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现状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经济学新著《21世纪的资本》在美国和全球范围的保守主义那里引发的精神压力，是多年来罕见的。在两个世纪的历史经济数据的支持下，皮凯蒂论述了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平等的持续扩大，而财富总量的扩大并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尽管皮凯蒂没有做出当前这种资本主义已经达到拐点或者会出现拐点的判断，但他的严肃经济学研究对现今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两个层面提出了挑战，让全球的新老资本主义拥趸者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严肃经济研究成果和皮凯蒂的研究成果对垒，仅仅是给皮凯蒂这样的年轻经济学家贴上标签，将无法阻挡新一代人的严肃研究深入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这些研究将重新设置政治经济政策议题的潮流。

皮凯蒂的两个挑战

　　皮凯蒂的论著，首先在经济学上挑战了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0年代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分配将趋于平等的理论。库兹涅茨从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出发，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会带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随着经济充分发展到较高水平的阶段，收入和财富分配会趋向平等的理论假说。库兹涅茨那一代经济学家的研究，事实上也反映了温良资本主义（benevolent capitalism）时代中资本自由和社会平等可以互相容纳的愿景。在库兹涅茨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分配最后趋向平等的阶段中，各种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是自然要起作用的。
　　冷战结束后，在由作为保守主义代表的华盛顿共识主宰下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则被推到了十分边缘的位置。不过，凯恩斯那一脉的剑桥学派培养了一名著名美国学生斯蒂格利茨，还有同属凯恩斯一脉的克鲁格曼决定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写专栏，这都让全球资本主义新晋新贵国家中的年轻人逐渐感受到，用错漏百出的论证来极力鼓吹收入分配和脱贫没有相关性的某些世行经济学家，其实并不能代表“西方”，只能代表保守主义。
　　现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论著接过了传承并且继续超越的薪火，以200年的数据说明了库兹涅茨的资本主义分配会趋于平等的理论，对应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到1970年代的特殊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都没有降低不平等，现在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由此，皮凯蒂得出了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才是资本主义的常态。
　　皮凯蒂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还在意识形态上刺痛了保守主义的不平等论。保守主义对财富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平等的惯常解说是，不同的个人在创新创造方面的能力和工作努力的程度不同。但皮凯蒂的研究证明，造成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的常态下，资本回报水平总是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和劳动者回报水平，工资增长率高于资本收益增长率的情况只是在多种原因作用下出现的非常态现象，而对个人收入影响很大的是财产占有水平，包括因为继承制而形成的财产占有，更高的财产占有水平代表了享有更高回报率的资本投资盈利，而且资本投资收益还享有比薪资收入更低的所得税率。这里，财产占有水平的不同，既代表了起点的不平等，也代表了收入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是资本收益增长是高于劳动报酬增长的。
　　皮凯蒂的论著的传播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议题，很有可能将包括是否要把资本投资收益的累进所得税率和工资累进所得税率拉平，以及是否应该设置更高水平的赠与税与遗产税的税率。如果真有这样的变化，也是比较自然的。
　　在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思想导致政治经济政策议题改变的历史中，马克思的理论和福利国家发展的关系，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德国的俾斯麦时代，有一位经济史学者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了防止受雇佣劳动者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后走上革命的行动道路，古斯塔夫·施穆勒和他的新经济史学者同僚们说服俾斯麦，让德国在所有的工业国中最早走向福利国家，第一个推出了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政策。之前的英国的《济贫法》仍然是属于贫困救济性质的，并不属于福利国家性质的普遍保障安排，而且旧《济贫法》问世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因为人口大幅下降后导致的人力短缺和工资大幅上涨，带有很强的管控色彩。
　　目前，作为新一代的年轻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对公共政策议题设置的影响，恐怕还只是开始。

拐点的条件

　　如果后面没有足够分量的严肃研究反证皮凯蒂的可能错误，资本主义确如皮凯蒂所论证的那样会持续长期扩大不平等，接下来就需要追问，假如这种状态是可持续的，是什么原因让其可以持续？如果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什么条件下那些使其可以持续的原因将不复存在，资本主义会被改变而走向拐点？
　　不过，能够回答上面的追问之前，大多数关注公平和平等的经济学家，恐怕都有两个相关的经济伦理问题要解决。一个是在英国辩论《新济贫法》时就已被提出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的出生是由他（她）的父母不具抚养能力的生育行为造成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平等生存权和平等的公民福利权的保障，在民主政治中应该怎样安排或者怎样才能得到由其他纳税人纳税而提供的公民权利保障？在18世纪经典《人权论》中将生存权纳入基本人权的潘恩，和在20世纪经典《公民权和社会阶级》中把获得社会福利权作为第三类公民权的T.H.马歇尔（T.H. Marshall）都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但是马尔萨斯断定，如果对这个孩子的劳动力并不存在（公共）需求，那么他（她）就不天然享有由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财政而承担的生存权保障。在民主政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英国的卡梅伦政府曾经讨论过，是否要把儿童补贴福利（Child Benefit）限定在3个孩子以内。如果民主政治决定了纳税人只愿意为3个小孩、2个小孩或者1个小孩的儿童补贴平等福利纳税，那么对于不具抚养能力的生育行为，公共政策是否要做伦理选择？要么不允许生育超越平等补贴福利对应数目的小孩，要么接受第四个、第三个或者第二个小孩不再享有平等的公民福利权，任由其在不具抚养能力的父母手下成为一名苦力或者奴隶。
　　第二个相关的伦理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和资本自由把世界上那些无限供给廉价剩余劳动力的地区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范围内受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被持续拉低、资本回报持续高于劳动回报的期限，因此也是可以无限期的。那么关注公平和平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为了公平与平等，究竟是“否定贸易自由和资本自由、把工业化国家的国境全部关起来”在伦理上可行，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无限供给廉价剩余劳动力的生育行为”进行计划管理，在伦理上更可行？
　　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不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样的经济伦理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的拐点恐怕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