩介绍车向忱认识西北著名人士杜斌丞，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6月，在中共地下党启发帮助下，张、杨两将军成立“抗日同志会”“军官训练团”“学兵队”，车向忱是同志会核心成员之一。他经常应王以哲邀请给军官训练团讲课、作报告。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东北通讯》，并把刊物及时送到东北军中。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梨来西安汇报学运情况和宣传抗日，车向忱向他们主动介绍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在竞存学校帮助油印宣传品。8月29日晚7时，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宋梨，恰被赶来的车向忱撞到，他及时报告了张学良，使宋梨、马绍周和关副官获救，这就是史上有名的“艳晚事件”。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和张学良的支持下，车向忱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任执委、主任委员。他率领东北竞存小学师生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竞存小学学生被军警开枪打伤，这就是国民党枪杀幼童案，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方针。
　　12月17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应张、杨之邀来到西安，立即开始同各方面人士紧张商谈，还在长安县公署邀请包括车向忱在内的2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这位是‘东救’负责人，东北竞存小学的校长，也是我们西北教育界著名人士车向忱。”杨明轩向周恩来介绍。“噢！车先生，早已听说了，‘东北甘地’嘛！车先生，纪念一二·九游行那天，负伤的小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周恩来和蔼可亲地问道。 　　面对这位敬仰已久的红军领袖，车向忱万分激动，表达了东北流亡同胞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会上，周恩来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救国方针出发，透彻地说明了当时局势。车向忱心里肃然起敬，这次会面使他认清共产党是东北流亡同胞的好朋友，毛主席是抗日救亡的唯一领导者，他自愿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听从周恩来意见
　　1937年1月，“抗日救国大同盟”在中共陕西地下党领导下成立，车向忱是组织发起人之一，当选为总盟执委。他提倡实施“国难教育”，并发表了《东北奴化教育的一斑》。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抗日活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竞存学校更加举步维艰。竞存学校每月都得到八路军办事处300元的補助经费，车向忱还拿回革命的书刊和毛主席著作作为竞存的精神食粮。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车向忱派夫人翟重光带领竞存小学的教师郑辅廷等人随东北军51军、67军迁往安徽蚌埠、阜阳，在那里建立一所分校。车向忱常常到七贤庄与周恩来倾心长谈，听讲马克思主义，令他眼界大开。
　　不久，“西救”宣传部部长徐彬如同志派地下党员到竞存学校做义务教师，钱一粟（宗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张寒晖（人民音乐家，《松花江上》的作者）等陆续来到竞存学校任教。
　　地下党社会部的电台也设在学校，竞存学生很多都投奔延安。徐彬如回忆说：“这时李克农同志领导的社会部（做情报工作的）正有一批从陕北来的人员需要安插，我们就把这些人派到那里去，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社会部的电台就设在竞存学校，肖克的夫人、吴德峰的夫人都在那里工作过。竞存，实际上是社会部的一个‘点’。”
　　1937年春天，车向忱和陕西秘密党员陈养山相识，他经常向车向忱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据陈养山回忆：“我和向忱同志初次见面就和老朋友一样，畅谈了全国形势和有关抗战的各种问题，谈得很热烈，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在以后的经常会面中，向忱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防范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搞突然袭击。他的这种政治远见，受到我们党组织的尊重。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增进。他是我们最信任的人。我有时向他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时通过他来推动教育界的抗战工作……他经常表示，只要他力所能及，愿意为党做各种工作。”
　　在学校的重大决策上，车向忱总是先征求地下党的意见。1938年8月，中共西安市学委书记毕于仁（陈熙）同志来到学校后，以教员身份做掩护领导学委工作。车向忱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关切地说：“陈先生就住在这里，你办你的事，学校里不给分派什么工作，只是生活清苦些。”
　　国民党特务对车向忱依靠共产党办学耿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8月，他们以莫须有的“特务、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等5名教职工，后经社会各界声援、中共林伯渠等出面干预，一个月后才被取保释放。出狱后的车向忱把竞存的旗帜举得更高，更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他支持竞存师生去延安，并请八路军办事处的陈耳东为师生们讲游击战术课。
　　1937年，车向忱以陕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在安吴堡办学，中共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创办了安吴青训班，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养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线和延安。车向忱组织竞存师生前来学习，想把竞存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竞存学校受尽刁难，不给立案，学校继续发展又遇困境，车向忱决定再赴重庆。
　　在重庆，他白天出门募捐，暮宿好友阎宝航家中。他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见周恩来，诉说心中的困惑，还介绍竞存学校学习延安“抗大”办学，开荒种地，自力更生，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周恩来坚定地道出：眼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抗战前途是光明的。“竞存”一定要存在下去。受周恩来的启发，车向忱前去重庆合川县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拜访，与陶行知彻夜畅谈教育的真谛。陶行知赠送竞存师生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条幅。
　　周恩来曾约车向忱在重庆新华书店再次秘密会面，并将一张5000元的支票放到他手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重庆归来，令竞存师生士气大增，竞存学校——这所革命的摇篮在白色恐怖中顽强地成长。竞存学校办学10年，培养学生5000余人，他们成为抗日骨干力量，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百余名师生投奔延安，数十人参加八路军。
　　去陕北，上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车向忱收到了高崇民的来信，说组织上和周恩来同志要他尽快回东北。此后，车向忱化名杨秀东，在杨明轩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北民盟总支的执委）周密的安排下，他们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封锁线，到达边区政府交际处。
　　第二天，车向忱受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习仲勋、林伯渠的接见，他兴奋地向习仲勋、林伯渠介绍了竞存学校的情况和在延安的见闻。第三天，车向忱同林伯渠一起来到枣园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亲切交谈，毛主席问他：“祖国光复了，车先生您看做点什么工作呢？”
　　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了笑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意为桑梓服务！”
　　车向忱在延安埋头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交际处借来的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他参加各种教育会议，参观延安的大、中、小学，看到新的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以及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方面的成效，他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1946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林伯渠陪同车向忱等几位客人去给毛主席拜年，主席关切地问：“车先生，您还没有回东北吗？”车向忱回答说：“我以前得的关节炎病最近又犯了，现在走路还比较困难。”毛主席听后想了想说：“有办法，三人小组飞机快来了。” 　　几天后，毛主席派来医生到交际处给车向忱看病、做检查，并送来边区制造的羊皮大衣一件，要他注意身体。
　　初二的早晨，车向忱接到通知：随三人小组飞机去北平。毛主席和林老、徐老早已等候在那里为他们送行，主席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车先生，要回老家了！祝你一帆风顺！团结同胞，争取和平，搞好东北工作！”
　　林伯渠将几封信递交给车向忱，并嘱咐说：回到东北把信交给民主联军总部，找到他们。
　　回到东北
　　1946年，车向忱回到战云密布的东北，开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奔走呼号。
　　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和平、反对内战，他走遍抚顺、本溪、安东等地作报告、发表演说，用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东北的罪行。同年10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听从组织安排，在社会上他仍然以开明的民主人士身份开展工作。
　　车向忱根据党组织意见，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立联合中学校长，后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委主任兼哈尔滨大学校长，沈阳师范学院院长、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为东北地区完成旧教育的改造、确立新的教育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车向忱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等职。他多次到北京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等，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大计。
　　车向忱虽然在政府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常常亲临教育一线考察，撰写大量文章和著作，勇于探索新中国教育要走的路，呼吁教育要适应实践需要，要符合国家建设发展方向，为东北乃至全国的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革命老干部和追随中共多年的爱国民主人士惨遭迫害，车向忱曾多次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可是不久他也身遭不测，被送到盘锦五七干校。车向忱虽然身遭莫大冤屈，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矢志不渝，他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1971年1月8日，他含冤逝世，享年73岁。中共辽宁省委于1978年10月21日为车向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于1979年6月公开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年12月，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黨旗。
　　（作者为车向忱孙女，民进辽宁省直工委金融联合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