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结识了鲁迅，她为鲁迅庆贺了50岁的生日，为魯迅主编的创刊不久的《萌芽月刊》撰稿;也追随鲁迅先生融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向国外介绍中国的进步作家，把遭受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秘密护送出上海……由此缔结下一段跨国文学缘。
　　1928年底，38岁的史沫特莱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次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抵达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沫特莱知道了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按照西方的习惯，史沫特莱先给鲁迅写信请求会见。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12月25日“上午得史沫特列女士信，午后复。”得到同意后，27日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走进景云里的一幢楼房，轻轻叩开了鲁迅的家门。阳光斜照着二楼书房，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与史沫特莱谈话。两人惊奇地发现彼此都懂德语，第一次相见，语言的相通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那时，国内一场文学论争刚刚冷却不久，文坛仍然弥漫着火药味，许多人士对鲁迅尚存有疑虑和偏见。这时，史沫特莱却以一个记者兼革命者所特有的敏锐来拜访鲁迅。
　　应鲁迅之约，史沫特莱开始为鲁迅主编的创刊不久的《萌芽月刊》撰稿。1930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史沫特莱所写的《中国农村生活片断》。五天后，鲁迅在为周建人的《进化与退化》所作的小引中，还特别援引该文的两段话，来论述改造社会与改造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1930年9月，史沫特莱突然接到一个请求，请她租一家外国餐室。原来，9月25日是鲁迅的五十寿辰（按农历虚岁计算），冯雪峰、冯乃超、柔石等左联人士，想举行一场庆祝鲁迅五十诞辰的招待会和晚宴，但怎样租用合适的场地，令大家一筹莫展。史沫特莱富有革命经验，她颇费周折预订了法租界吕班路口靠近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一家荷兰人开的印尼餐馆。
　　为防止特务破坏，生日纪念会提前几天秘密举行。史沫特莱和董绍明、蔡咏裳夫妇，还有两个左联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保卫。事前在马路的交叉路口安排了岗哨，几个人充当暗哨，守卫在餐馆的花园门口。
　　下午三四点钟，鲁迅携家人到达后，史沫特莱请鲁迅坐在餐馆里面一块草坪的藤椅上，按下快门，为鲁迅拍了一张生日纪念照，还将事先选购的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鲁迅。暮色降临时，来客参加了晚宴和晚间的纪念会。亲自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冯雪峰回忆说：“十七日事是由几个人提起，即请史沫特莱去与荷兰人开的一个高级菜馆联系，每人自带四元钱，参加的人是事前联系好的，人不多，没有什么仪式，只请鲁迅先生坐在草坪上照了一个相。”
　　参加完祝贺鲁迅五十寿辰聚会后，史沫特莱思绪汹涌地写下了她的观感：“鲁迅……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像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似的笨拙而粗鲁。”
　　事后，史沫特莱将鲁迅坐在餐馆藤椅上的这张照片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在照片旁有一段文字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摄于他五十诞辰之日，他还积极参加自由大同盟——他的左翼文化团体。”这是较早把鲁迅介绍给美国的文字和照片。
　　1934年至1935年，由于一些原因，史沫特莱借住在大陆新邨的鲁迅家里。许广平特地腾出二楼原来儿子海婴住的房间，改为她的卧室兼书房。
　　这一年，她帮助翻译鲁迅的作品，鲁迅也翻译她的作品，两人还合编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第一次向国内介绍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表现工人阶级疾苦的版画选。这本画集于1956年再版，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本中文版画集。
　　在鲁迅生病期间，史沫特莱情急之下，流泪恳求鲁迅出国试行住院疗养，并通过苏联驻沪领事将一切事务安排妥当。但鲁迅坚决地拒绝了，先生说：“不能每个人都走开，总得有人起来战斗。”1936年10月，在西安疗养的史沫特莱得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一时无语凝噎。她深情地说，鲁迅先生的去世，“不只是一件引我个人悲哀的事，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