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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丁景唐对我说：“凡是你想要得到的文化界前辈的人或事，于伶伯伯都知道。”“是吗？”我有点半信半疑，可是过不久，父亲的话就得到验证。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写叶灵凤小传，去找于伶伯伯，我一说叶灵凤的名字，他即脱口而出，“噢，就是那个中期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一句话，把叶灵凤的特点指出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正在研究关露的生平和作品，跑到于伶伯伯家，果然他与关露很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周扬当“左联”党组书记，关露是周扬的交通员，联络“左联”各小组，还在话剧《赛金花》中演小角色。
我已记不清到于伶伯伯家去过多少次，有时我一个人去，有时陪父亲一起去，两人一坐下来，就天南海北地聊起来，说的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何时相识的。一直到最近我才问了父亲，原来他是——
接任于伶夫人柏李的工作
柏李阿姨原名叫周尔贤，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名的话剧演员，于伶伯伯曾说过一件有趣的往事。
20世纪三十年代，于伶伯伯带着一个演出队，到外地演出，他们经过四川一个小镇时，不巧汽车抛锚，大伙只得下车。女演员柏李、张瑞芳等都穿得花枝招展，引人注目，车上有许多服装、布景、道具的箱子。当地土匪看见了，以为他们是富商，商量着要把他们宰了。
此话正好被一个和尚听见，因这个和尚半路上搭了演出队的汽车，非常感激，所以一听到土匪的话，立即奔过来告诉他们，“大事不好，他们要宰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大家一听都吓坏了，汽车一时三刻修不好，天已晚，只好在这儿过夜，那可怎么办呢？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晚上把这帮人的头头都请过来吃饭。于伶伯伯把柏李等女演员都锁在楼上屋里。席上，大家介绍于伶是报社主编，他连喝三大碗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把那帮人都镇住了，立即改变态度，夸奖他，海量，海量！第二天，于伶带演出队安全上路。
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柏李阿姨调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五十年代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趁柏李阿姨在当站长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父亲此时在干什么？
父亲是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父亲较长时间担任中共地下党学委的宣传调研工作，办过各种学生刊物。任《文坛月报》编辑，刊登解放区、大后方和上海中共地下党作家的作品，有明显的进步色彩。1946年春又主持党领导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邀请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赵丹演讲，举办几次规模较大的文艺晚会，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的斗争洪流，为此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
1947年4月，上级领导唐守愚（后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紧急通知父亲，他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嘱其速离沪隐蔽。父亲第二天离沪，先后到嘉定、宁波、镇海乡下避居。11月中旬，去香港、广州谋职。
1948年春天，广州洋行停业，父亲回香港亲友处闲居。夏，应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老师之邀，自港穗返沪，任沪江大学中文系助教，回上海后与王楚良接上组织关系。因仍存在黑名单问题，停止参加校内和社会活动。朱维之先生精心掩护父亲，隐蔽在沪江大学，免遭敌手。
1948年冬天，柏李阿姨随于伶伯伯撤离上海去香港，组织上调父亲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第三站，由父亲去接替她，任站长。
聂耳的歌声
父亲平时最拿手的是宁波民间小曲《马灯调》。1964年春节，父亲带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小班的学生去慰问驻洋山岛解放军，写了一首诗，用“马灯调”配上去，你听：“洋山岛上红旗飘，慰问亲人解放军……哎个伦敦哟——”还常唱一首根据德国儿歌自己填词的歌曲：“三只老虎，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两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父亲1938年入党后，就在青年会中学搞救亡歌曲，他是歌咏班的班长，请音乐家马铁飞教唱救亡歌曲，特别是聂耳写的歌，如《义勇军进行曲》《扬子江暴风雨》《毕业歌》《大路歌》……这些歌使之激动、振奋、向上。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父亲到于伶伯伯家去，坐在月牙形书房中，发现一本用耳朵欣赏的大书——《聂耳全集》。十六开硬纸套里装着重磅道林纸的三册皇皇的精装本，收入聂耳的全部创作、书信、日记、曲谱等，并附有图片和年谱。
另有一册别开生面，由国家乐队和著名音乐家演奏、演唱聂耳作品的两盘立体声盒式录音带，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了半个世纪前，聂耳自己演唱《扬子江暴风雨》和陈波儿、袁牧之演唱《毕业歌》、金焰等演唱《大路歌》、王人美演唱《铁蹄下的歌女》等的录音。
我们一边翻看着这本书，一边听于伶伯伯追忆与聂耳的友情。
于伶和田汉的交往越多，友谊也越深。有一天，于伶有事到聂耳家去，聂耳沮丧地告诉他，“田老大不理我了。”“田老大”指田汉。
于伶说：“我不相信田老大会不理你。”他心想，今年年初，在联华电影公司的布景后，为聂耳举行简单而又庄严的入党仪式，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在会上宣读了北平分盟党小组对聂耳的鉴定意见，怎么过了一些时间，田汉会不理聂耳？
田汉那时住在凤阳路，家中装有电话，但只有少数人知道，于伶是其中一个。于伶出去打公用电话，不一会儿电话接通，那边传来田汉的声音，当他听完于伶的询问后，用生硬的口气说：“那你带他来啰！”
于伶带着聂耳刚踏进门，就见田汉迎面站着。聂耳看见田汉停住了脚步，两人相对而立。于伶则跑到田老太太身边，看着这两位艺术家。只见他们四目相视，那目光里有责怪、歉意、理解和疼爱，突然他俩同时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用于伶的话来说：“喔唷，没有抱得比这更紧的。”
后来，于伶才知道田汉和聂耳之间发生的隔阂。当时聂耳在联华电影公司搞音乐，党组织希望他在那儿做些宣传工作，但聂耳没有完成任务，因为有人到电影厂老板那儿去告密，说聂耳左倾，于是老板就限制他的活动，使聂耳没法开展工作，起先田汉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就有些责怪聂耳，不理他。
在田汉接到于伶的电话时，已了解情况，一切误会在田汉和聂耳的拥抱中消失了。
同于伶伯伯告别后，父亲赶紧托人购买《聂耳全集》。音乐书店的同志知道父亲在寻觅这套价格昂贵的书，无不感到惊讶，他们知道《聂耳全集》是作为国宾礼物赠外国友人的，父亲是专攻现代文学研究的，怎么一下子又热心于音乐方面的书籍了呢？其中的奥秘，父亲没有告诉他们，但他们还是为父亲买到了这套书，使父亲能如愿以偿。不时，他在家中播放聂耳音响带，聆听聂耳的歌曲，或以此接待远方的老战友。
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9年父亲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1982年出版社成立30周年时，父亲考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具有适当的编辑力量，比较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以及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亲密联系等有利条件，设想影印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于是，父亲向出版社的同仁们谈了这个设想，大家都同意以文艺出版社自身力量和资料为主，适当组织社外力量筹划第二个十年《大系》这项中国现代文学重大工程的实施计划。
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续编第二个十年《大系》撰写序言。父亲在考虑戏剧卷的序言人就选定于伶伯伯。为什么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于伶伯伯生于1907年，1931年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任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北平分盟和苞莉芭剧团负责人，1933年起在上海任左翼“剧联”总同盟组织部长、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上海市委文委委员、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上海戏剧电影救亡协会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皖南事变后去香港，负责香港进步影剧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担任上海剧艺社负责人。1949年10月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创作了四十多个话剧和电影剧本，有《夜光杯》《长夜行》《花溅泪》等。
为了使这篇文章写得更丰满些，经过千辛万苦，居然给我找到几封于伶伯伯的书信，还有一封是父亲写给于伶伯伯的信，而且都是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内容。
1985年2月2日，父亲给于伶伯伯的信中，说到戏剧卷的序之事，“这一时候，我身体也不好，没有来拜访您，请谅。戏剧卷已付清样。序文弄了二稿，我自己看了一些材料，讨论后，现由另一同志起草，想改得好些，然后亲自来您处听取意见，请您修改审定。”
“现由另一同志起草”，即对现代文学有研究的友人倪墨炎。
当时于伶伯伯一直住在医院里，父亲打电话到医院，老也打不通，由我打电话给于伶伯伯的儿子于力一，请他转告，说：“序文草稿在改写中，请勿念。”
信中，父亲还将其他卷的序言情况告知，“现托我社总编办公室武杰华同志送上刊有夏衍为电影集作序的《电影选刊》1984年第6期，巴金为小说集作序的《小说界》1984年第2期，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的《书林》1985年第1期。芦焚（师陀）为报告文学集写的序文也已交来，现托我社同志抄送一阅。”
过了一周，即1985年2月9日于伶伯伯来信，说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给父亲，可惜也没打通，只得写信。他说，洪深为第一个十年的戏剧卷写的序，写得“那么博大精深！”“现在出书不易，如此讲究更不易，那我们还有何理由不把戏剧卷搞得尽可能更好些？！”
接着于伶伯伯又建议把创作于1937年的《保卫芦沟桥》收进去，“因为（19）37年起爱国、抗日、救亡剧兴，左翼剧联苦斗于前‘国防戏剧’呼号于后，‘七七’一声，全国剧作者大联合大协作，党的多少年的努力心血结成此果！如火如荼的联合演出，继之是我负责组织的抗日救亡13个演剧队分赴全国，平津学生演剧队配合，开始了承先启后的戏剧大繁荣大普及！《保卫芦沟桥》应是苦干之果，以后高潮之首自也！”
可惜当时已出清样，按《大系》时期惯例，它应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系》。
1983年10月16日，于伶伯伯在病床上再次给父亲写信，提了5条看法，都非常好，如第4条，他说：“新老剧作家：王文显、余上沅、阿英、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章泯等在‘七七’之前都有长剧。几位东北作家在《光明》上亦有剧本。”
“当然，剧本质量问题是首要的。作家面、风格题材、社会影响大小、作家名气等等，都得在查阅、审读，比较研究研究，大家研究之后，取舍、增补、割爱，才便于进行。”
第5条说到中央苏区的瑞金，有高尔基戏剧学校，有工农剧团。瞿秋白、李伯昭、钱壮飞、赵品三、无名氏等等，都有剧本，希望找一找，挑选一下。
后来父亲根据于伶的建议，组织大家研究后，分头工作。父亲带领我、张安庆等作为他的助手，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深入查抄剧本，费力核对原初刊物，避免出错。最后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戏剧卷。
记得1997年6月7日于伶伯伯去世前不久，我和父亲到华东医院去看望他，只见他和往常一样，戴着一副墨镜，躺在床上，我们刚刚说了几句话，他就说：“你们回去吧，唉，田老大走了，夏衍同志走了，我大概也要走了，再见！”这是我们听到于伶伯伯的最后一句话。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写叶灵凤小传，去找于伶伯伯，我一说叶灵凤的名字，他即脱口而出，“噢，就是那个中期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一句话，把叶灵凤的特点指出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正在研究关露的生平和作品，跑到于伶伯伯家，果然他与关露很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周扬当“左联”党组书记，关露是周扬的交通员，联络“左联”各小组，还在话剧《赛金花》中演小角色。
我已记不清到于伶伯伯家去过多少次，有时我一个人去，有时陪父亲一起去，两人一坐下来，就天南海北地聊起来，说的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何时相识的。一直到最近我才问了父亲，原来他是——
接任于伶夫人柏李的工作
柏李阿姨原名叫周尔贤，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名的话剧演员，于伶伯伯曾说过一件有趣的往事。
20世纪三十年代，于伶伯伯带着一个演出队，到外地演出，他们经过四川一个小镇时，不巧汽车抛锚，大伙只得下车。女演员柏李、张瑞芳等都穿得花枝招展，引人注目，车上有许多服装、布景、道具的箱子。当地土匪看见了，以为他们是富商，商量着要把他们宰了。
此话正好被一个和尚听见，因这个和尚半路上搭了演出队的汽车，非常感激，所以一听到土匪的话，立即奔过来告诉他们，“大事不好，他们要宰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大家一听都吓坏了，汽车一时三刻修不好，天已晚，只好在这儿过夜，那可怎么办呢？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晚上把这帮人的头头都请过来吃饭。于伶伯伯把柏李等女演员都锁在楼上屋里。席上，大家介绍于伶是报社主编，他连喝三大碗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把那帮人都镇住了，立即改变态度，夸奖他，海量，海量！第二天，于伶带演出队安全上路。
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柏李阿姨调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五十年代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趁柏李阿姨在当站长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父亲此时在干什么？
父亲是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父亲较长时间担任中共地下党学委的宣传调研工作，办过各种学生刊物。任《文坛月报》编辑，刊登解放区、大后方和上海中共地下党作家的作品，有明显的进步色彩。1946年春又主持党领导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邀请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赵丹演讲，举办几次规模较大的文艺晚会，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的斗争洪流，为此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
1947年4月，上级领导唐守愚（后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紧急通知父亲，他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嘱其速离沪隐蔽。父亲第二天离沪，先后到嘉定、宁波、镇海乡下避居。11月中旬，去香港、广州谋职。
1948年春天，广州洋行停业，父亲回香港亲友处闲居。夏，应沪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老师之邀，自港穗返沪，任沪江大学中文系助教，回上海后与王楚良接上组织关系。因仍存在黑名单问题，停止参加校内和社会活动。朱维之先生精心掩护父亲，隐蔽在沪江大学，免遭敌手。
1948年冬天，柏李阿姨随于伶伯伯撤离上海去香港，组织上调父亲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第三站，由父亲去接替她，任站长。
聂耳的歌声
父亲平时最拿手的是宁波民间小曲《马灯调》。1964年春节，父亲带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小班的学生去慰问驻洋山岛解放军，写了一首诗，用“马灯调”配上去，你听：“洋山岛上红旗飘，慰问亲人解放军……哎个伦敦哟——”还常唱一首根据德国儿歌自己填词的歌曲：“三只老虎，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两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父亲1938年入党后，就在青年会中学搞救亡歌曲，他是歌咏班的班长，请音乐家马铁飞教唱救亡歌曲，特别是聂耳写的歌，如《义勇军进行曲》《扬子江暴风雨》《毕业歌》《大路歌》……这些歌使之激动、振奋、向上。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父亲到于伶伯伯家去，坐在月牙形书房中，发现一本用耳朵欣赏的大书——《聂耳全集》。十六开硬纸套里装着重磅道林纸的三册皇皇的精装本，收入聂耳的全部创作、书信、日记、曲谱等，并附有图片和年谱。
另有一册别开生面，由国家乐队和著名音乐家演奏、演唱聂耳作品的两盘立体声盒式录音带，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了半个世纪前，聂耳自己演唱《扬子江暴风雨》和陈波儿、袁牧之演唱《毕业歌》、金焰等演唱《大路歌》、王人美演唱《铁蹄下的歌女》等的录音。
我们一边翻看着这本书，一边听于伶伯伯追忆与聂耳的友情。
于伶和田汉的交往越多，友谊也越深。有一天，于伶有事到聂耳家去，聂耳沮丧地告诉他，“田老大不理我了。”“田老大”指田汉。
于伶说：“我不相信田老大会不理你。”他心想，今年年初，在联华电影公司的布景后，为聂耳举行简单而又庄严的入党仪式，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在会上宣读了北平分盟党小组对聂耳的鉴定意见，怎么过了一些时间，田汉会不理聂耳？
田汉那时住在凤阳路，家中装有电话，但只有少数人知道，于伶是其中一个。于伶出去打公用电话，不一会儿电话接通，那边传来田汉的声音，当他听完于伶的询问后，用生硬的口气说：“那你带他来啰！”
于伶带着聂耳刚踏进门，就见田汉迎面站着。聂耳看见田汉停住了脚步，两人相对而立。于伶则跑到田老太太身边，看着这两位艺术家。只见他们四目相视，那目光里有责怪、歉意、理解和疼爱，突然他俩同时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用于伶的话来说：“喔唷，没有抱得比这更紧的。”
后来，于伶才知道田汉和聂耳之间发生的隔阂。当时聂耳在联华电影公司搞音乐，党组织希望他在那儿做些宣传工作，但聂耳没有完成任务，因为有人到电影厂老板那儿去告密，说聂耳左倾，于是老板就限制他的活动，使聂耳没法开展工作，起先田汉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就有些责怪聂耳，不理他。
在田汉接到于伶的电话时，已了解情况，一切误会在田汉和聂耳的拥抱中消失了。
同于伶伯伯告别后，父亲赶紧托人购买《聂耳全集》。音乐书店的同志知道父亲在寻觅这套价格昂贵的书，无不感到惊讶，他们知道《聂耳全集》是作为国宾礼物赠外国友人的，父亲是专攻现代文学研究的，怎么一下子又热心于音乐方面的书籍了呢？其中的奥秘，父亲没有告诉他们，但他们还是为父亲买到了这套书，使父亲能如愿以偿。不时，他在家中播放聂耳音响带，聆听聂耳的歌曲，或以此接待远方的老战友。
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9年父亲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1982年出版社成立30周年时，父亲考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具有适当的编辑力量，比较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以及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亲密联系等有利条件，设想影印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于是，父亲向出版社的同仁们谈了这个设想，大家都同意以文艺出版社自身力量和资料为主，适当组织社外力量筹划第二个十年《大系》这项中国现代文学重大工程的实施计划。
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续编第二个十年《大系》撰写序言。父亲在考虑戏剧卷的序言人就选定于伶伯伯。为什么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于伶伯伯生于1907年，1931年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任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北平分盟和苞莉芭剧团负责人，1933年起在上海任左翼“剧联”总同盟组织部长、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上海市委文委委员、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上海戏剧电影救亡协会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皖南事变后去香港，负责香港进步影剧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担任上海剧艺社负责人。1949年10月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创作了四十多个话剧和电影剧本，有《夜光杯》《长夜行》《花溅泪》等。
为了使这篇文章写得更丰满些，经过千辛万苦，居然给我找到几封于伶伯伯的书信，还有一封是父亲写给于伶伯伯的信，而且都是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内容。
1985年2月2日，父亲给于伶伯伯的信中，说到戏剧卷的序之事，“这一时候，我身体也不好，没有来拜访您，请谅。戏剧卷已付清样。序文弄了二稿，我自己看了一些材料，讨论后，现由另一同志起草，想改得好些，然后亲自来您处听取意见，请您修改审定。”
“现由另一同志起草”，即对现代文学有研究的友人倪墨炎。
当时于伶伯伯一直住在医院里，父亲打电话到医院，老也打不通，由我打电话给于伶伯伯的儿子于力一，请他转告，说：“序文草稿在改写中，请勿念。”
信中，父亲还将其他卷的序言情况告知，“现托我社总编办公室武杰华同志送上刊有夏衍为电影集作序的《电影选刊》1984年第6期，巴金为小说集作序的《小说界》1984年第2期，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的《书林》1985年第1期。芦焚（师陀）为报告文学集写的序文也已交来，现托我社同志抄送一阅。”
过了一周，即1985年2月9日于伶伯伯来信，说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给父亲，可惜也没打通，只得写信。他说，洪深为第一个十年的戏剧卷写的序，写得“那么博大精深！”“现在出书不易，如此讲究更不易，那我们还有何理由不把戏剧卷搞得尽可能更好些？！”
接着于伶伯伯又建议把创作于1937年的《保卫芦沟桥》收进去，“因为（19）37年起爱国、抗日、救亡剧兴，左翼剧联苦斗于前‘国防戏剧’呼号于后，‘七七’一声，全国剧作者大联合大协作，党的多少年的努力心血结成此果！如火如荼的联合演出，继之是我负责组织的抗日救亡13个演剧队分赴全国，平津学生演剧队配合，开始了承先启后的戏剧大繁荣大普及！《保卫芦沟桥》应是苦干之果，以后高潮之首自也！”
可惜当时已出清样，按《大系》时期惯例，它应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系》。
1983年10月16日，于伶伯伯在病床上再次给父亲写信，提了5条看法，都非常好，如第4条，他说：“新老剧作家：王文显、余上沅、阿英、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章泯等在‘七七’之前都有长剧。几位东北作家在《光明》上亦有剧本。”
“当然，剧本质量问题是首要的。作家面、风格题材、社会影响大小、作家名气等等，都得在查阅、审读，比较研究研究，大家研究之后，取舍、增补、割爱，才便于进行。”
第5条说到中央苏区的瑞金，有高尔基戏剧学校，有工农剧团。瞿秋白、李伯昭、钱壮飞、赵品三、无名氏等等，都有剧本，希望找一找，挑选一下。
后来父亲根据于伶的建议，组织大家研究后，分头工作。父亲带领我、张安庆等作为他的助手，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深入查抄剧本，费力核对原初刊物，避免出错。最后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戏剧卷。
记得1997年6月7日于伶伯伯去世前不久，我和父亲到华东医院去看望他，只见他和往常一样，戴着一副墨镜，躺在床上，我们刚刚说了几句话，他就说：“你们回去吧，唉，田老大走了，夏衍同志走了，我大概也要走了，再见！”这是我们听到于伶伯伯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