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来自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至少在当年，以我当时的感觉与判断，以及我的朋友、同事和熟人们的说法，那的确有点轰轰烈烈。
　　当年，也就是20多年前，我们家的家教很严，平时连乱说乱动都不可以。因此，整个学生生涯的16年，其中包括上大学之前的2年“知青”生活，都绝对是洁身自好。大学毕业，我以自己优异的表现和成绩，再加上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而浪得的虚名，幸运地获得留城，分配到武钢职工医院卫生处，成为一名流行病医生。
　　我上班的医院，总有热心肠的中老年大夫们喜做媒婆，不断有人拿来照片，推荐各式人等。但是几乎没有完美的人，不是个子矮一点，就是老家在农村，或者一看照片的长相就令人生厌。于是一概谢绝。一晃，26岁了。同学们也都进入结婚高峰，更有神速者，几个月不见都生孩子了。于是，当一个偶然机会把一个工科男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马上接受了他。
　　我身高1.65米，他高我10多公分，二人都身条修长，他轮廓鲜明，我双眼皮又皮肤白皙，大家都赞好般配，我的虚荣心也很满足，就这样踏实进入下一个阶段：动手准备男婚女嫁的物质。不料，我忽然生病，腹部肿瘤，疑似恶性，要住院开刀，动大手术。我住院的病房里，连一双拖鞋都没有。首先想到买来拖鞋的，不是他，而是朋友。我不满了，质疑了。实质上，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天生写作者，我骨子里头是反叛的怀疑的、桀骜不驯的。我向往真正的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就在这个时候，偏巧，我未来的丈夫，我未来孩子的父亲，突然出现了。
　　共同的写作爱好为我们提供了见面机会，并且在一个讲习班相处了几个月。见面第一眼就有电闪雷鸣之感。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子，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我对未婚夫强烈不满意，他也是对妻子有强烈不满意。当时立刻有人向组织告密，跟踪盯梢，领导找谈话，党团组织要求坦白交代，单位以除名加以威胁，作家协会专人专案整黑材料，居委会窥探与监视，家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父母介入生气生病。狂风巨浪一波高于一波，直至法院起诉，警方诱捕，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有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抓到大新闻，真名实姓跟进报道，所用文字极具侮辱性，社会舆论一片喧哗。
　　一夜之间，我和他的大好前程被断送，优秀青年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忍泪含悲昼夜写冤情印材料，层层申诉。天昏地暗，身败名裂，而唯独那最初一刻发生的好感，却似盛开的焰火，被定格在永恒的瞬间，仿佛一盏孤灯，微弱的温暖照亮着持续了将近3年的官司，这场艰苦卓绝的官司最后终于打赢。那一个夜晚，当他剃着粗糙的犯人光头，孤家寡人，站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旁——这是他进监狱后被离婚剩下的唯一财产，深情地对我说：“嫁给我吧。”
　　我还能说什么？唯有泪雨滂沱。
　　我们一无所有地结婚了。一幢老旧筒子楼，一间借来的小房，四壁都被煤烟熏黄了。我们用白石灰刷出一个洁白纯净的二人世界。我们所有的抽屉都空荡荡的。
　　我从一个根本不想要孩子只想文学写作的女文青，变成了一个日思夜想期待受孕的妇人，一个月又一个月。不久，孩子真的来了！1988年1月19日，成为我此生最激动的日子之一，是再也不可能忘记或者模糊的记忆。
　　事情本来很简单：我怀孕了——和无数女人一样。
　　后来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当年人们和社会，只要稍有一点宽容度，只要容得下我和他，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公开坐下来，喝杯茶，交流与分析一下现状与利弊、道德与良心、家庭与责任等等，事情应该不会走向极端。遗憾的是，压抑和打击的结果是反弹得更高。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立》 作者：池莉）