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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精神以公共场域为基础、公共交往为纽带，表现的是公民对社会的公共关怀以及责任担当，关注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追求公共善的价值旨归。面对社会公德意识缺失、主体意识淡漠、责任意识缺位以及社会参与意识减弱等失范现象，亟需从他律、自律以及他律与自律相统一方面培育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使广大青年在进行公共行为选择的时候，能够自觉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精神;青年;人类命运共同体
公共精神作为一种个人之德、社会之德和国家之德，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亦是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时代要求。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视野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相关概念界定
（一）公共精神
首先，共同体是公共精神的培育土壤。最早涉及到共同体概念的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共同体，强调的是对于公共领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亚里士多德说：“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他自己，而要认为所有公民都属于城邦。”城邦共同体内的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建言献策，维持着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精神是指社会成员以独立、自由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超越自我意识的局限，积极主动地关注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并致力于遵守和维护公共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的意识和观念”。[1]“公共性”是其本质特征，公共场域是其生成基础，公共交往是其维系纽带，公共关怀是其内在要求，公共利益与公共善是其价值旨归。公共性，从哲学层面上讲，是社会的公共与共同属性;从政治学层面上讲，是公众的、公共的以及共同的。本质上说，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桥梁，生活其中的人都遵守着共同的价值与规范。从依赖于自然生存的原始共同体方式到古希腊的政治或者城邦共同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形式的物化共同体，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共同体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发展变化过程。
其次，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可以发现其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公共利益、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等内容都有涉及到公共性的问题。人类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共同体发展变化的过程，“共同体在不断的瓦解和重构中经历着公共生活的退化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从实体共同体到转变为符号共同体”。[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自身与人类的解放而努力，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由“对物的依赖”阶段所形成的共同体，到“货币—资本”操控下的异化共同体，再到摆脱被奴役、被剥削阶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共同体阶段。
再次，聚焦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公共”基因。区别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方语境下的基于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更多的是基于儒家伦理影响下从“私人领域”的修身齐家延伸到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理念中所体现的“公”。古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家社会关怀;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以“三纲五常”作为规范社会伦理所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其本质更多的是以血缘与宗法关系作为内在核心的凝聚力，从而服务于国家共同体，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现状。
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虽然两者在现阶段还未完全统一，但是不可否认都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发展，是从‘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逐步过渡的真正实践”[4]，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之需，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总而言之，公共精神与公共场域、公共交往息息相关，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具有的关怀与责任担当意识，为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而凝聚在一起追求公共善的价值旨归。
（二）青年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强则国家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年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以下简称“规划”）的目标和要求。规划开篇对“青年”进行了年龄界定：本规划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规划中涉及婚姻、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时，年龄界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5]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青年是最有朝气蓬勃的一代。对青年进行年龄段界定，有利于明确本文研究和讨论的对象主体的范围。
（三）青年公共精神
首先，青年公共精神作为一种社会之德，亦符合“道德（Moral）必须在公共交往过程本身中确立下来”。[6]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内含于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过程。前者是实现后者目标的现实路径，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导，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其次，青年公共精神就是指青年们拥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和思考能力，关心国家社会，以良好的公德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和以高度担当的责任意识处理事务的精神。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就是培养青年们在新时代下对国家民族的归属认同与责任感，对社会的积极关怀，以提升自身道德素质和能力为起点，以新时代际遇为契机，以实际行动为落脚点，将个人理想的实现融入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 二、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现状及原因
（一）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现状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使得世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存在一定困难。
1.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
社会公德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对社会稳定起着积极作用，保障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何谓公德，公德意指人们在以社会公共生活为交往空间的共同体中，为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运行而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公共领域区别于私人领域，具有公共性和非排他性，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要具备社会公德意识，遵循道德规范准则。然而期望与现实之间还是存有一定的差距，不让座、不文明坐姿、在旅游景点随意涂画等以己为中心，不顾他人感受的现象恰恰折射出了个别青年社会公德的缺失。此外，明星效应明显。以明星为代表的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呈现在公众面前。以博得观众眼球、追求利益目的的从业者似乎模糊了公私领域的界限，失去了道德情操和职业情操，跟踪、偷拍等行为，侵犯别人隐私的背后体现了部分青年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以及娱乐市场文化体制机制的有待健全。公德的践履依赖于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其中存在的所有道德主客体及其相互间伦理关系的“公共性”认同，关注的是为“公”的精神。因而，公共精神的培育对社会公德意识的涵养至关重要，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2.主体意识的淡漠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随处可见，无障碍式的网上交流与互动，同时伴随着快餐式文化和碎片化的阅读，最终造成了群体思考力的缺乏。比如，“明星人设”的问题。青年粉丝们对自己喜欢的爱豆（俗称：偶像）看到的只是由娱乐公司包装打造出来的“可爱、成熟、搞笑、高冷、负责任”等形象，一旦“人设崩塌”便觉得受到了欺骗，发起了群体性的声讨。其实，这恰好说明青年粉丝群体思考力的不足。当一件事情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时，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站位”，失去了客观公允的中间立场，舆情反倒成为了评判的标准。缺乏自我思考能力，便是自我主体意识缺失的重要表现，难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3.责任意识的缺位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作為一个虚拟的、延伸的、扩大的公共交往空间，也带来一定的追责困境。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54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9.1%，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为33.1%，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笔记本电脑上网、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46.2%、36.1%和28.3%，互联网普及率达61.2%。[7]在以电子产品为媒介的互联网公共场域中，网民们对热门网络事件评头论足，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个别网民缺乏责任意识，肆意发表不当言论，造成恶劣影响。殊不知，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个人言行亦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以自我意识、自我限制与自我承担为基础的内在责任意识是现代公共精神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维”。[8]
4.社会参与意识的减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作为现实的个人离不开社会，基于社会共同体，人与人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社会交往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在一个追求“快”速度的时代里，快餐文化、快餐式消费、快速度的生活方式包围着“快时代”的每个人，缺失了对反思与追问、坦然与沉淀的思考。个别青年过度关注自身利益，对社会责任承担较少。譬如志愿服务，由于花费时间长且无报酬，对专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个别青年则缺乏吸引力。又如“三下乡”服务活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人力成本，在衡量对比后，个别青年则会因为时间成本太大、投入与收获的不对等而拒绝参与其中。事实上，正是社会参与意识的减弱才使得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得不到实践。
（二）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存在不足的原因
1.个体化时代的来临与个人利己主义的盛行
工业文明带来的是对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或者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的冲击，趋向于形成“陌生人”社会。“资本—货币”共同体下的生存法则更多关注的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9]“异化”下的人们部分丧失了对自我、对社会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说：“我们的大学，现在的教育，包括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些人选择时会把利益的衡量放在首位，考量其能够带给自己多少好处以及值不值得去做。此外，个体化时代的特点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面。“宅文化”的流行，“葛优躺”的调侃，“佛系”话语的流行，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个性差异。异化劳动下“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0]个体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趋向于虚拟，现实生活空间的窄化影响了人们的交流与交往，对以公共生活为场域的公共精神的培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打通虚拟与现实的“茧”，建构对话体系与桥梁，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就是一个很好的话语建构，是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沟通的润滑剂。
2.社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其中“如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人的现代化以及青少年问题、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等研究成果，都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借鉴和应用。”[11]从人口结构层面来讲，人口结构是按照特定的标准在一定时空上体现人口内部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以及人口地域结构。近年来，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人口流动使得公共交往空间越来越趋向于“陌生人”社会，也带来诸多现实问题。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所依赖的伦理规范在趋向于“陌生人”社会的交往中的影响能力在减弱，而新的规范准则体系不够完善，因而两者之间的撕裂需要弥合，矛盾需要协调。当社会规则体系完善起来后，“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化的过程，便是青年公共精神形成的过程，两者同向而行，相辅相成。 3.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
互联网普及率的上升，人们的交流逐渐建立在虚拟空间上。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微信”“微博”“知乎”“贴吧论坛”等成为青年学习、交流、娱乐的新场域，作为公共场域的虚拟延伸，是对原有社会交往空间的拓展，这也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在关键因素——公共性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随着信息交流机制的建立，现存的交往形式还是迅速出现在了新的交往领域中”[12]相契合。然而，以网络媒介为主体的社会交往空间的容纳度和饱和度越来越高，但相对应的对该社会交往空间的规范体系却依然有待完善。这种反向逆差必然导致漏洞的存在，亦会造成许多矛盾。个别人瞄准漏洞，随意散播负能量，以攻击他人的方式发泄自身不满。青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关键期，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容易受到诱惑走上不良之路。因此，网络空间更要加以规范，既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也要对互联网内容建设加强把控，明确互联网各类信息管理主体的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正是因为虚拟空间的延伸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培育青年公共精神的重要阵地，所以更要保证其干净、透明，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共同体。
4.培育主体的缺位
一方面，部分学校对校园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校园文化建设是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公告栏”的榜样示范，对在学习、工作、公益实践、文体活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奖励展示。借助榜样的力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效果，激励青年以更加积极、正面、热情的精神面貌参与学习实践和公益活动，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帮助青年形成稳定的、积极向上的公共精神面貌。但在现实教育，仍有一些学校未充分利用学校文化建设资源，存在宣传主题单一、更新速度较慢等问题。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位。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高学历低素质”的现象。“不能输在起跑线”式的教育培养的未必就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唯分数至上”式的教育亦有可能培养出“高分低能”的孩子。家庭教育的缺位严重影响了青年公共精神培育效果。
三、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实现路径
从公共伦理学角度来看，影响公共行为主体进行公共行为选择的伦理动因表现有三个方面：公共行为义务（他律）、公共行为良心（自律）和公共行为价值目标（他律和自律的统一）。[13]所谓公共行为义务（他律），即强调公共行为主体从社会和公共利益角度来规范行为;所谓公共行为良心（自律），即要求体现公共行为主体的责任感;所谓公共行为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共善”，也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言之，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就是要使广大青年在进行公共行为选择时，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公共善”。
（一）他律：培育主体的回归
国家层面。要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平台，以“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性建设为契机，为青年发展搭建实践平台，这是培育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有效实践路径之一。
社会层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并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要求新时代青年要增强本领、勇于担当，做时代新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规范着新时代青年要理性表达，共同维护社会和谐，构建稳定的社会关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激励着新时代青年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对国家尽忠、对工作负责、对人友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实践为落脚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过程即是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涵养过程，将公共空间的鲜活个体凝聚起来，形成强大中国力量。另一方面，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汲取有利于培养青年公共精神的内容。“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4]，挖掘其中蘊含着的有利于培养青年公共精神的内容。
家庭层面。家庭是缩小化的社会，家庭教育在青年成长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其它教育环节所难以取代的。家庭是最基本的实践场域，父母要承担起教育子女成长成才的责任，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父母要以身作则，以己之言行，润子女之心灵，把良好的道德品德教授给他们。自觉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薪火相传，引导子女自觉遵守社会公共准则，积极培育青年公共精神。
（二）自律：青年公共精神的自我培育
首先，积极参与群团组织，培养群体意识。群团组织在青年成才成长中不可或缺，既是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的平台，也是实践途径。青年要积极加入群团组织，自觉团结在群团组织中，向广大优秀青年学习。在群团组织的锻炼中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心系人民、服务社会、关怀国家;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世界，指导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贡献力量。积极借助群团组织平台，参与社会实践、参与义务支教以及下乡活动等志愿服务，在实践中培育和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涵养自身公共精神。
其次，积极参与学校与社区建设。青年是公共生活的现实主体之一，要在实践中培养其公共理性，即公共性的合理原则。要通过实践加强青年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培养其公共意识，即对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思维认同，进而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15]学校与社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交往空间，在学校生活与社区建设内，青年更应积极作为，建言献策，践行青年公共精神养成。 最后，自觉遵法守法，净化网络交往空间，维护网络生态安全。网络的普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现实空间交往里的群体迅速聚集到虚拟空间，青年以社会事件为聚焦点，在微信、微博等场域展开对话交流与讨论，形成新的交往空间。良好的的网络舆论氛围并不意味着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要基于事实发声，不能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更不能跨越宪法法律红线。青年要自觉遵法守法，净化网络交往空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交往氛围。一是要提高对信息的辨识能力。面对各种网络舆情，青年要提高自身辨识能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诱惑。二是要发挥青年“意见领袖”的正面作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树立典型示范，发挥榜样的力量。三是要做到“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培养家国情怀，胸怀天下，不断学习，提升本领，增强自我竞争力。
（三）目标：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首先，追求“公共善”的价值目标。青年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阶段，要加以重视和引导。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16]除了青年要对自身有高要求、高标准之外，完善、健全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规则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参照系，利于社会的有序运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国家、社会追求“公共善”的目标，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对青年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培育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价值旨归。
其次，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希望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易言之，从内涵与本质而言，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公共精神就是回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即培养对国家、对社会具有公共关怀和积极进取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有志青年。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于和平，长于盛世，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青年应当以饱满的热情“挥斥方遒”，迎难而上，勇担时代重任，不负历史和人民的期待。
四、结语
新时代青年要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所作为，民族才有希望和未来，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利于青年树立规则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新时代青年对国家、社会、民族的关心，将在实践中促使其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个人社会公德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和群体思考力，敢于追梦、勤于圆梦，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实现国家民族理想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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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伟.哲学视域中的共同体理论——兼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03）：88-97.
[4]亓光，许佳.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关系[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3-14.
[5]新华社.中共中央國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N].人民日报，2017-4-14（01）.
[6][12]（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23，15.
[7]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全文）[EB/OL].（2019-08-30）[2020-08-04].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8]户晓坤.新媒介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与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J].思想理论教育，2017（08）：80-84.
[1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8.
[13]冯益谦.公共伦理学[M].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160.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15]杨淑萍.公共精神的生发逻辑及青少年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J].教育研究，2018（03）：27-3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8.
责任编辑 晨曦
关键词：公共精神;青年;人类命运共同体
公共精神作为一种个人之德、社会之德和国家之德，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亦是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时代要求。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视野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相关概念界定
（一）公共精神
首先，共同体是公共精神的培育土壤。最早涉及到共同体概念的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共同体，强调的是对于公共领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亚里士多德说：“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他自己，而要认为所有公民都属于城邦。”城邦共同体内的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建言献策，维持着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精神是指社会成员以独立、自由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超越自我意识的局限，积极主动地关注公共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并致力于遵守和维护公共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的意识和观念”。[1]“公共性”是其本质特征，公共场域是其生成基础，公共交往是其维系纽带，公共关怀是其内在要求，公共利益与公共善是其价值旨归。公共性，从哲学层面上讲，是社会的公共与共同属性;从政治学层面上讲，是公众的、公共的以及共同的。本质上说，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桥梁，生活其中的人都遵守着共同的价值与规范。从依赖于自然生存的原始共同体方式到古希腊的政治或者城邦共同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形式的物化共同体，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共同体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发展变化过程。
其次，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可以发现其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公共利益、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等内容都有涉及到公共性的问题。人类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共同体发展变化的过程，“共同体在不断的瓦解和重构中经历着公共生活的退化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从实体共同体到转变为符号共同体”。[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自身与人类的解放而努力，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由“对物的依赖”阶段所形成的共同体，到“货币—资本”操控下的异化共同体，再到摆脱被奴役、被剥削阶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共同体阶段。
再次，聚焦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公共”基因。区别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方语境下的基于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更多的是基于儒家伦理影响下从“私人领域”的修身齐家延伸到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理念中所体现的“公”。古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家社会关怀;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以“三纲五常”作为规范社会伦理所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其本质更多的是以血缘与宗法关系作为内在核心的凝聚力，从而服务于国家共同体，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现状。
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虽然两者在现阶段还未完全统一，但是不可否认都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发展，是从‘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逐步过渡的真正实践”[4]，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之需，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总而言之，公共精神与公共场域、公共交往息息相关，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具有的关怀与责任担当意识，为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而凝聚在一起追求公共善的价值旨归。
（二）青年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强则国家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年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以下简称“规划”）的目标和要求。规划开篇对“青年”进行了年龄界定：本规划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规划中涉及婚姻、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时，年龄界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5]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青年是最有朝气蓬勃的一代。对青年进行年龄段界定，有利于明确本文研究和讨论的对象主体的范围。
（三）青年公共精神
首先，青年公共精神作为一种社会之德，亦符合“道德（Moral）必须在公共交往过程本身中确立下来”。[6]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内含于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过程。前者是实现后者目标的现实路径，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导，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其次，青年公共精神就是指青年们拥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和思考能力，关心国家社会，以良好的公德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和以高度担当的责任意识处理事务的精神。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就是培养青年们在新时代下对国家民族的归属认同与责任感，对社会的积极关怀，以提升自身道德素质和能力为起点，以新时代际遇为契机，以实际行动为落脚点，将个人理想的实现融入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 二、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现状及原因
（一）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现状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使得世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存在一定困难。
1.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
社会公德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对社会稳定起着积极作用，保障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何谓公德，公德意指人们在以社会公共生活为交往空间的共同体中，为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运行而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公共领域区别于私人领域，具有公共性和非排他性，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要具备社会公德意识，遵循道德规范准则。然而期望与现实之间还是存有一定的差距，不让座、不文明坐姿、在旅游景点随意涂画等以己为中心，不顾他人感受的现象恰恰折射出了个别青年社会公德的缺失。此外，明星效应明显。以明星为代表的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呈现在公众面前。以博得观众眼球、追求利益目的的从业者似乎模糊了公私领域的界限，失去了道德情操和职业情操，跟踪、偷拍等行为，侵犯别人隐私的背后体现了部分青年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以及娱乐市场文化体制机制的有待健全。公德的践履依赖于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其中存在的所有道德主客体及其相互间伦理关系的“公共性”认同，关注的是为“公”的精神。因而，公共精神的培育对社会公德意识的涵养至关重要，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2.主体意识的淡漠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随处可见，无障碍式的网上交流与互动，同时伴随着快餐式文化和碎片化的阅读，最终造成了群体思考力的缺乏。比如，“明星人设”的问题。青年粉丝们对自己喜欢的爱豆（俗称：偶像）看到的只是由娱乐公司包装打造出来的“可爱、成熟、搞笑、高冷、负责任”等形象，一旦“人设崩塌”便觉得受到了欺骗，发起了群体性的声讨。其实，这恰好说明青年粉丝群体思考力的不足。当一件事情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时，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站位”，失去了客观公允的中间立场，舆情反倒成为了评判的标准。缺乏自我思考能力，便是自我主体意识缺失的重要表现，难以认识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3.责任意识的缺位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作為一个虚拟的、延伸的、扩大的公共交往空间，也带来一定的追责困境。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54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9.1%，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为33.1%，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笔记本电脑上网、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46.2%、36.1%和28.3%，互联网普及率达61.2%。[7]在以电子产品为媒介的互联网公共场域中，网民们对热门网络事件评头论足，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个别网民缺乏责任意识，肆意发表不当言论，造成恶劣影响。殊不知，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个人言行亦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以自我意识、自我限制与自我承担为基础的内在责任意识是现代公共精神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维”。[8]
4.社会参与意识的减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作为现实的个人离不开社会，基于社会共同体，人与人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社会交往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在一个追求“快”速度的时代里，快餐文化、快餐式消费、快速度的生活方式包围着“快时代”的每个人，缺失了对反思与追问、坦然与沉淀的思考。个别青年过度关注自身利益，对社会责任承担较少。譬如志愿服务，由于花费时间长且无报酬，对专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个别青年则缺乏吸引力。又如“三下乡”服务活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人力成本，在衡量对比后，个别青年则会因为时间成本太大、投入与收获的不对等而拒绝参与其中。事实上，正是社会参与意识的减弱才使得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得不到实践。
（二）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存在不足的原因
1.个体化时代的来临与个人利己主义的盛行
工业文明带来的是对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或者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的冲击，趋向于形成“陌生人”社会。“资本—货币”共同体下的生存法则更多关注的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9]“异化”下的人们部分丧失了对自我、对社会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说：“我们的大学，现在的教育，包括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些人选择时会把利益的衡量放在首位，考量其能够带给自己多少好处以及值不值得去做。此外，个体化时代的特点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面。“宅文化”的流行，“葛优躺”的调侃，“佛系”话语的流行，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个性差异。异化劳动下“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0]个体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趋向于虚拟，现实生活空间的窄化影响了人们的交流与交往，对以公共生活为场域的公共精神的培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打通虚拟与现实的“茧”，建构对话体系与桥梁，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就是一个很好的话语建构，是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沟通的润滑剂。
2.社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其中“如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人的现代化以及青少年问题、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等研究成果，都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借鉴和应用。”[11]从人口结构层面来讲，人口结构是按照特定的标准在一定时空上体现人口内部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以及人口地域结构。近年来，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人口流动使得公共交往空间越来越趋向于“陌生人”社会，也带来诸多现实问题。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所依赖的伦理规范在趋向于“陌生人”社会的交往中的影响能力在减弱，而新的规范准则体系不够完善，因而两者之间的撕裂需要弥合，矛盾需要协调。当社会规则体系完善起来后，“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化的过程，便是青年公共精神形成的过程，两者同向而行，相辅相成。 3.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
互联网普及率的上升，人们的交流逐渐建立在虚拟空间上。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微信”“微博”“知乎”“贴吧论坛”等成为青年学习、交流、娱乐的新场域，作为公共场域的虚拟延伸，是对原有社会交往空间的拓展，这也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在关键因素——公共性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随着信息交流机制的建立，现存的交往形式还是迅速出现在了新的交往领域中”[12]相契合。然而，以网络媒介为主体的社会交往空间的容纳度和饱和度越来越高，但相对应的对该社会交往空间的规范体系却依然有待完善。这种反向逆差必然导致漏洞的存在，亦会造成许多矛盾。个别人瞄准漏洞，随意散播负能量，以攻击他人的方式发泄自身不满。青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关键期，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容易受到诱惑走上不良之路。因此，网络空间更要加以规范，既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也要对互联网内容建设加强把控，明确互联网各类信息管理主体的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正是因为虚拟空间的延伸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培育青年公共精神的重要阵地，所以更要保证其干净、透明，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共同体。
4.培育主体的缺位
一方面，部分学校对校园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校园文化建设是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公告栏”的榜样示范，对在学习、工作、公益实践、文体活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奖励展示。借助榜样的力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效果，激励青年以更加积极、正面、热情的精神面貌参与学习实践和公益活动，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帮助青年形成稳定的、积极向上的公共精神面貌。但在现实教育，仍有一些学校未充分利用学校文化建设资源，存在宣传主题单一、更新速度较慢等问题。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位。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高学历低素质”的现象。“不能输在起跑线”式的教育培养的未必就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唯分数至上”式的教育亦有可能培养出“高分低能”的孩子。家庭教育的缺位严重影响了青年公共精神培育效果。
三、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育实现路径
从公共伦理学角度来看，影响公共行为主体进行公共行为选择的伦理动因表现有三个方面：公共行为义务（他律）、公共行为良心（自律）和公共行为价值目标（他律和自律的统一）。[13]所谓公共行为义务（他律），即强调公共行为主体从社会和公共利益角度来规范行为;所谓公共行为良心（自律），即要求体现公共行为主体的责任感;所谓公共行为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共善”，也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言之，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就是要使广大青年在进行公共行为选择时，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公共善”。
（一）他律：培育主体的回归
国家层面。要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平台，以“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性建设为契机，为青年发展搭建实践平台，这是培育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有效实践路径之一。
社会层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并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要求新时代青年要增强本领、勇于担当，做时代新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规范着新时代青年要理性表达，共同维护社会和谐，构建稳定的社会关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激励着新时代青年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对国家尽忠、对工作负责、对人友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实践为落脚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过程即是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涵养过程，将公共空间的鲜活个体凝聚起来，形成强大中国力量。另一方面，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汲取有利于培养青年公共精神的内容。“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4]，挖掘其中蘊含着的有利于培养青年公共精神的内容。
家庭层面。家庭是缩小化的社会，家庭教育在青年成长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其它教育环节所难以取代的。家庭是最基本的实践场域，父母要承担起教育子女成长成才的责任，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父母要以身作则，以己之言行，润子女之心灵，把良好的道德品德教授给他们。自觉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薪火相传，引导子女自觉遵守社会公共准则，积极培育青年公共精神。
（二）自律：青年公共精神的自我培育
首先，积极参与群团组织，培养群体意识。群团组织在青年成才成长中不可或缺，既是青年公共精神培育的平台，也是实践途径。青年要积极加入群团组织，自觉团结在群团组织中，向广大优秀青年学习。在群团组织的锻炼中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心系人民、服务社会、关怀国家;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世界，指导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贡献力量。积极借助群团组织平台，参与社会实践、参与义务支教以及下乡活动等志愿服务，在实践中培育和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涵养自身公共精神。
其次，积极参与学校与社区建设。青年是公共生活的现实主体之一，要在实践中培养其公共理性，即公共性的合理原则。要通过实践加强青年对公共价值的理解，培养其公共意识，即对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思维认同，进而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15]学校与社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交往空间，在学校生活与社区建设内，青年更应积极作为，建言献策，践行青年公共精神养成。 最后，自觉遵法守法，净化网络交往空间，维护网络生态安全。网络的普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现实空间交往里的群体迅速聚集到虚拟空间，青年以社会事件为聚焦点，在微信、微博等场域展开对话交流与讨论，形成新的交往空间。良好的的网络舆论氛围并不意味着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要基于事实发声，不能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更不能跨越宪法法律红线。青年要自觉遵法守法，净化网络交往空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交往氛围。一是要提高对信息的辨识能力。面对各种网络舆情，青年要提高自身辨识能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诱惑。二是要发挥青年“意见领袖”的正面作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树立典型示范，发挥榜样的力量。三是要做到“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培养家国情怀，胸怀天下，不断学习，提升本领，增强自我竞争力。
（三）目标：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首先，追求“公共善”的价值目标。青年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阶段，要加以重视和引导。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16]除了青年要对自身有高要求、高标准之外，完善、健全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规则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参照系，利于社会的有序运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国家、社会追求“公共善”的目标，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对青年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培育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价值旨归。
其次，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希望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易言之，从内涵与本质而言，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公共精神就是回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即培养对国家、对社会具有公共关怀和积极进取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有志青年。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于和平，长于盛世，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青年应当以饱满的热情“挥斥方遒”，迎难而上，勇担时代重任，不负历史和人民的期待。
四、结语
新时代青年要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所作为，民族才有希望和未来，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利于青年树立规则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新时代青年对国家、社会、民族的关心，将在实践中促使其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个人社会公德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和群体思考力，敢于追梦、勤于圆梦，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实现国家民族理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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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